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學
 
作者: 福澤諭吉 
譯者: 徐雪蓉
書城編號: 143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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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五南
出版日期: 2018/10
頁數: 216
尺寸: 14.8x21
ISBN: 9789571198705

商品簡介
商品簡介


《勸學》共十七篇,於一百多年前(1872-1876)以文語體寫成,是福澤諭吉畢生最重要的著作,並被譽為日本近代化的必讀聖經。據稱:當時每十六個日本人中就有一人讀過本書;在缺乏大規模銷售通路,廣告宣傳也實為不易的年代,可說是空前的暢銷。
本書兩大核心思想是「天賦人權」與「全民向學」。首篇第一句借美國獨立宣言「天賦人權」的思想,破天荒地向日本民眾提出:「上天不在人上造人,亦不在人下造人」的平等理念。那時,日本剛從長達兩百六十年的鎖國解放,一般民眾對世界仍極其陌生,且千百年來的封建遺毒仍根深柢固地留在日本人心中。因此,本書提出的觀點可說非常地激進,甚至顛覆了日本人一直視為真理的價值觀,而引起很大的波瀾。
而《勸學》所勸之學,不是封建時代無益的「舊學」,乃是士農工商經世濟民的「實學」。作者呼籲民眾必須建立良好的自我認同,利用教育來改變社會地位,先追求個人的獨立,創造幸福的人生,再協助國家的文明開化,以躋身世界一流的國家。本書除了啟發民眾的蒙昧無知,也提倡男女平權的觀念,並具針貶時政、振聾發聵之效,是日本向西洋開眼的第一步。
除卻前半部「天賦人權」、「國際平等」、「社會契約」、「法律與言論自由」等理論性闡述外,若用當代人熟悉的話語來說:後半部可歸納出「生涯規劃」、「商業運作」、「時間管理」、「個人行銷」、「人際關係」等領域,無疑地,也是現代人生活必備的實學參考書,故讓《勸學》在一百多年後仍位居經典暢銷書之列。

本書特色:
日本近代化的必讀聖經
—本書作者福澤諭吉【日幣紙幣上(面額最大的一萬塊)的肖像】畢生最重要的著作

目錄:
導讀

第一篇
後記
第二篇
引言
人人平等
第三篇
論國與國的平等關係
個人獨立進而國家獨立
第四篇
論學者的職責
附錄
第五篇
明治七年元旦賀詞
第六篇
論國法之貴
第七篇
論國民的職責
第八篇
勿以個人意志限制他人
第九篇
論學問的兩種旨趣,贈中津老友
第十篇
續前篇—贈中津老友
第十一篇
論「名分」生偽君子
第十二篇
論演說的提倡
論品德高尚的重要
第十三篇
論怨念的害處
第十四篇
論自我反省的重要
談「照顧」的涵義
第十五篇
懷疑與取捨
第十六篇
確保自身的獨立
論理論與行動的一致性
第十七篇
論人望
福澤諭吉年表
名詞索引

序言:
本書是我在讀書閒暇之餘隨手寫下的。第一篇寫於明治五年二月,及至九年十一月完成第十七篇。至今共發行七十萬冊,其中,第一篇不下二十萬冊。加上過去因版權法不彰,盜版猖獗,估計就有十幾萬冊之多。假設第一篇不論正版盜版,共計二十二萬冊,那麼,以全日本三千五百萬人口來算,每一百六十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讀過本書,可說是古來稀有的發行量。由此亦可見人民向學之激進大勢。書中論點有的是因應當下所需,也有思考長遠未來的內容。因匆匆下筆,有的意思甚為淺近,有的則著眼於大方向,不拘泥眼前小事。現將全部內容集結成冊,或許通讀全文一時會有不甚連貫的感覺,但只要潛心玩味言外之意,就會發現前後旨趣並無矛盾齟齬。第一篇至今已有九年,之前讀過散本的學者前輩倒也並非再讀不可,此合訂本是為了後起之輩編纂的,故順道將成書之經緯與體裁做如上說明。

推薦文:
導讀——從暢銷書轉為經典的福澤諭吉的《勸學》 --林水福教授

福澤諭吉﹙1834-11901﹚從明治五年﹙1872﹚到九年﹙1876﹚完成的《勸學》,銷售300萬本,而當時日本人口約3000萬,換句話說十人當中就有一人買了《勸學》,所以說它是暢銷書,應不為過吧!
日文文體變化相當快,大約百年之後,一般人閱讀《勸學》已有困難。1977年出現了伊藤正雄的現代語譯本。接著有1983年的桧谷昭彥、1984年的竹中晴三、 1998年的服部陽子、 2004年的加賀義及岬龍一郎、 2006年的佐藤きむ、 2009年的齋藤孝及河本敏浩、 2012年的奧野宣之等人的現代語譯本、或語譯加註釋或導讀。由此可見《勸學》的研究者不絕於途,可以依時代不同賦予不同解釋。所以我說它已成了「古典」。民間學者如此看待,官方又如何呢?
我想可以從紙幣上的人像管窺一二吧!日本一萬圓紙幣的肖像就是福澤諭吉。五千圓肖像是女作家樋口一葉,千圓是夏目漱石。雖說不能以紙幣高低代表其人之評價,不過,至少可管窺官方的價值判斷吧!


介紹《勸學》之前,我想先掃描一下作者福澤諭吉。1835年生於中津籓﹙現大分縣中津市﹚,是下級武士也是儒學者福澤百助之次男。他父親拿到《上諭條例》﹙記錄清乾隆時代的法令書﹚當夜出生,因此取名諭吉。幼時起即嗜讀漢書籍如《論語》、《孟子》、《詩經》、《書經》、《史記》、《老子》、《莊子》、《左傳》等,尤其是《左傳》共十五卷,據說讀了十一遍,重要處都能背誦。所以諭吉學問的根本在於儒學。思想方面,源於龜井南冥、荻生徂徠;諭吉之師白石照山則為陽明學及朱子學。
1854年,時諭吉19歲到長崎學習蘭學﹙荷蘭學﹚,黑船來襲,其兄勸諭吉學荷蘭語,進而研究荷蘭砲術。翌年,諭吉到大阪緒方洪庵之「適塾」繼續研究荷蘭學。當時諭吉可讀荷蘭語原文書,對化學實驗、工藝技術尤感興趣。
1858年奉中津藩之命到江戶,於江戶中津藩邸開設蘭學塾,成為後來慶應義塾之基礎,因此,慶應義塾以這一年為創校之年。1859年紀於到外國人居住的橫濱參觀,發現所學荷蘭語無用武之地,自己竟連商店招牌都看不懂,大受打擊,深感非學英語不可。於是藉著《荷英字典》開始自學英語。1860年日本政府派遣使節團赴美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批准書,諭吉以護衛艦隊咸臨號艦長侍者身分加入。1861年以遣歐使節團團員身分赴歐,到英國、歐洲各國。政府給的旅費400兩,悉數購買英文書籍、物理書籍、地理書籍,深感日本需要西洋學。1863年歸國之後開始著書《西洋事情》等,為日本的文明開化啟蒙盡力。1868年創立慶應義塾大學。1879年擔任東京學士會院﹙即現之日本學士院,相當於我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長;獲選為東京府會副議長,辭退。
之後退出政壇專心於著書立說,興學,辦報,致力介紹西洋文明。
諭吉著作甚豐,岩波書店有《福澤諭吉選集》﹙全十四卷﹚,除《文明論之概略》《勸學》《福翁自傳》等之外,其中,翻譯的有《童蒙教草》《雷銃操法》《洋兵明鑑》《帳合之法》《清英交際始末》《掌中萬國一覽》等;意譯或部分翻譯的有《窮理圖解》《會議辯》《英國議事院談》;譯述的有《西洋事情》《西洋旅行指南》等。


《勸學》,開頭的「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不在人之下造人」援用美國獨立宣言的這句話,強調上天造人賦予相同的地位,不分上下貴賤。收入當時的小學生課本,因此大家都能琅琅上口。它不僅是明治初年的暢銷書,還影響了當時的教育政策。目前一般日本人即使未讀完《勸學》全書,至少知道這句話的出處。
十七篇內容涵蓋範圍相當廣泛,有論國與國的關係、個人獨立與國家獨立、學者的職責、國法之貴、國民的職責、學問的旨趣、演說之重要、理論與行動的一致性、確保自身的獨立、懷疑與取捨、人望等。
以下幾個觀點值得特別提出:
其一,《勸學》強調人生而平等,之後學與不學就產生不同的結果。學,則可以成為貴人、富人,不學,則成為窮人。這裡所謂學問,「日常生活是學問,經濟活動是學問,洞察社會發展與情勢變遷的能力當然也是學問」﹙頁16﹚接近「經世濟民」意義,非古詩詞吟風詠月之學。當時,日本處於國勢衰弱狀態,諭吉因此提倡獨立,不僅個人獨立國家也要獨立,獨立的要件是個人要有基本的生活能力,因此,他所說的學問指的是實用之學,也就是實際生活可應用之學。
大凡景氣不佳時,重視實用之學;昇平之際,風花雪月之學興盛。
另一方面,他說學問分兩種旨趣,一是內在的義務——生活不依賴他人。二是外在義務——國民必須通力合作追求國家整體自由和獨立。﹙參見102頁﹚僅止於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是不夠的。追求學問「應先立定高遠的志向」不應趨易避難,「容易得到手的東西多半無甚價值」。

其二,國民與政府是平等的。平等的意義在於:國民納稅,守法,盡應盡之義務、責任。政府應妥善正確使用稅金,制定法律,懲罰壞人,保護好人。也說政府是國民的代理,依國民的意思行事。而國民對於惡法、不合時宜之法,應無所保留與之理論要求改善。
暴政,起因於國民之無知,非一人之權利者或暴君之故,「有怎麼樣的國民,就有怎麼樣的政府」﹙頁9﹚國民不能不關心政治,政府無能某一方面也是國民造成的。對於暴政,諭吉主張國民要以力量對抗,而且要貫徹到底。如果發生內亂,要將善惡拋之腦後,以戰力的強弱決定勝負。

其三,職務與身分、地位是不同的。重要的是要能完成因職務而有的責任,當然,為了能遂行其職務需有適當的權限。例如一位部長,如果沒有完成他應盡的義務、責任,他其實沒什麼身分、地位可言。換句話說,不是因為當了部長就高高在上,而是當得好才有部長的身分、地位。

其四,沒有收賄風聲的官員,只是沒偷錢而已原本沒什麼好稱讚的,卻因為偽君子太多而顯得難能可貴。﹙參見一一三頁﹚也就說清廉不值得讚揚,清廉不等於能力。如果只是清廉就可以當官,鄉下農夫可以當官的太多啦!還說有點芝麻綠豆大的政績,就言過其實的歌功頌德,就像娼妓在諂媚恩客一樣。雖然諭吉說的是日本,拿來對照台灣,似乎也說得通,不是嗎?

其五,《勸學》的部分文章本來是給校內同仁看的,其中諭吉對慶應義塾大學同仁﹙包括教職員、在學生、畢業生﹚有如此的期許:「文明要發展,國家要獨立,不能光靠執政者或洋學家,而必須由我慶應義塾的同人來承擔。」﹙頁40﹚如果只說這些或許有人會說諭吉未免把慶應看得太高了吧?!他接著說「或許我們的學識還不算很高,但畢竟以努力多年,在國內也具中等以上的地位。放眼社會上的諸多改革,我們就算不是領頭者,也是重要的幕後推手。」﹙頁40﹚不自誇,但也不妄自菲薄。
經濟不景氣時代,大學重視就業問題,培養就業技能,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所有大學都以培養就業技能為導向,那麼大學就喪失了大學應有的高度,培養國家的領導人才的目標將淪為空談。
在日本,慶應與早稻田並列,是私校中數一數二的名校,比一些地方的國立大學學術地位還要高,可說人才輩出。

其六,鼓勵自行創業。他說「當今學者在協助國家獨立時可走的兩個方向,一是進入政府部門擔任公職,另一是脫離官僚體系自行創業。而我的結論是支持後者。」﹙頁41~2﹚文中所稱「學者」指的是大學畢業者。痛斥洋學者﹙指學外文者﹚「這些人滿腦子想做官,不考慮自行創業……跟漢學者一樣,不改學而優則仕的陳腐觀念……認為從政才是王道,才會有出息。這種行為或許很不可取,但志向本身並不需要痛斥。」﹙頁39﹚或許創辦人思想的影響,慶應人活躍於工商業界者多﹙有名的政治人物如小泉純一郎、橋本龍太郎、平沼赳夫皆慶應校友﹚,相對的慶應財力雄厚。舉一例,慶應的《三田文學》是碩果僅存的大學文學雜誌,且舉辦三田新人獎。
大學每年編列預算支持,否則亦無以為繼。歷史悠久享有盛名的《早稻田文學》已走入歷史。


世人對福澤諭吉大體上褒多於貶。貶的部分是針對其提倡的國家主義及帝國主義之一部分。例如發表「脫亞論」拒絕與中國、朝鮮為伍,倡導侵略主義。但僅就《勸學》而言,發人深省者眾,尤其對照當今國內情況,值得借鏡、參考的地方相當多。

內文試閱:
第一篇
有句話說:「上天不在人上造人,也不在人下造人。」意思是上天造人時賦予相同的地位,不分上下貴賤。因此,人類身為萬物之靈,應勞動身心,善用資源,以滿足各人生活所需,並且在不互相妨礙的前提下安居樂業。
但放眼望去,社會上有人賢德,有人愚昧。有人一貧如洗,有人家財萬貫。地位也有高有低,不一而足。若問這判若雲泥的差別所為何來?答案其實很簡單。《實語教》 寫道:「人不學則無智,無智則愚。」換言之,智愚的差別只在學與不學之間。再者,社會上的工作也有難易之分。難度高的人社會地位較高;而從事簡單工作的人則被視為地位較低。一般來說,耗心神的工作難,而靠勞力的比較簡單。因此,醫生、學者、官員、豪商巨賈和擁有眾多傭工的農家,身分地位是比較高的。這些人變得越來越富裕,讓下層民眾望塵莫及。追根究柢,差別在於當事人是否有學問,而不是天生注定的。上天不會平白把財富給人,必須努力才能獲得。前面已經說過:呱呱墜地之初,人並無貧富貴賤之別;努力向學、擁有專長才能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並過著富裕的生活。反之亦然。
而這?說的學問,並非無益於社會的陳腐知識,例如認得艱澀的文字,讀懂困難的古文,吟詠和歌,寫詩作賦等等。不可諱言地,這些學問自有愉悅人心的效果,也不乏方便之處,但絕對沒有古代的儒學者與日本國學者稱頌的那麼可貴。自古以來就非常少見善於營生的漢學者,而深富和歌造詣又擅長做買賣的,更是鳳毛麟角。因此,有真知灼見的農人或商家,若看到子弟浸淫書卷,就不免擔心日後會敗壞家業。這種憂慮其實不難理解。因為那些學問缺乏實用性,對日常生活沒有幫助。
既然如此,就該把不實用的學問放在一旁,專注於活生生的實學才對。比如說,日文假名的伊呂波四十七音 、書信用語、記帳、打算盤、操作天秤等等。此外,還有很多實用的知識必須學習。地理學介紹日本國內和世界的風土知識。物理和哲學旨在通曉天地萬物的性質與功能。歷史學詳載年代紀事並探討世界的發展沿革。小自個人、家庭的收支,大至國家、世界的財政都是經濟學的研究範疇。而修身學則闡述個人的修養,待人接物的方法與世界的運作之道。
上述學問都可透過西洋翻譯書籍來學習。基本上,這些譯書都用日文假名來翻譯,非常平易近人。若是懂外文的青年才俊,還可參照原文閱讀。每個科目都得依據客觀事實,貼近事物本質,並掌握確切道理,以便運用在當前生活之中。當士農工商都擁有這些知識技能,就可以各司其職。從個人、家庭,再到社會國家,逐步完成實質意義的獨立。
做學問要先知道自己的分際。人出生時無論男女都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但若一味追求自由而不懂分際,就很容易變得為所欲為。所謂有分際的自由,必須在順應天理、無逆人情,也不妨害他者權益的前提下爭取。自由與放任的界線就在妨礙他人與否。或許有人認為只要花的是自己的錢,酩酊大醉或耽溺風月也是個人自由,但這根本是謬論。一個人的放縱,可能會成為眾人的負面教材,甚至敗壞社會風氣,危害國民教育。因此,就算浪費的是自己的錢也罪無可逭。
此外,自由和獨立非但是一己之事,也關係到社會國家。我日本是東亞邊陲的島國,長久以來自給自足,鮮少對外接觸。直到嘉永年間 美國人 渡海而來,才展開國際貿易的交流。但這段時間「鎖國」、「攘夷」的反對聲浪不絕於耳。可見國人目光實在如井底之蛙般狹隘。日本和西洋共處於天地之間,分享同一個太陽的光明,也仰望同一輪明月的清輝。徜徉與呼吸的是共同的海洋與空氣,更體驗著普世性的人情義理。而既然同為人類,就應依天道人倫互通有無、截長補短、教學相長、平等互惠。這樣才能促進彼此的繁榮,並創造理想的世界。只要符合公理,美國黑奴的意見也應虛心領受;為了堅持正義,英美等國的船堅砲利也不足為懼。國家尊嚴受損時,就算全日本人都犧牲也要出面捍衛,如此,才算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反觀妄自尊大的支那人,以為除了自己天底下沒有其他地方稱得上是國家,看到外國人就斥為「夷狄」或貶為畜牲,卻對本身實力無自知之明。他們一味排斥夷狄的結果,反而成為被肆虐的對象。在國家來說是如此;以個人而言,就是因為不辨自由的本質,才會變得恣意妄為。
明治維新後,我國有了重大的改變;對外,依萬國公法進行國際交流,對內則向民眾宣導自由獨立的意義。具體事項包括允許平民擁有姓氏權和騎馬權。這是日本建國以來最了不起的進步,奠定了士農工商四民平等的基礎。自此,日本不再有與生俱來的階級之分;地位的高低取決於才智、修養和社會責任。我們對待政府官員固然不應無禮,但是,尊貴的不是當事人,而是因為他憑藉著自己的才德,稱職地扮演了社會角色,並循國法保障了人民的權益。也就是說,貴重的是國法,而非個人。眾所周知,幕府時代憑著「御茶壺」 便可在東海道耀武揚威,暢行無阻。同時,將軍豢養的老鷹比人命還尊貴;幕府的馬匹行經之處,路人皆須迴避等等,凡事只要加上「御用」兩字,連一磚一瓦都會立刻變得尊貴莫名。老百姓縱有不悅,但因長久以來對這種作威作福的情況早習以為常,便養成卑躬屈膝的習慣。其實,這些陋習並不是法律,而物品本身也一點都不高貴,問題出在政府。虛張聲勢的官員以威權恫嚇民眾,並卑鄙地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所幸這些淺薄的習慣與氛圍已漸漸消失,今天,百姓已經能夠安心度日了。假如對政府不滿,與其心懷怨恨,敢怒而不敢言,不如採取適當的途徑來議論或批判比較好。只要訴求符合天理人情,拼了命也應該爭取。這就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如前所述,人民和國家都受天賦的道理保護,不應受外來的束縛與侵害。因此,假如國家發展受威脅,就算要與世界為敵也不應退縮。若是個人自由被侵犯,哪怕政府官員也無須忌憚。更何況,近來已奠定四民平等的基礎,人人都能依天道人倫安心追求自己的夢想了。但是,每個人都不同,才智與修養也因人而異。若要提高才德,必須了解事物的道理,而前提是先學會讀書識字。換言之,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努力向學。現在,農、工、商人的社會地位已較過去高出百倍,幾乎能和士族比肩而立,平起平坐了。而且只要表現出眾,還有機會受到政府的重用。因此,大家要先建立自我認同,看重自己的存在,決不做卑鄙下流的事。
平心而論,世上沒有比愚昧無知更可悲、更可憎的人了。若蒙昧到了極致,就會連榮辱也一無所覺。因不學無術而飢貧交迫的人,往往不知反省,只會一味仇富,更極端的還會假抗議之名聚眾暴動。真是忝不知恥,無法無天!平時仗著法律保障,安心無虞地生活,可一旦有所不便或覺得利益受損,就逞一己之快,違法亂紀。豈不是前後矛盾?家世良好且有餘產者都知道儲蓄的好處,可是卻不諳教育的重要。沒有良好教育的子孫,長大後就容易遊手好閒,甚至敗光先人留下來的家產。面對愚昧無知的百姓,政府便只有用武力恫嚇,因為是無法跟這種人講道理的。西洋諺語有云「愚民之上自有苛政」,但與其說是政府殘暴,不如說是愚民自找的。而既然愚民之上必有苛政,那良民之上就必有善政了。
現在的日本也是一樣。有怎樣的國民,就有怎樣的政府。假使國民的道德水準比實際狀況差,社會上充斥著更多無知的人,那麼,政府的法律必會更趨嚴苛。相反地,假使國民都努力向學,通情達理,朝文明之路邁進,政府也就沒有必要使用嚴刑峻法了。簡言之,法令嚴苛與否,關鍵在於民眾的水準。我想應該沒有人喜歡兇猛如虎的惡政,而厭惡寬厚的良政吧!又有誰不願意國家富強,或希望被外國欺凌呢?這就是人之常情。而有心報國的人也無須寢食難安、自尋苦惱,只要遵循天理人情,先端正自身的品行,再努力習得廣博的知識,政府便能施政無礙,而國民就能安心度日。總之,讓政府與民眾各司其職,各得其所,以維持國家的和平與安定,就是我勸勉各位治學的目的。
後 記
以上是故鄉中津 創立學校時,我為了讓老友們知道做學問的重要而寫的文章。有人看了說:「這篇文章只給中津人看太可惜了。應該廣為流傳,以收更大效益才對。」於是,我便欣然接受這個建議,並交付慶應義塾進行活字版印刷,以供同志諸君一覽。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福澤諭吉(1835-1901)
日本明治時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與教育學者。他創辦慶應義塾(慶應義塾大學前身),也是《時事新報》的發行人。日幣面額最大的一萬塊紙幣上就印著他的肖像。
出身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畢生沒有做官,專事著述、出版與教育。他鼓勵民眾創業,並成功地把大學當作企業來經營,也可說是一位傑出的企業家。
著作等身的他除了這部至今仍大暢其銷的《勸學》以外,還有《西洋事情》、《文明論之概略》、《通俗民權論》、《女大學評論》、《福翁自傳》等多部知名、且影響後世甚鉅的著作。

譯者簡介:
徐雪蓉
政治大學東語系日文組畢業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碩士,比較文學博士班肄業
曾任教輔仁大學日文系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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