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的社會是個“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而“公民”的概念，就西方史而言，實與“市民”密不可分。西方市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城市共同體（comune）的出現，在韋伯看來，無疑是其中最具關鍵性的轉捩點。然而此一共同體之得以形成，卻又是奠基在與傳統束縛──包括氏族的羈絆、外來政治支配等──的決裂上。韋伯之所以用“非正當性的支配”來形容西方的城市，正是為了要突顯出這些城市共同體支配權力的自主性，以及其權力來源之掙脫傳統的“篡奪性”。這樣一個市民社會的發展過程，是有意了解現代公民社會的讀者不能不掌握的背景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