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亞洲人，為何弄清自己的身分認同成了複雜難解的事？
傲視國際文壇的華人作家歐大旭
對於離散的沉思錄

也許，這無關長相，
而是因為我們但願大家都能和你我一樣。
我們希望陌生人是自己人，
是我們能理解的人。

歐大旭，在歐美文壇異軍突起的亞洲人，馬來西亞多種族背景下的華人移民第三代，小時候就會說多種方言、如今以英語寫作的作家。
你是哪裡人？他常被問，卻始終想不出一個適切的回答。
他對自己的身分定位展開思索，試著透視家族回憶與世代記憶，擺盪在東西文化之間，深刻的觀察中流露真情。

以我們家族來說，以類似我們家的家庭來說，
分離是一種表達愛的方式。

他寫個人與家族的疏離，以及世代間的差異如何變得越來越大。
他寫教育如何形成階級，階級又如何影響教育，也談到往往被西方人視為同質的華人有著多麼複雜的族群與語言差異。
他描繪出離散的哀愁，以及小人物在身世侷限下散發出動人的異彩。他道出生命中難以言說的痛，那樣的痛如何解釋了人的存在狀態。
不同世代、性別、文化的人，不同的移民──這本書裡迴響著他們的聲音。歐大旭勾勒了一幅現代文化認同的織錦畫，他的故事遠超越了他個人，在多元歧異的世界中促成溫柔的理解。

※特別收錄
歐大旭新撰〈自序〉獻給中文版讀者
學者熊婷惠〈那張臉、陌生人與倖存者〉專文評析

名人推薦

國際名家讚嘆推薦

「字字珠璣慧黠」──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旅美奈及利亞作家）

「居住在現代地球村的你我都必須聆聽的語音」──李翊雲 Yiyun Li（旅美英文作家）

「幸運的話，我們能發現鮮活、優美、寓意深刻的動人文筆──《碼頭上的陌生人》就屬於這一型」──黛博拉•李維 Deborah Levy（英國作家）

作者

歐大旭 (Tash Aw)

在台北出生，父母是馬來西亞人。他成長於吉隆坡，從小生活在多語言、多族群的環境下，會說中文、廣東話、馬來語和英語。之後遠赴英國修習法律，曾於律師事務所服務，但最終決心專注寫作，並於東安格利亞大學完成文學創作碩士學位。迄今著有四部小說，每部皆佳評如潮，其中《和諧絲莊》（2005）獲惠特貝瑞圖書獎，以及大英國協作家亞太獎，隨後推出《沒有地圖的世界》（2009）、《五星豪門》（2013）、《倖存者，如我們》（2019）。他的著作兩度入選曼布克獎，已印行二十三種語言譯本，為近年在國際上最炙手可熱的馬來西亞華人作家。

譯者簡介
宋瑛堂

台大外文系畢業，台大新聞碩士，著有《譯者即叛徒？》，曾兩度入圍梁實秋翻譯大師獎，曾任China Post記者、副採訪主任、Student Post主編等職。文學譯作包括《內景唐人街》、《幸運之子》、《分手去旅行》、《十二月十日》、《霧中的男孩》、《修正》、《迷蹤》、《該隱與亞伯》、《霧中的曼哈頓灘》、《斷背山》等。非小說譯作包括《長橋》、《親愛的圖書館》、《鼠族》、《被消除的男孩》、《間諜橋上的陌生人》、《永遠的麥田捕手》、《蘭花賊》、《宙斯的女兒》等。

目錄

自序
第一篇 臉
第二篇 瑞意（Swee Ee）／萬古千秋
評析 那張臉、陌生人與倖存者

序／導讀

自序

美國文豪兼民權鬥士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曾自述童年觀看西部牛仔片的經驗，這段感想為人津津樂道。他表示，兒時見演員蓋瑞•庫柏（Gary Cooper）對美洲原住民趕盡殺絕，自己是邊看邊叫好。他也自述，後來赫然發現，印第安人其實代表自己這種人。鮑德溫寫道：「我至為震驚，發現自己的祖國竟有一套現實體系……長年累月並未演化出容得下自己的一塊餘地。」

身為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我，在族裔歧視的主題下引述鮑德溫，等於是自惹排山倒海的議論，更引人咒罵：你不知好歹，生長在馬來西亞也受公家教育，而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能移民來這裡求職成家，另創一片天，你竟敢自稱這國家容不下你。你竟敢不知感恩──因為，搞清楚啊，這不是你的國家。

而我無從否認的事實是，我父母與祖父母的確能在馬國生根茁壯，我本身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也多少享有公家福利（但我也不禁苦笑，結婚、生子、求學、就業是最基本的人生歷程，居然在二十一世紀、在自稱已開發國家的馬來西亞被視為一種特權。）若說我在馬來西亞的日子是一本記錄簿，無論是以兒時的我或中年的我而言，我都無法斷言憤怒的日子多於歡樂的日子。

然而，當我讀到鮑德溫自述牛仔追殺印第安人的感想時，讀到他提及身分歸屬錯置時，我倏然明瞭他的指涉。在我五、六歲那年，我頭一次聽見馬來文Cina Babi──中國豬，懵懂不知自己也屬於這一類，挨罵了還不自知。不久後，我首次聽見「回中國去」，竟以為這話的對象是錯過班機滯留馬來西亞的北京人。稚嫩的心智為保護幼小的身軀，總有辦法編織一套錯綜複雜的說詞。當時的我毫無概念，不知自己跟鄰居或同學有何差異。當時我知道我們在家講中文，也知道很多人在家不講中文，但我並不認為這能證明我們是異類或受排斥，因為在校或在其他場合，我跟大家一樣，都講馬來文混雜英文口語。我童年所住的吉隆坡是廣東人砌築而成的，北部的檳城造鎮元老則是福建人，甚至直到今天，粵語和福建語仍蔚為這兩市的主流語言。我怎知自己所屬的族群是全國其他地區心懷疑慮甚至痛恨的族群？

到了我十歲、十一歲仍就讀小學的時候，我逐漸意識到身為大馬華人的意義，只是仍無法以言語適切表達而已。識趣的我不在非華人面前講中文，漸漸在公眾場合避說中文，然後甚至也不和父母講中文。遠赴英國大學深造，我才開始從遠方遙望童年，在全無羅盤或地圖的情況下，迷航在自我認同的汪洋中。我從何得知該怎麼認同？

導航工具和知識應由父母傳承給下一代，可惜被我父母扣住了。他們從不向我解釋我們的定位，從不回溯移民到馬來西亞的歷程，從不說明他們從小如何面對我如今聽見的辱華言語。他們不發一語，因為他們不希望我產生異類感，因為他們要我歸屬，至於他們自己有無歸屬感並不重要。然而，緘默的先決條件是抹淨過往，他們一方面要我歸屬，另一方面卻剝奪了我的歷史觀。歸屬和歷史是一體的兩面，缺一不可。針對被欺壓的族群，鮑德溫寫道：「他的父親無法告訴他任何事，因為他的過去已然消失殆盡。體系……摧毀他的現實感。」

這本書的初始靈感從何而來，我不太能確定。或許是在新加坡的那場書友會，有民眾問到，為何我書寫大馬華人時，老是聚焦在苦難，對愛的著墨很少。那天我父親首度出席文學年會，聽見了民眾如此問，有感而發：「那是因為我們沒空愛來愛去的。」我聽了很生氣，因為我知道沒那回事，我明明親睹他多麼愛我母親、愛他的兒女，差別只在於他表達的愛不像文學或電影裡的那種愛。他表達的親情疏遠而不夠溫柔──卻是不折不扣的愛。

靈感也可能來自另一場書友會。會中，我和馬來西亞知名作家李永平（Li Yong Ping）同台，他見我描述個人經驗時詞窮，一手落在我肩膀上，對觀眾說：「身為華人既是一份福氣也是一種詛咒。」

靈感也可能滋生在一次訪問之後。我接受過無數訪問，那次的記者來自西方國家，訪問了很久，不斷問我中國這中國那的，我疲於解釋Chinese未必全來自北京，再三說明世上有形形色色的Chinese。

我想寫一本重建家族史的書，並非因為我念舊心重，也不是戀棧往事，而是因為我想讓現實感在我的世界裡復甦，亦即鮑德溫筆下那一個被體系欺壓消音而傾頹的現實。我們的緘默源於恥辱與恐懼，緘默進而迫使我們退縮到無限小，細微到隱形，以順應國族與社會論述，乃至於如今我們也從文學消聲匿跡，從歷史拭淨。我們的故事怎麼寫，全由外人取決，由此我們成為外人心中有鬼的寫照：華人全是貪贓枉法的富商、不忠不義的異族、狡猾的入侵者。我想為兒時親友寫一本重拾文學定位的書，因為我讀過的文學裡找不到他們的現實，因為我們曾同謀毀滅那段淒美歷史。我想把我們的緘默轉化成較強勢、較充滿希望的東西，以便把緘默趕進往昔，另創一個大異其趣、聒噪鼎沸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