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既有觀點的皇皇歷史大作，但以周密深嚴的研究為基礎，絕非淺薄的歷史翻案之作……這部出色且令人著迷的著作，最引人注目之處，乃是魏澤福的核心主張：成吉思汗推動各大宗教大聯合之舉，留下政教嚴格分離的遺風，而且美國的政教分離觀本身就得益於這一遺風的加持。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追根究柢是蒙古思想的體現……魏澤福以非常有力的論證闡明他的主張，從而進一步闡發了西方那麼多據稱擁有的成就其實源於東方一說。
——賽門．溫契斯特（ Simon Winchester）｜《紐約時報》書評
成吉思汗⋯⋯在世人心目中，絕非寬容精神的典範。但在這部描述他汗廷之律法與習俗的著作裡，成吉思汗不只是個支持宗教自由的人物，還是首開先河落實自由宗教之人。蒙古人的帝國裡有著諸多水火不容的宗教，為打造統一的帝國，蒙古人推出在魏澤福眼中影響了美國憲法制定者的政策……剖析成吉思汗思想，使這一主張更加站得住腳，而且為這個受誤解的人物增添了令人樂見的一個面向。
──《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傑克．魏澤福再度以成吉思汗為題，提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西方的政教分離傳統其實受到這位蒙古梟雄的宗教寬容觀加持。一部引人入勝、研究縝密、打破世人直覺認知的思辨性大作。
——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胡佛研究所暨史丹福大學古典學課程與軍事史高級研究員、《 殺戮與文化》（Carnage and Culture）作者
導讀：
成吉思汗的宗教自由政策及其歷史遺產
蔡偉傑╱
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如果要票選在世界史上影響最大以及最具爭議性的帝王，我想成吉思汗應該有機會排入前三名。過去成吉思汗與他一手建立的蒙古帝國在歷史上的評價一直相當兩極，即便在其故鄉蒙古亦然。在伊斯蘭世界中，成吉思汗被認為是上帝之鞭，而且殘殺了許多穆斯林，而後來其孫旭烈兀更終結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統治，自此伊斯蘭世界失去了共主；但是蒙古帝國的征服與伊斯蘭化也有助於伊斯蘭教的廣為傳播。在俄羅斯世界中，蒙古統治所造成的「韃靼桎梏」（Tatar Yoke）被視為是俄羅斯發展落後於西歐的主因，但是在蒙古庇護莫斯科大公國作為收稅與統治的代表下，也創造了後者日後崛起的條件。在中國，元朝的統治過去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逆流，漢文化與儒家思想受到打壓，科舉制度一度停擺；但是蒙古人打破超過百年的中國南北分裂態勢，使漢地重新得到一統，也奠立了後來大中國的領土規模。在蒙古國，原先在社會主義時期（一九二四～一九九二年），成吉思汗被認為是壓迫蒙古人民的封建領主，不能公開崇拜。直到一九九二年民主化之後這種情況才逐漸好轉。
近年來在引介成吉思汗與蒙古帝國的歷史給大眾的通俗非虛構作品中，傑克‧魏澤福的著作應該是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其首部與蒙古相關的作品《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英文版於二○○四年出版。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主張蒙古帝國所揭櫫的原則，諸如通行紙鈔、國家位階高於教會、宗教自由、外交豁免、國際法等，對於後來歐洲社會啟發甚大。而印刷術、火藥與指南針等三大科技在蒙古帝國時期東傳至西方，也促成了文學、戰爭與航海等方面的進步。可以說，成吉思汗所創建的蒙古帝國是近代世界的先聲。該書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長達數週。作者也因此獲頒蒙古國的北極星勳章，以表彰其推廣蒙古文化與歷史的貢獻。其第二本書《成吉思汗的女兒們》則探討女性在蒙古帝國建立的過程中被忽略的貢獻，例如成吉思汗的女兒們被作為政治聯姻的工具，穩定了蒙古帝國與周邊同盟國間的關係；成吉思汗過世後，其兒媳脫列哥那與孫媳斡兀立‧海迷失攝政所造成的混亂，還有其兒媳唆魯禾帖尼讓拖雷系的後裔能夠掌握大權的經過；最後是賢者滿都海可敦輔佐年幼的丈夫把禿猛可重振黃金氏族在蒙古的統治。 該書也堪稱是英語學界關於該主題的第一部綜合性專著，其重要性不可磨滅。而前揭二書的正體中文版也由黃中憲翻譯，並由時報出版社發行。二○一六年，魏澤福推出了他的第三部相關作品《征服者與眾神：成吉思汗如何為蒙古帝國開創盛世》英文版。如今正體中文版也由原班人馬擔綱出版，我個人也很期待本書中文版的面世。
在本書《征服者與眾神》的序言中，作者首先從吉朋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主張成吉思汗與歐洲哲學的寬容觀和新興國家美國的宗教自由之間的關聯開始談起，並且梳理了由法國學者佛朗索瓦‧佩帝‧德拉克魯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於一七一○年初版的《古代蒙古人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成吉思汗大帝的歷史》（The 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oguls and Tartars）一書在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流通與閱讀史。他發現美國獨立革命先賢之一的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曾經受該書中提到成吉思汗將宗教自由形諸法律的影響，以及維吉尼亞成文法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條款中對與成吉思汗的第一道法律在強調宗教自由的精神上的相似性。導論〈神的憤怒〉則說明成吉思汗自認為是上天派來懲罰穆斯林的人，因為穆斯林犯了過錯。自成吉思汗以降的蒙古大汗都深信上天透過祂所授予權力的那些人表達祂的意旨。而蒙古人的勝利和興盛正是他們得到天佑的證明。而成吉思汗晚年在阿富汗聆聽各宗教人士的說法，這種對神的追尋則必須要從他早年歲月的成長過程開始談起。
其後的正文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成為鐵木真」強調了蒙古境內的「神山」不兒罕合勒敦山在成為成吉思汗以前的鐵木真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蒙古人信仰長生天，而不兒罕合勒敦山則是讓成吉思汗最接近天的地方。在自己氏族和部落不願保護鐵木真時，不兒罕合勒敦山保護了他，而從他母親訶額倫和老獵人札兒赤兀歹那兒，他學到尊敬這座山，並視它為世界中心與生命源頭。而來自不兒罕合勒敦山的札兒赤兀歹更是鐵木真名義上和行為上的精神導師，幫他指出人生的正道。也因此，成吉思汗要求之後世世代代的蒙古人都要崇拜不兒罕合勒敦山。
第二部分「成為成吉思汗」則討論鐵木真在統一蒙古諸部後登基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後。反對派以其父好友蒙力克之子闊闊出‧帖卜騰格理為核心集結起來，成為成吉思汗的最大對手。闊闊出是一名薩滿，他自稱能跟神靈感應，勢力漸強，並教唆成吉思汗對付有可能篡位的弟弟合撒兒與帖木格。但後來成吉思汗聽從妻子孛兒帖之建議，除掉闊闊出。但是此舉也開了一個血腥的先例，即蒙古可汗頭一次殺掉自稱權力高於國家或可汗的宗教領袖。
第三部分「成為世界征服者」討論的是成吉思汗在向外擴張的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定居大國的賢者與宗教人士，例如兼通儒佛的耶律楚材、道教長春真人丘處機與佛教的海雲禪師等等。他利用這些賢者與宗教人士來協助他所征服的定居社會，因為他們大多有管理收稅和編纂法典的經驗。而成吉思汗應受佛教徒壓迫的西遼穆斯林之邀前往解救他們，則被作者視為是他的首次宗教戰爭。在征服西遼後，他下令每個人都應遵守自己的宗教，遵行自己的宗教信條--這也被視為是蒙古帝國首次將宗教自由的規定納入法律中。而成吉思汗後來拿下花剌子模後，創立了一個全新的穆斯林行政人員集團，並派他們到中國協助管理他們剛征服的領土。他利用穆斯林的文書本事，但又利用其中不同教派、族群，讓他們相互牽制，以限制每個宗教的潛在影響力。但一二二一年，蒙古人兵敗八米俺（即巴米揚），成吉思汗在這場敗戰中失去了他的愛孫莫圖根，成為他人生的一個轉捩點。成吉思汗尋求其他宗教，企圖找到能夠撫平人心的知識，並找到他所未參透的奧祕。因此成吉思汗在阿富汗時，召見了長春真人丘處機，但是這次會面卻不盡人意。他認知到宗教人士在治理他的龐大帝國上功用有限。他們會一些有用的技能，但長於論道，拙於行動，因此用處不大。
第四部分「成為神」則提到成吉思汗與薩滿、教士、學者、佛僧、道人、毛拉多次晤談之後，認為其中某些人真心求善，但無人展現了對道德、生命意義或神之本質的充分認識。他們和他一樣都只是努力想瞭解世界的人。而獨尊一教，貶抑他教，對其帝國是有害的。但是成吉思汗歸天後，蒙古帝國內部開始分裂，蒙古統治者也逐漸放棄宗教自由的政策方針。蒙哥汗為了征服南宋，必須爭取南宋周邊之佛教國家（如大理、吐蕃等）的支持，因此設計了一連串的佛道宗教辯論，而且偏袒佛教一方，以便崇佛抑道。後來旭烈兀西征，摧毀了阿剌木忒和報達（今巴格達），殺害哈里發和伊瑪目，則顯示成吉思汗的宗教寬容敕令已經不再得到尊重。直到成吉思汗過世後數百年，他的宗教自由想法才重獲十七世紀的法國學者關注。但他的遺風在十八世紀北美洲影響最大，北美殖民地的反英分子爭取獨立時，試圖尋求歐洲經驗以外的模式來借鏡。最後蒙古模式的宗教自由透過成吉思汗的傳記在北美流傳，而影響了湯瑪斯‧傑佛遜，並且成為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這也呼應了原英文版的副標題「世上最偉大的征服者如何給了我們宗教自由」（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
本書的內容與作者先前出版的兩部著作有不少重疊的部分，特別是在於蒙古帝國崛起與衰微過程的描述。如果說第一本書《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是綜論成吉思汗與其子孫所建立之蒙古帝國的興衰史與其歷史遺產；第二本書《成吉思汗的女兒》說的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國，在其子孫不成材的情況下，有賴於其女兒與兒媳等人才得以維繫，那麼本書說的就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國之所以衰微的原因，在於未能嚴守成吉思汗所立下的宗教自由大札撒。然而這種以宗教為綱領貫穿蒙古帝國興衰史的寫作風格，是本書最大的特色。而且對於成吉思汗所揭櫫的以法律保障宗教自由的做法影響後世美國革命先賢的發現，更是讓人大開眼界。
誠如作者所言，成吉思汗允許其子民各自信仰其宗教。但是這不代表成吉思汗尊重所有的宗教儀軌與做法，而且也曾發布禁令干涉這些信眾的做法。例如本書作者曾提過成吉思汗反對以割喉、放血至死的方式宰殺動物。但是他沒有提到的是，成吉思汗曾經發布關於回回（包括穆斯林與猶太人）宰殺牲畜習慣的禁令。蒙古人傳統宰殺牲畜的做法是在牲畜胸部切開一道口子，伸手入胸腔掐斷心臟主動脈使牲畜斃命，而且讓血留在體內。以符合蒙古人不濺血於地的習慣。但穆斯林與猶太人實行「潔食」（kosher）或「清真」（halal）之法，宰殺牲畜食必須切斷牲畜的頸部動脈，將血放乾，而且在宰殺與食用過程中都必須祝禱。因此蒙古人宰殺的牲畜對回回人而言是不潔的，因而不願食用。根據《元典章》的記載，成吉思汗就曾經因為回回此舉否定了蒙古帝國的權威，故禁止回回抹殺羊的作法，並且強迫他們食用依蒙古傳統宰殺的羊。這道禁令在窩闊台汗與忽必烈汗也都曾被重申。
另外，雖然成吉思汗允許其子民各自信仰其宗教，但並非蒙古帝國境內所有的宗教都能得到大汗的承認，並享有豁免賦役的特權。美國賓州大學東亞系教授艾騖德（Christopher P. Atwood）就表示在蒙古帝國境內允許自由信奉各種宗教的政策應該要與獲得國家認可並且得以豁免賦稅的政策分開討論。根據《元史》記載，往昔僅有五個宗教的神職人員獲得免稅特權：儒家、佛教、基督教、道教與伊斯蘭教。然而考慮到一二三二年才是蒙古最早注意到儒家的時間。因此追溯到成吉思汗時期獲得免稅特權的宗教應該有四個：佛教、基督教、道教與伊斯蘭教。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猶太教是一個特例。猶太教的信仰從未被禁，但是猶太教士則極少獲得免稅待遇或是得到國家的贊助。就我們所知，猶太教士一開始並未得到如同基督徒與穆斯林一般的免稅待遇，一二五一年蒙哥汗即位時再度確認了這項規定。直到一二九一年伊利汗國才給予猶太教徒免稅待遇，而要到一三三○年元朝才確認猶太教為得以免稅的宗教。成吉思汗所尋求的是能夠給予其統治宗教「卡里斯瑪」魅力（Charisma）的特定聖人，而非關注宗教的懺悔或教條。免稅優遇僅僅給予個體而非整個宗教。艾騖德認為宗教寬容並非蒙古宗教政策支持與保護四大宗教背後的主要思想。儒家與猶太教一開始被排除於豁免賦稅的宗教行列之外就是例證。兩者都同樣難以與蒙古的政治哲學相符合。由於儒士並未將其習慣解釋為一種對上天或神的祈禱，因而未被成吉思汗視為神職人員。而猶太教則由於未指向一個現存的國家，因此缺乏上天的確認，即所有真正的宗教都被賦予之至高無上的權力。
綜上所述，成吉思汗所給予其屬民的宗教自由與現代世界所謂的宗教自由的內容與實行上是否如此一致，其實還有值得探討的空間。不過本書從宗教信仰的視角來看待成吉思汗的崛起與蒙古帝國的興衰，以及對成吉思汗主張的宗教自由影響後世美國建國的主張也確實獨樹一幟。成吉思汗與蒙古帝國的歷史總能以各種不同形式，給予後世影響與啟發，我想這也是蒙古史之所以迷人的緣故吧。
「最會說故事的人類學家」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教授，致力於探尋成吉思汗與其蒙古帝國的歷史與文化，扭轉過去西方對於成吉思汗征服的負面印象。由於流暢的文字與長期田野調查的扎實基礎，在商業性與學術上皆獲得顯著的成功，《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曾佔據《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長達數週之久，也替魏澤福贏得了蒙古國北極星勛章的殊榮，無怪乎已故蒙元史泰斗蕭啟慶院士將他和同樣以敘事能力聞名於世的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並稱。
無論對成吉思汗是褒是貶，都不得不承認他是偉大的世界征服者（World Conqueror）之一，也是許多傳記創作的靈感來源。波斯史家志費尼（Juvaini，一二二六～一二八三年）於《世界征服者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中曾說：「運籌帷幄、料敵如神的亞歷山大，在使計用策上當是成吉思汗的學生；攻城掠池的妙策上，最好盲目地跟著成吉思汗走」。另外一方面，伏爾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的《中國孤兒》（The Orphan of China）劇作，則形容他是「暴躁易怒的諸王之王」，「讓亞洲的良田盡成荒野」，這位「暴君」的軍隊則是姦淫文明社會婦女的野蠻人，摧毀一切他無法理解的事物。魏澤福不以為然，他指出許多民族對於蒙古征服的負面評價，是推卸自身失敗與無能的藉口：例如俄羅斯將科技的落後，歸咎於「韃靼枷鎖」；波斯宣稱其文明衰落，是拜蒙古摧毀灌溉體系所賜；中國近現代的積弱不振，則歸咎於蒙古元朝、滿人清朝的壓迫與剝削統治。
魏澤福善用文化人類學者的能力，在廣袤的空間中，述說成吉思汗與蒙古帝國的歷史，從世界史的角度再評估蒙古征服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蒙古和平（盛世）」（Pax Mongolica）所帶來的國際貿易、科技轉移、全球文化與世界體系的發軔，可說是《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一書的核心看法。多年以來，雖然不乏歷史學者曾提出類似看法，呈現深入程度各有不同的著作，例如羅沙比（Morris Rossabi）、岡田英弘、杉山正明等，但魏澤福的創作所展現的臨場感與文化觀察深度，毋寧更具有特色。
魏澤福的創舉是把《蒙古秘史》（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當做密碼，讓自己跟著密碼「回到現場」，與考古、軍事、政治等領域專家合作，探索事件發生地的環境，再對照文本的記載，重新掌握、發掘成吉思汗的世界，講述形塑成吉思汗性格的環境，娓娓道來他的草原霸業與子孫的內訌。魏澤福傳神地形容自己是「跟著蒙古人走進歷史舞台」，從上帝的視角回到地面，展現對歷史的敬畏。最終，他總結蒙古征服所帶來的盛世使「全球覺醒」，為近代世界的各方面體制奠定了基礎。
《成吉思汗的女兒們》（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 How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Rescued His Empire）延續魏澤福擅長的碎片拼湊能力，對文本中的蛛絲馬跡提出大哉問，並不懈地追尋答案。他敏銳地注意到明代翰林院簡譯《蒙古秘史》中有句：「女子每行，賞賜咱。」（扎奇斯欽譯：「給本族的女子們恩賞吧」），開啟了他為蒙古皇室女子歷史的鉤沉之旅。《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為魏澤福帶來了殊榮，但《成吉思汗的女兒們》在撼動讀者的同時，不免引起爭議。蕭啟慶院士曾為此書初版的中譯本寫就精采的推薦序，我僅能狗尾續貂，相對於《秘史》本意的不公開，魏澤福則企圖「揭密」這些隱沒的蒙古皇室女性歷史。中文書名或許會引起一些直觀的誤解，實際內容上，遠遠不僅是成吉思汗的女兒、媳婦一代。第一部分聚焦於成吉思汗幾個出嫁的女兒（阿剌海別乞，也立可敦，拖萊與扯扯亦堅）身上，描述她們如何控制東西方絲路，經營世界性的金融組織。但或許因為矯枉，不免得過正，成吉思汗的兒子們，在魏澤福的筆下，成為愛好飲酒、作戰平庸的無能之輩，對成吉思汗的帝國帶來的傷害比建樹多。
第二部分則講述窩闊台、貴由與拖雷的妻子，這是成吉思汗的媳婦（daughter-in-law）們，尤其是拖雷之妻唆魯禾帖尼，魏澤福譽為蒙古人稱雄時代最能幹的女性，這個看法即便是蒙元史學者也無法挑剔。她有四個兒子成為大汗，被譽為「四帝之母」，這不僅僅是偶然與幸運所致，更與她的謀略與高明的政治手腕相關。同一部分，魏澤福也挖掘了忽必烈的女兒忽禿倫在元朝與西北宗王長年內戰中的重要角色，相較於《元史》，將戰功歸於忽必烈的男性後人，魏澤福對禿忽倫的描寫，確實令人驚奇。
第三部分聚焦於十五世紀（大約是中國明朝晚期）復興蒙古的達延汗背後被隱沒的賢者滿都海。魏澤福指出達延汗是比他年長十六歲的皇后滿都海一手培育的領袖，她是蒙古人眼中皇后的典範，甚至有人視滿都海為成吉思汗的化身。整體來看，魏澤福這本傑作的重心，主要是為滿都海翻案，他將達延汗時期復興蒙古的功勞，歸諸滿都海這位女性。蕭啟慶院士曾言，在許多缺乏史料的空間上，魏澤福可能不免有過度詮釋這些女性角色之嫌，但這僅是基於歷史研究立場的質疑，如同史景遷的著作成功遊走於歷史的理性與文學的感性之間，《成吉思汗的女兒們》或許輕信一些無可考察的歷史傳說，以致於學術上的說服力不足，但就歷史文學來說，魏澤福的貢獻主要在於跨越歷史研究者無法克服的障礙，成功結合田野考察、文本分析與文學想像，讓世人得以隨著他的創作，耳目一新。
《征服者與眾神》（Genghis Khan and the Quest for God: 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是魏澤福對蒙古宗教自由主義的極度推崇，並藉此思考他自身所處的西方與美國歷史發展，可說是第一部書的再延續，也是這一趟「旅程」的里程碑。他自述撰寫《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時讀到吉朋（Edward Gibbon，一七三七～一七九四年）的一段話：「成吉思汗與洛克（John Locke，一六三二～一七○四年）先生兩人的宗教法或許有個不謀而合之處」，就是在「卡羅來納基本憲章（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中體現的烏托邦式願景」。他自己也警覺到把蒙古帝國與美國的歷史產生聯繫，可能有些牽強，不過正是這個浪漫想像，支持著他追尋答案的熱情。雖然他始終未曾找到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一七三二～一七九九年）曾讀過《成吉思汗：韃靼史》（Zengis: A Tartarian History）這本傳記式小說的證據，卻透過一些蛛絲馬跡，堅信幾位美國開國先賢，諸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一七○六～一七九○年）、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一七四三～一八二六年）受到成吉思汗宗教自由思想的影響。
如果我們承認成吉思汗代表的是一種東方帝王的形象，那麼一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思想根源，甚為罕見與東方的文化發展有過直接的聯繫，甚至兩者常常是擺在對立面。魏澤福的嘗試十分勇敢，不管是說服東方還是西方的讀者（這種二元對立或許需要修正，但此處還是不可免俗），極可能兩面不討好，這正是《征服者與眾神》的創新與可貴之處。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還是應當盡責地提出一個疑問，美國先賢即便閱讀過關於成吉思汗的傳記作品，或知道大札撒的內容，是否就能順藤摸瓜地論證他們腦海中的「自由」，是受到成吉思汗與其帝國文化直接或間接影響？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蒙古治下的宗教自由，有豐富的史料證據，即使是忽必烈的元朝，法律的核心精神明確地遵循著「各從本俗（宗教、文化）」的原則，政策上也一直優待各種宗教人士。
綜言之，這三部鉅著的基礎，絕大部分立足於《蒙古秘史》，但由於《秘史》本身的文學特性與存在許多未解之謎，魏澤福的創作不免受到局限，需要依靠豐富的想像力與難以佐證的傳說補充，從歷史文學的角度看待，這些質疑也就不再尖銳。他透過文獻探討與實地考察，馳騁想像力於草原空間之中，雖然有時不免戲劇化地突出人物的性格，或者加油添醋地強化細節，以成就扣人心弦的故事，但無可否認，這是通俗文學與學術史料結合的成功範例。
成吉思汗作為研究與書寫的題材，不僅古老而且歷久不衰。廣義來說，中國的《元史．太祖本紀》可為濫觴，狹義則以十七世紀法國傳記作家德拉克魯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一六二二～一六九五年）利用了當時尚存、現今已佚的中亞多種語言文獻，撰成《古代蒙古人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成吉思汗大帝的歷史》（The 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oguls and Tartars），開啟近現代成吉思汗傳記的序幕。成吉思汗的傳記數量之多，亞洲史上的帝王與名人皆無出其右，通俗性作品如蘭姆（Harold Lamb，一八九二～一九六二年）的《人類帝王：成吉思汗傳》（Genghis Khan: The Emperor of All Men），書寫特色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卻謬於史實。在學術界影響最廣者，是俄國漢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B. Ya. Vladimirtsov，一八八四～一九三一年）的《成吉思汗傳》（The Life of Chingis Khan）以及法國東方學家格魯塞（René Grousset，一八八五～一九五二年）的《世界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World），前者讓成吉思汗的「天才野蠻人」（savage of genius）形象深植人心，小林高四郎（Kobayashi Takashirō，一九○五～一九八七年）就以此說法刻劃成吉思汗結合游牧戰士與草原領袖的理想性格。不過符拉基米爾佐夫的作品在俄國大革命之後，被指責具有「唯心主義觀點的本質」，受到「將成吉思汗的個人成就凌駕於社會發展之上」的批判，最終在壓力之下，於遺作《蒙古社會制度史》中改採唯物史觀描述成吉思汗的角色，否定西征的正面意義，但是他的《成吉思汗傳》，對於共產國家以外的學術界影響深遠。
格魯塞則是與東方學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一八七八～一九四五年）齊名的學者，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世界征服者》，雖是普及性讀本，卻嚴格遵守了歷史的客觀原則，除了生動傑出的敘述，極少發表個人議論，但透露著對成吉思汗英雄特質的崇拜，也解釋蒙古西征的殺戮，導因於蒙古文化與當時正義觀的局限，而非成吉思汗性格上的嗜殺。對於蒙古征服的影響，則文學性地描述：「將環繞禁苑的牆垣吹倒，並將樹木連根拔起，卻將鮮花的種子從一花園傳播到另一花園」，暗示其西征在促進文化交流上的正面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對於成吉思汗的各種書寫，基本上延續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的唯物史觀，秉持著「肯定其統一蒙古諸部的相關作用，卻不推崇成吉思汗的個人功績」，尤其是強調征服戰爭中造成了人民的傷亡、流離與對各地的破壞。但隨著共產世界中政治情勢的變遷，關於成吉思汗的評價也再度擺盪，例如一九六二年成吉思汗誕生八百周年紀念，大陸學者韓儒林為了反駁蘇聯對成吉思汗的否定，展現中方史學界的自主，強調成吉思汗對中國歷史的貢獻，以及西征功大於過的評價。蘇聯學界對此馬上做出回應，其科學院院士邁斯基（Ivan Mikhailovich Maisky，一八八四～一九七五年）撰〈成吉思汗〉一文，肯定其統一蒙古諸部的貢獻，但否定其征服價值。
與此同時，在成吉思汗的故鄉（外蒙古，即當時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處於蘇聯附庸的時代，蒙古人民一度喪失頌揚自己的民族英雄的自由，直到蘇聯解體之後，蒙古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勃興，展開對成吉思汗的重新評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學者比拉（Bira Shirendev，一九一一～二○○一年）的影響，他譴責過去共產政權對成吉思汗的評論是削足適履，曾說道：「成吉思汗在歷史上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他是一位功績與矛盾兼具，並且充滿傳說與神話的偉大歷史性人物」，更不無情緒地說：「他將繼續是（蒙古）民族的守護神」。
從上述成吉思汗傳記的書寫史，以及魏澤福的三部作品，讀者可以發現成吉思汗的形象與其帝國征服的評價，深深受到外在政治、學術環境與創作者的情感牽動。著有《世界征服者及其子孫》一書的蒙元史學者楊訥先生曾反思道：「何以相同的事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採用了不同的衡量是非的準繩」，這值得讀者放在心中，時時警惕。借用我的恩師蕭啟慶院士對中外成吉思汗研究的總結：「上帝的還給上帝，凱撒的還給凱撒」（Give 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aesar's, and to God the things which are God's）。成吉思汗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他愛酒、愛色、愛馬，更愛狩獵；他謹慎、自制、敬天，也磊落光明，學術研究者應該致力於將真實面貌還給這位歷史人物。
最後，我複述蕭啟慶院士對魏澤福作品的高度評價：「（魏澤福）兼具人類學家的細膩與史家的宏觀，閱讀他的創作，能給讀者帶來廣闊的視野、強烈的臨場感、優美的文詞與思想上的激盪」。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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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成吉思汗的宗教自由政策及其歷史遺產
蔡偉傑╱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如果要票選在世界史上影響最大以及最具爭議性的帝王，我想成吉思汗應該有機會排入前三名。過去成吉思汗與他一手建立的蒙古帝國在歷史上的評價一直相當兩極，即便在其故鄉蒙古亦然。在伊斯蘭世界中，成吉思汗被認為是上帝之鞭，而且殘殺了許多穆斯林，而後來其孫旭烈兀更終結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統治，自此伊斯蘭世界失去了共主；但是蒙古帝國的征服與伊斯蘭化也有助於伊斯蘭教的廣為傳播。在俄羅斯世界中，蒙古統治所造成的「韃靼桎梏」（Tatar Yoke）被視為是俄羅斯發展落後於西歐的主因，但是在蒙古庇護莫斯科大公國作為收稅與統治的代表下，也創造了後者日後崛起的條件。在中國，元朝的統治過去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逆流，漢文化與儒家思想受到打壓，科舉制度一度停擺；但是蒙古人打破超過百年的中國南北分裂態勢，使漢地重新得到一統，也奠立了後來大中國的領土規模。在蒙古國，原先在社會主義時期（一九二四～一九九二年），成吉思汗被認為是壓迫蒙古人民的封建領主，不能公開崇拜。直到一九九二年民主化之後這種情況才逐漸好轉。
近年來在引介成吉思汗與蒙古帝國的歷史給大眾的通俗非虛構作品中，傑克‧魏澤福的著作應該是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其首部與蒙古相關的作品《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英文版於二○○四年出版。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主張蒙古帝國所揭櫫的原則，諸如通行紙鈔、國家位階高於教會、宗教自由、外交豁免、國際法等，對於後來歐洲社會啟發甚大。而印刷術、火藥與指南針等三大科技在蒙古帝國時期東傳至西方，也促成了文學、戰爭與航海等方面的進步。可以說，成吉思汗所創建的蒙古帝國是近代世界的先聲。該書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長達數週。作者也因此獲頒蒙古國的北極星勳章，以表彰其推廣蒙古文化與歷史的貢獻。其第二本書《成吉思汗的女兒們》則探討女性在蒙古帝國建立的過程中被忽略的貢獻，例如成吉思汗的女兒們被作為政治聯姻的工具，穩定了蒙古帝國與周邊同盟國間的關係；成吉思汗過世後，其兒媳脫列哥那與孫媳斡兀立‧海迷失攝政所造成的混亂，還有其兒媳唆魯禾帖尼讓拖雷系的後裔能夠掌握大權的經過；最後是賢者滿都海可敦輔佐年幼的丈夫把禿猛可重振黃金氏族在蒙古的統治。 該書也堪稱是英語學界關於該主題的第一部綜合性專著，其重要性不可磨滅。而前揭二書的正體中文版也由黃中憲翻譯，並由時報出版社發行。二○一六年，魏澤福推出了他的第三部相關作品《征服者與眾神：成吉思汗如何為蒙古帝國開創盛世》英文版。如今正體中文版也由原班人馬擔綱出版，我個人也很期待本書中文版的面世。
在本書《征服者與眾神》的序言中，作者首先從吉朋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主張成吉思汗與歐洲哲學的寬容觀和新興國家美國的宗教自由之間的關聯開始談起，並且梳理了由法國學者佛朗索瓦‧佩帝‧德拉克魯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於一七一○年初版的《古代蒙古人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成吉思汗大帝的歷史》（The 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oguls and Tartars）一書在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流通與閱讀史。他發現美國獨立革命先賢之一的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曾經受該書中提到成吉思汗將宗教自由形諸法律的影響，以及維吉尼亞成文法與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條款中對與成吉思汗的第一道法律在強調宗教自由的精神上的相似性。導論〈神的憤怒〉則說明成吉思汗自認為是上天派來懲罰穆斯林的人，因為穆斯林犯了過錯。自成吉思汗以降的蒙古大汗都深信上天透過祂所授予權力的那些人表達祂的意旨。而蒙古人的勝利和興盛正是他們得到天佑的證明。而成吉思汗晚年在阿富汗聆聽各宗教人士的說法，這種對神的追尋則必須要從他早年歲月的成長過程開始談起。
其後的正文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成為鐵木真」強調了蒙古境內的「神山」不兒罕合勒敦山在成為成吉思汗以前的鐵木真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蒙古人信仰長生天，而不兒罕合勒敦山則是讓成吉思汗最接近天的地方。在自己氏族和部落不願保護鐵木真時，不兒罕合勒敦山保護了他，而從他母親訶額倫和老獵人札兒赤兀歹那兒，他學到尊敬這座山，並視它為世界中心與生命源頭。而來自不兒罕合勒敦山的札兒赤兀歹更是鐵木真名義上和行為上的精神導師，幫他指出人生的正道。也因此，成吉思汗要求之後世世代代的蒙古人都要崇拜不兒罕合勒敦山。
第二部分「成為成吉思汗」則討論鐵木真在統一蒙古諸部後登基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後。反對派以其父好友蒙力克之子闊闊出‧帖卜騰格理為核心集結起來，成為成吉思汗的最大對手。闊闊出是一名薩滿，他自稱能跟神靈感應，勢力漸強，並教唆成吉思汗對付有可能篡位的弟弟合撒兒與帖木格。但後來成吉思汗聽從妻子孛兒帖之建議，除掉闊闊出。但是此舉也開了一個血腥的先例，即蒙古可汗頭一次殺掉自稱權力高於國家或可汗的宗教領袖。
第三部分「成為世界征服者」討論的是成吉思汗在向外擴張的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定居大國的賢者與宗教人士，例如兼通儒佛的耶律楚材、道教長春真人丘處機與佛教的海雲禪師等等。他利用這些賢者與宗教人士來協助他所征服的定居社會，因為他們大多有管理收稅和編纂法典的經驗。而成吉思汗應受佛教徒壓迫的西遼穆斯林之邀前往解救他們，則被作者視為是他的首次宗教戰爭。在征服西遼後，他下令每個人都應遵守自己的宗教，遵行自己的宗教信條--這也被視為是蒙古帝國首次將宗教自由的規定納入法律中。而成吉思汗後來拿下花剌子模後，創立了一個全新的穆斯林行政人員集團，並派他們到中國協助管理他們剛征服的領土。他利用穆斯林的文書本事，但又利用其中不同教派、族群，讓他們相互牽制，以限制每個宗教的潛在影響力。但一二二一年，蒙古人兵敗八米俺（即巴米揚），成吉思汗在這場敗戰中失去了他的愛孫莫圖根，成為他人生的一個轉捩點。成吉思汗尋求其他宗教，企圖找到能夠撫平人心的知識，並找到他所未參透的奧祕。因此成吉思汗在阿富汗時，召見了長春真人丘處機，但是這次會面卻不盡人意。他認知到宗教人士在治理他的龐大帝國上功用有限。他們會一些有用的技能，但長於論道，拙於行動，因此用處不大。
第四部分「成為神」則提到成吉思汗與薩滿、教士、學者、佛僧、道人、毛拉多次晤談之後，認為其中某些人真心求善，但無人展現了對道德、生命意義或神之本質的充分認識。他們和他一樣都只是努力想瞭解世界的人。而獨尊一教，貶抑他教，對其帝國是有害的。但是成吉思汗歸天後，蒙古帝國內部開始分裂，蒙古統治者也逐漸放棄宗教自由的政策方針。蒙哥汗為了征服南宋，必須爭取南宋周邊之佛教國家（如大理、吐蕃等）的支持，因此設計了一連串的佛道宗教辯論，而且偏袒佛教一方，以便崇佛抑道。後來旭烈兀西征，摧毀了阿剌木忒和報達（今巴格達），殺害哈里發和伊瑪目，則顯示成吉思汗的宗教寬容敕令已經不再得到尊重。直到成吉思汗過世後數百年，他的宗教自由想法才重獲十七世紀的法國學者關注。但他的遺風在十八世紀北美洲影響最大，北美殖民地的反英分子爭取獨立時，試圖尋求歐洲經驗以外的模式來借鏡。最後蒙古模式的宗教自由透過成吉思汗的傳記在北美流傳，而影響了湯瑪斯‧傑佛遜，並且成為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這也呼應了原英文版的副標題「世上最偉大的征服者如何給了我們宗教自由」（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
本書的內容與作者先前出版的兩部著作有不少重疊的部分，特別是在於蒙古帝國崛起與衰微過程的描述。如果說第一本書《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是綜論成吉思汗與其子孫所建立之蒙古帝國的興衰史與其歷史遺產；第二本書《成吉思汗的女兒》說的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國，在其子孫不成材的情況下，有賴於其女兒與兒媳等人才得以維繫，那麼本書說的就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國之所以衰微的原因，在於未能嚴守成吉思汗所立下的宗教自由大札撒。然而這種以宗教為綱領貫穿蒙古帝國興衰史的寫作風格，是本書最大的特色。而且對於成吉思汗所揭櫫的以法律保障宗教自由的做法影響後世美國革命先賢的發現，更是讓人大開眼界。
誠如作者所言，成吉思汗允許其子民各自信仰其宗教。但是這不代表成吉思汗尊重所有的宗教儀軌與做法，而且也曾發布禁令干涉這些信眾的做法。例如本書作者曾提過成吉思汗反對以割喉、放血至死的方式宰殺動物。但是他沒有提到的是，成吉思汗曾經發布關於回回（包括穆斯林與猶太人）宰殺牲畜習慣的禁令。蒙古人傳統宰殺牲畜的做法是在牲畜胸部切開一道口子，伸手入胸腔掐斷心臟主動脈使牲畜斃命，而且讓血留在體內。以符合蒙古人不濺血於地的習慣。但穆斯林與猶太人實行「潔食」（kosher）或「清真」（halal）之法，宰殺牲畜食必須切斷牲畜的頸部動脈，將血放乾，而且在宰殺與食用過程中都必須祝禱。因此蒙古人宰殺的牲畜對回回人而言是不潔的，因而不願食用。根據《元典章》的記載，成吉思汗就曾經因為回回此舉否定了蒙古帝國的權威，故禁止回回抹殺羊的作法，並且強迫他們食用依蒙古傳統宰殺的羊。這道禁令在窩闊台汗與忽必烈汗也都曾被重申。
另外，雖然成吉思汗允許其子民各自信仰其宗教，但並非蒙古帝國境內所有的宗教都能得到大汗的承認，並享有豁免賦役的特權。美國賓州大學東亞系教授艾騖德（Christopher P. Atwood）就表示在蒙古帝國境內允許自由信奉各種宗教的政策應該要與獲得國家認可並且得以豁免賦稅的政策分開討論。根據《元史》記載，往昔僅有五個宗教的神職人員獲得免稅特權：儒家、佛教、基督教、道教與伊斯蘭教。然而考慮到一二三二年才是蒙古最早注意到儒家的時間。因此追溯到成吉思汗時期獲得免稅特權的宗教應該有四個：佛教、基督教、道教與伊斯蘭教。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猶太教是一個特例。猶太教的信仰從未被禁，但是猶太教士則極少獲得免稅待遇或是得到國家的贊助。就我們所知，猶太教士一開始並未得到如同基督徒與穆斯林一般的免稅待遇，一二五一年蒙哥汗即位時再度確認了這項規定。直到一二九一年伊利汗國才給予猶太教徒免稅待遇，而要到一三三○年元朝才確認猶太教為得以免稅的宗教。成吉思汗所尋求的是能夠給予其統治宗教「卡里斯瑪」魅力（Charisma）的特定聖人，而非關注宗教的懺悔或教條。免稅優遇僅僅給予個體而非整個宗教。艾騖德認為宗教寬容並非蒙古宗教政策支持與保護四大宗教背後的主要思想。儒家與猶太教一開始被排除於豁免賦稅的宗教行列之外就是例證。兩者都同樣難以與蒙古的政治哲學相符合。由於儒士並未將其習慣解釋為一種對上天或神的祈禱，因而未被成吉思汗視為神職人員。而猶太教則由於未指向一個現存的國家，因此缺乏上天的確認，即所有真正的宗教都被賦予之至高無上的權力。
綜上所述，成吉思汗所給予其屬民的宗教自由與現代世界所謂的宗教自由的內容與實行上是否如此一致，其實還有值得探討的空間。不過本書從宗教信仰的視角來看待成吉思汗的崛起與蒙古帝國的興衰，以及對成吉思汗主張的宗教自由影響後世美國建國的主張也確實獨樹一幟。成吉思汗與蒙古帝國的歷史總能以各種不同形式，給予後世影響與啟發，我想這也是蒙古史之所以迷人的緣故吧。
傑克．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
作者簡介：
魏澤福Jack Weatherford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學士、社會學碩士，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人類學博士，以及蒙古國成吉思汗學院的榮譽人文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州馬卡勒斯特學院德威特．華勒斯人類學講座和成吉思汗學院的榮譽教職，被譽為「最會說故事的人類學家」。因撰寫《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一書，於二○○七年獲頒蒙古國最高獎章北極星勳章，該書與《成吉思汗的女兒們》（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已售出電影改編權。其他著作有、《印第安施者》（Indian Givers）、《野蠻與文明》（Savages and Civilization）、《金錢簡史》（The History of Money，商周）、《鄉根》（Native Roots）等，其著作已有超過二十五種語言版本問世，並曾在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二年獲頒「明尼蘇達圖書獎」（the Minnesota Book Aw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