這些修正案提高了憲法法院解散政黨的難度,憲法法院自一九六三年成立以來已經禁止了二十五個政黨活動,而同時其他歐洲長期民主的國家解散了四個政黨——德國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六年分別解散了納粹黨和共產黨,比利時在二四年解散了一個種族主義及排外政黨,西班牙在二三年解散了一個和巴斯克祖國及自由聯盟(Basque Homeland and Liberty )有關的政黨。許多民主觀察家都呼籲土耳其應該提出憲法修正案以讓土耳其憲法法庭更加難以禁止政黨活動,而現在,若要解散政黨,需要經過三分之二的憲法法院成員批准才行,較先前五分之三成員的門檻更高。在修正案後,議會選出兩名成員成為新的憲法法院成員,其中一位自律師協會推舉的三名候選人中選出,而另一位是土耳其審計院提名的三位候選人之一。事實上,這兩名新法官的意識形態更接近正義發展黨,也因此受到媒體及其他政黨批評。
而談到重組法官及檢察官高等委員會(High Council of Judges and Prosecutors,HCJP)時,批評的程度又高得多了,因為這是用來委任高等法院及國務委員會的決策單位,同時也主管法官和檢察官的任命、晉升及紀律處分程序。除了原有五名從高等法院及國務委員會選舉產生的成員以外,修正案授權選出額外十五名法官及檢察官高等委員會成員,阿布杜拉・莒內(Abdullah Gül)總統任命了四名新成員,司法學院透過選舉產生一名,餘下的十名新成員則是從土耳其的一萬一千名法官及檢察官中透過全國選舉產生,就政治上而言,這樣的發展過程意味著凱末爾主義者從一九二年代後對司法機構的掌控遭到削弱。
司法部門和軍事部門的事態發展顯示了,儘管凱末爾主義仍然有著強大的信奉者,但這套思想在土耳其已不再是顯學,部分自命為權威的「專家」甚至學者誇大了凱末爾主義者和其批評者(主要是保守派和自由主義者的聯盟)之間的角力,土耳其這種意識型態兩極性的分歧並非是獨一無二的例子,許多其他國家在面對這類議題(諸如宗教與國家的爭議)時也面臨了社會的政治分裂,如「兩個法蘭西之戰」(war of two Frances),近幾十年來的美國親世俗派及親宗教派之間也發生了「文化大戰」,此外,有學者認為,儘管有著這麼嚴重的兩極化,但凱末爾國家菁英、保守派政治力量如正義與發展黨、社會運動者如葛蘭運動(Gülen movement)的參與者之間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互相理解,或至少發展出一種對話的語言。
艾哈邁德.T.庫魯及阿爾佛雷德.史蒂本(Ahmet T. Kuru、Alfred Stepan)
艾哈邁德・T・庫魯(Ahmet T. Kuru)
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政治科學副教授以及前哥倫比亞大學後博士研究員,他的論文曾獲得美國政治科學協會政治與宗教類最佳論文獎。他的著作《世俗主義和宗教性的國家政策:美國、法國和土耳其》並獲得宗教科學研究中社會類傑出著作獎。
阿爾佛雷德・史蒂本(Alfred Stepan)
哥倫比亞大學民主、寬容與宗教研究中心的負責人,宗教、文化、公共生活研究所的聯合主任,政治學教授。他是《爭論比較政治學》的作者及《民主問題:過度及鞏固》及《建立國家民族:印度和其他多民族民主政體》的共同作者。並曾任美國國家科學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