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告訴我們，萬物發展，皆有其目的，而目的，是自然生成的。自然之道，雖然是朝向某一目的，但不一定能把你帶到那裡；所以人的努力也很重要。人為何要努力？因為人有追求，人不僅要能存活，人要有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自然的推移並不就送到人的跟前，人得創造那樣的環境。他解說了那段過程：從個人到家庭到村落到國家。國家，又有眾多形態。亞氏用他的分類學，按政體形式界定國家的種類，然後用上不同的篇幅，說明了各類型的一般情況：從最可接受的，到最不可接受的。他這樣做，不可能沒有目標。目標是甚麼？應該是找尋那美好生活的環境，也就是說，最佳的政體。
筆者在《福樂的追求》一書中，就說亞氏的《倫理學》是「上集」，《政治學》是「下集」。要能兩論並研，前後融通，固然是好，倒不是必須的。兩集各自獨立成篇，分開看，也無不可。兩種論述，兩條主線，各自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同樣能自成系統。此亞氏博大精深處。
亞氏那十分精簡的文筆，翻譯出來，不論中西文字，沒有解釋，不好明白，加上談到的範疇，牽涉很廣；使有細緻說明，對讀者便利多了。本書解讀他的《政治學》，並將近世西方哲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思想加以比併，教讀者更了解亞氏政治哲學的世界。
序
胡佛序
一九八七年的秋季，我在台大政治系獲得休假，決定赴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人。芝大的友人安排我住進一棟學校的公寓宿舍，並告訴我有一位研習政治理論，來自香港的年輕學者也住在同一棟。隔日我到芝大圖書館及研究室等處，熟習一下研究環境，剛回到宿舍住房，看到一張字條貼在門上，留字的原來就是那位香港的年輕學者，也就是本著作的作者鄧文正博士。字條上寫知我來到芝大，望能一晤。我乍見留字，十分心儀，因我廁身政治學界，歷有年所，但很少看到年輕學者願意在西方名校專研艱深的政治思想與哲學的。當時想像這位香港的年輕學者，可能會有點洋派及幾分自部A我也疑惑：還會不會用華語的普通話交談呢？但我隨即按字條上留下的電話約晤。等到見面時，所看到的這位後來我習稱他大名文正的鄧博士，卻是非常樸實、誠懇，講得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留了一個小平頭的謙謙君子。我們的相見歡，當然不在話下。我在芝大的訪問只有短短半年，自與文正相識後，頓成莫逆，時常促膝長談。我們都在大學時代攻讀過自然學科。他後來轉而砌想與哲學；我則先轉讀法學，再轉入政治行為學的探究。我們都對政治學科具有濃厚的興趣，雖然他重理論，我重實證，但兩者的研究對象則同屬政治的人間世，且皆重邏輯的推理與慧識。這些背景皆提供我與文正不少有趣的話題及廣泛的思辨，迄今仍令我感受到亞里士多德哲思中所描述的愉悅。
我離開芝大，再到哥倫比亞大學做短期研究訪問，然後返回台大；文正也在不久於芝大完成研習，回到香港，任教中文大學。台、港雖兩地相隔，但仍時通音問。文正原具濃厚的淑世關懷，且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更富深刻的體認與省思。他在返港後，面對現實的社會與知識界，特別感覺社會的提昇，必得從知識教育手。我有一次訪港，與他相見時，他頗感喟中國近世在推動現代化及引進西學的過程中，對西方知識之源的古希臘哲學，缺乏全盤的理解與探討；縱有少數原著的譯本，也仍欠通透的解讀。所以他認為如要引進西學，提高社會的知識教育，必得先從古希臘哲學的解讀始。但我所想到的則是其中的難題，主要可能在中西學術傳統於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以及古希臘文字的難以掌握。這些會使得現代的中國人不易進入古希臘哲學家的思維，獲致所謂設身處地的理解（empatheticalunderstanding）。後來，我轉而想到，文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