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孝庭在《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敘述1945-1954台灣如何成為國民黨政府最後一塊根據地,聚焦於飄搖不定的台美關係。在《飛彈、政客與祕密外交》這本書中,康培莊從1970年代尼克森╱季辛吉與中國祕密外交到今日中美交鋒,緊扣著美中台三方關係,而中國的崛起,注定與美國爭奪霸主,一如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記錄古希臘兩次重大戰爭之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美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以及經濟對政治、軍事的影響,再次印證了「修昔底德陷阱」──崛起中的強權挑戰霸權的情形下,一場戰爭在所難免,而夾在中間的台灣勢必捲入戰局。值得一提的是,英文書名「玩火」(Playing with Fire),指的是一個險局,暗示「三方在玩火」或「台灣是引發戰火的易燃物」,也就是「台灣上方的中美戰爭」。
對任何一本書的讀者而言,瞭解作者的「出發點」有其啟發性,也就是他或她的背景、偏見和看待議題的方式。
雖然我在美國的中心地帶出生及成長,但到了而立之年,台灣幾乎是我的第二個家。我在亞洲待了十五年之久,而在所有亞洲國家裡,我在台灣待的時間最長,總共超過五年。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來到台灣。我曾在大學讀中文,並獲得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提供的機會,至台灣繼續進修。我在萬華——台北市的舊城區——落腳,並以一小筆錢從一戶人家承租一間套房。當時的我並未意識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我不會在萬華遇到任何外國人。房東有四個小孩常跟我互動;由於他們之中沒人懂英文,使我的中文進步神速。同時,我在這裡也常聽到台語和日語。
當時我沒有意識到台灣的經濟即將起飛,政治上開始邁向民主——經濟和民主發展成為台灣所謂的「雙奇蹟」。我有時回想,當時每天穿梭於台北大街小巷的我究竟從這個國家學到什麼。我想到以前某位大學時期的教授曾說過……台灣是一座經濟「荒漠」,永遠不可能遍地開花,因為其人口密度太高——每當我身處人擠人的地方時,總是想起這句話。除此之外,台灣幾乎沒有天然資源,資金貧乏(並且無法扭轉此一情勢),其政府也在一九四九年內戰失利後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我的教授真是錯得一塌糊塗!
台灣擁有最重要的資源——人才。由於台灣人聰明、勤奮,並積極儲蓄,因此當其開始發展經濟時,台灣擁有充裕的資金。國民黨政府從內戰的挫敗中學習,並大刀闊斧地改革,其中包括經濟私有化(就許多重要的工業仍屬國有而言,台灣採取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和政治民主化(雖然此發展剛開始主要以地方政治為主,並以漸進的方式推進)。
我也從課堂上學到,發展中國家必須提防在經濟上過度依賴他國,而資本主義模式會導致收入和財富不均。台灣顯然是個例外。在台灣於全球貿易市場上大發利市,並把過半的出口集中在美國的同時,過度依賴並未成為大問題。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經濟成長的速度快到勞動市場供不應求,因此財富不均也未演變成嚴重的問題。因此,台灣的發展經驗否定了上述兩個概念。然而,其中我學到的一件事正確無誤:當人均收入攀升到某種程度後(通常是五千美元),民主化會隨之而來。若人民開始爭取民主,而絕大多數人也會因此得益的話——例如台灣的情形——上述經濟和民主發展的關係確實有說服力。然而台灣與美國之間的緊密往來也是台灣得以邁向民主的關鍵因素。美國不僅是台灣的楷模和守護者,也是每年台灣留學生負笈千里的目的地。
雖然我在完成台灣的課程後即返回美國,但是三年後,我接受淡江大學的邀請,返回台灣教書。一九七九年我返回美國並與另一位作者共筆,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專著《兩個中國的糾葛》(A Matter of Two Chinas)。我開始對美國的對中和對台政策產生濃厚的興趣;與此同時,華盛頓與台灣斷交,並把大使館遷至北京。然而,美國國會採取行動──推出《台灣關係法》——透過立法確保美國和台灣能繼續保持有意義的外交往來。在這本書中,我試著討論此一情勢可能會如何發展。
我也對台灣的選舉感興趣;選舉是我在台灣留學和任教時特別感興趣的議題。我曾目睹台灣民眾熱烈參與地方選舉。這使台灣的地方政治逐步完成民主化。地方政治的發展進而孕育出台灣的「草根式民主」。國民黨和台灣民眾皆意識到,若台灣希望能繼續在國際政治中保有正當地位,其必須完全落實民主。一九八○年——美台斷交的翌年——蔣經國籌劃了一場競爭激烈的全國大選。這場選舉充滿活力,並成為政府領導層開始民主化的起點。蔣經國在策劃這場選舉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使台灣首次的全國大選有時候也被稱為「由上而下的民主化」。一九八三年,台灣再次舉行了全國大選;一九八六年,具競爭力且可望與國民黨一較長短的民進黨成立。民進黨的出現使該年年末的選舉變成兩黨的競局。
一九八四年,我和來自台灣的學者陳博中(George Chen)共同撰寫《台灣的選舉: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和民主化》(Taiwan’s Electio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並在書中討論台灣民主的早期發展。一九八八年,我繼續寫了《無聲的革命:台灣的政治發展》(A Silent 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兩年後,我完成了《台灣:民族國家或省分?》(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並交付出版社發行。我在書中討論台灣的地理環境、歷史、社會、經濟、政治、外交和國防政策等,並試著回答一個「大哉問」:究竟台灣是個國家,還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由於該書廣受好評,因此出版社希望我能推出再版。出版社之後向我透露,在一系列談論台灣的英文書籍當中,《台灣:民族國家或省分?》是第一本再版的專著。其第六版於二○一三年問世。
一九九一年,我完成了《中國外交:華盛頓-台北-北京》(China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Taipei-Beijing Triangle)。我在書中回顧那些支撐美國對中暨對台政策的官方文件,並試圖說明這些文件產生的背景和過程,以及其代表的意義為何。一九九二年,某間頗負盛名的出版社請我執筆《台灣歷史字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作為其國別系列叢書的一部分。我應邀執筆,並於隔年出版。我也陸續更新此書的內容,並於二○一五年推出最新的第四版。
興趣驅使我持續就台灣的民主發展和兩岸關係筆耕不懈──
曾於一九九七年前每年固定出版一本專書。一九九七年,台灣政府授予我國際交流獎(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ward)的殊榮。我偕同妻兒赴台北領獎,並順便參加國慶大典,與李登輝總統和其他政府高層見面。在世紀之交時,我寫了《台灣的政治奇蹟》(The Taiwan Political Miracle)和《當台灣面向新世紀:政治和外交事務文集》(As Taiwan Approaches the New Millennium: Essay on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並再版了《台灣:民族國家或省分?》一書。
至此,中國已在鄧小平的市場資本主義和台灣模式的根基上經歷二十年的超高速經濟成長。兩岸關係有所緩和,進而帶動雙邊貿易;台灣錢大量流入中國,而觀光客和台商也大批湧入中國。然而,兩岸榮景的背後仍有一絲隱憂——台灣似乎愈來愈依賴中國,而兩岸的政治死結也愈來愈難解(也許是無解)。面對中國,台灣民眾的心中充滿許多矛盾。兩岸盤根錯節的關係還有一個軍事面向。一九九五年,在李登輝赴美宣揚與北京立場(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完全衝突的台灣法理獨立主張後,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飛彈演習還以顏色,導致台海爆發危機。美中因此於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首次總統直選劍拔弩張。李登輝當時競選連任;中國對他恨之入骨。
兩岸關係在陳水扁於二○○○年上任後更是急轉直下。在中共眼裡,陳水扁和民進黨代表「分離主義份子」,他們不僅刻意觸怒中共高層,同時也威脅把美國捲入兩岸的爭端——某種程度上猶如一九五○年代在金門和馬祖一觸即發的準戰爭。二○○二年,我主編了《風雨下的台灣:陳水扁政府文集》(Taiwan in Troubled Times: Essays on the Chen Shui-bian Presidency),並在書中診斷當時冷若冰霜的兩岸關係。我也在隔年出版《鞏固台灣民主》(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一書。
二○○六年,我出版了《飛彈、政客與祕密外交:台灣問題專家三十年的深度觀察》(Playing with Fire: The Looming War with China over Taiwan),並在書中回顧一九九五到九六台海危機及其後續效應。當時美中明顯具備開戰的要素,唯獨欠缺點燃台海戰火的東風。事實上,台灣海峽被喻為全球情勢最緊張的熱點。雖然危機的狂瀾終究退去,但暗潮依然在台海的深處流動——下一場危機很有可能更驚心動魄。
我在二○一○年出版了《審視台灣民主:陳水扁時期以來的政治發展》(Taiwan’s Democracy on Trial: Political Change During the Chen Shui-bian Era and Beyond)和《國民黨重拾權柄》(The KMT Returns to Power),並於二○一三和二○一五年接連再版了《台灣:民族國家或省分?》和《台灣歷史字典》。近年,我把心力分散在專著、期刊論文和部落格文章上,討論二○一四和二○一六年的選舉和當下的政治氛圍。我目前正在撰寫一本關於民進黨於二○一六年重新執政的專著。
我共寫了二十六本關於台灣的專書,其中包括與他人共筆或合編的專著,以及部分專著的第二、三、四、五、六版。回顧過往——台灣歷經經濟和政治奇蹟,兩岸關係經歷起起伏伏,美國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等——我很慶幸自己在這段期間曾生活在台灣,並對這個特殊的地方產生學術研究的興趣。
一樁對兩岸關係更具殺傷力的「事件」接著爆發。中國舉行了近期聲勢和規模最大的軍事演習。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國軍機繞行台灣的兩星期後,中國的新航空母艦「遼寧號」和一支艦隊穿越台灣以東的沖繩和宮古島,在回程時行經台灣宣稱擁有主權的東沙群島,最後穿越南海、抵達中國在海南的基地。有些分析家認為,這場軍演的目的是對台北和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發出警告。對台灣政府而言,這是一場威力十足且明顯具威脅意味的軍力展演。台北派出F-16戰機做為回應。然而,當下的大問題是:美國是否力挺台灣?從種種跡象看來,答案是肯定的。歐巴馬在總統任期尾聲簽署了二○一七年度《美國國防授權法案》(U.S.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其中一項條款旨在擴大台美聯合軍演的範圍。許多觀察家認為該條款和法案中的其他條款的目標都在「綁住中國」。但此舉能發揮多少效用?無論如何,北京將視美國的舉動為一種挑戰。
幾乎與此同時,歐巴馬簽署了作為二○一七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一部分的《反外國宣傳與造謠法案》(Countering D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Act)。美國此舉也把中國置於容易抨擊的位置。有些觀察家認為,歐巴馬接二連三的舉動,若非終於對中國「強硬起來」,就是試著逼川普對中國永遠採取「戰爭姿態」,如同之前他對俄國干預美國大選所做的懲罰性抵制。換句話說,歐巴馬刻意製造對立,讓川普與中國來往時必須面對許多阻力,甚至更嚴重的後果。有些觀察家甚至表示擔憂,歐巴馬正試圖把川普和中國推向戰爭。歐巴馬會這麼做嗎?顯然歐巴馬對川普破壞其歷史定位的舉動充滿敵意,不打算與川普好聚好散。美國的主流媒體殷切期盼歐巴馬能帶來一齣好戲。他們似乎不在乎是否會促成戰爭,因為他們極度厭惡川普。
無論如何,川普並沒有被中國的軍力展演所震懾;他將威脅和恐嚇遊戲升高到核武的層級。川普在推特上表示,美國必須大幅加強和提升核武能力。為了強調所言不虛,川普隨後向MSNBC某節目主持人表示:「軍備競賽啟動了,我們會在每個項目上脫穎而出並擊敗對手。」對眾多專家而言,他們腦海中可能浮現兩個想法。首先,美國的核武能力在歐巴馬的領導下變得積弱不振,因此川普必須嘗試扭轉美國的頹勢,川普的觀察適切地回應美國戰略部署能力的衰退。其次,過去雷根領導下的美國透過軍備競賽讓蘇聯破產。今日美國可以對中國故技重施!美國的敵人──尤其是中國──確實已汰換老舊的彈頭和發射系統,以更好更新的軍備取而代之。軍備競賽早已展開,而美國早就瞠乎其後了。美國必須扭轉此一情勢。然而,美國有辦法在能力和時間上打敗中國嗎?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口袋比中國深嗎?情況似乎不甚樂觀。
無論如何,中共高層未以製造更多核武或導彈回應美國。顯然他們不想接受川普的挑釁(不是因為他們的經濟實力不足)。或許他們也不希望升高中美本質上仍以口水戰為主的角力。此外,北京留有不對稱作戰這一手……如前所述,「不對稱作戰」是中國對抗美國的主要戰略,包括廣泛運用各種武器和策略。解放軍在有些武器和策略運用上更勝美軍。重要的是,近期中國在其他方面也突飛猛進。顯然中國不打算「善待」美國,而且另有盤算……中國官員初步以「刻意突顯」中國和「在不打烊的推特板上胡搞」等兩項指控來回應和譴責川普。西方媒體支持中國。一位西方記者寫道,新華社言下之意是要川普閉嘴,並指出「迷戀『推特外交』是不智之舉。」北京得一分!
中國測試美日防衛第一島鏈
表面上,中共高層也認為啟用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進行首次的海上對空實彈演習和殲-15戰機的實戰模擬,已構成一次綽綽有餘的有力回應。顯然這是一次令人畏懼的武力展示。接著中國賞了美國一記大耳光──中國軍方宣布其(仍在量產中的)航空母艦應該派赴美國西海岸。軍事專家大為震驚,美國本土處於近距離的核武威脅之下!此發展勾起許多人對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的回憶。中國的航母「打擊群」隨後航向南海──世界上最敏感和危險的熱點之一──舉行演習。此舉造成廣泛的影響。
首先,中國啟用遼寧號的能力來自二十年以上的努力;中國試圖打造能主宰該區域的現代化海軍。此外,這也是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海軍的藍海霸權首次在該區域(或任何其他區域)遭受實質的挑戰。更重要的是,此一發展是中國努力打造一系列平台和武器的一部分,包括反艦彈道飛彈、反艦巡弋飛彈、潛艦、水面艦艇、軍機、指揮與控制系統、高性能電腦、情報、監控和偵察能力。中國似乎正火力全開地挑戰美國在東亞的海上霸權地位。雖然中國提升海軍實力的名義是,協助保護能源和原物料進口及掌控海上通道等,但它卻走向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台灣和南海,尤其是啟用遼寧號。更準確地說,航空母艦打擊群可協助中國軍方以更強的力道攻擊台灣東部,並進一步提供其執行對台任務的空軍和海軍的防護。中國國台辦表示,航母的另一個用意是警告蔡英文當選以來「越來越猖獗」的台獨勢力。
遼寧號登場的背景也值得關注。由於近期中美關係倒退,顯然台灣在中國軍方高層眼中已成為炸藥般的問題。解放軍高層因此宣稱──顯然是一次預警,若川普改變一中政策,就是「跨越紅線」。然而公式中還有另一個因素:中共高層正面臨許多國內問題的考驗,包括經濟降溫、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台高築(導致國際貨幣基金發出警告,該情況可能造成嚴重的危機)、資本外流、習近平的改革停擺(包括造成地方政府反彈的反貪腐行動)等。此外,中共高層正為二○一七年底指標性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基於上述情況,北京挑起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觀察家說,他們能感受到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氛圍……這是否也是衝突爆發前的序曲?
而與這一切兜在一起的是,在中美猜忌加深的情形下,蔡英文的角色變得愈來愈舉足輕重。她對中國網民的「陰謀」表示警惕,並指出「他們試圖以假新聞削弱我們(台灣)的團結。」蔡英文提及中國轟炸機飛越台灣玉山的照片和台灣的食品安全(蔡英文把它與國家安全相連結);政府在網頁上擘劃「闢謠」專區,並承諾解決假新聞的問題。台灣正為可能更嚴重的衝突未雨綢繆。蔡英文在得到美國友台人士的協助下,「號召」台灣上下團結一致的舉動顯得更有影響力。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暨川普的顧問約翰.波頓(John Bolton)認為,美國應該增加對台軍售並在台灣駐軍。尼克森當年將美軍撤出台灣;美軍應該永遠不會再回到台灣。贊成美軍返台是一個激進的親台想法。
同時,美國的主流媒體和學者指控川普全盤推翻美國的對中政策。他們指出川普甚至親口說出這些話,其自豪而直白的態度讓許多政策專家啼笑皆非。此時,向顧客提供情報和預測的史塔特福(Stratfor)公司如此形容川普執政下的中美「角力」:美國已「厭倦」國際體系,而民族主義「已敲響中美的門戶」。
當川普的執政團隊──包括各部會首長──現身於眾議院,在回覆議員質詢中公開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時,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口水戰幾乎每天都呈現升級的態勢,隨時可能往衝突的方向推進。國務卿人選雷克斯.提勒森(Rex Tillerson)公開表示,美國應該阻止中國進入其在南海建造的人工島嶼。提勒森說:「我們必須向中國傳遞清楚的警訊。首先,必須停止建造島嶼;其次,美國不允許中國進入這些人工島嶼。」提勒森接著指出中國的行為「近似」二○一四年俄國強併克里米亞的舉動,而後者正是歐巴馬「無作為」下的結果。
中國的反應來得既迅速又強勁。根據中國《環球時報》的一篇觀點評論,「假如提勒森想迫使一個核子強權退出它自己的領地,那麼他最好加強美國的核子戰略。」還有「假如川普的外交團隊以目前的方式對待未來的中美關係,那麼雙方最好為一場軍事衝突做足準備。」在川普指定的國防部長──綽號「瘋狗」的詹姆士.馬提斯(James Mattis)身上,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川普政府如何透過刺激中國來製造衝突。馬提斯隨後公開表示,中國正試圖以「朝貢模式」重新打造中國的對外關係;倘若中國繼續在「南海地區欺凌他國」,美國應該「平衡」來自中國的威脅。馬提斯在宣誓就職的聽證會上宣稱,美國當前的主要挑戰是俄國的蠻橫與中國在南海的活動。他建議華盛頓應該積極做好軍事準備。馬提斯認為俄國、恐怖主義和中國在南海的作為,讓美國正遭受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襲擊」。
比任命馬提斯更挑釁的是,川普還任命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掌管新成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National Trade Council)。納瓦羅向來對中國嚴詞批評且立場親台;他的任命案讓台灣拍手叫好。納瓦羅的著作不遺餘力地批評中國,包括被拍成紀錄片的《致命中國:中共赤龍對人類社會的危害》(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a Global Call to Action)這本書。影片的開頭是一把中式匕首插入一張美國地圖,鮮血不斷從洞口湧出。這部片反映了納瓦羅的觀點──中國是促成美國龐大的貿易逆差、進而造成工作外流、工廠倒閉的邪惡國家。納瓦羅支持川普指控中國操縱匯率;因此,美國能合理地向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課徵百分之四十五的關稅。他進一步宣稱中國正在落實一種「扭曲式的資本主義」(a perverse form of capitalism),此舉不僅削弱美國經濟,中國甚至與一些危害美國利益的美國企業攜手合作;他認為中國的種種作為必須劃下句點。由於納瓦羅是川普顧問團隊中唯一學有專精的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各界認為他會在造成中美齟齬的貿易問題上擁有左右政策的影響力。(未完)
康培莊John F. Copper
康培莊(John F. Copper)是美國羅德學院(Rhodes College)史坦利.巴克曼(Stanley Buckman)傑出教授,國際研究系榮譽教授。畢生關注台灣和兩岸關係發展,著有亞洲和國際事務相關書籍逾三十種,與學刊、雜誌合作編輯四十多本專書,並發表七十多篇論文。
他在亞洲從事教學和研究逾十三年,1983到1989年白宮和國務卿任命他為東西文化中心的理事會成員。他曾多次赴美國參眾兩院的外交關係委員會及眾議院亞太事務委員會作證;1997年獲頒國際交流獎。現為美國中國研究學會的董事會成員及《亞洲事物》(Asian Affairs)學刊編輯委員。他曾被列入世界名人錄、美國名人錄、傑出人士、現代作家、公共政策專家年冊及亞洲研究名人錄。
著有《面對新世紀的台灣:政治和外交事務評論集》(As Taiwan Approaches the New Millennium: Essay, 1999)、《紛擾中的台灣:陳水扁政權評論集》(Taiwan in Troubled Times: Essays on the Chen Shui-bian Presidency, 2002)、《鞏固台灣民主》(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 2005)、《審判中的台灣民主:陳水扁時期和其後的政治變化》(Taiwan's Democracy on Trial: Political Change During the Chen Shui-bian Era and Beyond, 2010)、《台灣:民族國家或省份》第六版(Taiwan: Nation-State or Province, 2013)、《國民黨重新執政:2008-2012年的台灣大選》(The KMT Returns to Power: Elections in Taiwan 2008 to 2012, 2013)、《台灣(中華民國)歷史辭典》第四版(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2015)、《中國的對外援助和投資外交》三卷(China's Foreign Aid and Investment Diplomacy, Volume 1-3,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