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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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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台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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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8/06/01 |
| 頁數: |
288 |
| 尺寸: |
14.8x21 |
| ISBN: |
9789570531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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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
中國之將來，如何把社會政治上種種制度來簡化，使人才能自由發展，這是最關緊要的。但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
—錢穆
中國文化問題，已不僅為中國人所熱烈討論之問題，
抑且為全世界關心人類文化前途者所注意。
「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我們應從全部歷史之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真相。」—錢穆
國學大師錢穆繼《國史大綱》後，
第一部有系統闡述他對中國文化看法的著作，
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學術代表作。
本書所述、所涉甚廣，主要包括：
中國文化之地理環境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獨特的中國文化性格、中國文化發展演變的歷程、古代中國的國家民族宗教等觀念、中國文化面臨的挑戰等等重大問題。
在論述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錢穆先生以他獨特視角對中西文化予以了系統的比較，在對比中擷取出中國文化的特殊價值，並主張偏重人文的中國文化，應該積極向偏重科學的西方文化學習，以因應在西方文化浪潮衝擊下日益嚴重的文化危機。
目錄
弁言
修訂版序
第一章 中國文化之地理背景
第二章 國家凝成與民族融和
第三章 古代觀念與古代生活
第四章 古代學術與古代文字
第五章 文治政府之創建
第六章 社會主義與經濟政策
第七章 新民族與新宗教之再融和
第八章 文藝美術與個性伸展
第九章 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與社會文化之再普及與再深入
第十章 中西接觸與文化更新
附錄 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
補跋
弁言
「文明」、「文化」兩辭，皆自西方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 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 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即如近代一切工業機械，全由歐美人發明，此正表顯了近代歐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機械，一經發明，便到處可以使用。輪船、火車、電燈、電線、汽車、飛機之類，豈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說歐美近代的工業文明已傳播到各地，或說各地均已接受了歐美人近代的工業文明，卻不能說近代歐美文化，已在各地傳播或接受。當知產生此項機械者是文化，應用此項機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產出文明來，文明卻不一定能產出文化來。由歐美近代的科學精神，而產出種種新機械新工業。但歐美外人，採用此項新機械新工業的，並非能與歐美人同具此項科學精神。再舉一例言。電影是物質的，可以很快流傳，電影中的劇情之編製，演員之表出，則有關於藝術與文學之愛好，此乃一種經由文化陶冶的內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風情。從科學機械的使用方面說，電影可以成為世界所共同，從文學藝術的趣味方面說，電影終還是各地有區別。這便是文化與文明之不同。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游牧文化發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三種自然環境，決定了三種生活方式，三種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種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兩類。游牧、商業文化為一類，農耕文化為又一類。
游牧、商業起於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為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必繼續一地，反覆不捨，因此而為靜定的，保守的。草原與濱海地帶，其所憑以為資生之地者不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內部之有阻害，於是而遂有強烈之「戰勝與克服欲」。其所憑以為戰勝與克服之資者，亦不能單恃其自身，於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為馬，海濱民族之最先工具為船。非此即無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獲生存。故草原海濱民族其對外自先即具敵意，即其對自然亦然。此種民族，其內心深處，無論其為世界觀或人生觀，皆有一種強烈之「對立感」。其對自然則為「天」「人」對立，對人類則為「敵」「我」對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學心理上之必然理論則為「內」「外」對立。於是而「尚自由」，「爭獨立」，此乃與其戰勝克服之要求相呼應。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為「征伐的」、「侵略的」。農業生活所依賴，曰氣候，曰雨澤，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類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類之信任與忍耐以為順應，乃無所用其戰勝與克服。故農耕文化之最內感曰「天人相應」、「物我一體」，曰「順」曰「和」。其自勉則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為「和平的」。
游牧、商業民族向外爭取，隨其流動的戰勝克服之生事而俱來者曰「空間擴展」，曰「無限向前」。農耕民族與其耕地相連繫，膠著而不能移，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祖宗子孫世代墳墓安於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惟望時間之 延。絕不想人生有無限向前之一境，而認為當體具足，循環不已。其所想像而蘄求者，則曰「天長地久，福祿永終」。
游牧、商業民族，又常具有鮮明之「財富觀」。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級數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則刺激逐步增強。故財富有二特徵，一則愈多愈易多，二則愈多愈不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商業民族之財富觀則更益增強。財富轉為珠寶，可以深藏。以數字計，則轉成符號。由物質的轉成精神的，因此其企業心理更為積極。農人則惟重生產。生產有定期，有定量，一畝之地年收有定額，則少新鮮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絕，則不願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業常感滿足而實不富有。合此兩點，故游牧、商業文化，常為富強的，而農業文化則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強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強。以不富強遇不安足，則雖安足亦不安足，於是人類文化乃得永遠動盪而前進。
文化必有刺激，猶如人身必賴滋養。人身非滋養則不能生長，文化非刺激則不能持續而發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個性而異。向前動進的文化，必以向前動進為刺激。戰勝克服的文化，必以戰勝克服為刺激。富強的文化，必以富強為刺激。然動進復動進，克服復克服，富強益富強，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種等比級數的加速為進行，如是則易達一極限。動進之極限，即為此種文化發展之頂點。古代游牧民族，其興驟，其崩速。近代之商業文化，雖其貌相若與古代之游牧文化大異，而內?精神實出一致，因此此種文化常感搖兀而不安。
「安、足、靜、定」者之大敵，即為「富、強、動、進」。古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常為游牧民族。近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則為商業民族。然人類生活終當以農業為主，人類文化亦終必以和平為本。故古代人類真誠的文化產生，即在河流灌溉之農耕區域。而將來文化大趨，亦仍必以各自給足的和平為目的。
農業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別，又有新農、舊農之別。何謂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倫等皆小型農國，其內部發展易達飽和點，其外面又不易捍禦強暴，因此古代小型農國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獨中國為古代惟一的大型農國，因此其文化發展，獨得 延迄於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猶存，堪為舉世農業文化和平文化發展最有成績之惟一標準。然中國雖以大型農國，幸得捍禦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發展不輟。今日則新的商業文化繼起，其特徵乃為有新科學新工業之裝備，因此中國雖以大型農國對之，不免相形見絀。於是安足者陷於不安足，而文化生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然此非農耕文化不足與商業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農業國家，而亦與新科學新工業相配合，而又為一大型農國，則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領導當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國家是賴。
今日具此資格之國家，有美國，有蘇聯，與中國而三。美、蘇皆以大型農國而又有新科學新機械之裝配。然其傳統文化則未必為農業的。換言之，即未必為和平的。中國則為舉世惟一的農耕和平文化最優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則為新科學新機械之裝備與輔助。然則中國之改進，使其變為一嶄新的大型農國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實不僅為中國一國之幸，抑於全世界人類文化前程以及舉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絕大之貢獻。
然中國改進，其事亦不易。使中國人回頭認識其已往文化之真相，必然為絕要一項目。中國文化問題，近年來，已不僅為中國人所熱烈討論之問題，抑且為全世界關心人類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問題，實為一極當深究之歷史問題。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我們應從全部歷史之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真相。
首先：應該明白文化之複雜性。
不要單獨著眼在枝節上，應放寬胸懷，通視其大體。
第二：則應明白文化之完整性。
人類 體生活之複多性，必能調和成一整體，始有向前之生機。如砌七巧板，板片並不多，但一片移動，片片都得移，否則搭不成樣子。中西文化各有體系，舉大端而言，從物質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體生活，如社會、政治組織，以及內心生活，如文學、藝術、宗教信仰、哲學思維，犖犖大者，屈指可數。然相互間則是息息相通，牽一髮，動全身，一部門變異，其他部門亦必變異。我們必從其複雜的各方面瞭解其背後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發展性。
文化儼如一生命，他將向前伸舒，不斷成長。橫切一時期來衡量某一文化之意義與價值，其事恰如單提一部門來衡量全體，同樣不可靠。我們應在歷史進程之全時期中，求其體段，尋其態勢，看他如何配搭組織，再看他如何動進向前，庶乎對於整個文化精神有較客觀、較平允之估計與認識。
本書十篇，根據上述意見而下筆，這是民國三十年間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與時代》雜誌中刊載。當時因在後方，書籍不湊手，僅作一種空洞意見之 述。此數年來，本想寫一較翔實的文化史，但一則無此心情，二則無此際遇，而此稿攜行篋中東西奔跑，又復敝帚自珍，常恐散失了，明知無當覆瓿，而且恐怕必犯許多人的笑罵，但還想在此中或可引出一二可供平心討論之點，因此也終於大膽地付印了。
1948年5月29日 錢穆在無錫江南大學
內文試閱
第一章
中國文化之地理背景
一
中國是一個文化發展很早的國家，他與埃及、巴比侖、印度，在世界史上上古部分?，同應佔到很重要的篇幅。但中國因其環境關係，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獨自發展的路徑。在有史以前，更渺茫的時代?，中國是否與西方文化有所接觸，及其相互間影響何如，現在尚無從深論。但就大體言，中國文化開始，較之埃及、巴比侖、印度諸國，特別見為是一種孤立的，則已成為一種明顯的事實。
中國文化不僅比較孤立，而且亦比較特殊，這?面有些可從地理背景上來說明。埃及、巴比侖、印度的文化，比較上皆在一個小地面上產生。獨有中國文化，產生在特別大的地面上。這是雙方最相異的一點。人類文化的最先開始，他們的居地，均賴有河水灌溉，好使農業易於產生。而此灌溉區域，又須不很廣大，四圍有天然的屏障，好讓這區域?的居民，一則易於集中而到達相當的密度，一則易於安居樂業而不受外圍敵人之侵擾。在此環境下，人類文化始易萌芽。埃及尼羅河流域，巴比侖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印度印度河流域，莫不如此。印度文化進展到恆河流域，較為擴大，但仍不能與中國相比。中國的地理背景，顯然與上述諸國不同。
普通都說，中國文化發生在黃河流域。其實黃河本身並不適於灌溉與交通。中國文化發生，精密言之，並不賴藉於黃河本身，他所依憑的是黃河的各條支流。每一支流之兩岸和其流進黃河時兩水相交的那一個角?，卻是古代中國文化之搖籃。那一種兩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帶，這是一個水椏杈，中國古書?稱之曰﹁汭﹂，汭是在兩水環抱之內的意思。中國古書?常稱渭汭、涇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帶而言。我們若把中國古史上各個朝代的發源地和根據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勢上，則大略可作如下之推測。唐、虞文化是發生在現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黃河大曲的東岸及北岸，汾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夏文化則發生在現在河南省之西部，黃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周文化則發生在現在陝西省之東部，黃河大曲之西岸，渭水兩岸，及其流入黃河的椏杈地帶。這一個黃河的大隈曲，兩岸流著涇、渭、伊、洛、汾、涑幾條支流，每一條支流的兩岸，及其流進黃河的三角椏杈地帶?面，都合宜於古代農業之發展。而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有高山疊嶺為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支流實自成為一小區域，宛如埃及、巴比侖般，合宜於人類文化之生長。而黃河的幾個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臨晉、平陸諸縣的，則為他們當時相互交通的孔道。
據中國古史傳說，虞、夏文化極相密接，大概夏部族便從洛水流域向北渡過黃河，而與汾水流域的虞部族相接觸。其主要的渡口為平陸的茅津渡，稍東的有孟津。周部族之原始居地，據舊說乃自今陝西渭河上流逐步東移。但據本書作者之意見，頗似有從山西汾河下流西渡黃河轉到陝西渭河下流之可能。無論如何，周部族在其定居渭河下游之後，常與黃河東岸汾水流域居民交通接觸，則為斷無可疑之事。因此上述虞夏周三氏族的文化，很早便能融成一體，很難再分辨的了。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較為西部的一個文化系統。
中國古代的黃河，流到今河南省東部，一到鄭縣境，即折向北，經今河南濬縣大伾山下，直向北流，靠近太行山麓，到今天津附近之渤海灣入海。在今安陽縣（舊彰德府）附近，便有漳水、洹水流入黃河，這?是古代殷、商氏族的政府所在地。他們本由黃河南岸遷來，在此建都，達二百八十年之久。最近五十年內，在那?發掘到許多牛胛骨與龜版，上刻貞卜文字，正為此時代殷、商王室之遺物，因此我們對於此一時期中在此地域的商文化，增多了不少新智識。原來的商族，則在今河南省歸德附近，那?並非黃河流經之地，但在古代則此一帶地面保存很多的湖澤，最有名的如孟諸澤、蒙澤之類。也有許多水流，如睢水、濊水（即渙水）之類。自此（歸德）稍向北，到河南中部，則有滎澤、圃田澤等。自此稍東北，山東西部，則有菏澤、雷夏、大野等澤。大抵商部族的文化，即在此等沼澤地帶產生。那一帶正是古代淮水、濟水包裹下的大平原，商代文化由此漸漸渡河向北伸展而至今河南之安陽，此即所謂殷墟的，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較為東部的一個文化系統。這一個文化系統，再溯上去，或可發生在中國之極東，燕、齊濱海一帶，現在也無從詳說了。
但在有史以前很早時期，似乎上述的中國東西兩大系統的文化，早已有不斷的接觸與往來，因此也就很難分辨說他們是兩個系統。更難說這兩大系統的文化，孰先孰後。
現在再從古代商族的文化地域說起。因為有新出土的甲骨文為證，比較更可信據。那時商王室的政治勢力，似乎向西直達渭水流域，早與周部族相接觸，而向東則達今山東、河北兩省沿海，中間包有濟水流域的低窪地帶。向東北則直至遼河流域，向南則到淮水流域，向西南則到漢水流域之中游，說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勢力尚可跨越淮、漢以南，而抵達長江北岸。這些地帶，嚴格言之，早已在黃河流域外，而遠在商代早已在中國文化區域?。及到周代興起，則長江流域、漢水、淮水、濟水、遼河諸流域，都成為中國文化區域之一部分，其事更屬顯明。
我們只根據上文約略所談，便可見古代中國文化環境，實與埃及、巴比侖、印度諸邦絕然不同。埃及、巴比侖、印度諸邦，有的只藉一個河流，和一個水系，如埃及的尼羅河。有的是兩條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侖之底格里斯與阿付臘底河，但其實仍只好算一個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與恆河兩流域，但兩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簡單，沒有許多支流。只有中國，同時有許多河流與許多水系，而且都是極大和極複雜的。那些水系，可照大小分成許多等級。如黃河、長江為第一級，漢水、淮水、濟水、遼河等可為第二級，渭水、涇水、洛水、汾水、漳水等則為第三級，此下還有第四級第五級等諸水系，如汾水相近有涑水，漳水相近有淇水、濮水，入洛水者有伊水，入渭水者有灃水、滈水等。此等小水，在中國古代史上皆極著名。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似乎先在此諸小水系上開始發展，漸漸擴大蔓延，瀰漫及於整個大水系。我們只要把埃及、巴比侖、印度及中國的地圖仔細對看，便知其間的不同。埃及和巴比侖的地形，是單一性的一個水系與單一性的一個平原。印度地形較複雜，但其最早發展，亦只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與恆河流域，他的地形仍是比較單純。只有中國文化，開始便在一個複雜而廣大的地面上展開。有複雜的大水系，到處有堪作農耕憑藉的灌溉區域，諸區域相互間都可隔離獨立，使在這一個區域?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適合的濃度，再一面又得四圍的天然屏障而滿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則極適合於古代社會文化之醞釀與成長。但一到其小區域內的文化發展到相當限度，又可藉著小水系進到大水系，而相互間有親密頻繁的接觸。因此中國文化開始便易走進一個大局面，與埃及、巴比侖、印度，始終限制在小面積?的情形大大不同。若把家庭作譬喻，埃及、巴比侖、印度是一個小家庭，他們只備一個搖籃，只能長育一個孩子。中國是一個大家庭，他能具備好幾個搖籃，同時撫養好幾個孩子。這些孩子成長起來，其性情習慣自與小家庭中的獨養子不同。這是中國文化與埃及、巴比侖、印度相異原於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點。
其次再有一點，則關於氣候方面。埃及、巴比侖、印度全都近在熱帶，全在北緯三十度左右，物產比較豐足，衣食易給，他們的文化，大抵從多量的閒暇時間?產生。只有中國已在北溫帶的較北地帶，在北緯三十五度左右。黃河流域的氣候，是不能和埃及、印度相比的，論其雨量，也遠不如埃及、印度諸地之豐富。古代中國北部應該和現在的情形相差不遠，我們只看周初時代《豳風》《七月》詩?所描寫那時的節令物產以及一般農民生活，便知那時情形實與現在山西、狹西一帶黃河、渭水附近甚相類似。因此中國人開始便在一種勤奮耐勞的情況下創造他的文化，較之埃及、巴比侖、印度之閒暇與富足的社會，又是絕不相似了。
錢穆
作者
錢穆（1895-1990）
錢穆先生字賓四，歷史學家、儒家學者、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讚譽錢穆先生為：「一個古代文化的代表人和監護者」。
七歲時入私塾讀書，十八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教學生涯。1918年，第一本著作《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1931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師大兼課。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7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根據任教北京大學中國通史課程講義，開始撰寫《國史大綱》。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9年完成《國史大綱》書稿，1939年夏，至香港親自面交書稿給王雲五先生，1940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1950年，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1960年赴耶魯大學講學，獲頒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同年赴歐訪問。1967年，遷居台北；1968年，遷入素書樓，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1968年冬，中國文化大學聘先生為史研所教授，先生長年在家中授課，直至1988年因病而停止授課。1990年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病逝於台北寓所，歸葬蘇州太湖西山湖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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