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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威權邁向開放民主:臺灣民主化關鍵歷程(1988-1993)
作者: 宋楚瑜口述歷史, 方鵬程採訪整理 
出版社: 商周
商周
出版日期: 2019/03
頁數: 608
尺寸: 17x23
ISBN-10: 9864776177
ISBN-13: 9789864776177
書城編號: 1530108
 

原價: HK$193.00
現售: HK$183.35 節省: HK$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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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商品簡介


經國先生為臺灣擘劃「厚植經濟」和「民主開放」兩大戰略,並且以「家長的權力」來結束「家長統治」,李登輝承繼經國先生之後,再致力於民主憲政改革,才達成臺灣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本書憶述1988年至1993年臺灣民主化過程各個關鍵事件,並首次將第一手原始資料公開解密。臺灣經驗已歷經不同層次的淬鍊與改革,但政治整合與政治認同等仍是有待持續探討解決的難題。

改革比革命還難,必須面臨「兩面作戰」,而政治成敗主要是妥慎處理三事:「掌握政策方向」、「資源分配」與「用人」。

宋楚瑜以「向心力(centripetal)」與「離心力」(centrifugal)兩個概念,來統整開發中國家民主化的關鍵因素。他深切期許當今主要政黨和政壇人物多做有益民生的「實事」,不妨也再回味一下過去臺灣「一步一腳印」的路程,這應該對重新找回臺灣向上提升的動力與向心力會有助益。


作者簡介


宋楚瑜口述歷史
學 歷 及 榮 譽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1964年)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碩士(1967年)
美國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碩士(1971年)
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1974年)
美國艾森豪獎金得主(1982年)
美國天主教大學榮譽博士(1995年)
澳洲國立南澳大學榮譽博士(1995年)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哈斯國際獎章(1996年)
美國亞洲基金會龐克傑出訪問學者(1999年)
美國馬里蘭大學榮譽博士(2000年)
韓國漢城淑明女子大學榮譽博士(2003年)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區十大傑出校友(2018年)

現 任
親民黨主席

經 歷
行政院院長祕書(1974-1977年)
總統祕書(1978-1989年)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兼政府發言人(1979-1984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1981-1999年)
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1984-1987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祕書長(1987-1989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1988-1999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1989-1993年)
臺灣省省政府主席(1993年3月-1994年12月)
臺灣省省長(1994年12月-1998年12月)

方鵬程採訪整理
學 經 歷
臺灣師範大學法學博士。
曾任記者、採訪編輯、編審、編譯室主任、臺灣新生報副社長、臺北市報業同業公會理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現專任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學系副教授。

著 作
《寧為劉銘傳:宋楚瑜的僕人領導哲學》(2006年10月,商周;金石堂非文學類排行榜第一名)
《如瑜得水:影響宋楚瑜一生的人》(2013年7月,商周;誠品人文科學類排行榜第一名,博客來人文史地類排行榜第一名)
《蔣經國祕書報告》(2018年1月,商周;誠品人文科學類排行榜第七名,博客來社會科學類排行榜第二名)


書籍目錄


序╱宋楚瑜
導讀:臺灣為何能邁向政治民主化的基礎與條件╱宋楚瑜

第一章 經國先生開啟臺灣邁向民主化的動力機
第二章 「臨門一腳」:李登輝代理國民黨主席
第三章 國民黨十三全大會:「雙李關係」變化
第四章 宋楚瑜接任國民黨祕書長
第五章 1989年底三項公職選舉:「宋關情結」肇始
第六章 二度「臨門一腳」:二月政爭始末
第七章 召開國是會議
第八章 郝柏村組閣
第九章 國民黨流派之爭
第十章 化解民進黨417大遊行
第十一章 《刑法》第一百條修正vs.臺獨條款
第十二章 民進黨加入國統會
第十三章 一機關兩階段修憲
第十四章 難搞的第二屆立委選舉及國發會後的凍省效應
第十五章 政黨外交
第十六章 總結:向心力或離心力的政治整合

後記╱方鵬程


推薦序/導讀/自序




這是一本由我接受採訪,經整理寫成的憶述紀錄,主述內容起自1988年1月中華民國總統(亦是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先生逝世,止於1993年3月我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前後歷5年有餘,也就是臺灣民主發展中,可稱為不流血「寧靜革命」的過程。

雖然是短短的幾年,足可稱之為臺灣版的「春秋戰國時代」。因為這正是臺灣經濟起飛之後,繼之以政治民主化,政壇躍躍然動,國民黨內本土勢力崛起,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相互角力,又加上民進黨草創後力圖生存發展與派系較勁等,共構成一部情節複雜、經緯多端的臺灣政治現代史。

在這段5年餘時間,我以國民黨副祕書長、祕書長的身分,親身參與經歷或見證諸多歷史事件。包括經國先生逝世;李登輝先生繼任第7任總統前在國民黨臨時中常會向會議輪值主席俞國華先生作重要建議;國民黨推舉李登輝先生代理主席會議中的「臨門一腳」;國民黨第13屆臨中全會「二月政爭」的「臨門再一腳」;1990年全力協調朝野召開國是會議;協助郝柏村先生組閣;民進黨417大遊行徹夜和民進黨協商,促使該遊行和平落幕;為和平修憲尊重朝野溝通奠定基礎,推動《刑法》第一百條的修訂,終結因思想意念而被判為政治犯;勸說民進黨不宜冒然強力推動「臺獨」,以化解臺獨急獨衝擊,使臺灣政局得以穩定;勸退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促請民進黨加入國統會;和李元簇副總統合力推動二屆國代修憲與黨內外溝通,終結「萬年國會」,推動總統直選;協助連戰先生通過閣揆任命等,以上列舉事件無一不關係並影響臺灣後來重大政治發展,在本書均有第一手的敘述,也大多是第一次對社會全盤公開解密。

中國歷朝歷代都思改革,關鍵在設定目標、精心規劃、耐心溝通、化解岐見,建立民眾對執政者的信任與信心。經國先生主政臺灣多年,雖自認是凡人,卻做出不平凡事業,迄今仍令大多數臺灣人給予極高評價與肯定態度。我曾在1992年秋季號《世界事務》(World Affairs)季刊,發表〈中華民國臺灣的政治發展(1985至1992年):一個局內人的觀點〉,提出以下一段相關論述,這即是揭開李登輝時代,賡續民主化改革,得以維繫的根本要件:

雖然蔣經國總統於1988年元月遽然崩逝,但他已啟動了臺灣努力邁向民主化的動力機。蔣經國先生也藉著實施這些歷史性的改革,來確定執政的國民黨能保持作為一個不斷做自我調適的政團,具有持續地吸收並因應「現代化」所激發的種種需求的能力,並減輕了其過程中所可能爆發的衝突和損害。

以中共改革開放為例,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於2011年出版《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天下文化,2014年中譯本),其中菁華之一即是鄧小平和中共黨人如何「總結」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路線。

1977年鄧小平視察廣東,有人談起令人頭痛的問題:「每年有上萬年輕人偷渡香港」,這當然只是反應著當年中國大陸整體經濟落後的一面而已。鄧堅決表示,解決之道不在於更多的鐵絲網和管制哨,「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但該如何搞好生產生活呢?中國共產黨和鄧小平是從「歷史論斷」開始的。

在中共的官方歷史紀錄中,1978年12月18日至21日的第11屆三中全會被稱為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會議,從此鄧小平路線取代了毛路線。務須理解的,中共11大三中全會實質上是一個向中國民眾和外部世界宣布鄧小平路線得到「正式批准」的重要會議,更重要的是此前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了由210名中共最高層幹部總計為期4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他們運用了46天會期,進行了數不清的會議,以及史無前例的綿密發言、溝通與討論,坦率地檢討以往中國兩次大災難——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擺脫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與「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教條約束,並揚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教條。中國共產黨認真地思考,梳理出未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新路線,終於「撥亂反正」,開創出後來40年「改革開放」的榮景。

在1978年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一開口就說:「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接下來,鄧小平沒有批毛,沒有否定毛,反而重複說明:「毛澤東犯過錯誤,本人也犯過錯誤,任何想做事的領導人都會犯錯。」美國學者傅高義的書中還描繪鄧小平苦苦思索的「用心良苦」,包括:如何鼓勵新思想,同時盡量減少保守派幹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又擺脫他的極端社會主義經濟路線;如何既保持樂觀,又要避免之後的失望;如何既維持政治穩定,又開放經濟;如何既給予地方幹部靈活空間,又能維護國家發展的總路線;重點不放在清算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而是務實地「平反」被「整肅」的老幹部,並恢復其名譽及權益。

鄧小平何其務實,又何其審慎,「全盤否定毛澤東,共產黨不是什麼都沒有了!」我所要表達的是:「沒有李登輝時代的民主改革,國民黨如何轉型?臺灣又如何和平地民主發展?」踵繼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之後,李登輝先生執政臺灣12年餘,愛之者譽為「民主先生」,疑之者批其竊占中華民國,以行臺獨之實。

我則有這麼簡單的一句話:「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糾纏至今,實無助於事,走不出過去恩怨情結,臺灣見不到未來。」對蔣中正先生也好、對李登輝先生也好,都應以「既非全盤否定、也不全盤接受」的態度,就事論事地務實重新加以認知與檢驗。畢竟俱往矣,重點不在糾結於「加害者」的負面情緒,而是找出平反「受害者」的積極作為,藍綠和解共生、記取教訓,不要重覆過去的錯誤,包容共謀體認經國先生經營臺灣兩大政略的主張,臺灣才能找回昔日的驕傲。

鄧小平總結毛澤東的功過,以「七、三開」定調毛主席「建國有功、治國有罪」,擺脫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略,打破「兩個凡是」的神主牌位,因此才能放開手腳、大破大立,推動以民生經濟為綱的改革開放路線,40年來的努力,終於奠定中國大陸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進程。

反觀臺灣,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國、民兩黨糾結於所謂的藍綠對決,進行政治上的選票與社會動員,藉著無益民生的統獨意識各自綁架基本群眾,進行族群鬥爭、互貼標籤,推動兩個政治對決「新的凡是」,也就是把臺灣內部的複雜政治問題,簡化成「凡是藍的,就是親中;凡是綠的,就是愛臺。」所以,「外省人多是藍的;本省人多是綠的。」以此手段粗糙地進行「以省籍鬥爭為綱」。因此,藍軍將2000年國民黨失去政權的責任,一股腦地推給李前總統;而綠軍為了鞏固其政治版圖,緊抓「反核」、「臺獨」兩塊神主牌,樂此不疲地進行族群動員。

自此,臺灣完全背離了經國先生經營臺灣的兩大政略—也就是「在政治制度上,鞏固民主、推行法治;在經濟制度上,強化經濟、照顧民生。」短短18年,臺灣付出了沉重巨大的代價,不僅僅是在經濟表現上已完全退出亞洲四小龍之列,臺灣引以為傲的人才養成、技職教育幾已崩解,過去自1945年來近50年、臺灣社會族群融合的努力更付諸東流。

總而言之,鄧小平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貢獻,就是「解放思想」,掙脫「兩個凡是」桎梏,放棄「階級鬥爭」講究根正苗紅、工農出身的謬思;今日臺灣要想重振,也必須嚴肅面對臺灣政治對決兩個「新的凡是」,揚棄以「挑弄族群、鞏固選票」的政治算計,「放下藍綠對決、照顧民生經濟」,務實地面對未來。

我必須再次強調,在1988至1993年這段期間內,我作為其中一位協助李登輝先生執政前一階段推動憲政改革的執行者,我看見李登輝先生與許多早期襄助他的戰友如李元簇等都是務實主義的改革者,而且都是「經國學校」畢業的,沒有偏離經國先生走向開放民主的路線。但是遺憾的是,後李時期識人不明,用人出了問題,逐漸出現國家認同、大陸政策和黑金橫行等種種問題,對後來產生不少且不良的影響。

我絕對尊重每個人的不同見解,但是有責任為這段過去做個綜合整理,陳述我所知道而不為外人知的歷史事實,供歷史作公評,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以後政治社會改革者參考。

1992年10月2日,「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第5屆黨魁年會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由我以祕書長的身分代表國民黨率團前往參加,除簽署聯盟憲章,正式讓國民黨加入IDU成為會員外,並在大會以〈寧靜革命〉為題發表入會演說,介紹中國國民黨在臺灣推動民主的成就,以及中華民國進步的現況,此即是「寧靜革命」一詞的濫觴。善哉,緊接著《亞洲華爾街日報》(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於1992年11月11日社論,以〈臺灣的寧靜革命〉(Taiwan’s Quiet Revolution)為題,稱譽臺灣奠基於經濟技術和循序漸進的民主制度,和其他國家鮮血淋漓的暴力行徑顯然不同,允為另一個恰當的評論。

胡適曾說:「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者可叫做革命。」本書訴說所及,當然是上述分類的「第二種歷史」。但革命也有兩種,一是流血革命,另一是不流血革命,發生於17世紀的英國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就是屬於後者。臺灣這段民主化過程值得驕傲之處,在於權鬥而不流血,只希望沒有留下歷史遺憾,而為未來開展出一條憲政坦途。

在李登輝先生承繼大統開始前幾年,政治上扮演「人力督促」的重量級人物,除李登輝本人外,主要有謝東閔、李元簇、俞國華、李煥、蔣彥士、林洋港、蔣緯國、郝柏村、馬樹禮、邱創煥、余紀忠、王惕吾、錢復、連戰、陳履安、徐立德、梁肅戎、關中、林棟、洪玉欽、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許信良、施明德、陳水扁、馬英九、王建?、趙少康諸先生等,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位,這些人各占據本書裡不同的位置與不同的光譜。由於其間翻天覆地的權鬥、對峙、較勁,或公開的與關起門來的溝通、對話和謀劃,都是獻替國是的智力折衝,卻未曾流過任何一滴血,這確實也是值得慶幸之事。

北宋賢臣歐陽修〈朋黨論〉有云:「治亂興亡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鑑矣。」歷史在國人眼裡,不止於對君王治術有益,一向有鑑往知來、增進解決問題的參酌功用。我更以為,對某些與某段歷史有檢討、有省思、有比較可以接受的綜合共識結論後,才可能有下一步的大開大闔向前邁進,否則只會自綁手腳,停留在過去歷史的恩怨糾纏裡,一籌莫展,徒然自怨自艾而已。

還可以交代的,本書所述內容雖事隔30年,但絕非我一人的主觀口述而已,全部內容均有佐證資料,所有事件梗概與細節均可供驗證與反覆論證,亦可開放與公眾對話。

我希望本書能盡到告知的義務與責任,也能因身在歷史中,對這一段我們是如何創造臺灣開放民主的經過,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宋楚瑜 寫於 2019年元月

導讀
臺灣為何能邁向政治民主化的基礎與條件
宋楚瑜


長期以來,在許多和國際領袖、各領域學者、媒體記者和關心臺灣政經發展的鄉親朋友,以及中國大陸來訪人士等等的互動場合,大家對臺灣政治發展從蔣經國先生到李登輝先生的和平轉移過程,以及開啟政治民主化的關鍵歷程都有著濃厚興趣。他們有的出自好奇或羨慕,經常問到的一句話是:「究竟你們是怎麼做到的?」(How did you do it?)這當然是個「大哉問」,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我在這二、三十多年中不知回答這個問題多少次,但在這本書則嘗試加以梳理,做出個人身歷其境或親身主其事的解答、見證與感想。

自漢人渡海來臺,迄今超過400年歷史。若自清朝國力中衰以後來看,其中最大的一個轉折,是中日甲午戰爭戰敗,中國將臺灣割讓日本,臺灣乃由日本統治了50年。接著的第二次重大轉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華民國政府收復臺灣,卻也因在大陸國共內戰兵敗,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轉進到臺灣重起爐灶,試圖將臺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第三個轉折是,經過總統蔣公和經國先生的勵精圖治,臺灣在面對中共武力與外交種種威脅的同時,逐漸因經濟與政治建設成就在國際社會中崛起,並被譽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典範,例如1978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將中華民國列入新興10大工業化國家之一。臺灣從一個默默無聞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經濟體制轉型到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工商發展模式,進而成為眾所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政府的有效領導與務實的內外政策的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無疑地,在兩蔣治理期間,政府扮演著帶頭與推動的「火車頭」式角色,從土地改革、美援運用、加工出口區的開設,以及自1953年起依循國父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理論,有系統且有計畫性地實施一連串經濟建設,並且將台泥、台紙、農林、工礦四大公司轉由民營,同時極力扶植中小企業發展。尤其自1968學年起將國民教育由6年延長為9年,並且建立專科及職校的技職教育體系,不僅使民智大開,而且有效轉移農業人口投入工商業建設行列,設立加工出口區的林林總總,改變了臺灣的產業結構。又以1979年新竹科學園區成立,更奠定了臺灣走向高科技及工商社會的基礎。

臺灣中小企業之所以能夠如此繁榮,有四個主要因素:融資、創新、基礎建設及技職教育。進一步來說明:

一、在融資方面,創立了「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以及「中小企業銀行」來提供有潛力的中小企業,取得新創(start-ups)階段的資金,並提供財務輔導的服務。

二、在創新方面,由於研發亟需龐大資金支應,政府為了協助解決,由政府出資成立了工業研究院,集合頂尖科技人才,更將最新的研究成果無償分享給中小企業。

三、在基礎建設上,政府也積極建造或改善基本建設以利經濟活動進行,如排水、供水設施、廢水處理場、電力設置,以及更便捷的交通網絡,連結機場及海港,並讓中小企業以低廉的價格,甚至可無償使用這些建設。

四、在教育方面,透過九年的國民義務教育,使得 99%以上的公民都具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再加上大力提倡技職教育,使中小企業有充足的技術人才資源。
整體來說,政府在當中扮演了三個很重要的角色:

――政府扮演推動者的角色,提供必要資源及政策支持。
――政府扮演法規制定者的角色,不僅制定友善的法律架構,同時也協助解決爭端。
――政府扮演協助發展者的角色,讓資訊更流通,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商機與方向。

此外,由於臺灣人民在中國儒教文化的傳承與影響下,先天上具有勤奮、打拚及節儉等傳統美德,這一向被視為是締造臺灣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動力之一。若和西方現代化理論加以銜接,即是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麥克里蘭(David C. McClelland)所強調追求成就的內在驅力,此一內在驅力會時刻要求個人自己要「做好事情」或「做得比以前更好」。臺灣人民就是擁有這些中西文化所倡導的「成就需求」特質,進而激發出特別奮發的行動力。

我在《蔣經國祕書報告》(商周,2018)指出,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院長與總統16年期間,人民平均所得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 美元,但同時間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的差距,僅從4倍微升到4.85倍,達成「均富」的目標。2016年11月,我偕女兒宋鎮邁代表政府,出席在祕魯首都利馬舉行的APEC領袖會議,在與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Madeleine Odette Lagarde)及其他與會的主要領導人會談中,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等人,特別是一項企業領袖與政治領袖分組座談中,和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Vladimirovic Putin)、墨西哥總統裴尼亞(Enrique Pena Nieto)、澳洲總理騰博爾(Malcolm Turnbull)等人同一小組,談起經國先生所領導創造的臺灣經濟發展經驗,我特別指出臺灣的農業人口比例不斷調降,從80%降到現在的5%,其中調節下來的75%人口未曾造成社會動亂,而是轉型到自行創業或當上班族,創下130萬個中小型企業及900萬工作機會的可觀成效,亦即原本從事農業耕作的人口逐漸轉型成為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就是臺灣社會穩定發展的中間力量。而這些中小企業的外銷成果,累積了世界稱羨的外匯存底,1991年曾高居世界第一,1992年世界第二,至2018年10月止為4,601億美元,位居世界前五名。

無須諱言,那段時期「政府的有效領導」在比較政治學(comparative politics)中,被歸納為所謂的「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但在經濟成長有相當規模之後,在政治上如何從威權走向開放民主(open democracy),則是臺灣的第四個重大轉折,也是臺灣經驗從此邁向成熟發展的重大里程碑。這個關鍵時刻係由經國先生晚年時首先開啟,在他生命終點之前解除臺灣地區戒嚴,繼而開放黨禁與報禁,其繼承者李登輝先生賡續致力於憲政改革,關鍵改革時間點為1988年至1993年,也就是我擔任執政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副祕書長和祕書長的那段時間。

如前所言,經過長期經濟發展和九年國民教育的影響,戰後嬰兒潮(Post-World War II baby boom)的教育普及且因民智大開,人民要求參與(participate)的動能愈來愈大,威權統治已經愈來愈不合身。以美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理論來說,他所關心的命題即在於政治發展需要哪些經濟、社會的條件來奠基,它包括人民財富指數、工業化指數、都市化指數及教育指數等。李普塞特的重要結論之一認為,教育比財富收入更重要,也比做哪種職業重要,這些特徵都發生在1980年代的臺灣。

值得一提的,臺灣所培植起來的中小企業,有一大部分以出口導向為主,世界經濟的起伏波動、機會與風險在在為他們所關心。小到蘆筍、洋菇各種農產品加工,大到國際代工的訂單,包括運動鞋、成衣、電腦手機零件等,這些創業家及其受僱者都廣泛和世界接觸,緊盯世界的經濟市場變化,他們的訂單來自世界五大洲,平時積極汲取國際資訊,隨時彈性機動調整生產線,而且對政府決策過程不僅想知道,更是熱衷於參與,因為這關係著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在政治體系的投入與產出過程中較樂於擔任積極性要角。就一般臺灣民眾而言,因為九年義務的國民教育,使得識字率提高,閱報率人口逐漸增加,也勇於接受現代知識,再加上1979年元月起開放國人出國觀光,可以親睹國外一切社會實況,臺灣民眾邁進全世界且眼界大開,因此對於政治事務或人物有認知(cognitive),也能判斷評估(evaluative),進而表達出支持或不支持的情感(affective)反應。

這種對政治參與愈來愈強的現象可以用「七嘴八舌」或「指手畫腳」來形容,用閩南語說則是「十嘴九尻川、三色人講五色話」。而這種願意參與公共事務的現代人即是李普塞特所稱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亦即從經濟發展邁向政治發展的中間媒介,若缺少了這種人,要談政治發展是落空的。或如政治發展學者阿爾蒙與佛巴(G. Almond & S. Verba)研究所指出參與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的形成,認為政治參與是可以期待且有效用的,甚至想以行動者姿態投入立法與決策行列,進而影響法律與政策制定的結果。

但是,民主還有另一個社會條件不容忽視,那就是合法性(legality)與正當性(legitimacy),李普塞特用「效率(efficiency)」與「效能(effectiveness)」兩個概念來加以評價,前者是指經濟發展速度與現代化進程,後者主要是一個高效能的領導系統和決策機制以應對紛至沓來的各種問題。這關係到一個社會處理分歧(divergence)與整合(integration)的方式與能力,甚至直接威脅到民主的鞏固與穩定。

每個國家、民族或族群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各有其要面對的特殊遺緒、傳統,或有待克服的難題與情境。在民主政治出現之前,每一個政權轉移都曾是一場革命,甚至是流血、殺人遍野,過程不僅是血腥,而且歷時長久。這在中國歷代帝王更替,幾乎沒有例外。大陸推出的清宮連續劇,看到即使是同一朝代,從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不都是一幕幕鬥爭的大戲?!

若以李登輝先生承繼經國先生的政治大業而言,至少立即面臨以下五大課題。第一,首當其衝者是能否順利制度接班(institutional succession),亦即是能否拋掉過去家父長制(patriarchy)的緊握權力,元老派甚至藉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之名,插手臺灣政治中最敏感的接班人問題;第二,是世代更替(generation turnover)的問題,如「老士族」是否平和地退出權力圈、「萬年國會」等憲政改革,都是涉及極難處理的接班團隊老問題;第三,是省籍情結(ethnic complex)的問題,過去是「外省人」主政,換成「本省人」當家,還能撐起一片天嗎?這又是接班「血統」是否純正的問題。第四,則是對於民進黨、自由派學者和社會運動人士等新興勢力(the rising force)的崛起、各黨各派內部權力重組與特定利益組合(interest integration & regional sentiment),如農漁會、宗親、黃復興黨部的糾結,以及傳統中國社會的「山頭主義」(也就是地方派系)能否整合,還是各行其是成為另一類「諸侯割據」,則又是牽涉到如何解決政治與經濟上權力重新分配(distribution)的問題。第五,則為另一個重要的內、外在因素,那就是統獨路線與兩岸關係,這更牽涉到國族認同(identity)的根本問題。

從總統蔣公到經國先生(其間嚴家淦先生曾經繼任第5任總統3年1)的傳承,這是父傳子的老路,經國先生則深體時代變遷與臺灣實境,打破蔣家人接班的迷思(myth),更明確的提示軍人不得干政,也就是不會有軍人統治,以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的話說,那就是「經國先生以『家長的權力』來結束『家長統治』」;但李登輝能否順利掌權,則出現元老政治的干預。「萬年國會」的問題經國先生在世時,已經宣示國家法統在於《憲法》不在於人,但在執行改革過程中仍是艱辛萬難,這是元老政治的典型,不亦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捨棄權力所形成的障礙。國是會議則是先要解決國民黨內部寡群權力的支配,再和民進黨與社會人士等共商國會改革、國家元首如何產生、中央體制與地方制度的權責劃分、修憲方式和兩岸關係等大政方針。關於兩岸關係,它的本質仍是屬於合法性的課題,制定《國統綱領》並請民進黨人士加入國統會,不失為「緩衝」策略,以時間換取轉型空間,期使國內各政黨及與中國大陸各層關係之間相調適,避免兩岸產生「立即對撞」的狀況。以上這些都經過審慎的應對處理或密集繁複的協調溝通,得以一一克服,方使臺灣民主向前開步走。

此外,在權力重分配、協調與整合過程中,「誰能參與?」至關重要。如果你不讓我參與,那我為什麼要承認你的合法性?民主化後的臺灣,尤其是經歷兩次政黨輪替,再也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或在野黨,每個人都可以政治參與,不再以「思想」如何,來界定你可參與或不可參與,所以《刑法》第一百條要修訂。什麼叫「政治犯」?我有一個最簡單的定義,那就是以前像古代的帝王只要對「不同想法」的人,給了一個「離經叛道」的標籤,那就是「政治犯」或「叛亂犯」,民主時代就不能再發生這種情形。但大家既然一同參與制定遊戲規則之後,就必須用理性和平的方法來表達不同政見,來爭取多數民眾的認同,不能採取暴力或脅迫的手段。也就是如博弈理論或羅爾斯(John B. Rawls)正義論所設定的前提,在牌桌上怎麼玩都可以,但絕不能掀桌子或不遵守誠信的遊戲規則(rule of games)。

臺灣民主化一路走來,過程並非平順,其間若偶有不慎,則難以確保不發生「失足墜崖」之險,甚或今日仍有人以為「結果不如預期」。但無論如何,在關鍵時期的關鍵時刻,常繫於關鍵一、二人身上。而且這「一、二人」在付諸行動之前,需有計畫藍圖(master plan),不僅要有戰略與完整配套,而且要心存誠信、腳踏實地去做溝通協調,同時要適時技巧地向民眾說明,才能化疑慮,正視聽,協助政府與執政的國民黨,贏得民意(mandate),取得信任(trust),樹立公信力(credibility),凝聚向心力,行使公權力。這也是完成不流血革命的必備條件。

最後綜合整理一下,經濟發展導致國民所得增加,教育普及使人民有獨立判斷事理的能力,以及開放人民到海外旅遊,加上自由貿易更加速國內外資訊流通,這三股主流力量已經促使封閉的社會不得不走向開放多元。臺灣走過這個模式的過程,也會在其他新興社會引起類似的激盪效應。值得重視的是臺灣花了超過60年,才逐步轉型(transformation),在經歷這個天翻地覆,而又不流血的變革起伏(ups and downs)過程中的正面經驗與負面教訓,在在都值得政治學者思考綜研,以形成理論分析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對從事改革的新興民主國家與從政人士亦可作為極為珍貴的借鏡。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能不厭其煩、不辭勞心,更不畏臧否,起心動念留下歷史紀錄的緣由。

羅馬帝國晚期政治家與雄辯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曾率直地指出:「一個不懂自己出生前的歷史的人,永遠是個孩子。」也或許,「讀史難通天下事」(外交家葉公超語),而對每個臺灣人而言,確是需要博知一些能激勵我們向前邁進的歷史!我們也期待,在臺灣開放的沃壤與民主大道上,能夠孕育英才輩出,再創臺灣經驗輝煌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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