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退潮》這本挑動人心的新書中，英國經濟學家史帝芬．金恩以赫胥黎的反烏托邦名著《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借喻，敲響全球化或將終結的警鐘。他融合經濟、歷史、地理、政治哲學與當前國際局勢（包括美國退出TPP、中國推行一帶一路、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解釋全球化倘若告終，世界經濟秩序將陷入何種境地。
【國外好評】
「史帝芬．金恩在關鍵時刻出了這本巨著。他從重要的歷史觀點切入，替當前的爭論增添獨到的見解，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勞倫斯．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美國前財政部長
「立論強而有力，引領讀者綜觀歷史……這本書可以幫助世界。」——理查‧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維珍集團創辦人
「這本新書樹立了里程碑！」──《衛報》（The Guardian）
「立論精闢，發人深省。」──《經濟學人》（Economist）
「金恩提醒我們，數千年以來，世界經歷數波全球化潮流。這些浪潮憑藉不同的驅動力興起，有盛有衰，有起有伏，衰落時總令人怵目驚心。過去七十載，全球化浪潮席捲各地，讓我們受益匪淺。如果這股浪潮得以持續，我們仍將從中獲益。然而，全球化絕非必然發生，我們必須回顧更久遠的歷史，了解哪些力量正在阻撓全球化。金恩娓娓道來，分析精闢，內容深刻，讀來饒富趣味。」──尼古拉斯．斯特恩勳爵（Lord Nicholas Stern）∕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院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經濟管理帕特爾（I.G. Patel）講座教授及英國上議院中立議員
「本書擲地有聲、鞭辟入裡，借鏡歷史提出重要見解。作者史帝芬．金恩解釋為何全球化不如眾人認為的穩妥，尤其新舊政治力量如今彼此交鋒，顛覆性的技術也應運而生，各方勢力不斷激烈競爭，重塑了各國的關係、制度與想法。若想知道世界經濟的前景，以及它將如何牽動全球經濟秩序與影響各國福祉，務必翻閱本書。」 ──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El-Erian）∕安聯集團（Allianz SE）首席經濟顧問，著有《唯一的遊戲：中央銀行、不穩定與避免下一次崩潰》（The Only Game in Town: Central Banks,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
「論斷精闢，有先見之明，卻令人惶惶不安。若想做好準備去面對（近期的）未來世界，務必閱讀本書。」──彼得．法蘭科潘（Peter Frankopan）∕牛津大學歷史學家，著有《絲綢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
「在全球化時代，世界繁榮且相對和平。這個時代日漸告終，但過去七十年基於規則的秩序將被何種體制取代？史帝芬．金恩探討近期趨勢，內容扣人心弦、令人警醒，明確指出全球化危機可能造成何種令人不安的結果。若沒有強大的歐盟、世貿組織與北約，美國也不再領導全球，這個世界將變得危險和貧窮，而且充滿變數。」──黛安．柯爾（Diane Coyle）∕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經濟系教授，著有《GDP的多情簡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二百多年前已有全球化舉動
歷史如果照著這種理想方式演進，不只全球化早已實現，就是天涯若比鄰的世界大同境界也早己來到。事實上，至少在一七七六年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出版《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際，大英帝國所標示的「日不落國」，或者中國鄭和下西洋，以及幾個極為興盛的朝代，都已有幾分全球化的味道在。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經過兩百多年的倒退、甚而死寂之後，到二十世紀末，全球化又如排山倒海的到來呢？
如上文所言，追求生活福祉的人，原本是崇尚「自由交易或貿易」的，在自由貿易下，「市場」很自然地產生，參與交易者經由市場所反映出來的訊息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而市場訊息愈正確，行為人犯錯的機率就愈小，最能反映市場訊息的就是「市場價格」這個指標，如果每個行為人都能有自由空間去做行為，一定會設法讓自己的寶貴資源作最有效率的使用。人人都如此的話，市場就可達到最靈活運作。由於每個行為人先天稟賦有別、後天環境又各異，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是很正常的，而在價格機能充份運作下，市場「競爭」力量就會獎賞努力上進者，而偷懶不努力者就被淘汰。不過，此時被淘汰者不是從此就消失了，若能記取教訓重新奮起，新機會隨時等著。其實，這種市場競爭力的淘汰過程，就是個個行為人尋找自己「比較利益」的動態過程，環境愈自由，變化愈快，寶貴資源的使用也較有效率，人類的福祉也就不斷提升了。
民族國家可能終結嗎？
大前研一的預測方向沒有錯，二十一新世紀的來臨，全球化更顯示出難擋的威力。不過，全球化雖然難擋，但國界還是屹立不搖，民族國家依然健在，欲迎還拒的阻力仍然巨大。這本由財經專家史帝芬・金恩（Stephen D.King）寫作的《大退潮：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顧》(Grave New World)，以宏觀的視野、旁徵博引的論證，為全球的經濟與發展所進行的一次深入剖析。金恩以反烏托邦名著——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作為借喻，敲響全球化或將終結的警鐘。
史帝芬・金恩引經據典，結合歷史分析與當前國際情勢，解釋全球化倘若告終，繁榮、和平與全球經濟秩序將陷入何種境地，指出我們若拒絕全球化並尋求「經濟獨立」，將可能引發經濟與政治衝突。他總結了歷史教訓，詳述該如何避免發生最糟的結果。史蒂芬・金指出，就政治和經濟而言，西方版本的全球化正接近極限。全球化似乎讓所有船隻都水漲船高，即使某些船隻內部的所得與財富分配已經愈來愈不平均。
史帝芬．金恩說的沒錯，這個世界不能「去全球化」，如何削弱或讓「反全球化」消聲匿跡，是很重要的事務。不過，金恩和當今一般論者一樣的認為，美國總統川普是「反全球化」的領頭羊，這其實很有商榷餘地。畢竟川普只是要扭轉當前「假全球化」，逼迫利用全球化謀「私利」卻戕害全人類的中共現出原形，他以美國前總統雷根的「公平貿易」政策，讓中共的威逼利誘手段和「不誠信」、「鬥爭」本質曝光，再從新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國際間分工合作」新秩序，重頭再向「世界大同」大道邁進，讓全人類的生活福祉提升，讓亞當．史密斯一七七六年的經典《原富》再現人間！由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年度報告，指出「支持中共入WTO是錯誤」，美國將改變過去的高層談判方式，轉向重視貿易執法，可見端倪。
發展的目的在擴展個人自由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裔的聖恩（Amartya Sen），是一位非常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並重視倫理與道德的人道學者，在一九九九年將其在世界銀行的演講集結成《經濟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闡述經濟發展不該只是所得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個人福利的增進，更精確地說，「發展的目的是要擴大個人的自由」。他利用歷史經驗，實證資料與嚴謹有力的分析來顯示，發展的正確意義絕不是與自由為敵，而是在於自由的增進。聖恩認為人們一旦脫離不自由的束縛，便有能力自行爭取更多的福利，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專制獨裁，計畫僵硬的政府，卻往往與此背道而馳。畢竟經濟發展沒有所謂的公式，而珍惜民主自由才能創造美好的發展環境。由於聖恩幼年親歷孟加拉大飢荒，他的觀察才更值得重視，「發展即自由」或有自由環境才得以發展的主張才更鏗鏘有力。
自由貿易是自由的重要一環，全球化更與自由息息相關，當網際網路新科技蓬勃發展，人類的自由活動空間應當更為廣闊，但二十世紀卻未能如此顯現，關鍵所在就是「人為阻礙」。不只是共產、法西斯的專制獨裁，社會主義者和凱因斯主義者也脫不了干係，追其根源還在「人心的私利及倫理道德的敗壞、沉淪」。二十世紀末崛起的共產中國正是此種心態的寫照，正是「真正全球化」的殺手。所以，「全球化」在二十一新世紀能否順利，以及所需支付的代價到底幾何，端視人心的淨化是否可能以及程度如何，尤其各國掌權者對自由這個基本觀念的領悟力如何及私心自用能否淡化而定。認清並揭穿中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參悟川普的「公平貿易」政策的真相，或許「全球化」的阻力會減少，人類支付的代價會降低，甚至於得以「反轉」為促進自由化、全球化的無形助力呢！
艱困的貿易
在歐巴馬的領導下，美國鼎力支持《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從表面來看，這個自由貿易區包含亞洲和美洲的許多國家，但是在歐巴馬政府眼中，這項協定可以強迫中國依照美國制定的規則加入國際社會，或者讓其他亞洲國家與美國更緊密結合，從而孤立中國。二○一六年初，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頌揚「美國製造的」TPP有諸多好處，宣稱這項協定可以「讓美國工人和美國企業可以公平競爭」、「制定全球貿易規則，提升美製產品的出口量、刺激美國經濟、提供美國人新資優渥的工作並且強化美國的中產階級」，以及「有了TPP，便可消除一千八百多項關稅以及其他十一個TPP成員國對美製產品的貿易壁壘，這些壁壘如今讓美國商品處於競爭劣勢。因此，美國企業家、農民與小型企業主便更能在海外銷售美製產品。」美國貿易代表署還警告：「亞洲會制定遊戲規則。如果我們不通過這項協定並制定規則，競爭對手將制定不嚴謹的規則，從而威脅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與傷害美國工人，甚至削弱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一下便可猜出誰是競爭對手，以及他們會制定哪些不嚴謹的規則。
這些說法至少帶有偏見。TPP絕不可能重寫全球貿易規則。聯合國有一百九十三個成員，只有十二個國家簽署這項協定：除了美國，還有澳洲、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墨西哥、祕魯、越南、智利、汶萊、新加坡與紐西蘭（雖然其他國家日後可隨時加入）。到了二○一五年，這些國家的總國民所得約為二十七兆美元，約占全球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八。這似乎是很龐大的數字，但這只是因為美國是非常大的經濟體。倘若排除美國，其他十一國的總國民所得大約只有九兆美元。相較之下，歐盟則有十六兆美元。更重要的是，TPP並未包含中國、印度、南韓、印尼、菲律賓與泰國：在這些國家之中，最大的經濟體分別是中國與印度。
此外，美國貿易代表署的宣稱倘若為真，其他國家為何要簽署這項協議呢？代表署似乎要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不就暗示其他簽署國可能作弊：若從這個角度出發，TPP讓美國可以挽回頹勢。然而，美國貿易代表署錯得離譜：如同其他有實質意義的貿易協定，TPP可能會傷害所有簽署國。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原理，各國最終會專門從事自己擅長的領域，並在這些領域勝過他國。換句話說，即便整體的經濟活動最終會達到較高的水準，美國勞工市場上也將有贏家與輸家（整個地區的勞工標準也會提高，這就是為何TPP失敗後，各方得付出高額代價）。全球供應鏈形成之後，專業生產會從某些國家消失，然後集中於其他地區：換句話說，即使整個餅做大了，勞工市場仍將受到衝擊。此外，融入亞洲供應鏈卻尚未簽署TPP的國家將被排除於供應鏈之外；對這些國家而言，競爭環境不但沒有更加公平，反而對他們極為不利。
我們應該認清TPP：各國競相爭奪太平洋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美國和中國是其中要角。其實，這就是在爭取民心。這也是一個欺騙人心的競爭，正因為如此，美國民眾最終才會拒絕歐巴馬政府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轉而擁抱川普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美國貿易代表署宣稱美國只會獲得利益而不必付出代價，這根本有違事實。
現有證據明確表示，愈是實施自由貿易的地區，能從進一步消除貿易壁壘得到的好處便愈少，而且將因為所得不平等擴大而付出更高的代價。最弱勢的人（技能與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往往接連受到重創：對弱勢者而言，政策制定者若不能透過稅務與福利制度補償他們，或者提供他們再訓練機會，消除貿易壁壘將嚴重威脅他們的生計。沒有人想成為一無是處的人。
轉向熱點地區
各方爭奪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根本不是要發展經濟，而是打算在這個非常不穩定的地區的爭奪權力。若從美國國內或歐洲的角度來看，會誤以為世界的領土爭端已經結束，但其他地區的人則不這麼認為。東亞處處是熱點（多事之地）。南海的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魚產豐富，而且蘊藏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中國、臺灣、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和汶萊都在爭奪這些島嶼的主權：中國建造簡易機場、提供手機網路，甚至建立燈塔，逐步建立「地面上的事實」〔facts on the ground，正確來說，應該是「再生暗礁的事實」（facts on reclaimed reefs）〕。二○一六年七月，海牙（Hague）的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在接到菲律賓抗議之後，裁決中國的行為違法。法院的說詞如下：「中國對『九段線』（nine-dash line）內海洋區域資源的歷史性權利主張沒有法律依據，逾越了《公約》所賦予的權利。」法院接著指出，中國「違反了《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公約》（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所規定的義務」，而且「在和解過程中持續加深或擴大雙方爭議，沒有履行自身義務。」這項裁決遭遇兩個問題：首先，中國否定常設仲裁法院的權威；其次，杜特蒂當選第十六任總統之後，原屬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突然向中國靠攏。杜特蒂更「錦上添花」（the icing on the cake，這個詞若是恰到好處的話），辱罵歐巴馬「婊子養的」（son of a whore），但是杜特蒂後來表示，這句話並非「針對個人」。
沿著九段線向北，中越兩國均聲稱擁有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s）的主權。中國與菲律賓則相互爭奪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主因是該區漁產豐富。中國和臺灣都宣稱自己擁有東沙群島（Pratas Islands）（中國還認為臺灣屬於中國）。尖閣諸島（Senkaku Islands）又稱釣魚臺列嶼，目前被日本占領，中國也將其視為領土，因此該區也算另一個熱點：釣魚臺的主權最終歸屬於誰，端視日本在一八九五年取得這些島嶼時，這些群島是否為「無主地」（terra nullius）；或者中國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戰敗之後，日本是否趁機掠奪了該群島。此外，日本北方歷來爭端不停的領土糾紛仍在延燒：二戰結束之際，蘇聯趁機占領南千島群島（Southern Kurils，日本稱為北方四島），此後一直掌控該區。日俄兩國曾於一八五五年簽訂《下田條約》（Treaty of Shimoda），將南千島群島劃為日本領土，而日本也曾掌管該群島數十年。雖然日本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實行帝國擴張主義而占領了南千島群島，有些人還是認為，日本人已經喪失該區的統治權。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PACOM）一直避免這些紛爭擴大。然而，維繫和平有別於解決領土糾紛，維和代價將會愈來愈高。中國以前貧困落後、軍事力量薄弱，要圍困中國並非難事；然而，中國逐漸發展經濟，武力日漸強盛，美國若想給懼怕中國興起的國家提供同等程度的「保護」，恐怕將日益捉襟見肘。即便在承平時期，巡查太平洋也極為艱辛：美軍艦隊若全速航行，要花四天才能從美國西岸抵達夏威夷，從夏威夷前往關島或日本又要六到七天。因此，中國愈是擴張，美國便愈難提供「保護」：美國在諸多東亞地區部署了兵力，但是萬一爆發戰爭，給這些基地補充物資將極為困難。
美國在歐巴馬的領導下「轉向亞洲」，乃是要因應新的情勢。然而，無論今昔，都得付出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將更多資源投入亞洲，用於其他地區的資源必定減少。毫無疑問，美國的思維深受頁岩能源革命（shale energy revolution）的影響。由於液裂（hydraulic fracturing）的相關新技術〔以及臥式鑽床（horizontal drilling）〕問世，美國不再高度依賴中東提供石油和天然氣。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東紛爭不斷，令美國如芒刺在背。因此，美國會想，為何還要浪費那麼多時間與心血去處理中東問題呢？
美國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不斷下降，當它將更多（有限）資源投入太平洋地區，其他地區會更容易出現權力「真空」。其實，美國轉向太平洋地區，可能會無意中開啟昔日歐亞全球化的機會與造成斷層線（fault line）。因此，隨著美國轉向亞洲，出現以下局勢毫不奇怪：普丁會更加信心滿滿，想要宣稱擁有克里米亞主權，同時在敘利亞扮演更重要的外交與軍事角色；美國和歐洲對伊朗遞出橄欖枝，想與其和平共處，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便會愈感到不安。小布希先決定從伊拉克撤軍，美國總統歐巴馬則在二○一一年宣布伊拉克戰爭結束，將美軍全面撤出伊拉克，結果伊斯蘭國順勢興起，填補了美國遺留的權力真空；中國提出戰略計畫，不斷向西方與南方實施經濟擴張。
川普在二○一六年當選美國總統，進一步證明美國想從國際事務中抽身。歐巴馬的外交政策總是含糊不清（最明顯的例子是：阿薩德政權曾在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踩了歐巴馬的「紅線」，但是美國卻無所作為），美國選民終於能在希拉蕊的「普遍主義」立場（universalist）與川普的孤立主義立場之間做選擇。希拉蕊可能會去執行敘利亞「紅線」；反觀贏得總統寶座的川普可能會完全刪除「紅線」，讓俄羅斯掌控敘利亞。此外，川普勝選之後宣布要退出TPP，創造了中國極為樂意填補的亞洲權力真空。
中國向西邁進
中國的野心乃是融合對絲綢之路的懷舊與馬歇爾計畫的遠見。中國也想藉此降低國內不穩定的風險。中國順利發展了經濟，卻得付出代價，如今的中國社會極為不平等。最繁榮的東部省分與直轄市（天津、北京、上海和江蘇）比最貧困的西部省分（貴州、甘肅和雲南）更富裕三倍到四倍。其實，中國雖是單一民族的政體，卻不像一個民族國家，反而更像一個帝國。
中國各地的所得差距遠比美國各州、日本各縣、歐元區各國與英國各行政區的收入落差更大。這種所得差距略為反映出「戶籍」制度的特性，「戶籍」區分了城市與鄉村的工人，猶如一九六○年代與一九七○年代初期德國區分德國工人與土耳其工人的「客工」（Gastarbeiter）體系：中國的農工可以遷徙到都市，但通常會被視為二等公民，造成分歧的勞動力市場，讓數以百萬計的勞工無法發揮潛力。本來限制農工遷徙可能出於善意（如同管理邊界，限制工人跨國移動），「戶籍」制度最終可能會讓區域愈來愈不平衡，同時讓勞工無法累積技術去提升生產力。
廢除「戶籍」制度（撰寫本文時，北京政府正打算如此）可能會讓中國的西部地區也能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唯有允許民眾去「做」，「做中學」才能達成效果。然而，北京將眼光放得更長遠。中國體認到金融危機之前的出口模式已出現疲態，同時擔憂花太多資金推動國內計畫可能無法獲得成效。因此，北京當局正往海外尋找機會，致力於建立機構與體制，以便重塑全球經濟版圖，這點反映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二○一三年提出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策略。這項戰略明顯反映一個重要的觀點：中國的製造業愈往內地移動，便愈難將產品運往海外。因此，中國最好能夠直接連結西部省分與其他地區。要辦到這點，顯然要重建昔日通往歐洲的陸路（一「帶」），以及打通以往由印度洋通往中東和東非的海路（一「路」）。
新的亞洲銀行
中國於二○一三年提議成立亞投行，目的是為了落實中國一帶一路的野心。亞投行總部設於北京，而為了展現其宏大願景，以下列出商議與同意「亞投行協定」（Articles of Agreement）的城市：昆明、印度孟買、阿拉木圖（Almaty）、北京與新加坡。成立亞投行是為了搭配既有的多邊開發銀行，包括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但它也可能威脅這些舊機構。
世界銀行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灰燼中建立，總部設在華盛頓，其行長總是由美國人把持。亞洲開發銀行成立於一九六六年，乃是世界銀行的亞洲版，總部位於馬尼拉，一直由日本人擔任行長。
這兩個機構反映出世界經濟秩序不再息息相關：二戰之後，美國鼓勵日本放棄軍國主義、日後仰賴美國提供國防、仿效北美與西歐發展經濟，以及圍堵亞洲共產勢力（蘇聯、中國、越南或北韓）。亞洲開發銀行的表決權結構（主要由各國認購的資本決定）至今反映出二戰後的經濟秩序。美國和日本有將近百分之十三的可用票數，而整體歐盟則有將近百分之十六的可用票數。中國有超過十億的人口，卻只有百分之五點五的表決權，稍微高於澳大利亞（二千三百萬人口）與加拿大（三千五百萬人口）。
亞投行可能會跳脫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主因是美國與日本都尚未加入。中國在幕後主導，擁有百分之二十六的投票權，其餘依次是印度（百分之七點五）、俄羅斯（百分之五點九）、德國（百分之四點二）、南韓（百分之三點五）、澳大利亞（百分之三點五）、法國與印尼（百分之三點二）、巴西（百分之三點）與英國（百分之二點九）。據說華盛頓試圖勸阻友邦加入（美國曾對澳大利亞與南韓施壓，但是無濟於事；英國在二○一五年決定入會，讓歐巴馬政府有點惱怒），最終卻只能在一旁乾瞪眼，看著各國毫不考慮美國對於治理、社會正義與環境的擔憂而恣意投票決議事務。各國突然驚覺，未來原來深埋於過去。事實證明，絲綢之路並未消逝，只是暫時隱退。
快樂的歐亞家庭？
亞投行只是中國在歐亞大陸追求經濟優勢與發展政治影響力的部分野心。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是一九九六年首度成立的「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會晤機制，該組織乃是真正的絲綢之路組織，成員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Kazakhstan）、吉爾吉斯（Kyrgyzstan）、塔吉克（Tajikistan）與烏茲別克（Uzbekistan）。上海合作組織的總部分別設於北京（祕書處）與烏茲別克首府塔什干〔Tashkent，區域反恐機構（Regional Anti-Terrorist Structure，RATS）所在地）。因此，它不僅是區域性的貿易組織。之所以成立這個會晤機制，原本是想緩解共享邊界成員國之間的軍事緊張局勢（這些創始國歷來曾彼此猜忌），爾後目標逐漸聚焦於軍事合作與反恐事務。確保跨境安全之後，便能促進共同的經濟發展：北京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可協助中國達成「一帶一路」的目標，莫斯科則希望藉此促進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能否充分合作，這點仍頗有爭議：即便中俄在二十一世紀初改善了關係，兩國仍然不算融洽；前蘇聯統治的中亞共和國看到俄羅斯出兵占領喬治亞與烏克蘭，難免會對俄羅斯的熱情擁抱心存懷疑；印度和巴基斯坦希望加入，但是兩國仍難成為友邦；伊朗已經申請入會，但是它若能與西方改善關係，最後可能不會加入。
美國轉向亞洲之後，俄羅斯更有自信，不斷伺機填滿美國遺留的權力真空，從俄羅斯在軍事與外交上干預敘利亞便可瞧出端倪；此外，自從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西方經濟體持續衰退，中國體認到必須尋找刺激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有鑑於此，這兩個歐亞要角可能會促使上海合作組織發揮綜效，確保整體價值大於個體價值的總和。德國和法國也曾攜手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即便當時從兩國的歷史糾葛來看，該組織的未來著實不太樂觀。
此外，TPP已被掃入歷史塵埃，中國便可透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填補遺留的真空。筆者撰寫本文時，這項協定正緊鑼密鼓進入最後的協商階段，即將成為在亞洲引領自由貿易的架構。RCEP是擬議的自由貿易區，適用於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的十國，以及與東協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印度、中國、日本、南韓與紐西蘭。重要的是，RCEP排除了美國：由於TPP以失敗收場，中國可能成為亞洲自由貿易舞臺最大的成員。
史帝芬‧金恩 Stephen D. King
史帝芬．金恩目前擔任匯豐集團資深經濟顧問、從事新聞工作與提供諮詢服務，也是英國下議院財政委員會（House of Commons Treasury Committee）的專家顧問。金恩著有《經濟成長的終結：景氣不會復甦、社會出現斷裂，這，才是我們要面對的真實世界》（When the Money Runs Out: The End of Western Affluence）與《失去控制：西方繁榮面臨的新威脅》（Losing Control: The Emerging Threats to Western Prosperity），皆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