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金融崩盤深具啟發的優異書籍有好幾百本,紀念這個事件十週年而撰寫的《崩盤》會以權威性的說明長期流傳下來。在精湛的描述下,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做到其他已有成就的作家無法達到的幾件事。圖澤以多重面向設法解釋一個龐大複雜的全球危機,而且他的書結合有說服力的分析與政治和經濟詳情的迷人歷史。」──《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歷史描述,以輕鬆的筆調與大量有用的解釋來匯集世界各地的事件。有時感覺圖澤已經閱讀十年來每份官方工作文件、回憶錄、總體經濟和財經重要文章。即使是已經試著追蹤事件曲折的讀者,圖澤都能夠提供重要的價值。」──《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英國脫歐、川普現象、2014年俄羅斯併入克里米亞(Crimea),以及中國在金融體系的不斷升級:圖澤在這本筆觸生動活潑又長篇的書中涵蓋所有面向,而且還說得更多……圖澤是研究金融崩盤與歷史災難的專業人士,他也明白公司資產負債表和主權債務的術語,這足以深刻知道他應該謹慎的使用這些術語,將一些最錯縱複雜的胡言亂語翻譯成優雅的語言。」──《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有很多很多談論金融危機的書,但是少有書將這件事視為是世界性的事件……這是經濟史的巨著,堅持讀完這本大部頭書籍的讀者會發現很多驚喜……圖澤先生寫了一本很有價值的書,討論管理一個緊密連結的世界經濟所面臨的挑戰。他提出的問題在川普執政時代引起共鳴。」──《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對於導致經濟大蕭條的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與結果,進行一項野心勃勃的研究……圖澤並不是簡單地講述金融危機的故事。《崩盤》也是講述經濟崩盤牽扯錯綜複雜的政治紛擾、隨後出現的金融紓困,以及接下來出現的大型政治解體……但是圖澤的分析布局是新穎的,他快速的從華盛頓的危機講到歐洲的貨幣政治,然後到中國的財政政策,去解釋這些國家的經濟如何相互聯繫。這送出一個明確的訊息,他們都相信民族主義者的經濟決策:我們都在一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比金融機構和政府表達得更明確。」──《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
亞當‧圖澤(Adam Tooze)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史學教授、歐洲研究所所長。曾於劍橋大學、耶魯大學任教,並在耶魯大學擔任國際安全研究所主任。他與多家重要公司合作行政培訓工作,也對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有所貢獻。曾經贏得英國沃爾森史學獎(Wolfson Prize)與朗門歷史獎(Longman-History Today Prize),並以《崩盤》一書獲得2019年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Prize,旨在獎勵探討全球事務的作家與學者,《經濟學人》曾讚譽此獎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非文學類著作獎項)。
先後著有《統計與德意志:現代經濟知識的建立》(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毀滅的代價:納粹德國經濟的建立和崩潰》(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與《大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和世界秩序的重塑》(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1)。文章散見《外交事務》、《金融時報》、《衛報》、《華爾街日報》、《南德日報》、《明鏡雜誌》、《新左派評論》和《倫敦書評》。
亞當‧圖澤企圖以廣且深的研究,談討2008年金融海嘯事件及其後續影響,內容涵蓋美國、中國以及歐洲的重要政經發展。金融海嘯破壞了全球資本主義,也暴露出銀行風險管理的缺陷,衝擊全球經濟,間接導致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與川普上台。除了總體政經情勢的描述與評論,圖澤更寫出關鍵決策者帶來的影響,以及其做出重大經濟決策的政治背景。
這些歷史事件都不乏被記載分析,最著名的當屬一九九○年出版的《金融狂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這是已故經濟學家約翰.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所寫的一本暢銷小書。或許如高伯瑞書中所言,人們對金融風暴的記憶時間不超過二十年,當投機泡沫崩盤瓦解,理財金童受到懲罰,財務金融理財學門或許不若往日風光,但不到二十年另一批金融天才又再出現,相關學科也再度熱門,金融創新又受到禮讚,買空賣空再度大行其道,實質製造經濟又被晾在一旁,沒多久再出現瘋狂炒作,接著則是轟然瓦解崩盤,經濟大災難降臨。高伯瑞無奈地告訴我們:「除了更清楚掌握投機傾向與過程外,我們能做的似乎很有限。」也就是說,將歷史事件始末詳述,讓世人了解來龍去脈,強化自己的懷疑態度是唯一治療方式。
高伯瑞為我們記述了一九三○年代以前的金融狂熱,日本知名財經專家倉都康行(Yasuyuki Kuratsu)在二○一四年出版的《十二堂撼動世界的財經課》這本書則延續高伯瑞,為我們闡述自一九七一年尼克森震撼以來,直到二○一四年經歷四十餘年已經發生過的十二次經濟危機,提醒世人金融危機時不時會重演,要我們發揮理性不要輕易被騙,讓「歷史是一面鏡子」的教訓落實,不要讓「歷史的教訓就是從來沒從歷史中得到教訓」的遺憾重演。不過,人類還是沒記取教訓,仍然大印鈔票,以量化寛鬆手段隱性大力撒錢,而絕大多數被中共搬走。不但在中國吹起金融大泡沫,其政府在「剛性兌付」手段下形成「剛性泡沫」,矇騙世人。
不過,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教訓,並沒讓金融業走回正軌,且在衍生性金融繼續創新下,金融業掌控的權力更大。《時代》和《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在二○一六年出版的《大掠奪》(Makers and Takers),書中告訴我們,金融業掌控的權力大到不成比例,它代表七%的經濟產值,但拿走了大約二五%的企業獲利,而且只創造四%的工作,但它塑造政府官員、監管機構、執行長,甚至很多消費者的想法和心態的能力更為強大。二○○八年之後,行政部門的決策為金融業帶來龐大利潤,並造成房屋所有人、小公司、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損失。金融業已經成為經濟成長的阻力,而不是催化劑,因為它的成長使得企業和整個經濟社會都受到損害。
今天,在美國,是金融家在對企業發號施令,在金融市場創造財富已變成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場當成工具,以達成共享經濟繁榮的目的。金融思維已在美國企業根深柢固,即使最大和最有前景的公司也開始運作得像銀行。現在的美國企業只要搬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到更多錢,光是從單純的金融活動,像是交易、對沖買賣、稅負優化和銷售金融服務,就能產生比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差不多五倍的收入。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只對其本身產生功用。這是一種經濟疾病,以「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這個名詞來稱呼,意味著華爾街和它的思維趨勢,不僅滲透到金融業,更已滲透到各行各業。這種非常重視短期又高風險的想法,在二○○八年幾乎翻覆了全球經濟,現在還拉大了貧富差距,阻礙了經濟成長。
▍「金融詛咒」蠢蠢欲動
「金融化」現象只在美國發生嗎?當然不是,它已成為另一種「全球化」。英國作家尼可拉斯・謝森(Nicholas Shaxson)在二○一八年十月出版的《金融詛咒》(The finance curse: How global finance is making us all poor)很直接明確用書名宣示,「金融化」不但是全球性,而且「全球金融化」已讓全人類都趨向貧窮,甚至已經成為「金融詛咒」了!
謝森告訴我們,一九七○年代正式浮上抬面的「金融化現象」,如今已緩慢、安靜地不知不覺影響了你我,它經由金融(financial)、保險(insurance)、房地產(real estate)這三大火紅產業,在規模與權力上的大幅擴張。同時,金融市場操作技巧、動機與思考模式進一步深入我們的經濟、社會、甚至文化之中。
半個世紀前,各界普遍相信經營企業的目標不只是賺錢,還要服務員工、社區與整體社會。過去幾十年來,進入金融化時代,企業宗旨縮小到只剩下盡可能為股東與企業主創造財富。複雜的企業結構實際上是金融結構,架在真實、具實質功能的工作之上,用創新又複雜的方式把錢向上層輸送。
在金融時代,企業主與他們的顧問,還有整體金融業,已從為經濟體創造財富,轉向利用金融技巧從經濟體提取財富。當金融不再?當傳統上服務社會並創造財富的角色,轉而從經濟體其他地方榨取財富,不但利潤更高,金融業也因而獲得龐大的政治權力、設定法令規章,甚至形塑整個社會以滿足自身需求。結果就是經濟成長放緩、貧富差距擴大、市場缺乏效率、公共服務受創、貪腐更嚴重,其他經濟部門被掏空、民主和社會整體受害,「金融詛咒」就出現了。如今,世界上諸多國家都已深陷於「金融詛咒」之中而不自知,仍然為了創造大的財富與飄渺的國家競爭力而詛咒自身。
迄今,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轉眼已過十個年頭,在主要國家量化寛鬆的政策下,全球經濟在歐債危機和地緣政治風險下,卻曾出現一波景氣復甦態勢,尤其資本市場更呈現多頭走勢。
不過,在一片大好的經濟榮景下,卻也時不時地出現泡沫化的警示。畢竟全球多頭走勢其實不是來自基本面的明顯改善,而是各大央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放出大量游資新政。由於資金並未流向實體經濟,致經濟成長的力道疲弱,一旦量化寬鬆政策停止轉向緊縮,資金活水中止,一九三○年代經濟大恐慌、一九七○年代停滯性膨脹、二○○八年金融海嘯就會重演。
▍「到毁滅之路」聲音響起
到底金融危機有多嚴重、多可怕,二○一六年出版的《下一波全球金融危機》(The Road to Ruin)書中,瑞卡茲(James Rickards)為我們描述得淋漓盡緻。英文書名「到毁滅之路」已夠讓我們怵目驚心,會不會危言聳聽?或者類似水晶球預言?
經由對歷史的剖析和嚴謹的研究之後,瑞卡茲告訴世人,金融危機已取代動能戰爭,成為複雜系統動力的核心,而一九九八年和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只是警訊,是一場無法想像的災難之前的震動。可怕的是,一般的地震在累積的能量釋放完之後會停止,但金融地震會引發系統性危機而持續,而由於過去金融危機出現後各國政府採用錯誤的紓困政策,所累積的負能量非常之多,使爆發震動力度難以想像。瑞卡茲強調說,這不是臆測,而是系統動力推測的結果。不過,他也安慰我們,這個結果並非無法避免,懸崖勒馬需要「縮小銀行規模、減少衍生性金融商品、降低槓桿,以及有可靠的貨幣,也許要與黃金聯繫」,但他卻說眼前看不到任何這類補救,只見系統崩潰逐漸逼近。
福洛荷和謝森已都附和瑞卡茲,在二○一六和二○一八年分別以「金融化」和「金融詛咒」警示世人防範。無獨有偶的,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也在二○一八年八月寫了《崩盤》(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這本書,告訴我們:「十年過去了,這場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從未真正結束。」他認為,是各國央行即時伸手,搶救了銀行業,而這一場金融危機,帶來了很嚴重後遺症,導致歐洲和美國的民粹主義政治興起。
圖澤警告,我們至今仍未從這場危機「恢復」正常。下次再有危機爆發,各國政府還有沒有能力採取果斷行動,他抱持悲觀看法。圖澤曾斷言,二○○八年經濟大衰退會直接導致全球面臨金融危機,時至今日,證實這位經濟史學家所言不虛。儘管過了十年,我們仍活在金融海嘯的遺緒之中。無論以納稅人金錢緊急救助貪財無能的銀行業,還是央行以量化寬鬆重振富人資產面值,本質上都是政治行為,但對比銀行界和富人很多仍可全身而退,一般民眾則慘得多,深陷失業和薪資下降等難關,不滿情緒最終引發左右兩翼的民粹主義。
在二○○八年金融海嘯屆滿十週年之後,經濟史學家亞當‧圖澤將其多年來對於全球政經局勢的深入觀察與研究撰寫成了《崩盤》,在得知八旗文化取得此書的繁體中文版的出版權、並將於二○一九年十月上市,我為在台灣關心國際政經情勢與金融市場的同好們感到高興!此外,在全球金融市場動盪的此時上市,恰好提供跨國投資者們極佳的一部教材,可做為研判未來局勢發展的良好參考。
《崩盤》詳實記述了二○○八年金融海嘯前後所發生的盤根錯節的歷史,其目的不僅僅是重溫危機而已,畢竟在許多國內外著作、期刊、論文、甚至電影(例如2010年上映的《華爾街:金錢萬歲》,或2015年上映的《大賣空》)已經一再重現了,美國知名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說過「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意思是歷史不會重演,但是就像文章的押韻一樣,類似的事件還是會再度發生。此書藉由檢視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前相關的金融政策以及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關係,加上金融海嘯之後的十年之間,它們如何持續演進、發展、甚至突變,據以指出當前世界經濟與金融市場持續發展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可能爆發的幾個危機。也就是說,此書所談論的重點在於未來,而非過去。檢視歷史,為的是幫助我們具備預判未來發展所需的智慧。
本書也透過既廣且深的不同層面,闡述了當今的國際金融市場,經過時間不斷地淬煉交相演進的過程,儼然輔車相依融合成一體,並且與國際政治發展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儘管作者本身著墨的焦點雖不是在金融投資決策方面,然而,我認為有些時候金融市場的動盪是可以從幾個主要國家的政治局勢分析中提早被洞察出來的,而重要的政治大事件往往對於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趨勢發展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影響對於中長期進行跨國投資者來說,是必須在資產配置決策的戰略層級上同時納入擘劃考慮的。本書明確點出了當前全球主要國家或區域之間的局勢發展、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幾個潛在危機,值得持續追蹤留意其後續發展,而我認為,對於過去較少接觸國際政治或金融歷史的投資者來說,此書將提供很好的啟發,並且有助於建立更正確的思維模式。
此書分為四大部分、共二十五章,詳述了全球各地所面臨的政經挑戰,滿滿的重點值得讀者細細挖掘,而我僅就四大部分提供初淺的導讀,以期能夠幫助剛接觸國際市場的讀者們,提供一個低門檻的入門。
▍危機的突變與轉移
如果要了解過去十年的歷史,就必須認真對待這個再次得意的時刻。考慮到隨後發生的事件,我們的回顧很容易被暴怒、憤慨和恐懼結合的陰影所壟罩。但那時恢復自信的感覺很真實,而且留下學術遺產。當時是第一次開始有人寫下對經濟危機的調查。最樂觀的人堅持《金融體系發揮功效》(The System Worked);還有人宣稱二○○八年已經變成《現況危機》(The Status Quo Crisis);最悲觀的版本則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擺滿鏡子的大廳》(Hall of Mirrors)裡。正是因為危機太早就被有效抑制,才產生出這種虛假的穩定感。這反而會削弱根本改革所需的能量,而且這意味著危機會重複發生的嚴重風險。但是危機的重複發生與危機延續或擴大不同,這些說法都理所當然的說明二○○八至二○一二年的危機已經結束,不管多麼悲觀的版本都是如此。這也是這本書開始論述的基礎,這本書打算對已經結束的危機進行週年回顧,二○一三年的緊急任務似乎是解釋華爾街和歐元區危機怎麼相互關聯的歷史,充分展現危機的跨國特性,影響擴及西歐、東歐和亞洲;凸顯在應對危機的反應與聯準會採取的新措施上,聯合國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詳細記錄危機的痛苦與歐洲的反應持續失當,以及解釋跨大西洋的金融外交嚴酷但沒被正確評價的時期。這些事情仍然值得去做,但現在已經呈現出一種更不祥的新意義。因為只有掌握以美元為主的金融體系內部運作,以及這個體系的脆弱性,我們才能了解在二○一七年隱藏的風險。如果川普的總統任期是美國政治威信的最低點,那麼這一切就更令人不安了,因為對美國的高度仰賴不只出現在二○○八年,在歐元區危機時也是如此。
我們現在必須處理的是,與二○一二至二○一三年的基本假設相反,危機事實上並沒有結束。我們面對的不是重複發生的危機,而是危機的突變與轉移。正如本書第四篇顯示,二○○七至二○一二年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在二○一三年至二○一七年間演變成冷戰後世界秩序下一個廣泛的政治與地緣政治危機。而且無法避免有著明顯的政治意義。把保守主義當作危機應對的信條可能是個災難,但是二○一二年以來發生的事件認為中間派自由主義者取得勝利也是錯誤的。隨著在美國針對不平等的辯論已經明顯升級,中間派自由主義很難為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長期問題提供有說服力的解答。危機使原來存在愈來愈多不平等和權力剝奪感產生的緊張局面加劇,並使二○○八年以來應對危機所採取的激烈措施加大力道,儘管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顯著,但都有副作用。在這點上,保守派是對的。而在這段期間拋出來的地緣政治挑戰並沒有消失,這些挑戰並非來自中東國家的激烈動盪,或是「斯拉夫」國家的落後,而是全球化的成功推進。挑戰已經加大。而且,雖然「西方聯盟」仍然存在,但協調能力愈來愈差。二○一四年,日本突然傾向與中國對抗,歐盟這個「不發展地緣政治」的巨人,則如「夢遊」般的陷入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同時,在歐元區危機處理的一團糟之後,歐洲的左翼與右翼政黨都出現大動員。但是在面對糟糕的政府失靈時,並沒有展現出歐洲民主的活力,反而難看的呈現出將後危機時期的新政治妖魔化為「民粹主義」,這也許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跟一九三○年代的情況一樣,或是歸咎於俄羅斯的惡意影響。維持現狀的力量聚集在歐元集團,想要開始抑制與抵抗二○一五年希臘和葡萄牙上任的左翼政府。在新增的權力支持下,歐洲央行完全動起來,這無疑對歐元區的穩健產生影響。更加急迫的問題則是歐洲民主的限制與不平衡。反對左派,攻擊政策的合理性,這種野蠻的抵制策略發揮效果。而且就像英國脫歐、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所證實的,他們沒有反對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