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節錄)
胡博士不是那種會把自己的才華深藏不露的人。他有什麼,就披露什麼。他所知道的,他就全都表露出來──在他的書裡、在他的言談之中、在他的一舉一動裡。他不相信人應該隱藏任何東西。他沒有秘密(mystery):在他身上只有陽光,沒有陰影。他的心靈就像一個一望無垠、晶瑩剔透的湖泊。它沒有羅曼蒂克的深淵,也沒有來自其他世界的回音。對這樣一個湖泊,我們所關注的,不是在其湖底,而是在其映照了一切的湖面。它的力量,在於給予了我們這個宇宙整齊、清亮、井然的圖像。在這些圖像裡,陰影(nuance)、靈魂、宗教都沒有其存在的位置。
這是北大英語系教授溫源寧1934年在英文《中國評論》(The China Critic)上所發表的一篇〈哲人:胡適博士〉(Dr. Hu Shih, A Philosophe)裡的一段話。
作為形容胡適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不躲躲藏藏的人,這段話再典型、再透徹不過了。只是,胡適真的是這麼樣的一個人嗎?胡適很可能從來就不是這樣一個人。他會給人這樣透明的印象,就是他高明的所在。換句話說,他隱藏得高明,一點都不露痕跡。當然,也有可能,在胡適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是這樣透明的一個人。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他在黑暗、渾濁的社會,特別是政治圈裡,見識到政壇上的輝煌騰達彷如朝花夕露,處處是爾虞我詐以後;在他自己躲過了一些暗箭、受過傷、以至於中箭下馬以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從此,他就再也不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不躲躲藏藏的人了。不管胡適是生性本來就不透明,還是歷練使他如此,這所說明的事實是:胡適之的朋友口中的胡適,不見得是真正的胡適。
到了1930年代大步邁向保守、與蔣介石妥協的胡適,早就已經不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的人了。1946年從美國回到中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他,更已經是一個極其不透明、躲躲藏藏的人了。到了1949年流亡美國以後,他就完全已經成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密不透風。那已經不再晶瑩剔透的湖泊雖然失去了其映照的能力,至少陽光還能入水幾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不要說是陽光了,它可是連刀槍都不入。胡適是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的真相,就在《口述自傳》的訪問過程中原形畢露。
唐德剛1958年在紐約幫胡適所作的《口述自傳》,用唐德剛自己的話來說,「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唐德剛說,胡適當初作《口述自傳》的時候,他所想像的「將來的讀者」是美國治漢學的研究生。這就決定了這個《口述自傳》的章目結構及其材料的取捨。更讓人心嚮往之、恨不得有記錄留下來的,是「在那十餘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中文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鬚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髮無鬚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唐德剛所沒有告訴我們的,是為什麼胡適這本《口述自傳》「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真正的理由。唐德剛沒告訴我們,有可能是要為賢者諱、為胡老師隱。所以他才會曲筆地說《胡適口述自傳》的章目結構及其材料的取捨,是取決於胡適當初所想像的「將來的讀者」──美國治漢學的研究生。事實上,口述訪問的大綱是唐德剛跟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已經擬好的,只是胡適因為顧忌太多,不願意遵照而已。
當然,唐德剛沒信筆直書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唐德剛把胡適的《口述自傳》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已經是這個「口述自傳」的工作完成二十年以後的事情了。訪問過程中的細節他可能早就已經忘卻了。幸好哥倫比亞大學留下了「中國口述史計畫」(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之下的「胡適口述自傳」的報告以及來往信件。這些資料就把胡適這個「口述自傳」為什麼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的真正的原因暴露無遺了。
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的主持人是哥大的兩位教授:中國史教授韋慕庭(Martin Wilbur)與經濟系教授何廉。韋慕庭和何廉在1958年2月間,可能是透過唐德剛,聽說胡適願意接受「中國口述史計畫」的訪問作口述史。他們立刻與胡適約在2月25日午餐談這件事。等細節商定以後,唐德剛就在3月21日第一次帶錄音機跟胡適試作錄音。4月2日,胡適啟程到台北去出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並主持第三次院士會議,訪問的工作於是暫停。一直到胡適在6月21日回到紐約以後,唐德剛才能開始安排訪問的工作。
韋慕庭很體貼地為口述訪問作了妥善的安排。訪問的地點在哥大。他請胡適搭計程車到哥大。計程車的費用由哥大每兩個星期根據胡適報銷的收據付給胡適。如果胡適能夠在一天當中在上午與下午各作一次的訪問錄音,就請唐德剛帶胡適到哥大的「教授俱樂部」午餐。
根據唐德剛的報告,胡適「口述自傳」在1958年7月18日正式開始。到了9月27日,一共作了16次的訪問錄音。每次平均四小時。錄音訪問的總時數是64個鐘頭。這16次、64個鐘頭的訪問錄音,在唐德剛整理以後,打出來的打字稿有332頁。一共分三個部分,28個子題(其實是29個子題,詳下文)。這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胡適口述自傳》的初稿。這個初稿只是「中國口述史計畫」原先策畫好的口述自傳的三分之一而已。
哥倫比亞大學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作得極為認真與嚴謹。就像現任哥大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先生所說的:從事訪問工作的人幾乎全為正規中國史專業科班出身的學者。「採訪者從相對有限的採訪中獲取盡可能多的、有用的歷史信息,並查對史實,糾正錯誤;將錄音轉錄、整理成傳記文稿;將文稿翻譯成英文;文稿正式出版時,又負責編輯、校對等。」換句話說,哥大這個口述史計畫不是讓受訪者信口開河的。所有訪問者都必須在訪問之前作好基本的研究與準備。接著,訪問者還必須在口述訪問的基礎上,從事查證、與受訪者再核對,以及補充的工作。最後,在整理、增補、校對以後,打出最後的訪問稿。
同樣是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下的成果,顧維鈞的口述史長達10,436頁;何廉的口述史也有用小號字體打出來的450頁。胡適這個口述自傳的332頁,為了方便胡適增訂起見,是用大號字體打出來的。而且,這個口述自傳只完成了原計畫的三分之一(其實不到三分之一,請參見下文「修訂暫定大綱」),實在是令人失望。
這個只完成了原擬計畫三分之一的口述自傳的三個部分,確實「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用唐德剛自己在結案報告裡的話來說,第一個部分:家庭與幼年生涯。胡適說關於他的家庭的故事,他已經在中文裡寫過很多了,將來只要把它們翻成英文就可以了。他說得比較多的,是他完全沒有記憶的父親。對他最親愛的母親,則一句話也沒有。胡適解釋說,有關他母親的事蹟,他都已經在《四十自述》裡說過了,沒有重複的必要。第二部分:留美生涯。基本上是他《留學日記》的濃縮版。唐德剛為胡適辯護說,雖然沒有新資料,但作為他晚年對他自己留美初期教育的回顧,還算是有意義。第三部分:中國的文藝復興。這個部分也是胡適以前所寫過的東西的濃縮版。唐德剛略帶嘲諷地說,那些作品:「胡博士曾經自誇說有一千萬的中國人讀過。那些舊作裡的幾個主旨,博士到今天仍然拿出來說教。」
胡適在1958年10月30日又離開紐約回台灣,繼續去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位。他什麼時候會有時間再回紐約,甚至是否有時間繼續「口述自傳」的工作,都已經不是任何人所能預料的了。唐德剛於是就在10月20日把這個「口述自傳」的初稿呈交「中國口述史計畫」,作為結案報告。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輿論界牛耳,保守政論家
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胡適無疑地是第一人,而且樂在其中。1941年11月13日,他應邀在美國「記者協會」(the Sigma Delta Chi)在路易斯安那州所舉行的年會上作了一個演講:〈在現代中國辦報、編雜誌的快樂〉(Thrills and Adventures of Pamphleterring Journalism in Modern China)。他在這篇演講裡說:
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產物。幾乎所有中國這五十年來在社會、思想、教育、與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報章雜誌鼓吹出來的結果。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一心只在於宣揚他們的理念。
毫不意外地,胡適用來作為例證的報章雜誌,就是《新民叢報》、《民報》、《新青年》,以及他在1930年代主編的《獨立評論》。同時,胡適特意表彰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的特質。他以《獨立評論》是由同仁認捐而辦起來的事實作為例證,證明他們不是在維護既得利益,而永遠是為他們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
胡適在這篇演講裡的盲點當然很多。首先,「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產物。」這句話就似是而非。只有在特定的意義下,這句話才有其意義。然而,其所在在顯示出來的,是胡適的菁英主義,以及他以「文」概全的傾向。其次,「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並不就表示他們是獨立和超然的。只要是人,就會有立場、有意識形態。胡適所自詡「獨立」的《獨立評論》亦然。蔣廷黻在1934年12月28日給胡適的一封信,就一語道破了這個事實:
你對我的政治偏右不贊成,對我的經濟偏左也不贊成嗎?《獨立》的政治主張已經夠灰色了,經濟簡直沒有主張。投經濟稿子的人似乎更帶書氣,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因此喪失一個很好指導輿論的機會。
蔣廷黻承認他自己的政治立場偏右、經濟立場偏左。他批評《獨立評論》有「沒有主張」──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的立場,更有投稿的人有「不敢有所主張」的立場。他所期許的,是《獨立評論》應該要有「指導輿論」的抱負。這就在在地說明了《獨立評論》不是超然的,而是有它所希望的「立場」出現的「立場」。事實上,騙子不可怕,鄉愿才可怕,面善心惡的人更可怕。同樣地,一個人有立場不可怕,說他沒有立場的人才可怕,說自己立場超然的更可怕。
《獨立評論》是研究胡適在1930年代言論最重要的資料。研究這些資料的論文著作已經是多到了汗牛充棟的地步。然而,胡適在1930年代的言論卻仍然是一個亟待釐清的領域。造成這個矛盾的現象的最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受到先入為主的觀念所誤導。於是錯把這先入為主的觀念作為前提,從而去尋找符合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的資料來證明這個前提。第二、沒有把胡適的觀念放在他整個思想脈絡之下來審視,因此不能瞭解他的某些觀念之間的連貫性。第三、墮入了「胡適說過就算主義」的謬誤,不知道除了胡適自己思想的脈絡以外,還需要去追尋胡適從美國所擷取、挪用過來的思想的來源。
受到先入為主觀念誤導的例子,最直接的,莫過於胡適及其所主編的《獨立評論》。歷來研究胡適的人,認定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們於是就接著認定,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胡適一定是自由獨立、站在超然批評政府的立場的人。他們不知道自由主義也有激進與保守之分。同時,他們更不知道1930年代的胡適已經一面倒地擁護蔣介石。因此,胡適所主編的《獨立評論》固然有其「自由」與「獨立」的一面。然而,它所楬櫫的,是一個保守的政治哲學。
這個時候的胡適不但已經跟蔣介石妥協,他的政治哲學,已經從1920年代初期的「好政府主義」降低到「有政府就可主義」。為了作到「有政府就可主義」,胡適寄望蔣介石能夠建設出一個新的政治「重心」,以便使中國能夠至少走上「有政府」的第一步。由於胡適認定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一個政治的「重心」、還在剛剛踏上「有政府」的篳路藍縷的階段,因此他才會楬櫫「無為政治」的理念。
如果先入為主的觀念讓研究胡適的人視而不見他保守的政治哲學,不懂得把胡適的觀念放在他整個思想脈絡之下來審視,就讓他們對「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這句話只能瞠目結舌,而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了。事實上,要瞭解「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這句話,就必須追溯胡適從1920年代初期開始楬櫫的「好政府主義」。他這個「好政府主義」,後來會從有「目標」、有「計畫」、進化到他在1930年代末期所嚮往的「專家政治」。如果胡適覺得當時的中國連「有政府」的門檻都還沒有跨進,「專家政治」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正因為如此,作為「幼稚園政治」的民主政治,就正是最適合用「無為政治」來撫育出「有政府」的幼稚中國了。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跟「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就像是一副對聯一樣,必須連在一起看。不管缺的是上聯或者是下聯,意思就不完整了。然而,要瞭解下聯,光看胡適自己在《獨立評論》裡的論述是不足的。由於中國對胡適而言是「幼稚園」,他當時自然就沒有申論「研究院」的「專家政治」理論的必要。一直要到他1939年10月去紐約參加杜威八秩壽辰祝壽學術討論會上,他才把他「專家政治」的理念闡述給他心目中的「研究院」裡的模範生的美國觀眾聽。胡適認為他是在幫杜威引申他自己一直沒有發展出來的「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他萬萬沒想到,他在會中被杜威的大弟子抨擊,以至於怏怏地離開了會場。但是,胡適那篇論文,最後還是發表在杜威八秩壽辰祝壽論文集裡。那是胡適「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的定論。
歷來研究胡適的人,對胡適在1930年代的言論還有一個重要的誤解,亦即,胡適對日本的策略。大家談得最多、幾乎成為定論的,是胡適對日本的「低調」,主張對日本妥協。會有這個誤解的緣由,就是因為沒有好好地、全盤地細讀胡適在那個階段的文章。這種誤解,就好像諺語「瞎子摸象」所嘲諷的,剛好摸到什麼地方,就說胡適是那個樣子。事實上,胡適對日本的策略不只有一個或兩個,而且不只是變過一次或兩次。從「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9月蔣介石派他去美國從事宣傳。六年之間,他對日本的策略就改變過八次。
保守的政治立場與哲學
胡適在1932年5月22日創刊的《獨立評論》的〈引言〉裡,如此形容他們創刊的理念: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正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作《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這「八、九個朋友」是誰?他們如何達成共識出刊《獨立評論》呢?根據蔣廷黻的回憶,他是發起人。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蔣廷黻在北大也兼一門課,每星期上課一次。他說由於他當時也是英文《中國社會政治學評論》(Chin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編輯,所以常常進城,跟北平的知識分子長相往來。有一晚,大家在「清華俱樂部」聚餐。參加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當時「九一八」已經發生了。大家很自然地談到了國難期間,知識分子能作什麼的問題。蔣廷黻提議辦一個政論性的週刊。在座諸人多表示反對,包括胡適。既然連大家引為龍頭的胡適都反對,蔣廷黻就打了退堂鼓。
江勇振
作者簡介
江勇振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張君勱傳》(臺灣商務,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社會工程與中國社會科學, 191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男性與自我的扮相:胡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2 (May, 2004), 305-332;“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25”(〈女性、母性與生物界通律:《婦女雜誌》的前半期,1915-1925〉), Gender & History, 18.3(November 2006), 519-543;《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聯經,2007;新星,2006);(增訂版)(新星,2012);《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聯經,2011;新星,2011);《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聯經,2013;浙江人民,2013);“Appropriating Dewey: Hu Shi and His Translation of Dewey’s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Series in China”(〈挪用杜威:胡適翻譯杜威在華的「社會政治哲學」系列演講〉),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7.2 (December, 2015), pp. 7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