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要從美國的宗教史去追溯「反智」。這不單是因為理性主義與信仰的對立由來已久──儘管這本是人類永恆的困擾──而是因為無論現代宗教思想或俗世思想本身都在宗教史的演化中被決定。不管在任何文化中,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而只要一個社會對其內部有學養的知識階層不信任,就會加以攻擊或是貶抑,這對宗教界與俗世的知識分子皆然。在當代,「福音教派」(evangelicalism)是沿襲這種宗教性「反智」心態的最佳代表,它也因此是堅決的「反教儀主義」(anti-nomianism)。美國並不是唯一的福音教派社會。但是美國的宗教文化大抵是由福音派主導的,也就是說,在福音派與傳統基督教間美國是一向傾向於前者的。理由何在?我們只要看英國的宗教史就可知:在英國傳統教派一直必須致力於吸納與馴化那些較自由激進的福音運動,也就是說福音運動處處挑戰傳統教會;而在美國,福音運動快速地顛覆與替代了傳統的聖禮儀教會(liturgical churches)。
此處我們必須交代福音教派中的原始主義(primitivism)這個問題,它在美國社會影響廣大,但本書中我們不對它單獨處理而是與福音主義一起討論。原始主義一方面與基督教有關,一方面與異教有關。它的迷人處也許在於一個基督徒因此可以享受一點異教徒能有的自由或儀式,或是反之──異教徒可以從原始主義中領略信仰的意義。在有些地方原始主義鼓勵人們追求早期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也激勵人們恢復大自然給人的原始能力,而人可因此接近大自然與上帝──雖然二者的差異何在並不清楚。在這種心態中,會有尊崇直觀的「智慧」(wisdom of intuition)勝於「理性」(rationality)之傾向,因為前者是自然而由神賜的,後者是人文教養出來的。
在西方與美國,原始主義由多種面貌表現,它一直是重要的傳統。即使身居知識分子階層的人對人類文明的繁文縟節式虛榮或種種人為規範約制不滿時,回歸原始主義的呼喚就會冒出來。在美國,原始主義影響了很多有教養文化的人,他們雖然不會去過著像西部拓荒者般的生活,但是對於文化的虛矯卻不以為然。在新英格蘭「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中我們明顯可見此思想──這簡直可謂是知識分子的福音主義。從帕克曼(Parkman)到班克羅夫(Bancroft)到透納(Turner)的著作,這樣的想法一直都在。美國很多作家對於印地安人與黑人的看法正是如此。從著名的西部開拓者如布恩(Daniel Boone)與克羅凱(Davy Crockett),到西部電影中都有這樣的想法,而這樣的流浪冒險者文化傳統深入人心,以致於小說家勞倫斯(D. H. Lawrence)曾說:「美國式的心靈基本上是鋼毅、孤獨、堅忍的,其實就是一個殺手。」而作為性方面的神秘魅力,原始主義思想一直是美國文學上的重要主題,屢屢出現在深受奧地利心理學家萊希(Wilhelm Reich)影響的美國作家的作品中。而美國政治上展現的原始主義,則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弗里曼(John C. Fremont)、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與艾森豪總統等人的公眾形象皆是有名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歷史主要是由清教徒移民新英格蘭開始的,也就是說,這塊土地與宗教間的關連要早於與其它任何因素──例如經濟──的關連。但是來到這裡的人要生存、要墾荒、要建立新家園、新天地,於是稍後「經濟」、「政治」因素便出現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變化,隨後又回過頭影響了宗教,使得美國的十八、十九世紀的宗教景況大大不同於十七世紀的清教徒時期。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宗教最重要的現象就是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與振奮派(revivals)的出現,這些都強調信仰的感性面向,也就是作者所稱的religion of the heart。這樣的信仰方式很適合於在艱苦中掙扎、奮鬥求生存的拓荒者,他們沒受什麼教育,沒有深究神學名詞或教義爭議的興趣,只企求福祉與恩典,只尋求心靈上的支撐與慰藉。於是他們歡迎簡單直接訴諸情感的宗教方式:平易親和的牧師與簡易振奮的講道,「與智識愈近,離上帝愈遠」。作者認為,這種下了美國「反智」傳統的第一個種籽。
但是否真的這個社會「命格已定」?霍夫士達特在他有生之年看見了一九五年代民粹風格的艾森豪/史帝文遜(Eisenhower vs. Stevenson)大選與麥卡錫事件,而他身後的今天我們目睹由激情主導的「反恐戰爭」與2016大選。在這些事件中,美國社會都拋棄了知識份子而任由其它的因素猖狂蔓延引領大眾。我們須知,知識份子並非必然適合擔任領袖,但是「智識」與公共知識份子的襄助輔佐卻是任何一個社會所不能缺少的,否則這個社會不是流於紛亂(眾多俗世利益間的無止盡競奪),就是缺乏靈魂與精神力量的平庸。當然,我們此處指的「智識」是在道德與淑世感之下的經世「智識」,而非指專業技術上的知識。後者與整體社會精神的提升無關,只是一種生產力。真正的「智識」,具體的表現在於促進「公益精神」(commonweal)之上,而通常來說它可被社會上各種不同群體與職業的有心之士所實現出來,但最集中地可能乃是由若干公共知識份子所展示出來。公共知識份子是「智識」與「公益精神」間最直接的橋樑,他們是任何一個共和國中的政治安全瓣。美國的公共知識份子如果消失匿蹤,那麼這個國家終究會永久淪為「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格局。
理察.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二十世紀的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霍夫士達特曾兩次得到普立茲獎:他憑藉在《改革的年代》(The Age of Reform)中對1890年代民粹運動和二十世紀初期進步運動的理性分析首度於1956年獲獎,之後又因《美國的反智傳統》中對文化史的研究而於1964年再次獲獎。
除了上述兩書之外,他尚著有《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944,民國七十年由聯經出版)、《美國政治傳統》(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1948),以及《美國政治中的妄想偏執風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1964)。他也與華勒斯(Michael Wallace)共同主編《美國社會的暴力:一部真實記錄》(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