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卡普蘭的所有旅途都必定是令人讚嘆不已的，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西進的帝國》是目前唯一針對橫越美國的作品。一如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與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卡普蘭讓我們以全新的方式見識到這個國家。高度推薦這本經典之作。
──《冷戰》、《喬治．凱南傳》作者、普立茲傳記文學獎得主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
內文試閱
我們美國人是準帝國主義者，但正如我所說過的，我們同時也憎惡帝國主義。牛津歷史學者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寫道：「美國的『反帝國主義』是根植於墾殖社群對帝國權威的普遍性敵意，以及害怕來自都會區內商人、銀行家、船東與供應商的剝削。」從北美十三州墾殖時期起至前往奧勒岡州的篷車車隊，幾乎在各地都懷疑歐洲的權力中心思維，這是拓荒者思維的一部分。儘管如此，透過我們征服了大陸的方式，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優越的戰略局勢，並儲存著用之不竭的能量，除此之外，還進一步需要找到出口。總之，當我們譴責帝國的同時，我們旋即發現自己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帝國。
在二○○八年出版、具有開創性的一書《帖木兒之後：一四○五至二○○○年全球帝國史》（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中，達爾文指出：「通常把帝國視為歐洲人的原罪，他們腐化了一個無辜的世界。」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日後的學院左派把帝國主義視為幾乎是所有政治罪惡的淵藪，且今日大學校園內的帝國主義一直與性別主義和種族主義劃上等號，犯下了程度相似的壓迫與剝削之罪。但是達爾文接著表示，事實是帝國從遠古開端起就一直與我們並存，且「幾乎是處於人類社會的普遍過程之中」。比起其他事物，貨品與想法的交換總是破壞了部分的社會，「使得部分社會不敵於內部崩潰，且為外人接管。」某些社會與其他社會之間存在著懸殊的軍事力量差距也扮演了某種角色，因此這個不同族裔社群都處於一個相同統治者之下的帝國，「在整個歷史中的大多時，帝國都是政治組織的預設模式。」由於地理的格局之故，建構出強大國家的能力就是無法平均分布。因此，大多數的文明進步是發生在帝國體系之下。伊斯蘭教的黃金年代就是個帝國年代，主要是在阿拔斯王朝（Abbasids）統治下，之後是處於規模縮小的法蒂瑪王朝（Fatimids）與哈夫斯王朝（Hafsid）。蒙古人是殘暴的，但是他們征服或是摧毀過誰嗎？它摧毀了其他的帝國，如花剌子模（Khwarazmia）、保加利亞以及宋帝國等等。在歐洲帝國來到非洲之前，有著存有自身文化成就的原住民帝國，像是馬利（Mali）、桑海（Songhai），和其他帝國。左派人士心中粗枝大葉地譴責歐洲帝國是帝國主義，但在原住民帝國在統治地中海、波斯和中國數千年之後，歐洲帝國才現身。在現代與現代初期時，比起在哈布斯堡（Habsburgs）與鄂圖曼（Ottomans）帝國之後成立的單一種族國家，前者是帶有容忍和世界主義的多種族帝國，且更能保護少數族裔的權利。數千年來在帝國之間的空窗期，通常都是處於無政府狀態。誰說帝國主義必定是反動的？雅典、羅馬、威尼斯和大不列顛儘管相當殘暴，依然是它們那個時代中最開明的政權。
也就是英國或許最終還是在印度、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方失敗受挫，但是在大英帝國的大多數時期中，它都是個能提供穩定的巨大防護甲胄，與透過海洋與鐵道通訊來培養的帝國，且在這之前確實是少有如此般的帝國。事實上，一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主張，大英帝國在遭逢世界性的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場冷戰所打斷之前，啟動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全球化模式。在此之後，新的全球化形式生根了，一如我所言，透過了美國海、空軍的存續才使得安全貿易與能源轉移得以進行，這就是一種對全球製造和投資採取友善態度的自由世界貿易體系。達爾文指出，此種美式體系是「除了名稱之外，徹頭徹尾的帝國形式」。此種美式體系的基石是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以及創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有與日本的安保條約；這全都在世界大戰結束六年內就定位，因此確保了西歐和東亞抵抗蘇維埃與中國的共產主義。美國擁有完成這一切的經濟手段。一九四五年，畢竟美國擁有了世界半數的製造能力，且是工業化世界中唯一母國未遭到戰爭摧殘的地區。
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寫道，美國與羅馬、不列顛、鄂圖曼土耳其，以及其他要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世界中建立起一個小小的安全性的帝國一樣，「面臨著相同的考驗與問題。」當然，美國懷有建立起一個自由世界秩序的使命，奮力要與傳統的帝國體系有所區隔。但即使美國能達到那種使命，與先前帝國做比較只會有助於我們來了解自我，我們必須看透澈自身的狀況以及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持續了四十四年的冷戰是以意識型態鬥爭的樣貌持續著帝國主義傳統。達爾文將此種兩極年代稱為「去殖民化的另一面貌」，英、法殖民地的崩潰因此迫使美國與蘇聯去競奪新興獨立第三世界中的影響力，從而啟動了建構兩個新帝國。在極少數的情況下，這些包含了羽翼已豐的殖民地，不過它們確實擁有美國或是蘇聯影響力的優勢。事實上，英、法帝國並未在一九四○年代末期遭到拆解，而是一直要到一九六○年代才瓦解。美國和蘇聯間的兩極鬥爭或許不會被認定有著此種全球性的範疇，因為它原本會被降格成一場針對中歐命運的衝突。
一九八九年，中、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崩解，隨之而來的是蘇聯自身於一九九一年解體。儘管美國是最後一個享有某種聲譽的帝國，具有無法想像能與之匹敵的龐大軍力，但是它現在不可能把秩序帶到這個世上。顯而易見的是，沒有了美國現存的海、空軍優勢，當前的世界將會處於一個更為混亂不堪的狀態。然而，美國還沒體會出其整體的國力（軍事、經濟、外交與地理），是不可能將這個世界化為一片全然和平之地，那可能微乎其微。我們能為世界帶來相當可觀的秩序，但可觀的秩序與全面的秩序兩者間的距離是很遙遠的。因此，我們現在必須描述該如何填補這兩種概念間的差距。從今爾後美國必須施展一個大陸的資源，以度過一個相對無政府狀態的全球局勢──一個在帝國與後帝國冷戰時期之後所產生出的局勢。
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姓名：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旅行作家。過去三十年間，他擔任《大西洋》（The Atlantic）月刊記者，撰述可見於《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重要報章雜誌，觀點經常引發相關政治、媒體、學術界討論。他也曾擔任美國智庫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地緣政治分析主任、美國海軍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客座教授、五角大廈國防政策委員會（Defense Policy Board）委員、華盛頓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研究員。《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兩度將他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之林。
卡普蘭曾實地採訪中東、兩伊戰爭、巴爾幹半島、前蘇聯與阿富汗戰爭等戰略要地與新聞前線，至今已有十數本關於外交事務、地緣政治及旅行相關書籍。在台出版作品包括《世界的盡頭》、《南中國海》、《地理的復仇》、《歐洲暗影》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