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某個理想國家，人類可望實現幸福。五百年前湯瑪斯．摩爾想像的這種烏托邦，是與一塊土地，一個固定的地方，一座島嶼，一個仁君統治的主權國家緊密相連。如今我們早已對各種色調的烏托邦失去信心，雖然如此，造就此願景的人類渴望並沒有就此消亡，相反的，它在今日重新出現，但不再寄望猶待創造的未來，反而將希望寄託於已經廢棄卻未死亡的過去，一種逆向的烏托邦(retrotopia)。
逆向的烏托邦之所以出現，與液態現代世界的一項特徵密不可分：權力與政治的分離。也就是做事的能力與決定需要做什麼事的能力之間出現鴻溝，而在過去領土主權國家，二者合一。這種日益加深的鴻溝使得民族國家無法兌現它的承諾，隨而人類處境可在未來獲得改善的想法也喪失了魅力，人們不再相信民族國家有能力完成此目標。逆向烏托邦仍是一種烏托邦，驅力亦來自匡正當前人類處境的渴望，儘管如今是透過復活過去失敗的和被遺忘的潛力。想像的過去，無論是真實或假想，仍是今日繪製通往更美好世界之路線圖的路標。對於打造另類社會的想法失去了信心，許多人轉向寄望過去被埋葬但尚未死亡的宏偉思想。齊格蒙．包曼在本書中，徹底拆解了當代這種逆向烏托邦情懷，並犀利批判其危險之處。
作者
齊格蒙‧包曼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社會思想家，於2017年1月13日與世長辭，享年91歲，一生筆耕不綴，出版超過六十餘本著作及一百多篇文章。台灣翻譯截至目前計有《社會學動動腦》(2002，群學)、《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2003，群學)、《與包曼對話》(2004，巨流)、《工作、消費與新貧》(2006，巨流)、《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2018，商周)、《液態現代性》(2018，商周)、《廢棄社會：過剩消費、無用人口，我們都將淪為現代化的報廢物》(2018，麥田)。
朱道凱
學歷：美國普特拉學院電腦碩士、政治大學新聞系。
經歷：曾在電腦資訊業工作，其中十五年任職IBM公司美國、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從事系統工程、商品行銷與技術服務等部門管理工作。現專事翻譯。
譯作：《政策弔詭》、《全球化迷思》、《社會學動動腦》
目錄
導讀 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曹家榮
前言 懷舊時代
第一章 回到霍布斯？
第二章 回到部落
第三章 回到不平等
第四章 回到子宮
結語 轉身，向前看
註釋
序／導讀
導讀 我們該如何共同生活？
曹家榮（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於二一七年辭世，享壽九十一歲的他在晚年仍有令人驚嘆的學術生產力。這本書正是包曼在人生最後幾年關注議題的結晶。如同包曼在二一五年某次訪談中的自我定位，作為某種意義之下的「異鄉人」，他的社會學總是一種「批判的」社會學。 因此，不論是早期針對現代性的反思，或是其後關於液態現代性的分析，以及如今讀者們可以在這本書看到的，對於當代某種「懷舊」的拆解，都可以看到包曼一貫的姿態，嘗試去問：哪裡出了錯？
……
未來何以成為夢魘？
那麼，首先我們得知道，何以未來成了夢魘？除了導言與結語外，本書一到四章分別以「回到霍布斯？」、「回到部落」、「回到不平等」、「回到子宮」為題。而在第一、三章中，我們特別可以清楚看見包曼對於「重返烏托邦」現象根源之診斷。大體上，我們可以將其歸結為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可以說是「國家」角色的失靈。當然，這個失靈的脈絡是晚近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用包曼自己的話來說，即是「權力從領土解放出來，是遠未結束的全球化進程迄今對霍布斯描述的利維坦常設功能最沈重的打擊……」（頁25[原書p. 22]）。也就是說，以「回到霍布斯」作為隱喻，包曼指出了今天「國家」不僅未實現「安全」的契約承諾，甚至更可能是帶來暴力與恐懼的始作俑者。這裡指的不僅是缺乏管制的全球武器交易，也指向了國家如今也藉由操弄著「恐怖主義」的威脅來維繫自身的地位。
國家角色的失靈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是經濟上的。包曼在診斷我們如今「退化的」暴力行為時指出，這恐怕與那越來越不穩定並供奉著競爭主義的勞動市場脫不了關係。在包曼看來，「回到不平等」指的也就是，本來應該在終結貧窮之戰役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卻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中，倒向了資本家，助其解除了各種守護勞動者的防禦工事。這一描繪恐怕對這幾年的台灣社會來說再熟悉不過。而當勞動市場變得要不是根本難以進入，就是極度不穩定時，包曼認為，這種逐漸積累的挫折正是憤怒與暴力的根源。換言之，暴力其實源自於一種想要紓解自身屈辱的衝動，或者更極端地，那種自毀性的暴力正源自於喪失了「值得活」的尊嚴的生命。
未來之所以成了夢魘的第二個因素，與如今勞動市場愈加劇烈的不平等處境相關，在包曼所謂的液態現代處境之中，人們必須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做選擇。這種「個人化」的生活政治伴隨著競爭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發展，一方面讓人們不再對任何「社會願景」有所期待，另一方面也讓人「回到霍布斯」，亦即要不是冷漠地對待彼此，就是直接地將對方視為敵對的競爭對手。同時，這兩者之間還交互作用，放大了我們對於未來的恐懼。亦即，我們越是自求多福，就越可能陷入對抗彼此、難以合作的狀態。
因此，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當我們不僅需面對「國內」的競爭者，那些湧入我們鄰里間的「異鄉人」更加劇了上述個人化生活政治的焦慮處境，並使得未來的前景更加不穩定。同時，一方面，那些「比我們弱」的異鄉人，便成了我們發洩怒氣的對象；另一方面，至於那些享有著我們無法得到的優勢、特權的人們，則加劇了我們的「相對剝奪感」，進而導致更深沈的無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