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克所說的「新社會」，是指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社會」不是一定要達到永垂不朽或完美無缺，也不是要追求純粹的理想主義，而是一個能讓當代人安身立命且過得有價值、有意義的社會。人們過度追求並依賴政治的各種「主義」，卻輕忽人性尊嚴和公民精神，這是荒唐可笑的，因為任何主義都不能治好當代邪惡之頑疾，不能解救人之精神危機，不能喚醒麻木的道德，無法替代先知去呼喚悔悟，甚至無法替代詩人吟誦尊嚴。杜拉克的「新社會」觀不落俗套，拒絕功利主義，帶有強烈的反烏托邦的色彩。
杜拉克關於工業社會理論的闡述主要見於如下三部佳作：1942 年《工業人的未來》、1946年《公司的概念》以及首版於1950 年的《新社會》，堪稱杜拉克工業社會理論「三部曲」。
《工業人的未來》前瞻性地討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可能出現的工業社會組織狀況以及組織管理的問題等，他相信「企業會成為工業社會的主體」，一個自由而正常運作的工業社會的新觀念、新理想、新邏輯能夠成就新的西方文明，工業秩序和管理原則會深刻影響社會政治結構。《公司的概念》是杜拉克的第一部「管理學專著」，提出企業應該在「地方分權制度」基礎上建立「能夠自我管理的工廠社區」，培養「願意負責任的員工」，建立「品質管理小組」，提升企業的整體績效和員工的工作生活品質。
《新社會》是前兩本著作的發展和進深，書名有個副標題〈工業秩序剖析〉（The Anatomy of Industrial Order），這是該書的點睛之筆，旨在探討新社會中工業企業的管理和秩序。全書
九個部分都圍繞工業秩序原則展開，即工業企業、經濟衝突、管理層與工會、工廠社區、管理層的職能、消除無產階級、組織的聯邦制度、工廠社群自治、工會之公民精神。工業社會的主要理念是「工業人或工業群體的生存與工作邏輯」，核心內容是「工業社會秩序和管理原則」。杜拉克把個人放入社會組織結構中，組織只是表面，個體的人是實質─工業社會的組織學、自由社會的政治原則，以及知識社會的管理都必須基於人，企業組織最需要具有創業精神的人、善於創新的人和勇於承擔風險的人。作者
彼得‧杜拉克
彼得‧杜拉克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 年移居美國，2002 年6 月20 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 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 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做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 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 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譯者簡介
顧淑馨
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曾任職中國廣播公司、聯合報系及美國在台協會，並先後擔任淡大、政大、東吳、元智大學講師。已出版英譯中著作七十餘本，主要有《樂在溝通》、《與成功有約》、《反挫》、《大外交》（合譯）、《逆齡社會》、《會說才會贏》、《簡單讀懂麥可．波特》、《最嗆的貿易史》等。近作有《季辛吉1923-1968年理想主義者》。
目錄
導讀 工業社會之現代性 陳馴
1993 年版序
1962 年版序
前言 工業世界革命
第一部 工業組織
第 1 章 新社會秩序
第 2 章 現代社會的工業組織
第 3 章 工業組織解剖學
第 4 章 避免虧損法則
第 5 章 更高產量法則
第 6 章 獲利能力與績效
第二部 工業秩序問題：經濟衝突
第 7 章 薪資衝突中真正的問題
第 8 章 工人對更高產量的抵制
第 9 章 對利潤的敵意
第三部 工業秩序問題：管理層與工會
第 10 章 管理層可否是正當的治理機構？
第 11 章 工會制度能否存活？
第 12 章 工會需求及公共福利
第 13 章 工會領導者的困境
第 14 章 組織內的效忠分裂
第四部 工業秩序問題：工廠社群
第 15 章 個人對身分和功能的需求
第 16 章 對管理者態度的要求
第 17 章 工作的人
第 18 章 真的缺乏機會嗎？
第 19 章 溝通鴻溝
第 20 章 投幣機與蕭條震撼
第五部 工業秩序問題：管理職能
第 21 章 管理層的三重工作
第 22 章 管理層為何失職
第 23 章 未來的管理者將從何而來？
第 24 章 規模龐大是否是良好管理的障礙？
第六部 工業秩序原則：無產階級消亡
第 25 章 作為資本資源的勞動力
第 26 章 可預期收入和就業
第 27 章 工人與利潤的利害關係
第 28 章 失業的威脅
第七部 工業秩序原則：聯邦式管理組織
第 29 章 「人的研究對象應該是組織」
第 30 章 分權化與聯邦制
第 31 章 競爭性市場對管理層是否必要？
第八部 工業秩序原則：自治工廠社群
第 32 章 管理層與社群自治機構
第 33 章 「管理層必須管理」
第 34 章 工人與工廠治理機構
第 35 章 工會與工廠治理機構
第九部 工業秩序原則：作為公民的工會
第 36 章 合理的薪資政策
第 37 章 工會對公民應有多少控制權？
第 38 章 當罷工變得難以承受
結論 自由的工業社會
1962年版後記
序／導讀
【導讀】
工業社會之現代性
陳馴博士
杜拉克關於工業社會理論的闡述主要見於如下三部佳作：1942 年《工業人的未來》、1946 年《公司的概念》以及首版於1950 年的《新社會》，堪稱杜拉克工業社會理論「三部曲」。
《工業人的未來》前瞻性地討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可能出現的工業社會組織狀況以及組織管理的問題等，他相信「企業會成為工業社會的主體」，一個自由而正常運作的工業社會的新觀念、新理想、新邏輯能夠成就新的西方文明，工業秩序和管理原則會深刻影響社會政治結構。 《公司的概念》是杜拉克的第一部「管理學專著」，提出企業應該在「地方分權制度」基礎上建立「能夠自我管理的工廠社區」，培養「願意負責任的員工」，建立「品質管理小組」，提升企業的整體績效和員工的工作生活品質。
《新社會》是前兩本著作的發展和進深，書名有個副標題〈工業秩序剖析〉（The Anatomy of Industrial Order），這是該書的點睛之筆，旨在探討新社會中工業企業的管理和秩序。全書九個部分都圍繞工業秩序原則展開，即工業企業、經濟衝突、管理層與工會、工廠社區、管理層的職能、消除無產階級、組織的聯邦制度、工廠社群自治、工會之公民精神。工業社會的主要理念是「工業人或工業群體的生存與工作邏輯」，核心內容是「工業社會秩序和管理原則」。杜拉克把個人放入社會組織結構中，組織只是表面，個體的人是實質─ 工業社會的組織學、自由社會的政治原則，以及知識社會的管理都必須基於人，企業組織最需要具有創業精神的人、善於創新的人和勇於承擔風險的人。
杜拉克所說的「新社會」，是指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樣的「新社會」不是一定要達到永垂不朽或完美無缺，也不是要追求純粹的理想主義，而是一個能讓當代人安身立命且過得有價值、有意義的社會。人們過度追求並依賴政治的各種「主義」，卻輕忽人性尊嚴和公民精神，這是荒唐可笑的，因為任何主義都不能治好當代邪惡之頑疾，不能解救人之精神危機，不能喚醒麻木的道德，無法替代先知去呼喚悔悟，甚至無法替代詩人吟誦尊嚴。杜拉克的「新社會」觀不落俗套，拒絕功利主義，帶有強烈的反烏托邦的色彩。
杜拉克在《新社會》中討論工會制度（Unionism）。在現代社會，雖然人們對企業組織的理解不大一樣，但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中，工會制度已經成為決定性、代表性以及主導性的體制。他認為工會是企業組織結構的一部分，也是企業基本政治關係的體制化表現；工會是能夠制衡實權派的有效力量，也是解決工業企業政治矛盾的重要力量，工會為企業的政治兩難境地提供出路，因此它依然具有現實意義而且能夠繼續生存下去。但工會的局限性也很明顯：它患有「不安全感神經衰弱症」，病根在於工會在企業內處於劣勢地位，它自身缺乏安全感，容易成為社會和企業的不確定因素和破壞力量。
工會領袖作為企業的代表，其工作具有政治性質，但有時也扮演非政治角色，工會領袖必須得到明確授權才能享有權力並履行職責。因此，擔當工會領袖職責者必須有能力、認真、擁護工會制度，而且足夠成熟和負責，能像優秀的政治家那樣行事。
工業社會是多元化社會，而企業是獨立自主的機構。企業有自己的本質，遵循自身的生存法則，並在性質和職能上自成一家。杜拉克強調在自由的工業社會中，企業應該堅持自治，但不能致使國家制度名存實亡。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企業是社會的鏡子，也是社會的主導體制之一，它決定個人對社會的看法。
企業是經濟機構、政府機構，也是社會機構，它始終同時扮演這三種角色，即企業的「三重性格」：第一，企業是經濟機構，是工業社會中的重要經濟工具，遵循經濟法則，執行經濟功能。其二，從內部組織看，企業就是一個政府，發揮政治功能，工業生產組織需要在權力關係上建立合法合理的內在秩序，企業的政府權威來自企業本身的本質和目的。企業或許無法實現「民享」（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的理想，但企業可以立志成就「民有和民治」（government of and by the people）。工業企業的自主政府必須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尤其是在道德精神和倫理原則上。第三，企業是社會機構，具有社會功能。工業企業必須賦予個人社會地位，才能促使個人發揮社會作用；企業必須成功才能預防風險和損失，才能回饋社會，才能承受社會負擔以及承擔社會責任。企業在社會中的合理、合法和合適的地位，有益於企業、個人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在一個運作正常的工業社會中，關注人的個體無疑具重要的現代性，這體現公民精神和公平正義。個人地位和機會平等信念的喪失致使公民社會的基礎蕩然無存，社會就會出現壓迫、缺失理性甚至難以預測。工業企業必須發掘並使用所有人的能力，有系統地培育和使用人才，而不能依賴某些獨特階層或少數領袖。企業應該鼓勵員工抱持「管理者態度」（manager’s attitude）和「高層領導人心態」（executive mind）去工作，讓他們從個人工作的視角去了解自己的工作與整體成果的關係。這樣做是在維護個人尊嚴，促進個人在工業企業內部獲得地位、發揮作用、體現價值，促進生產力，即杜拉克常說的「讓每一個人都像CEO一樣。」
《新社會》把「去中心化」視為工業社會秩序的重要原則，用以消除工業社會之弊端。在現代企業管理模式中，職能分權自治（Functional decentralization）、地理分權自治 (Geographical decentralization) 和聯邦制（Federalism）各有優點，都是在深化「去中心化」理念；但「聯邦制」最適用於大型企業，它既能賦予企業分部自主管理職能和權力，各單位擁有原始的自主權，又能顧全企業的整體職能、權力、績效和成果。當然，聯邦制也不可能解決所有管理問題，其優勢在於有效地促使企業、個人、工會、社會以及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制衡。從 20 世紀現代管理學誕生至今，這已經是企業管理模式上了不起的進步和創新了。
2021 年11 月
本文作者為彼得．杜拉克管理學研究者
【自序】
1993 年版序
工業社會誕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新社會》是筆者分析診斷該社會的第三本也是最後一本著作。前兩本分別是《工業人的未來》（1942年）和《公司的概念》（1946年），也都由Transaction Publishers 重新出版。第一本試圖構建一種關於一般社會的社會理論、尤其是關於工業社會的社會理論。第二本則介紹及分析一家主要工業企業，當時世界上最大及最成功的製造型企業：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那本書是深入其中的分析，是一年半調查工作的成果，那段期間通用汽車公司曾敞開大門供筆者檢視。這是第三本書，把前兩本書的結論提煉為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分析，從理論上和實務上探討工業社會，其構成要素、主要制度、社會特徵，其問題及未來。以往不曾出現過這種分析研究，事實上，本書出版後也沒有人做過這種嘗試，因為《新社會》不僅分析了工業社會的主要制度（大型組織、政府、工會），也嘗試把個人放在這種社會背景中，並試著把工業社會的社會學與自由社會的政治原則結合起來。本書的洞見之一是「工會制度能否存活？」這一章，或許今天的讀者會感到驚訝；而對 40 年前的大多數讀者而言，這是個愚蠢的問題，許多書評家也這麼說。當時的工會是工業社會中地位穩固的主宰者，真正的贏家，真正的強權。筆者曾經與重要的工會合作過幾年，但很明顯，即使在當時，工會的權力基礎也極為狹隘，並且工會在工業社會裡真正的功能究竟為何，這個問題尚未有答案。
本書明確指出，掌握權力的管理層需要一種制衡的權力（筆者現在仍像 40 年前一樣對此堅信不疑）；但是，沿襲自 19 世紀的工會（不管是否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是實現該目標的正確方式，本書對此表示懷疑。後來發生的事件充分證明筆者的結論，即1949 年存在的工會制度（至今也是美國人唯一真正知道的工會制度）可以存活下去。今日的讀者可能覺得本書花費太多篇幅在工會上，也太認真看待工會；其實當年提出的基本問題（也就是雇員社會的基本政治結構問題）仍然必須得到回答。
雖然工會在本書所占的比重，與現今相似類型的書相比會顯得較大，但是現代社會一個主要要素在本書中卻明顯缺席。1949年時沒人（我確實是指「沒有任何人」）看見知識工作者；筆者是第一個看見知識工作和知識工作者的人。這個名詞確實是我創造的，可是那是八年以後，在下一本有關社會本身和社會分析的書裡─ 《明日的地標》（1957 年出版，Transaction Publishers也將重新出版）。回顧過往，令人驚訝的是，當時我們所有人都未能看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雇員（即知識工作者）的崛起，而且他們在接下來的 10 至 15 年內成為了社會中堅。造成這種轉型的事件已經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使大專院校向千百萬退伍軍人敞開大門。我們當中有些人確實在當時就體悟到，這個法案是驚天動地的創舉。記得當時筆者寫過一篇論文，指出這種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根本不會把這種獎勵當做「福利」，也不會去享受這種福利。這項政策標誌著社會價值觀和社會結構的根本轉型，並最終逃過了包括筆者在內所有觀察家的眼睛，然而如今回顧過去，其實跡象相當明顯。
本書描述的工業社會當時正值巔峰時期。而如今其面貌已然不同。首先，已開發國家的經濟重心已經從製造業轉向各種服務業；而在產業內部，很大程度上重心已經從規模極大的企業（1930 至 1950 年代的成功典範）轉向中型企業。其次，社會的重心已不再明顯地集中於企業，非營利的「第三部門」在每個已開發國家（日本除外）均日趨重要。而正如前面所說，產業工人不再是已開發國家的基本社會問題，他們已經變為次要。我們將愈來愈關切知識工作的生產力及服務工作的尊嚴，這些對《新社會》一書或它寫作的時代均是很陌生的。
不過，經過這些調整，本書的基本方法、基本分析、基本概念架構仍然適用於今日，包括所討論的基本制度、管理層的角色和局限性、已開發社會制度內部的社群和對個人自主的需要，以及首次見於文獻的視勞動力為一種資源等等。另外或許值得一提的是，《新社會》討論了利潤及管理層的角色與功能，最重要的是討論了勞動力做為一種資源以及需要創建工廠社群等，是作者第一本對日本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
日本人目前仍認為本書是產業重建、現代管理的發展，尤其是「1950 年代」僱用及勞工政策和實務大幅改革的指南。
彼得．杜拉克
於加州克萊蒙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