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強相爭，誰能勝出？

政治體制│經貿戰爭│地緣戰略│科技競賽│軍事角力│航太發展│擴張版圖

一次盤點，完整分析

●中國有可能改變政治體制嗎？

●除了民主與專制的對立，激烈的貿易戰爭會再次重演嗎？

●高科技、軍事與航太競爭，激烈的角力，誰將站上國際新時代的領導位置？

●在國際領導權的角逐中，美國最大的阻礙是什麼？中國又將面臨何種危機？

本書作者董尼德，為法國法新社資深記者與新聞主編。深耕政治學，並長期旅居亞洲學習中文。長達37年的媒體生涯，派駐北京、東京、華沙、尼克西亞、紐約聯合國總部。以其資深的新聞資歷，從眾多客觀的數據資料中，抽絲剝繭，並援引諸多新聞媒體的報導與政治人物的觀點，深入探討國際勢力布局。本書分析中國與美國在政治制度、經貿體質、地緣政治、高科技軍事角力等領域的互動走勢，清楚盤整中美兩國歷年概況。並以拜登當選後的後川普時期，其對中與對台政策的轉變，來分析新時代的中美競爭，誰將左右世界？

名人推薦

王宏恩 美國內華達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陳方隅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劉仕傑 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

作者

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

法國作家、新聞工作者。史特拉斯堡大學政治學碩士。在巴黎的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學習中文後，負笈台北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繼續進修中文。繼而在法新社致力長達37年的新聞志業，期間被派駐於北京、東京、華沙、尼克西亞、紐約聯合國總部，以及巴黎擔任全球新聞主編。董尼德以他的亞洲旅行經歷寫了數本關於日本和西藏的著作；《西藏生與死》於1990年榮獲亞歷山德拉・大衛・尼爾獎（Alexandra David-Néel Prize）。他與著名的漫畫家卡布（Cabu）合作了三本圖畫書。於關心時局闡述世界局勢之同時，他配合老照片撰述了一系列關於他的故鄉奧佛涅區的小鎮、火山、溫泉和城堡種種。從新聞工作退休後，董尼德筆耕不輟。

譯者簡介

洪祖玲

戲劇導演、文字工作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南京大學戲劇影視藝術系客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ART劇團暨劇場訓練研究所導演研究、美國私立紐約大學Tisch School of the Art導演研究、紐約Circle Repertory Company導演實驗坊會員。方圓劇場創辦人。編導作品有《八仙做場》、《谷德，搖搖搖》等。譯作有法蘭西斯・霍吉《戲劇導演》、皮藍德婁《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和《各是其是》、史特林堡《夢幻劇─生命之旅》等。主編《世界名劇精選─古典篇》。2012-2014國立藝術大學戲劇學院《戲劇學刊》主編。

目錄

前言──勇氣和忠誠
自序
中文版序言
導論

第一章   當民主遇上專制 
第二章   兩種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
第三章   世界大分割：地緣戰略
第四章   兩個巨人的戰場：高科技領域博弈
第五章   軍事領域，由美國持續掌控的無聲競賽
第六章   新絲綢之路，中國擴張主義的工具
第七章   太空，新的征服目標
第八章   中國登頂的障礙
結論
致謝

註釋
參考書目
作者著述書目

序／導讀

自序

自從這本書的法文版問世以來，一樁大事已經發生：2019年11月3日，喬・拜登當選美國第46任總統。一旦入主橢圓形辦公室，拜登首先要面對的外交政策議題之一將是中國。一般推測，在這方面，美國政策將不會發生180度的大轉彎：拜登傾向對北京維持强硬政策。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一樣，在他們眼中，中國在世界舞台迅速崛起代表著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有必要加以「遏制」。

我們所能期待的僅是措辭上的改變。拜登不會說出「中國病毒」這種字眼，且對中國和其領導們的遣詞用字都會加以克制。他的國務卿，不管是誰，都不會像邁克・龐佩奧（Mike Pompeo）那樣把中國共產黨當做標靶，聲稱那是「當今自由世界的主要挑戰」。拜登也承諾了，是否繼續執行川普對中國施加的商業與科技的制裁，將與美國的歐洲盟友商榷。

拜登在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職後，實踐他競選承諾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重新加入關於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外交政策方面，除了對中國，拜登將與他的前任截然不同。川普利用他的四年任期相當程度上推動了一種孤立主義政策，這無疑提供中國影響國際組織的一條寬廣大道，不過拜登已經揭櫫他的意圖：美國要重返其積極的角色。在11月下旬，當拜登概述其人事選任時，他說道：「美國回來了，是要領導這個世界，而非退縮。」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對中國會有更多張力。在靠近選舉日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暨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告訴美聯社：「民主黨人看來不那麼好戰，因此，即使是有限的軍事衝突也要防止，他們會更用心與中國進行危機管理溝通。」

等著拜登面對的最微妙問題之一，是中國在南海日益好戰的態勢以及對臺灣的態度。這些是迄今為止北京和華盛頓之間最具争議性的問題。北京語言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余萬里認為，至少，拜登的政策「不至於像川普那麼情緒化和荒謬」。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專家羅伯‧薩特（Robert Sutter）表示：「拜登對中國會是個問題，因爲他的政府將在人權議題上緊盯中國，他宣稱與盟友合作來約制中國的做法極可能運作，會讓中國的進展更加複雜。」從拜登為紐約中文報紙《世界日报》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臺灣議題上的態度。這篇文章發表於美國總統大選前兩週，他在文中承諾重建與華盛頓在太平洋最親近夥伴的關係。拜登寫道：「這其中就包括深化與臺灣的關係，臺灣是居領先地位的民主政體、主要經濟體，以及科技重鎮。臺灣也是開放社會能夠有效控制新冠狀病毒的閃亮典範。」

在11月17日法國《世界報》上的一篇評論，法國外交部長尚-伊夫・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和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聲稱，拜登當選美國總統不啻是重新建立跨大西洋關係、得以更完善地面對中國的契機。文中闡述：「我們知道，拜登政府依舊會把中國置於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上。對我們，（中國）既是一個合作夥伴，又是個競爭對手，也是一個體系性的勁敵。因而，我們很在意於建立一個共同的陣線，很務實地應對中國日益崛起的強大實力，同時，我們會持續與北京保持必要的合作管道，以面對全球性挑戰如新冠狀肺炎和氣候變遷。」

因此，我們看到，無論兩國領導人的風格如何變化，中美之間競爭的實質都會存在，而且勢必決定未來兩國關係的輪廓。那是因為美國完全無法想像他們的霸權地位會退位給中國。毫無疑問，讓徒弟來駕馭師父，怎麼說都是不可能的。白宮的民主黨人可能更有機會説服歐洲夥伴採取聯合行動來對付中國。很確定的是，歐盟將有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過往，歐盟曾對龐佩奧的言論和態勢一直相當冷漠，不過近幾個月以來，很明顯地，歐盟對中國採取了比較強硬的立場。

如果川普是經由經濟利益和商業交易的三棱鏡來看待與中國的關係事務，那麼，顯然地，拜登將更關注於——且可能是不妥協地——人權議題方面。北京政府施加於新疆維吾爾族人的待遇、西藏和香港的命運，以及西方人重新關注的普世人類價值，這些都是舉世觀照的焦點，在在都讓北京政府坐立不安。拜登曾經承諾，如果當選，他將會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領袖，北京方面視他為「危險的分裂分子」。

即使他們永遠不會公開承認，但很明顯地，中國當局是比較樂見拜登上台的。縱使中國已從川普的孤立主義走向獲得利益，從而在國際組織中穩住更多領導的權位，但無論如何，北京政府對川普的不可預測性已飽受驚駭，顯然希望能夠扭轉緊張局勢。邁阿密大學中國專家蓁・託芙・隹爾（June Teufel Dreyer）認為：「與古老的說法相反地，與其跟一個他們已經熟知的惡魔打交道，他們寧可跟一個他們尚不熟悉的惡魔交往。」 拜登的核心外交政策諮詢麥可・卡本特（Michael Carpenter）認為，新任總統遇到中國問題時將會把歐洲團結成「朋友和盟友」。他說：「川普看待中國問題僅是很狹隘地關注在貿易逆差，而拜登政府會致力的，將是與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夥伴共同努力，建立統一陣線，結束這種系統性的操縱。」

北京並未自我欺瞞。在10月底舉行的五中全會的報告中，中國共產黨雖未明確表示但已預告，中方並不期待與美方的關係能迅速改善。官方公報完全沒提到美國大選，報告中說：「穩定和不安全感卻在急劇增加，國際環境正變得越來越複雜。」與往常不同的是，這份六千字的文件使用了二十二次「安全」這個詞彙。美國大選吸引全世界關注了一個典型的民主進程，也與習近平獨裁掌控下的中國僵化的政治環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選舉後的第二天，拜登說：「我的同胞們，昨天，再次證明了民主是這個國家的心跳……在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這個國家的心跳。縱使面對著疫情，卻有比以往美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多的美國人投票參與這次選舉。超過1.5億人投了票。我認為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我們有任何疑問，也不應該再對一個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心存疑慮了。」這是美國民主的亮麗示範，對從未舉行過自由選舉的習近平的共產主義中國嗤之以鼻。

2020年11月18日　法國，默東
 

導言

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經歷了令人目眩的經濟發展，目前，中國正力圖超越美國成為領導世界經濟的勢力。由於夥伴國家的保留態度，北京的絲綢之路計畫（一帶一路）没有最初設想的那麼大展鵬圖，然而，無論如何，確實加深了中國在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市場渗透。與此同時，美國終於意識到，現在，中國是其主要競爭對手了。這兩國在2019年進行了貿易谈判，但在激烈競争的背景下，雙方繼續針鋒相對互不退讓。中國電信龍頭華為所遭遇的困難，具相了這種前所未有的較勁。四十年來第一次，中共被迫坐到談判桌前。現實是，中國和美國已進入冷戰狀態，隨著新冠狀肺炎疫情爆發，更加劇了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儘管美國仍然是全球領先的軍事强國，但中國業已取得重大進展，已經挑戰了華盛頓有效支持在該地區盟友的能力。此外，中國沒有顯示出將降低技術差距的跡象。在高速鐵路網建設和民用核能開發方面，都有令人驚嘆的進步。中國已成為電動汽車的最大生產國和最大市場、移動電話和網路的領導者等人工智能發展的先驅。如果要列出一張表單，我們可以加上最近在太空探索方面的進展，在民用航空方面，我們一樣可以預見將有類似的進程。

中美對立已演變為一場文明衝突。一個明顯走下坡但仍充滿活力且展現具有反彈能力的民主政體，與一個看來仍牢牢掌控的一黨專政，對峙起來了。在這兩者之間有一道深淵：美國人以他們的個人自由和生活方式——亦即「美國式生活」為榮，而中國人以數千年的悠久歷史自得且以快速經濟發展自豪。但是，儘管大多數中國人擺脱了貧困，人民仍受到國家的嚴密監視，國家機制越來越多地利用科技来實施歐威爾式（Orwellian-style）的社會控制，持續政治嚴控。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員，中國利用其「世界工廠」的角色，成為主導全球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大國。習近平主席倡議的「中國夢」，把目標設定在2049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時，將帶領中國於全世界所有關键領域在在處於領先地位。中國將因此洗刷鴉片戰爭帶來的奇恥大辱。中國人獲得了正當的榮譽，且從不錯過任何機會指出他們超過五千年的光輝歷史，而年輕的美國卻只能展示兩個半世紀的存在。2017年11月，在美國總統川普首次到中國國是訪問期間，在中國電視台的鏡頭前，習近平說道：「（中國）有文字的歷史是三千年。」川普：「我想，最古老的文化是埃及，有八千年。」習近平認同，「對，埃及更古老一些。但是，文化沒有斷過流、始終傳承下來的只有中國。」

在這場瘋狂競争中，一個國家正用心竭力從另一個國家手中奪取世界領導權位，而另一個國家完全無意讓出它穩坐了一個世紀的寶座。與此同時，歐洲在這場角力中只能扮演一個無助的旁觀者，老邁的歐洲痛苦地意識到，兩者都在破壞歐洲的團結和影響力。

必須謹記的是，在過往二十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是世界頭號強國。直到十八世紀西方開始工業革命之前，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生活水準最高的國家。

在基督紀元初期，中國占世界財富的四分之一以上，但歐洲並未意識到它的存在。亞洲和國際經濟問題專家修伯特‧泰斯塔德（Hubert Testard，2019a）在「亞洲分析」（Asialyst. com）網站上指出：「距離是巨大的……相互無知是常態。」1820年，國勢臻至鼎盛時期的中國占了世界經濟的36%。因而，在中國領導人眼中，自從1979年以來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一切，不啻是公正地回歸到十九世紀中葉西方殖民帝國羞辱的鴉片戰爭之前的境況。前美國銀行和瑞士信貸主管的美國經濟學家暨分析師戴維‧P‧高德曼（David P. Goldman），他在《亞洲時報》網上專欄中以「斯賓格勒」（Spengler）的筆名走紅，他指出：

在過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在世界上都是占主導地位的製造業大國，然後，約在兩百年前工業革命開始時走下坡。中國人認為這只是暫時失常，他們期盼重新樹立中國的卓越地位。他們將中國的技術優勢——無論是在創新方面還是在控制主要市場方面——視為實現中國實力與繁榮的關鍵。（Gehriger, 2019）

中共把中國復興的開端回推回去到過於久遠的年代了。怎能忘記，在1950年代，中國是全世界最窮的國家；毛澤東的統治是連綿不斷的大饑荒與政經混亂的同義詞。然而，隨著鄧小平於1979年開始的經濟改革，中國經歷了三十年的GDP年增長率超過10%。然而，當前的放緩是否反映了中國經濟模式的危機？眾說紛紜。在某些觀察家看來，中國的模式可能已經發現其極限，且遭受了與美國貿易緊張局勢的損害。對另一些人來說，當前的形勢可能並未預示著一場嚴重的危機即將發生，但警示著在過去幾十年從全球化中輕鬆獲利的中國經濟需要有些變革。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為國際投資的首選，遠遠超過美國。事實上，自2014年以來，以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来看，共產主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領先的經濟大國，現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家。從1980年到2007年，中國的GDP增長了13倍！當然，經濟增長已導致不平等現象顯著增加，並對環境造成相當嚴重的破壞。今天的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第四大城市。不過貧窮已大大減少了。根據2005年9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觀察員》發布的統計數據，1980年到2000年間，全球絕對貧困人口减少的一半以上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貧困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2年的10.2%，再降到2018年的1.7%。中共政府的脫貧目標，是在2020年消除包括農村地區在內的絕對貧困，從而創造一個「相對繁榮的社會」。

這項成就，是在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進行經濟改革十五年後，使其成為可能。它們伴隨著企業私有制與市場經濟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中國已經從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轉向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18年，私有企業貢獻了60%的增加值。2017年，私營部門創造了90%的新就業機會。僅管公共部門仍然強大，但眾所周知，通常效率奇差；90家最大的國有企業消耗了超過一半的公共投資。儘管貧富懸殊加劇，然中國的經濟成長使得中產階級如雨後春筍大量萌生，數量甚至超過美國。

大西洋的這一邊，美國尚未失去太多使其叱吒風雲的本事。美國令人敬畏的經濟實力繼續在全世界贏得人們的尊重。2018年和2019年，在強勁的國內需求推動下，美國經濟持續保持活力。2018年增長加速（美聯儲記錄為增長3.0%，2017年為增長2.5%），主要得益於消費和投資。由於勞動力市場的有利形勢，消費保持強勁，這導致增加了可支配收入，並且使減稅成為2017年稅制改革的一部分。國會在2018年3月通過的財政刺激方案，也對支持經濟增長有所貢獻。美國經濟基本上達到了充分就業的水平，2019年9月的失業率降至3.5%，是自1969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然而，創造就業機會依舊強勁，當月創造了136,000個工作機會，2018年平均每月創造了220,000個工作機會。同時，通貨膨脹率仍然溫和：2018年12月，消費者價格通貨膨脹率為1.9%，接近美聯儲的目標水平。2019年10月，美國經濟進入連續第124個月的增長，這是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自1854年以來記錄的最長的增長。2019年9月，川普在推特發文說：「我們國家所曾經歷過的一些最好的經濟數字，現在正在發生著。」

不管如何，中美兩國的經濟都深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隨著2020年第一季度GDP下降4.8%，美國長達十年的擴張陷入停滯。根據美聯儲的數據，3月份美國工業生產比2月份下降5.4%，這是自1946年1月以來最嚴重的降幅。4月份的失業率飆升到14.7%，是從193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但很快又回落到10%以下。這次疫情很可能在美國經濟上烙下長達數年的印記，許多人認為川普是因為這疫情的災難而無法連任。

在同一個時期，中國的經濟也受到重創。與2019年同時間相比，2020年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6.8%，當時中國大部分經濟活動因封鎖而停止。這是中國至遲從1992年開始編制官方增長統計數據以來，其GDP首次出現收縮。該跌幅略低於分析師預期的6.5%，並延續了2019年最後一個季度的6.0%增長。但是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第二季度恢復了增長，GDP比2019年同期增長了3.2%，只是，有些觀察家對這些令人鼓舞的數字的可信度表示懷疑。

除了展示這個星球上兩個主要經濟大國的經濟儀表板之外，本書探究現今這兩個巨頭為了保持或贏得世界領導地位而行進的激烈競爭。這種為爭取影響力和進行政治競爭而激發的無情鬥爭，催生了新的冷戰，這使得歐洲被邊緣化，陷入沒完沒了的內部分歧之中。明日的世界將見證這兩個大國之間近一步加劇這種多方面競爭的大賽局。當美國霸權在世界各地引起不信任和反對的同時，中國新的經濟和科技之帝國主義已經跨過邊界，征服了遠離北京的眾多場域。

這種爭奪世界領導權的鬥爭被許多人視為文明之間的根本衝突。然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開否認了這種觀點。2019年5月15日，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抨擊：「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法國記者克勞德・勒布朗（Claude Leblanc）認為，「出於害怕看到一個非西方國家接管全球領導權的這種恐懼，鼓動了美國人去構想與中國人的長期對抗。」（Leblanc, 2019）

把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與種族因素連結在一起這種觀點，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曾如是明確表述過。於2019年4月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論壇上，當時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的基榮・斯金納（Kiron Skinner）提出：「這是我們第一次遇到非白種人的強大競爭對手。」（Chan, 2019）他補充說明：「這是一場與真正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美國以前未曾經歷過。」（資料同上）

所以，我們難道不能下此結論：一方面，美國繼續作為世界自由的堡壘，另方面，一個威權的共產專制體系正積少成多地誘使新興國家懷疑西方的民主美德？可能是這樣，不過，尚非在逐一檢視政治、社會、經濟、軍事和科技各個層面之前，全面審視會幫助我們追蹤二十一世紀這巨大衝突的來龍去脈。「美國世紀」是否將由「中國世紀」接續？我們是否應該指望中國取代美國這超級大國來主導？這些問題尚未有明確答案。然而，經由思考這些問題，我們對正在發生的變動會有更深刻的認識，這些變動將決定我們接下來幾十年的世界。

這本書是一位新聞工作者的作品，並非專門研究中國的研究者的論述，因此，它無法與一位專家對該國的知識一較高下。不過，在亞太地區政治發展的關鍵時刻，我確實在那裡度過了八年的時光，期間包括我在臺灣和香港學習中文，以及在北京擔任法新社的特派員。在那之後，我曾多次回去，那裡有我很多摯友。至於美國，我曾作為法新社駐聯合國特派員，在紐約工作了兩年。我每天系統性地對這本書進行研究和調查，從眾多第一手資料中核對我的訊息，然而，我必須承認，事態發展之緊張是推動這本書的最大動力。我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在這裡呈現出一幅誠實的、盡可能平衡的、毫無疑問將影響世界未來的現實圖像，並且始終牢記鄧小平所珍視的「實事求是」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