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作者: 彭威翔 
出版社: 左岸
出版日期: 2019/07
頁數: 192
尺寸: 16.8x21.5x1.4
ISBN-10: 9865727900
ISBN-13: 9789865727901
書城編號: 158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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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制服從何時開始?有什麼意涵?
制服如何成為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
本書揭開「制服帝國」的身世之謎。

  制服是許多人成長的共同記憶,也是最令人難忘的身分印記。臺灣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穿著制服?卡其制服從何時開始流行,讓臺灣在戰後戒嚴時期成為卡其制服帝國?回溯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逐步換穿各式標準服裝。
  在日治初期二十年間,臺灣各級學校的制服百花齊放,日籍學生著和服,臺籍學生穿長衫,原住民穿「番服」,呈現多元雜糅的面貌。一九二○年代以後殖民政府強化控制力,洋式制服與當時流行的洋服同步,逐漸成為官方認可和推廣的學生制服。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制服也因應戰爭的需求與氛圍,而有「國防色」(卡其色)和「迷彩裝」式的學生制服。
  透過本書的描繪,制服具體而微地成為我們可以辨識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作者也觀察到,日治時期學生制服的變化,與日本的殖民政策、教育制度、民間社會的服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制服的配件、學校對制服的服儀檢查、當時制服的價格、購買力,以及各個角色對於制服的觀感,也是本書關心的面向。想看看母校在日治時期的制服是什麼樣子?一百年前臺灣學校的制服款式,都將在本書中呈現。

【紀臺灣】圖說臺灣史系列(2019年書目)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留聲機時代:日治時期唱片工業發展史》
  《從臺車到巴士:百年臺灣地方交通演進史》


作者簡介


彭威翔,臺灣花蓮人,畢業於臺北師範學院社會教育系,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國小教師。從小對於歷史有莫名興趣,年紀漸長,偶然機緣下進入政大臺灣史研究所就讀,關注的面向開始聚焦於臺灣這塊土地。由於在教育現場服務,因此將重心放在啟發學生對臺灣歷史有更多的興趣,以及更多面向的認識。


書籍目錄


導讀╱呂紹理
自序

第一章 細說從頭──制服的起源
◎制服的意義
◎洋服.制服與日本
洋服的傳入╱學生服裝
◎清代的學生模樣
臺灣漢人的服裝╱清代的教育與學生服裝

第二章 未定著的學生服──從混亂到萌芽(1895-1919)
◎無方針的統治、教育與社會服飾
殖民地初體驗╱摸索中的草創教育╱從頭到腳的轉變:剪辮與解足
◎從混亂到萌芽的學生服裝
領臺初期的混亂(1895-1910)╱逐漸萌芽的學生服(1910-1919)

第三章 同化下的轉變──迅速流行的洋式制服(1919-1939)
◎向內地看齊的統治、教育與社會服裝
向內地看齊╱內地延長的教育政策╱普及、流行的洋服與中西混搭的臺灣服
◎制服的成形(1919-1930)
洋式學生制服的迅速流行
◎邁入成熟(1930-1939)

第四章 戰時的統制──迷彩風的學生服(1939-1945)
◎皇民化下的統治、教育與社會服裝
成為皇國子民╱皇民化運動下的學校╱和服.改良服.國民服
◎統制的迷彩學生服

第五章 微觀下的制服面貌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機構與師範學校
高等教育機構╱師範學校
◎中等教育:男子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
男子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
高等女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初等教育:小學校與公學校
小學校╱公學校

第六章 校園制服面面觀
◎先生們的打扮
男先生的服裝╱文官禮服╱令人稱羨的文官服╱女先生的服裝
◎與眾不同的原民生
統治者眼中的原住民╱原住民的教育政策╱服裝改善與學生制服
◎不可或缺的小配件
頭頂上的學問:學生帽╱學校的象徵:校徽
◎第二套服裝:運動服
腳踩學生鞋

第七章 制服的穿著與規定
◎制服哪裡買、哪裡取得
賢妻良母必備:裁縫課程
◎CoCo知多少:制服的價格
◎制服何時穿?
服儀檢查╱校規處置

後記:日治時期臺灣人對制服的觀感
學校的立場╱輿論的看法╱裁縫業者的處境╱順從?反抗?:學生的想法

附錄:臺灣學校制服沿革年表
註釋
參考資料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讀
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如果有哪一樣日常物品,可以讓兩、三個世代以上的人們七嘴八舌地分享或討論,勾起大家同中有異的記憶,「制服」無疑是難以取代的物品之一。
大凡進過現代學校讀書的人,沒有哪個人不會有穿著學生制服的經驗,即使在九十年代以前的大學生,每學期也都會有那麼幾次必須穿著卡其色「軍訓服」參加週會的場合,就更不用提高中以降各級學校學生必須朝暮相處的制服了。戒嚴時代的制服,整齊劃一,大概除了北一女和臺中女中以及一些私立學校之外,其餘各校的制服千篇一律的卡其色或白色,冬天加上藍色的外套。胸前或藍或黃或白的校名和學號,成了這整齊劃一之中唯一可以辨識不同群體及個人的標示。
不過,在這看似森嚴的卡其帝國下,微渺的人們還是用一些看似瑣碎的方式,勉力想要掙脫這單調而令人窒悶的服裝大軍,奮力表達自我的個性,或者,即便並不清楚自己的個性是什麼,但就是想表達不甘和別人一樣的心情。把書包背帶拉長及地、書包翻蓋抽鬚,或用原子筆畫上各種圖樣和字詞;直筒褲改為喇叭或窄管;圓盤帽用力擠壓成好萊塢形象中納粹黨衛軍的樣式;或者裙子長度在膝蓋上下游移、西瓜皮的髮型上暗渡各式髮夾,或者再進一尺燙成波浪捲的西瓜。
雖然有這些反制服的「革命烈士」奮力抵抗,制服卻也是大多數人安居其身的皮囊。不想當烈士,只想求安穩的人,大隱隱於市,制服是躱在人群中最好的避風港。群體的力量,讓身處其中的人們感到安全,領袖、主義、國家、老師、教官、父母,都是人生的導師,循著他們的腳步,我們自認可以安全地、穩妥地走過苦澀的青春。另一種擁抱制服的人,是制服給了自我新的身分與地位,在不是人人都能唸到較高學位或者名校的時代裡,高校名校的制服有如名牌服裝一般,成為身分位階的表徵。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的卡其制服,「卡其帝國」的制服資源曾是家族「共享經濟」的表徵,弟妹繼承兄姐的汗水,兄姐繼承親戚的汗水。卡其帝國下的制服,浸潤著家族代代相傳的辛與酸,直到它露出破綻、無法縫補。於是在相同的卡其帝國下,制服的新與舊、材質的良與窳,剪裁的合與不合,成為大家在細微中辨識身分、地位心照不宣的線索。
可是,卡其制服帝國是怎麼產生的?是什麼因素,讓原本日常生活中不曾存在的制服,百年後卻成為莘莘學子得日夜操煩的東西?是什麼力量,讓這個安居其間又束縳人們的制服,在脫下它後卻又依戀不捨,成為大家可以相濡以沫的記憶?
想要解開上面的疑惑,就不能錯過《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這本可帶領我們揭開「制服帝國」身世的導航書。作者彭威翔老師任教於花蓮鳳仁國小,並於2006年起就讀政大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他在修習我所開設的「近代臺灣社會文化史」時,擇定了「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制服」做為碩士論文的研究方向。修課期間,他奔波於臺北花蓮之間,開始撰寫論文後還要同時兼顧小學的教學與行政,十分辛苦。但他卻寫得津津有味,樂在其中。2010年他高分通過口試順利畢業,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即是威翔根據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精采作品。
這個題目與他自身在教育現場的生活文化十分貼合,不僅僅只是學術論文客觀遠眺長時段歷史變貌的書寫,更有個人近身觀察與經驗的投射,就像第一章以2010年臺南女中千名學生集體脫褲事件和2008年東吳大學全校制服日兩則新聞做為啟始,很鮮活地點出制服在高中到大學間兩種頗為矛盾的情感轉換,激發讀者的好奇,從而產生進一步探索制服歷史的興趣。
然而,這本書並非只是想要挑起我們的懷舊情緒而已,「被制服」這個關鍵詞才是威翔想要探索的核心問題:究竟是什麼制度條件、社會脈絡、文化價值,讓穿在學生身上的衣服,可以施展出控制學生的法力?這股力量,要在什麼條件下才得以漸漸消解?
故事的起點必須連結到近代民族國家的崛起,近代東亞世界中清朝與日本同步追求富國強兵的軍國民教育,成為日後臺灣接收此制服文化的兩個源頭,而日本殖民體制更是將制服這樣的制度帶進臺灣的始作俑者。如同威翔在〈自序〉中精要地提醒我們:「制服」既然是政府由上而下所設計的服裝,在探尋它發展與變遷的過程時,就不能忽略不同階段政府的政策態度、教育措施的變化,也不能忽略外在大環境中近代服飾文化的變貌。政府政策和服飾文化這兩條經線下,映疊出制服的四個面向:男╱女性別在制服變遷上的異與同;漢衫、和服與西服相互爭輝的變化,制服顏色所賦予的文化識別意涵,與制服相生相隨的帽子、徽章、鞋子、運動服等配件。穿梭在上述經線之間的,則是由制服所規定出不同學力的學生身分、維繫制服秩序的各種規範與懲處,以及時人對制服的諸多看法。如此經緯交錯,構成生動活潑制服歷史。
循著上述經緯線,威翔按照統治初期、同化時期及戰爭時期等時序變化的軸線,娓娓道出制服的前世與今生。他提醒我們,「制服」並不是日本殖民者在一開始統治臺灣時,腦中就已經設計好它的形狀、樣式、顏色和各種規矩,如同其他日本殖民統治的策略都是在摸索中慢慢形成一樣,統治最初的二十年間,臺灣各級學校的制服百花齊放的現象,呼應了殖民初期章法紊亂的統治窘境,此時的「斷髮放足」仍停留在「舊慣溫存」階段,因此,漢人學生赤腳、纏足、辮髮上學者所在多有;日籍學生著和服,臺籍學生穿長衫、原住民穿「番服」,好不熱鬧!然而隨著殖民政府控制力的強化,1920年代以後洋式制服與當時流行的洋服同步,逐漸成為官方認可甚至推廣的學生制服;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制服也反映了戰爭的需求與氛圍,而有「國防色」和「迷彩裝」式的學生制服。透過威翔的描繪,制服具體而微地成為我們可以辨識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
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是帶領讀者到學校現場,一睹當時各級學校男女學生、日臺學生的穿著,配合豐富的照片、時人描繪與口述回憶,我們得以進入以黑、白、紺(深藍)、卡其、茶青等色為主的學生制服世界,以及在這個顏色識別系統下以斥責、體罰等各種懲處手段維繫它所欲標舉的秩序。不僅學生著制服,老師為人表率,尤其是男性教師很早就被納入文官制服的系統,因而讓文化協會成員對文官及教師制服規定配刀一事提出嚴厲的批評。然而,文官制服製造出的威儀卻讓許多人產生期待能附身其上以便獲得眾人敬畏欽羨的眼光。
身著制服的學生、老師,眾人會抱以欽羨目光,不僅因為服裝特別設計出威儀感,還因為價格不斐,因而能著整套學生制服,必是中流以上的家庭方有可能,昂貴的價格成為制服烘托社經地位的表徵。威翔也非常細心地告訴我們,制服所映射的經濟地位,也成為贊成及反對全面制服化輿論中爭辯的焦點之一,透露出即便制服包裹著公平、素樸、整齊等正當性的論述,它卻也自始至終在畫出各種身分、性別、階層的界線,因而表面上追求整齊畫一的制服,實際上仍然承載著既有服飾文化中社會區分(social distinction)的各種元素,並且透過各種罰則以維繫秩序。近代制服就是透過每日日常的穿著和規範,讓它所代表的身分、秩序內化到每個人的肌膚,成為我們既依托其內又想掙脫於外的游移經驗。
2016年5月20日教育部宣佈鬆綁服儀管制,在校就讀的學生終於可以擺脫此一服裝的「制服」,不過,百年的學生制服並不會因此一政策而立即消失,在可見的未來時光裡,制服代表的秩序與認同仍然會有它的生命力,只是,它將不能再依附在政府由上而下的權力管束之下,而必須與千姿百態的日常服飾一爭長短來延續它的活力。


文章試閱


第二章 未定裝的學生服──從混亂到萌芽(節錄)

  領臺初期,日本面對應接不暇的抗日運動,加上同時還得安撫臺灣民眾,因而對臺灣固有的社會風俗習慣,大都採取放任、不加干涉的治理原則。即便在統治政策日益明確、積極的兒玉──後藤時期,他們對語言之外的服裝、文化仍遵循「舊慣溫存」的態度,使的臺灣民眾的服飾外觀維持清朝時期的風貌,沒有立刻發生改變。這種情況直到1910年代,開始解足、剪辮時,才逐漸有所不同。
  總督府雖然將鴉片、辮髮、纏足視為臺灣社會的三大陋習,但另一方面,鑑於風俗習慣改變不易,加上當時的臺灣處於武裝反抗正激烈之時,因而他們擔心,若貿然禁止,恐有害於日本的統治。
  這種放任臺灣陋習的情形直到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上臺後才有所轉變。1896年,乃木總督在一場對地方官員指示施政方針的會議上,明確說明了處理臺灣風俗習慣的原則:

  本島居民自祖先以來即奉為規範之舊慣故俗,根深蒂固,成為不成文法,其甚者異於我國(日本)定例,而至於有礙施政者,應予廢除,故不必論;而如辮髮、纏足、衣帽等,則需在一定的限制下漸收防遏之效,其他良風美俗則應繼續讓其保持以利施政。

  1898年,兒玉源太郎繼任臺灣總督,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同樣認為,移風易俗並非易事,應適當尊重臺灣人的風俗習慣和社會組織,可能的話,甚至可以巧妙地加以利用。
  在採取漸禁政策之後,總督府對於女性的纏足及男性的辮子雖仍放任、不強制,但仍透過學校教育及報章雜誌等管道來宣導,鼓勵臺灣人剪辮及解足。例如:1895年9月,總督府發行「臺灣開化良箴」,就明示了臺灣人應戒除的六種風俗習慣,而鴉片、辮髮及纏足就是其中三項。1898年8月6日,臺北因暴風雨來襲而釀成嚴重災情、死傷慘重,《臺灣日日新報》在風災的報導中,便提及:死傷者大都為纏足的婦女,因為行動不便、難以逃生,藉此突顯纏足的害處。
  臺灣的斷髮風氣起於學校。1910年年底,臺灣兩大最高學府:國語學校與醫學校的學生爭相剪髮,前者斷髮者約佔了全體的四分之一,後者則有將近半數的學生斷髮,影響所及,使的公學校的學生,也愈來愈多人響應斷髮。
  1907年6月1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了當時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陳德誼剪去辮子後,寫下的一篇〈斷髮有感〉詩文。內容如下:

  少年頑鈍無知識,辮髮長垂廿四年。今日才思多有碍,把他斷去理宜然。服裝換得文明式,思想應非昔日同。寄予臺陽諸親友,願無相箔異端攻。

  從陳德誼的詩文可清楚得知,接受新式教育、學習西洋新知的他,理解辮子帶來的諸多不便與阻礙,因此毅然剪去留了二十多年的辮子。此篇文後還附有評論;評論者對於習醫者的陳德誼付諸行動剪辮,抱持著肯定的態度。
  除了學生之外,與日本人關係密切的臺灣紳商,及在政府機關任職者、任教於學校的老師等人,都是較早剪去辮子的一群人。
  日治時期一開始,大稻埕仕紳李春生便應總督之邀前往東京參訪。因為在當地被謔笑所留的辮子像是一條「豬尾巴」,他便憤而剪斷辮子,並提到:

  予素喜西制,嘗慕改妝效顰,以為利便,奈格於清俗,不肯權變為憾。今者,國既喪師獻款,身為棄地遺民。此次東遊,沿途頻遭無賴輩擲石譭罵之苦,因是決意斷辮改妝,以為出門方便之計。

  台北茶商公會會長吳文秀,也於1900年藉法國行的空檔剪掉辮子;至於任職於新竹公學校的黃旺成,在1913年學校發下任命書後,除了到店裡訂購文官制服外,也旋即在朋友簇擁下剪辮。
  然而,剪去辮子、換成西式髮型後,按理應搭配洋服才對。但當時,一套洋服要價極貴,一套三件式的西裝斥資20圓至50圓,二件式的則要12圓至30圓,一件長大衣式的外套約為23圓至50圓。以當時擔任新竹公學校訓導的黃旺成、月薪約18圓至22圓來算,一件西裝要價約當於一名臺籍教師的月薪。
  因而,對一般臺灣民眾來說,這便成了斷髮剪辮後一筆極為沉重的負擔,且勢必影響斷髮運動的推廣。因此,1911年,臺北出現了「斷髮不改裝會」,提倡斷髮剪辮,但不改著洋服;西洋「文明的頭顱」仍可搭配臺灣的服飾,其目的就是為了排除剪辮與穿洋服的關聯性,讓剪辮更為臺人所接受。
  在此之後,臺灣各地陸續出現類似的組織,例如:基隆的「斷髮不易裝會」,臺中、臺南、宜蘭等地皆有地方人士組成「斷髮會」等,都提倡剪除髮辮,以追求進步、衛生的現代文明生活。在這些提倡斷髮組織的大力推廣下不久,全臺各地很快獲得了熱烈的響應,臺灣男性的斷髮剪辮也於焉蔚為風潮。
  臺灣女性的纏足是傳統中國父權思想之下的產物。然而,從醫學觀點來看,女性的纏足同於男性的辮子,都被已西化的日本人視為不健康、不衛生、不文明的落後表徵。
  其實,早在日治之前的清代,教會學校已開始推行女性的解足。例如:1885年創辦的臺南長老教會學校在招收臺灣女學生時,就要求女性解放纏足。1883年,創建於北部的淡水女學堂(今淡江中學),也在校規中規定,學生需解放纏足。
  然而,基督教會的影響力畢竟有限,加上總督府擔心,馬上嚴禁纏足或將引起臺灣人民的反感並有礙於接下來的統治,才僅以宣導鼓勵代替禁止。因此,解放纏足最大的功臣,可謂大力推行的民間人士。
  1900年,以臺北大稻埕醫生黃玉階為首的士紳們,成立「臺北天然足會」,倡導解放纏足,但此男性紳商主導的解足運動成效有限。1911年,婦女組織成立「解纏會」,由於以女性自身的角度出發,作法與行動都較為積極,加上官方的支持,因而有了較大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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