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煒舒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兼任助理教授，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秘書長。學術專精在臺灣水利史、財政史、地名史。
曾獲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木鐸獎、教育部資科司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計畫績優課程獎（得獎課程「歷史與思想」）。
對於世界史地研究，充滿著熱愛。以解開臺灣史地謎團，作為畢生志業。
代表著作《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百年誌》，博士論文〈日治時期大嵙崁溪水利事業的形成、發展與頓挫〉。

目錄

推薦序 打開「日治台灣史」的另一扇窗 ／陳耀昌
序 書寫我們台灣人自己的歷史

第一篇 馴服「青瞑蛇」的起點
百年治水事業的起點 辛亥大洪災，台灣與台北史上最慘烈的天然災害
台北水患的起點 台北為什麼那麼容易淹水？
河川現代化的起點 台灣永久不能忘記的大恩人
河川調查測量的起點 第一大河的源頭調查
水利現代化的起點 如何定義現代化的「水利」？

第二篇 台灣的驕傲
東亞第一 東亞第一座重力拱壩在台灣
東亞最長 東亞最長的隧道和導水路
亞洲第一 世界第二高壩在台灣
台灣第一 大漢溪曾經計畫蓋幾座水庫？
世界第一 樟腦出口量世界第一，是好事嗎？

第三篇 失落的記憶
記憶中的巡水人 台灣最長導水隧道的巡水路
被遺忘的農民運動 農民版的中壢事件
失落的埤塘記憶 「千塘之鄉」的起源
追尋埤塘的名稱 埤塘用語的多元文化

第四篇 想像的共同體
東亞的共同信仰 「大禹」是台灣、韓國和日本共同的水神信仰
無形的文化資產 三七圳開鑿與三界信仰
想像的水利事業 「昭和水利事業」可能存在嗎？
台日的共同羈絆 「灌排合一」桃園大圳與「灌排分離」嘉南大圳

後記
附錄 曹謹擬開水圳說的問題
參考書目

序／導讀

序 書寫我們台灣人自己的歷史

台北市，曾經是一座苦於「青瞑蛇」肆虐的城市，幾乎年年颱風季節來臨，洪流四溢的景觀都會一再地上演。台北史上最悲慘的災難出現在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間，六天內兩個強烈颱風分從南北夾擊，帶來災難級的洪水，猛然灌爆台北盆地，當時台灣總督府的報告資料使用了「台北全滅」，看似驚悚至極、令人震撼不已的用語！

弔詭的是，這場堪稱台灣史上最嚴重的天然災害，理應是台灣人、台北人熟悉的歷史，卻幾乎沒有什麼台灣人知道！在政府資料、學術論文、報章媒體和網路的討論之中，往往千篇一律地談及關刀山、九二一、梅山的大地震，或者是八七水災、八八風災，卻幾乎見不到一九一一辛亥大洪災的討論，彷彿這是一場不曾存在於台灣人記憶裡的事件！從現存檔案和文獻的記載，以及當時留下的影像資料，可以得知，「台北全滅」這個用語，其實是總督府官吏在災難現場觀察的結論，相當貼近真實的情況。

台北盆地內，現在設置了台北市和新北市，兩個直轄市級的地方行政單位，人口總數多達六百六十八萬，形成了台灣本土人口最稠密的大都會區。令人難以置信的，六百多萬人口安身立命的地方，理應是首善之區的兩京要地，百年前卻是幾乎年年上演淹水慘劇的淡水河洪泛區！

相信瞭解日治中期直至今日，如此華美繁榮城市景觀的原由，對於台北人、台灣人而言，理應是重要的課題。如此慘重的災難，台北盆地成為兩個現代化新興大都會區的由來，不應該是台北人、台灣人的基礎知識嗎？

在筆者生長的世代裡，熟背中國的歷史與地理，是高中、大學、高普特考必備的考試技能；在當時的學子們，可以把中國所有的史地知識，默背得滾瓜爛熟。但是，筆者在考上研究所時，對於台灣的歷史和地理，還處在幾乎一無所知的狀態。

考入碩士班時，原本想做的是對我來說比較容易上手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但由於會計系的背景，以及指導教授李力庸老師的啟發與指引，於是決定耗費比其他同學更長的時間與精力，到劉元孝老師的忠孝日語補習日文，來完成台灣歲計制度起源的研究；從而確定了源起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的國家總預算、總決算制度的成立，是台灣邁向文明國家重要的一步。

考入博士班時，原本想要偷懶延續碩士論文的題目，完成台灣總督府的財政、稅政、計政等項目的研究計畫。由於我曾經參與李力庸老師的「桃園農田水利會九十年誌計畫」，指導教授張素玢老師認為應該做能更接地氣的研究會比較好，於是決定以桃園大圳作為寫作的題材，卻在廣泛搜羅之後，進而發現了困擾台灣史學研究長達半世紀以上的「昭和水利事業計畫」，其實是不存在的。推動台灣長期經濟成長的「台灣水利事業計畫」，反而不為人們所知。八田與一曾經完成「世界第二高壩」的計畫，也在一九四三年動工……
為什麼我能找到這些關鍵的史料？我在看為數數百萬頁的《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是一頁一頁地看，一頁一頁地確認再確認，如此讀了難以計數的史料，才發現了「台灣水利事業計畫」存在的最原始證據，也發現了張令紀才是桃園大圳真正的設計師。

這就是我做學問的態度。因此，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都寫得異常辛苦。在史料難尋的狀況下，只能日日夜夜，月月年年難以成眠，不斷地搜尋。曾經，幾度想要放棄，卻又極其不甘；健康雖然也出現了難以逆轉的狀況，不斷生病變成常態。終於咬緊牙根，耗盡心血，完成兩本還算看得過去的台灣史論文，也無愧於「母親台灣」。

在寫完博士論文之後，不禁深深感歎，台灣的歷史學研究，至今為止在學院內的主力都是「中國史」。在自己的土地上，學院內的「台灣史」研究恐怕連十分之一都不到，這點只要看一級期刊的數量，和書肆上滿櫃的中國史書籍，以及一小格的台灣史書籍，就可以清楚明瞭，為什麼對我們自己的認識會如此薄弱的原由了！

曾經，在一次的演講場合裡，以武俠小說為題，談論了眾多詩詞、歷史等內容，也獲得滿場聽眾的掌聲。散場時，一位壯世代級的婦女直接來找我，她很好奇為何我對金學小說的研究會如此深入？下意識裡或許直接認定我應該是研究中國文學或歷史的。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幕場景，當我說出：「我是做台灣史研究的。」當下她幾乎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台灣的歷史只有四百年，有什麼好研究的？」

這句話，這一幕場景，深深刻在我的腦海裡，永遠忘不了！
這大概就是經歷過戒嚴時期教育體制的世代，曾經接收過的共同觀念吧！

台灣水利的現代化源起於一九○八年三月三日，立法通過的「台灣水利事業計畫」。八田與一曾說：「『水利』與『交通』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兩大事業。」其中引人矚目的是：藉由水利事業的施行，在台北盆地打造了「台北大都會」，在桃園臺地形成了「北台糧倉」，兩個發展方向差異極大的區域。因而，與主題連結的台北盆地和桃園臺地，是本書關心和聚焦的核心。

在本書內文所討論的內容，相當大篇幅是大部分台灣人都不知道的故事，尤其全台最大都會區台北市的現代化與台灣百年治水事業的起點，其實是源自於一九一一年「台北全滅」的慘劇；之後，這個重新擘畫台北市的經歷，在一九二三年「東京大地震」被後藤新平作為參考案例，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級都會區東京都的出現。另外，桃園大圳灌溉區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值得深入認識的地理區域；在台灣全島，擁有著數百口水域面積達十公頃以上的埤塘，只存在於桃園臺地；為了灌溉缺水的高地，而在水利上形成如此獨特的地理景觀，更因此產生豐富的水利信仰與值得深入認識的文化。

戰後早期由於對曹謹等清朝治下台灣官員的神化過程，深刻地影響著現在我們對台灣水利史的認識。對於清代的志書，筆者頗為熟悉，尤其《淡水廳志》幾乎是每天都會翻閱。每當讀清領時期修撰的各種官方志書時，總是會產生一些很奇怪的感覺：在這些志書上所寫的每一個派到台灣任職的官吏，都是大清國盛世之下，不可多得的、剛正廉明的大好官，或者是操守堅貞的大清官。像韋小寶那種到台灣搜括的大貪官，在清領台灣的志書上，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就是最令人好奇的地方了，也是最不合理的地方了。如果當時從中國派到台灣治理的官員，都是大好官、大清官，為何會出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為何不斷出現「窮刁小民，鋌而走險」的民不聊生景象？顯然清領台灣的地方志書，在地方治理上的參考價值，必須重新檢視。本書因而收錄一篇學術體例的論文，探討曹謹計畫開大圳的種種不合情理的問題。

為了深入聚焦在「台北全滅」的主題，本書大部分的內容都以台北盆地和桃園臺地，這兩個緊密相連、卻又完全不同的地理區為主。未來如果能再寫下一部與水利相關的作品，我想選擇的主題可能會是蘭陽、花東與嘉南，還有八田與一留給台灣的全面現代化計畫。另外，因研究桃園大圳而了解到的「女坑工」故事，也是我想深入的課題。

今天，日本人和台灣人，連篇累牘談論「台積電」熊本廠完工生產，是「黑船來襲」的再現；百年前，在廢墟中重建台北市的經驗，對東京都的影響，卻幾無人知！對中國的史事如數家珍，對自己的歷史卻知之甚少，如此要如何凝聚台灣意識？不禁令人好奇！

本書有著相當部分內容，脫胎自筆者的博士論文；由於論文的篇幅頗長，也受限於嚴格的學術格式和遣詞，比較難以親近，因此將故事性比較強的挑出，重新整理撰成文稿。在徵引書目的參考與引用，由於全書的徵引出處如果盡數列入，將會增加兩萬字以上，因而不得不將部分史料文獻精簡。

同時也在此深深感謝郝明義董事長的青睞，《上下游副刊》古碧玲總編輯的協助，李清瑞總編輯和大塊團隊的辛苦編校，以及我個人佩服至極的陳耀昌老師的推薦序，還有推薦這本書的學者專家們。當然，還有不斷推著我前進的家人。


【推薦序】
打開「日治台灣史」的另一扇窗
陳耀昌／台大醫師、台灣史作家

知道「林煒舒」，是大約在一年前看到了他臉書上的貼文。他討論「陂」、「埤」的漢字字義，表示都是「水潭」之意。

對這兩個字，我也很有感覺。台北板南線有個「後山埤」站，我知道以前叫「後山陂」。這裡後山山麓過去有不少大、小水潭或水塘，因此「陂」就是水潭之意。但是鄰近的路卻稱為「中坡北路」與「中坡南路」，顯然這個「坡」是由「陂」而來。因此應該是「中陂南路」或「中陂北路」。稱為「坡」，會誤以為是山坡，其實錯了，不是山，是水。

至於「埤」，則與我更早寫《獅頭花》有關。鳳山古稱「埤頭」，後來看了鳳山古地圖，我才知道鳳山城面對一個大湖泊「武洛塘埤」，旁邊的山就稱「武洛塘山」。武洛塘山上有光緒二年蓋的「淮軍昭忠祠」。但現在山不見了（因為一九一八年築鐵路剷平了），水也不見了（現在的大東文化園區）。我也才知道，鳳山、鳥松一帶，本來還有許多「埤」，例如「大貝湖」（台語）本是「大埤」，而「小埤」則現在已不見。

我一直奇怪，「埤」既然是水塘，為什麼從「土」部（然後「塘」也是土部），但「陂」如果從土部就成了山坡了，於是乎……
我看煒舒的文章談桃園的溪、埤、陂、潭，愈看愈有趣。我想，怎麼會有一個人對桃園的地理那麼有興趣，那麼有研究。我以前只知有對日本時代台灣地名的研究，不知有對日本時代台灣地理的研究。

煒舒又繼而由水流談到水災，又由水災談到治水，再談到日本時代的水利技師對台灣的貢獻。我竟然不知道台北在二十世紀初有這麼大的水災，那時是佐久間左馬太擔任台灣總督。煒舒展出佐久間及僚屬的救災照片、救災公文、救災文獻，精彩極了。足見他用功之勤，鉅細靡遺。我過去只知道日本時代台灣政治史，對社會經濟史的了解相當淺薄。這又讓我聯想到我參觀過的台南水道博物館，日本技師「濱野彌四郎」對台灣「水道水」（「自來水」的台語）的貢獻，也是在一九一○年代。

日本工程技師對台灣各方面的貢獻，一直被戰後的台灣人忽視。水利方面，我們大概只知道「八田與一」；農業方面，我們知道蓬萊米之父「磯永吉」；建築方面，我們知道「森山松之助」。除了這些代表性人物的人名，我們對他們的生平及歷史細節很缺乏全盤了解。又如交通方面，日本在來台二十五年的一九二○年左右，就完成了縱貫鐵路，效率驚人，我必須查網路才知道係由「長谷川謹介」所建。築鐵道是大工程，必須逢山開隧道，遇水搭鐵橋，非常艱辛複雜，因此，尚需要各行專業技師。台灣能現代化，這些日本技師厥功甚偉，而台灣人大都吃了果子，卻忘了拜樹頭。

日本技師來到台灣，為了建造這些台灣的基礎建設，他們不辭勞苦，跋山涉水。而二十世紀初的台灣，衛生環境欠佳，工難頻頻，這些日本技師在台病死或傷死者甚眾。

我知道有多位日本人，因為他們的祖父或曾祖父那一代，曾經來台參與建設台灣。這些日本技師的後代子孫，也常常對台灣充滿了感情。他們大都身在壯年，事業有成，於是來台灣尋找他們祖上在台灣的遺跡。

這與一、二十年前我們所說的「灣生」不同。「灣生」大多已垂垂老矣。這些在台灣貢獻過的日本技師的後代，則以青壯之身，承續上一代的台日之情，銜接前代，與台灣建立合作關係。

我自小就驚訝高屏溪（下淡水溪）的寬闊及橫跨溪流鐵橋的宏偉。這個鐵路／鐵橋都是一九二○年代初就完工的，比橫跨濁水溪的西螺大橋早了三十年。遙想家母自昭和十年至十四年（一九三五—一九三九），每天自鳳山火車站搭火車，先經被削平的武洛塘山，再經高屏溪鐵橋到屏東女中上課。這是她的日常，但對建造鐵橋的日本技師而言，在當年，其難度大概在日本本土所未見吧。

一直要到最近，我才知道，建設這個鐵橋的日本技師，服務台灣十多年，卻在鐵橋完成之前，一九一三年，因瘧疾病逝台灣。在鳳山九曲橋車站（鐵橋的起點），有一個石碑紀念這位飯田豐二先生。石碑依舊在，可是台灣人知道這個石碑的可能很少，會去向石碑致敬的，想必更少。飯田豐二的曾孫，現在就職於日本大商社，也擁有先進技術，也正在和台灣合作中。

日治時期日本技師的故事，綜合起來就是台灣現代化的故事。這些日本技師，來自許多不同領域。煒舒這本北台灣水利史，寫得生動活潑，讓我們得以了解台灣地理、歷史、工程，而且處處讓讀者有領悟，有反思。煒舒為「日治台灣史」打開一扇不一樣的門窗。一百年後，日本技師貢獻台灣的詳細歷史，終於重新為台灣人所重視及懷念。

試閱

為什麼辛亥大洪災是台灣史上死傷災損最慘重天然災害？一九一一年八月末九月初，兩個強烈颱風分別從南北夾擊，全台災損慘重，合計死亡七百四十一人，失蹤兩百三十人，受傷七百四十四人。一九○五年戶口調查時，台灣的人口數約三百一十萬人，死亡率萬分之二．三九，傷亡率達到萬分之五．五三；在二○○○年時，台灣人口總數約兩千兩百二十七萬人，戰後台灣最嚴重的天然災害是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死亡兩千四百一十五人，死亡率萬分之一．○八。按人口比率計算，一九一一年洪災的傷亡率遠在九二一大地震之上。因此，一九一一年的洪災，才是台灣史上人命財損最慘重的天然災害。

一八九五：台北風水災
自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六月殖民政府始政設治在台北市後，不足三個月就已經感受到，在大嵙崁溪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狀況之下，每逢颱風洪患來襲，台北淹水問題的威力，這個問題自始至終困擾日本人達半世紀之久，雖然採取眾多方案想要徹底解決，但是自始政至終戰為止，台北的淹水問題仍然是個無以解決的難題。
一八九五年九月一日，台灣總督府迎來始政後第一場颱風暴洪災害。由於大嵙崁溪水暴漲，洪峰連續幾天灌入台北城，形成嚴重淹水災情，更糟糕的狀況，接踵而來。
九月五日颱風再次侵襲北部，僅在基隆部分，負責載送日軍的船艦汽艇「順天號」和艀舩十艘沉沒，排水量四千四百噸「鹿兒島號」與三千八百噸「姬路丸號」等大型運輸艦船，遭受慘重損傷，瀕於沉沒；架在淡水河上的五座木造橋樑斷裂流失，台北城頓時成為孤島；對南方正在進行中的戰爭，已失去中樞指揮作戰的功能。
桃園臺地的桃仔園區域，五段堤防崩潰，埤塘溪水沖毀村落民宅，由於時處乙未戰亂災害之年，人命損失無從估計。
台北至新竹間多座鐵路橋寸斷，基隆支廳、台北縣記載此次五天內被連續兩個颱風侵襲，北部與台北城洪水淹沒的悲慘實況。縱使今日展讀，仍能令人駭然於大嵙崁溪暴洪的威力。
九月四日鐵道部〈暴風災害報告〉提及：「自本月三日左右開始，連續降下的大雨，造成淡水河上游三川洪水暴漲，繼之在五日下了更大的暴風雨。大嵙崁溪、新店溪與基隆河的水位滿溢，靠近淡水河附近的河水泛濫，淹沒了六亟街與淡水河沿岸市街，辦公室附近水淹達丈餘之高，尤其是淡水河橋，更是無比凶險之至。」
一八九五年九月上旬，日本人首次經歷台灣的颱風肆虐後，由基隆廳、台北縣呈送總督府的災情報告書，從此份記載翔實的檔案，得以觀察此次颱風對日本統治者的震撼。一八九五年間出現損失慘重的風災洪水，此時為殖民政府統治初期的戰亂時期，因而對於台灣人民的死傷無以留下相關統計數據；但是日本人到台灣進行統治不足三個月，即遭遇五天之內連續兩場颱風威力，首府台北城被洪水淹沒，更出現霍亂、瘧疾等衛生問題，災損慘重。
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為何一八九五年九月殖民政府第一次遭遇台北盆地幾乎被洪患淹沒，災情慘重的颱風洪災，之後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在台北的洪災，其災害的源頭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和今日所知北部在晚清開港之後的主要經濟作物以茶葉、樟腦為主，是否存在著連帶關係？屬於無止盡掠奪山林的樟腦經濟及茶葉產業，對十九世紀中葉後的北部，又帶來何種環境災難？
自一八九五年九月總督府首次遭遇台北市淹沒處境後，幾乎年復一年遭遇台北城淹水困境，治水遂成為政府必須解決的重大難題。日治時期半世紀間，颱風洪水在北部所造成的損失，按廖學鎰揭載資料統計，自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計入統計資料的死亡人數三千八百九十八人、傷四千四百四十二人，房屋全毀二十三萬一千五百九十間、半毀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間、淹沒七十四萬九千零七十七間，其中洪水災損區域最大的受害區域是台北市。按此，解決台北淹水問題，實為急迫之政務；如不解決風水災害，則台北將無以成為適合居住的城市，自此解決台北水患問題，成為政府必須認真面對的難題。

一八九八：戊戌年大水災與台北洪患
對日本人造成更大震撼的風水災難，在隨後的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降臨。相關報告可以看到，一八九五年八月淡水廳的報告書提出說法：「從來嘗聞淡水附近在每年七、八、九的三個月期間，是一種熱病的流行時期，稱Suruwo，果真與傳聞相同。」台北市的治水事業首次現代化工程，也是在此次颱風洪災之後設計而成。因此，台北測候所自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一日對於台北區域周遭水文與颱風侵入路徑進行觀察，淡水河流域的水文相關觀測資料數據，自此開始累積。
在一八九五年八月遭遇颱風侵襲的慘重損失後，時序轉眼進入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總督府剛在慶幸風平浪靜之際，安然度過。當時序進入十月分後的北台灣，仍然出現颱風入侵狀況，這次的颱風水災也造成嚴重的災情，尤其以基隆水邊腳的山坡崩塌，鐵道運輸斷絕。一旦洪水災害的根源沒有解決，台北年復一年被洪水淹沒的情況，就不可能改善。
一八九八年歲次「戊戌」，對於居住在台北盆地和台北市的民眾而言，是相當悲慘難熬的一年。這一年的八月九日，就職剛滿半年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提筆寫下這樣子的文字：「本月六日颱風侵襲本島，台北市街死傷損害概況及賡續報告，今日本府所屬各官衙及地方各項報告，持續整理中。」此份報告在三日內就呈報給內務大臣。
戊戌年大水災，過往比較重視的是農業區的災損，但是，這次水災的重災區是台北盆地。這是自台北建城以來，悲慘的一次颱風水災，雖然之後在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台北市也被洪峰淹沒，但是戊戌年大水災所造成的損害嚴重程度，對殖民政府的統治者而言，震撼相當巨大。之後，比戊戌年大水災更大的震撼，接踵而來，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的降臨為止。
對於甫就任半載的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而言，必須迫切處理的目標是「解決台北淹水問題」。戊戌年大水災，不只催生了台北市的防洪減災計畫，也是桃園大圳計畫誕生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八月的風水災之中，台北測候所紀錄曾形容為「未曾有過的猛烈颱風」，難以預料者，此處所提及的「未曾有過」，在經過不足一年時間，台北盆地卻迎來自有氣象紀錄以來，損害慘重的洪水災難。
一八九八年八月四日，總督府報告寫著：「本島氣壓下降，天候出現異狀，下午四時全島沿海進入警戒狀態。」這是大災難來臨前的警示。五日下午一點暴風圈進入石垣島範圍，當石垣島處在風狂雨驟之下，台灣島的天色卻異常良好，甚至有著軟軟徐徐的微風吹拂，這種狀況和一八九七年八月八日颱風侵入前，幾乎一模一樣。也和造成台北「全滅」的辛亥大洪災來臨前的颱風景況，幾乎完全相同。
五日下午五點，台灣全島進入陸海全面警戒狀態。由於這是日本政府在石垣島設置觀測站，開始記錄颱風路徑以來，風速最強烈的一個。六日凌晨，暴風圈在石垣島突然急轉，轉向南方行進。台灣本島最大風速出現在八月六日下午一點至兩點之間，在基隆東北東方向測得每秒二十八．二公尺，相較而言，一八九七年八月上旬造成台北災情慘重的颱風，風速也不過每秒十四．六公尺；造成戊戌年大水災的颱風，強度是前一年颱風的兩倍大，所造成的破壞自然更加驚人。
八月六日登陸的強烈颱風造成全台死傷慘重，總計死亡一百八十二人，傷九十八人；在此之前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為止的颱風，人命的傷亡相對輕微。就算是拿來和二十世紀侵襲台灣的颱風比較，這個傷亡數據仍然是相當驚人，因而被載入歷史紀錄，並被稱為「戊戌年大水災」。按照總督府留下的史料可以得知，戊戌年大水災在北部造成的災損是全台之最，從八月六日至九月三十日，連續三個強烈颱風，造成台北區域死傷慘重。
翌年（明治三十一年）八月中旬，總督府將戊戌年大水災台北淹水的照片以圖錄方式，呈送宮內省。但是，遠比戊戌年大水災的損失更加慘重，堪稱台灣颱風史上傷亡與災損之最的暴風洪水災害，卻在十三年後降臨。

驚悚的一九一一：辛亥革命前四十天，台北全滅！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兩天狂襲的第一次颱風和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侵襲的第二次颱風，所帶來的大洪災，是台灣自有颱風觀測以來，災損最慘重的一次。總督府史料直稱一九一一辛亥年的颱風水災，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暴風雨」，損害最嚴重的重災區，則是台北盆地。為什麼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是造成最慘重災害的颱風？
從一八九七年開始有紀錄，直到一九一○年為止的十四年間，總共有四十九個颱風侵襲台灣，平均每年三．五個，總計造成四百六十五人死亡；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大洪災的死亡、失蹤人數，是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年的十四年間，死於水災人數總和的兩倍多。而且，在八颱風的暴雨又直接倒入台北盆地和周邊山區，當天測量到的淡水河水位，比平水時期高出了「三丈」，也就是九．○九公尺，等於九百零九公分。九月二日媒體就直接形容，這個水位高度是六十年來，聞所未聞的洪浪。
以世人熟知的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東日本大地震」為例，當時大部分地區出現超過三公尺「海嘯」的地方，死傷慘重，但是衝擊最嚴重的地方，海嘯高度在十公尺，部分地區出現了十五公尺以上的巨浪。如此的對比就應該相當明確了，明治辛亥年台北大洪災的淡水河水位，和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的海嘯是同等級的！等於是由台北盆地三條河川匯流，再加上大潮回灌關渡門因而產生了「河嘯」！這就是辛亥大洪災最恐怖的地方。
第一個颱風是從南部的貓鼻頭附近登陸，往烏坵方向行進，掃過屏東、高雄、嘉南平原與澎湖列島。第二個颱風是從貢寮登陸，直接穿入台北盆地，從南崁溪口出海，往烏坵方向前進。一南一北兩個颱風的登陸地點和行進方向，都是構成最慘重損害的致命路線。
如此令人驚詫的颱風路徑，在台灣的颱風史上，其實不算罕見，在一九二四、一九四五、一九五二、一九五六、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五等年分，都出現過類似的路徑，但是所造成的災害與人命的損失，卻以一九一一年為最。
之所以會如此嚴重，除了兩個強烈颱風所帶來的暴雨，關渡門回灌的大潮，也和當時淡水河與台灣的河川多為「無定河」，緊密連結，全然脫不了關係。
而且，當時造成「台北全滅」的暴洪，並不是普通的洪水，而是飽含泥沙的「泥流」，這些泥流倒入台北盆地內的台北市、枋橋（板橋）、新店等各個街庄時，大水褪去後形成一整片黃色的「泥海」，覆蓋了整個台北盆地，幾乎沒有一處倖免。如果從當時留下文獻的形容詞，形容台北盆地內的台北市和台北廳部分，變成一整片「泥海之地」，這就是郁永河筆下的「康熙台北湖」的樣貌。
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曾經以文字描繪了康熙湖的風景：「余與顧君暨僕役平頭共乘海舶，由淡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處，曰：甘答門，水道甚隘，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矣；行十許里，有茅廬凡二十間，皆依山面湖，在茂草中，張大為余築也。」
關於「康熙台北湖」的成因，郁永河也曾引述張大的說法：「張大云：『此地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唯一溪流水，麻少翁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恐怖，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距今不三年耳。』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三社舊址可識。滄桑之變，信有之乎？」陳正祥曾經運用《裨海紀遊》的記載和陳夢林在《諸羅縣志》卷首干豆門與靈山宮地圖的地理資訊，推測「康熙台北湖」的水域面積相當廣袤，深度應為五公尺，湖岸應與海拔十公尺等高線一致。
如果按照明治辛亥大洪災的淡水河洪水比平水時期高了三丈（九百零九公分）計算，在一九一一年八月末至九月上旬之間，整座台北盆地又恢復到曾經存在約四十至六十年間的「康熙台北湖」原來的樣貌。而且這個存在時間短暫的「明治台北湖」，其水域面積，和陳正祥的推估，相當接近！
被大洪水淹沒的房屋，浸水或半毀可說是幸運的。新店街直接被形容為「新店全滅」，也就是全部倒光，無一逃過；這裡的「全滅」和「台北全滅」的語意並不相同，台北的「全滅」指的是全城被淹沒。而古亭、艋舺、枋橋等雖然也成為廢墟一般的景觀，還是比「全滅」的新店幸運。
撰述於一九二○年（大正九年）六月的《台灣治水計畫說明書》，內文明確寫到：「明治四十四年發生漫延全島的大洪水，遂決定擴大河川調查規模。」這一段文字自此之後，在台灣總督府歷年所發行的土木工程相關文書資料，不斷被傳抄引用。
可見得辛亥大洪災所造成的傷害，確實已經深刻烙印在總督府的DNA，因此之後的每一年，都不斷地以辛亥大洪災作為警示、誡鑑的典範案例。況且雖然隔年（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的洪災造成的災難也很慘重，但是也比不上辛亥大洪災。也就是說，再也沒有任何一年的洪災比一九一一年更恐怖，人命傷亡，災損都差距甚遠。
僅僅從冷冰冰的統計數字分析，恐怕很難理解災難現場的悲慘狀況，這場發生在武昌起義之前四十天的慘重暴風水災，文獻上留下了相當豐富的記載。
《台灣時報》在一九一一年九月出刊的內容，以無比悲悽的文字，形容此次風災的悲慘程度。如「古亭庄被突然激增的二丈七尺巨浪吞噬」！也就是說，今日台北市中心的古亭，曾經被八．一八公尺的「河嘯」，直接吞下去。「淒厲的叫聲」寫道：暴風挾帶豪雨，頓時天地晦闇，激起的白色巨浪，讓人民無所遁逃，被壓在倒塌房屋內，祈求幫助的淒厲叫聲，從飇風暴雨中傳來，格外令人恐懼。
停靠在港口的船隻，一艘艘在狂風吹襲下沉沒，船員的屍體在港內外飄流，也沒有人力能協助打撈。船隻的損失數據相當驚人，總計全毀六十七艘，沉沒三艘，失蹤一百五十三艘。當時更提及：「一九一一年八月下旬，僅僅一週內前後兩個颱風入侵本島，自有暴風雨記載以來，數十年間還沒見過比這次颱風更強的暴風雨，其強烈暴猛程度，全島都受到災害，到處都是慘不忍睹的災情。」另外還有在淡水河裡，一則又一則「浮屍漂流」的紀錄，能令人產生更加驚懼的聳動文字。
水災所造成的傷害，全島的台灣人無不戰慄恐惶，悲慘的情況由媒體報導到日本時，連日本人也驚愕不安，查問平安與否的電報、郵件，絡繹不絕地發送到台灣，對於台灣民眾遭遇的慘況，更激起日本人的民胞物與之心，情誼上的救濟聲浪與同情者，紛紛蜂湧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