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載:
前言
　　當我們對我國的同性戀現象進行研究時，常常為這樣的問題所困擾：你們為甚麼放＃很多重大問題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戀？假如這種詰難來自社會學界同仁，並不難答覆。正文中將有專門的章節，討論作同性戀研究的原因。難於答覆的是來自一般人的詰難。故此這個問題又可以表述為，你們作為社會學者，為甚麼要研究同性戀？回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並不在於我們缺少研究同性戀的理由，而在於我們缺少作出答覆的資格。眾所周知，只有一門科學中的出類拔萃之士，才有資格代表本門科學對公眾說話。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作出解釋。我們作這項研究所受到的困擾，不只是詰難。像這樣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在內地竟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肯予出版。假如這是因為經濟方面的原因，那麼我們也沒有甚麼可抱怨的。所有的編輯都說，公眾關心這樣的問題，這本書會有銷路。儘管如此，這本書仍然不能出版。問題在於，社會中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研究同性戀。毛澤東曾說，對牛彈琴，如果去掉對聽琴者的藐視，剩下的就只是對彈琴者的嘲弄。雖然如此，我們仍不揣冒昧，不懼嘲弄，要對公眾陳述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立場，以及根據這樣的立場，對同性戀的研究為甚麼必不可少。
　　半個世紀以前，在文化人類學中處於泰山北斗的地位的馬林諾斯基為費孝通所著的《江村經濟》一書做序時，對費孝通的工作給予極高的評價。馬林諾斯基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在於，它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進行觀察的結果。正因為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它是一個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