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東歐史研究領域最著名的重量級歷史學專家
★耶魯大學開授東歐史課程，選修人數動輒逾兩百人的知名教授
★《紐約時報》年度暢銷書＆編輯選書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 Editors’ Choice
★《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出版者週刊》 2015年度好書
★入圍英國最著名非小說圖書獎「塞謬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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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茲獎得主安妮‧艾普鮑姆（Anne Applebaum）、歷史學家伊恩‧克索（Ian Kershaw）、歷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推薦
譯序（節錄）
作為隱喻的黑土──猶太大屠殺在東歐╱陳柏旭
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是耶魯大學東歐史講座教授，一九九七年於牛津大學歷史系取得波蘭史博士學位。史奈德教授在布朗大學就讀大學部歷史系時正值一九八九年前後的「蘇東波」，也開啟了他對東歐史的研究興趣。近年來他固定於耶魯大學開設東歐史大學部課程，選修人數動輒逾兩百人；太太馬爾西．肖爾（Marci Shore）也是治中歐、東歐思想史的教授，偶爾會在史奈德教授的班上客座，夫婦兩人都致力於將被湮滅的東歐史帶回英語學界的視野。其歷史著作雖然大量徵引檔案材料與二手研究文獻，讀來卻不生澀，適合學術研究者與一般讀者大眾閱讀，其敘事功力令人想起華語讀者所熟知、同樣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的中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
史奈德教授的著作目前已翻譯為波蘭語、德語、法語、日語等三十多種語言。而在華文世界中，《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與同樣由聯經出版公司近日翻譯的《論暴政》（On Tyranny，該書顯然是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回應）一同出版，是史氏在華文世界首度問世的完整著作。除此之外，史奈德教授只有為當時已不久於人世的東歐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教授訪談錄《思慮二十世紀：東尼．賈德思想自傳》（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所作的序言曾譯成過中文。不過東尼．賈德教授在跋該書時倒是頗為詳盡地交代了史奈德的治學背景，以及其學術養成當時的美國學術界東歐史研究情況，不妨在此略加引述：
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後一直期待的那類人的典範：研究東歐的一代美國學人。……
史奈德教授熟諳幾乎所有的東歐語言，除了研究猶太大屠殺歷史所必備的德語之外，也能夠徵引俄語、波蘭語、烏克蘭語等十國語言的檔案史料，這點即令其他治東歐史學者（甚至許多出身於曾受大屠殺殃及的東歐國家移民第二代）都難以望其項背（見第五章註一）。除了學術著述之外，史奈德教授同時也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二○一三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烏克蘭危機」（Ukrainian crisis）發生時，史奈德教授固定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個人部落格上發表時政評議，建立其公眾知識分子的聲音。隨著本書以及《論暴政》的出版也開始接受較主流的電視節目採訪，進入美國公眾的視野。
烏克蘭問題正是斯耐德教授撰寫本書時的主要關切之一。事實上，本書標題的「黑土」指的就是當時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農耕沃土。黑土原是肥沃的農作土壤，但在二戰期間卻被挖成屍坑，其中的反差與矛盾意象不言可喻。本書以標題中的「黑土」為象徵符碼，在全書中主要只出現在兩處，一是導論，一是結論：烏克蘭的黑土是猶太大屠殺發生的地方，也是二○一四年俄羅斯併吞的土地。從這種首尾呼應的鋪陳中，史奈德教授以古鑑今的動機可見一斑，這樣的動機也反映在他為本書下的副標題上─作為歷史與警示的大屠殺。
由於史奈德教授徵引的語言龐雜，對於本書的翻譯自然也構成一定的挑戰。在此譯者僅針對其中若干用語提出解釋。首先是貫穿本書提及希特勒的世界觀就會提到的字眼─「星球」（planet，或形容詞「星球的」〔planetary〕）。雖然譯為中文不無拗口之嫌，但為求貼近希特勒原著中提出的字義，還是予以保留，而不另譯為「地球」或「全球」。對希特勒而言，星球是某種透過精準丈量出來的地球表面，是一個必須透過斬刈殺伐來征服的空間。星球的概念也直接涉及本書另一個關鍵概念─德語當中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據史奈德徵引希特勒的定義，生存空間有兩重的意涵：一是「客廳」，二是「棲息地」。在此希特勒落入了循環論證，「自然無非是社會，而社會又無非是自然。
序曲
維也納時尚的第六區，大屠殺的歷史就雋刻在人行道上。在猶太人曾經居住、工作的建築物前，他們一度必須徒手搓洗的人行道上安置著小小的銅製方形紀念碑，上面記載著人名、驅逐日期，以及他們的葬身之地。
在成年人的心目中，這些文字連結著現在與過去。
孩子的觀點則迥然不同。孩子的認知從事物開始。
有一位住在維也納第六區的小男孩日復一日地觀察一群工人在對街沿著一棟又一棟的建築物工作。他看著他們像是在修理管線或舖設電纜把人行道掘開來。有天早晨，在等待開往幼稚園的公車時，他看著這些對街的人剷起、舖平還冒著煙的黑色瀝青。謎樣的紀念碑在戴著手套的手中，映照出一縷蒼白的陽光。
「他們在做什麼，爸爸？」男孩的父親默不作聲，逕自望向街道那端等待公車。他猶豫著，啟口回答：「他們在建……」欲言又止，難以啟齒。然後公車來了，阻斷了他們的視線，在一絲汽油味中，車門開啟，開往又一個平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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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年前，一九三八年三月，維也納的大街小巷中四處可見猶太人在清理著人行道上的「奧地利」字樣，一個隨著希特勒的大軍壓境而不復存在的國家就於焉遭到抹除。今天，就在同一條的人行道上，猶太人的名字控訴著已復國的奧地利。奧國如同歐洲全體一般，仍然不知道如何評價自己的過去。
維也納的猶太人為何蒙受迫害，一如奧地利被從世界地圖中抹除？為何在奧地利的反猶情緒昭然若揭之時，猶太人卻被送到一千公里以外的白俄羅斯才慘遭謀害？在一城（一國，乃至一整個大陸）安身立命的人民的歷史又是如何以暴力作收？為何陌生人要彼此殺害？鄰居又為何彼此殺戮？
在維也納以及中、西歐的諸多大城，猶太人是都市生活中頭角崢嶸的一群。在維也納以北、以南、以東的土地上，為數眾多的猶太人已定居逾五個世紀。然後，就在短短五年之內，逾五百萬猶太人橫遭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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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直覺往往會擺我們一道。我們想當然爾地將大屠殺與納粹意識形態聯想在一塊，但卻忘了許多兇手並非納粹人士。雖然幾乎所有命喪大屠殺的猶太人都居住在德國境外，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卻仍是德國的猶太人。提到大屠殺時，我們總想起集中營，儘管被殺害的猶太人中只有相對少數曾經見過集中營。儘管只有在國家體制被破壞的情況下殺戮才可能發生，我們卻仍將過錯怪到國家（state）的頭上。我們歸咎於科學，但反而因此為希特勒世界觀中一個重要元素背書。我們將過錯怪到民族（nation）的頭上，卻因此沈浸在納粹黨人使用的簡化觀點中。
我們認同猶太人受害者，無可厚非，但卻常常將同情與理解混為一談。維也納第六區的紀念碑宣稱是「為了未來而記憶」（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殺業已成往事的此際，難道我們應該深信一個看得見的未來正等著我們？我們與被遺忘的犯罪者和被紀念著的受難者共享著同一個世界，而我們的誤區卻並非無辜的過失。我們的星球現在正改變著，正重新喚醒希特勒時代為人所熟知的恐懼，而希特勒當時也不過是對此做出回應而已。大屠殺的歷史尚未結束。其開啟的先例是永恆的，而人們尚未記取教訓。
能對於歐洲猶太人大屠殺具有啟示的說明必須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說明，因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態學式的（ecological），他將猶太人視為自然界的創口。這一段歷史必須是殖民的（colonial）歷史，因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猶太人居住的鄰國土地上發動一場場滅種戰爭（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歷史，因為德國人和其他被謀殺的猶太人並非身處德國，而是身在其他國家。它必須是按照時間順序的（chronological）歷史，因為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只是一部份的歷史，繼之而來的是征服奧地利、捷克和波蘭，以及重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須是政治的（political）歷史，因為德國毀滅鄰邦（尤其是在蘇聯德佔區）創造了一些發明出毀滅手段的地帶。它必須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歷史，提供納粹觀點以外的觀點，徵引發生殺戮的地區內外不同群體的資料，不論是猶太人抑或非猶太人的資料。這不僅關乎正義，也關乎理解。而這種理解也必須是人性的理解，將求生的意志以及謀害的企圖都記載下來，描述謀求活路的猶太人以及那些少數試著幫助他們的非猶太人，接受每個個人與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難以化約的複雜性。
一段大屠殺的歷史必須是當代史，使我們得以體驗希特勒時代所遺留在我們的心中與我們的生活中的面向。希特勒的世界觀本身並不足以導致大屠殺，但隱藏於其中一以貫之的思想卻生產出了某種新的毀滅性的政治型態，也生產出關於人類執行大規模屠殺的能力範圍的相關知識。意識形態與情境要像一九四一年這樣縝密結合的條件已不復見，但是類似的事件卻仍可能再度發生。因此，要了解我們自身，也必須了解過去。大屠殺不僅僅是歷史，也是警示。
導論（節錄）
希特勒的世界
希特勒認為，我們無法知道未來，但可以知道我們星球的極限，即「某個精確測量出的空間的地表。」生態不外乎就是稀少性，生存即是對土地的爭奪。生命不變的結構就是將動物區分為物種，註定會是「內在的孤立」（inner seclusion）以及無盡的打鬥，至死方休。希特勒相信人類就如同物種。最高等的物種仍然自較低的物種演化而來，意味著雜種繁殖（interbreeding）固然可能，但卻是罪惡的。不同的種族應當如同物種那般與同種交配，與異種殺伐。這對希特勒來說是一條鐵律。種族鬥爭的法則就如同萬有引力的法則一般確定。誰會贏得什麼？可以贏多久？誰也不知道。在希特勒的理解中，同一個種族可以取得勝利，繁榮壯大，也可能遭受饑饉，以至絕種。
在希特勒的世界，叢林法則就是唯一的法則。人們應該壓抑憐憫的傾向，盡可能地強取豪奪。因此，希特勒與那種認為人類之所以異於自然是因為人類有能力想像並創造出新的合作形式的政治思想之間有著斷裂。「政治思想家從這樣的假說出發，試圖描繪出某種不僅只可能實現且還最公正的社會形式。然而對於希特勒而言，大自然才是獨一無二的、殘忍卻壓倒性的真實，歷史上所有試圖做他想的嘗試都不過是幻影。頂尖的納粹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釋道：政治並非發端於歷史或概念，而是肇始於我們的敵對意識（sense of enmity）。我們的種族敵人係由自然所揀選，而我們的任務則是鬥爭、殺伐，至死方休。」
「自然沒有政治性的界線。」希特勒寫道。由於政治即自然，而自然即鬥爭，因此政治性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此一結論堪稱十九世紀普遍認為人類活動即生物學的極致表述。在一八八○、九○年代，受達爾文（Charles Darwin）天擇說影響的嚴肅思想家與大眾寫手稱政治思想的古老問題已然為動物學界的突破所解決。在希特勒年輕的時候，將達爾文闡釋為競爭即社會之善（social good）的說法影響了政治的方方面面。對於捍衛資本主義的英國人史賓塞（Herbert Spencer）而言，市場就如同適者生存的生態圈。沒有阻礙的競爭關係所帶來的效益可以合理化其立即造成的惡。反對資本主義的第二國際社會主義者也競相擁抱生物學的類比，逐漸將階級鬥爭看成是「科學性的」，將人類看成是眾多動物中的一種動物，而非具有某種人類本質的特殊造物。當時的傑出馬克思理論家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也堅信人類是動物。
但是這些自由派或社會主義者仍舊為習慣與體制所囿，無論他們自己有沒有發現；從社會經驗而生的心理習慣讓他們無法達成更為激進的結論。倫理上，他們致力於諸如經濟成長或社會正義等善，故而把自然競爭想像成達成這些善的途徑對他們來說要不就是有吸引力，要不就是某種很便捷的想法。希特勒將其著作題名為《我的奮鬥》（德語：Mein Kampf，英語My Struggle。書名的「奮鬥」與本書中常見的「鬥爭」是同一詞─譯按）。從本書的書名到兩冊的巨著乃至其長達二十載的政治生命，與其他人相比，希特勒的自戀毫無止境，其貫徹一致到了冷酷無情的程度，而其虛無的態度卻又旺盛無比。種族間無盡的爭鬥不是生命的因素，而是生命的本質。這麼說不是為了建立一套理論，而是為了觀察宇宙的本真。鬥爭即生命，不是什麼達到其他目的的區區手段而已。鬥爭也不是由其所理應帶來的繁榮（資本主義）或革命（社會主義）所正當化。希特勒的重點不是用什麼稱心如意的目的來正當化血腥的手段。本來就沒有什麼目的，只有手段本身。種族才是真實的，個人、階級都是人為的建構，紕漏百出，轉瞬即逝。鬥爭不是隱喻或類比，而是可以觸及的絕對真實。由於「膽小的民族不配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弱者將被強者宰制。這就是你所需知道、相信的一切。
＊ ＊ ＊
希特勒的世界觀對宗教與世俗傳統不屑一顧，卻又仰賴這兩種傳統。儘管他並不是什麼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但卻為思想與信仰的危機提供了某種特定的解決方法。正如許多前人一樣，希特勒試圖結合兩者，然而他想設計的卻不是某種提升性的綜合方案來拯救心靈與心智，而是某種讓兩者相互碰撞進而毀滅的誘惑。希特勒的種族鬥爭理應由科學來背書，但他卻稱其目的為「日用的飲食」（daily bread）。他徵引這個字眼來召喚基督教最著名的文本之一，同時卻又大肆竄改其意義。基督教的信眾向上帝請求道，「賜給我們今日日用的飲食。」基督教禱告詞所描述的宇宙中有一形而上的秩序超脫於這星球而存在，那是從一個領域進入另一個領域的美善概念。那些朗讀著上帝的祝禱詞的人們請求上帝「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在希特勒的「自然資源爭奪戰中」，不緊緊抓住所有你可以攫獲的東西、放他人一條生路是一種罪惡。慈悲使弱者得以肆行。希特勒說，人類只能也只得違反《聖經》的十誡。「如果要我接受任何神聖的戒律，」
他寫道：「那道戒律便是：﹃惟應保護種族。﹄」
希特勒善用基督徒所熟知的意象和象徵─諸如上帝、禱告詞、原罪、十誡、先知、選民、彌賽亞─甚至是基督徒熟知的三元時間結構：始於天堂，然後出埃及記，終於救贖。我們活在汙穢當中（譯按：見《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十三節），必須努力淨化自己和淨化世界，才能回到天國。將天國看成是物種之間的戰爭（而非造物的和睦）是把基督教式的嚮往與生物學上顯而易見的現實結合起來。人皆相伐（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狀態並非恐怖的無目的性（terrifying purposelessness），而是宇宙間必然的唯一目的。自然的豐饒就如同《創世紀》所載是供給人類的，但只給予那些遵循自然法則、為自然戰鬥的人類。大自然在《我的奮鬥》中如同在《創世紀》一樣，是為人類所取用的資源─但並非供給予所有的人類，只供給勝出的種族。伊甸園不是一座樂園，而是一條戰壕。
如同在《創世紀》當中，對於身體的知識不是問題，而是解答。勝出者應當彼此交配：希特勒認為，人類在殺伐之後的責任是性和繁衍。在他的宏圖當中，導致人類墮落的原罪是心靈而非身體。對希特勒來說，我們不幸的弱點就是我們懂得思考，理解到屬於其他種族的人也會思考，因此認知到他們也是人類。人類之所以離開希特勒的血腥天國不是出於肉體的知識，而是出於善惡的知識。
當天國墮落了，人類與自然分家，諸如《創世紀》中的蛇這樣既非人類也非自然的角色就要承擔罪責。如果說事實上人類只不過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而科學已證明大自然不過是場血腥的鬥爭，那麼一定有某種自然之外的東西在腐化物種。對希特勒來說，將善惡的知識帶到世上來的人、那摧毀伊甸園的人就是猶太人。是猶太人告訴人類他們比其他動物優越，有能力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是猶太人引介了政治與自然、人類與鬥爭的錯誤分野。希特勒自認他的使命就是要為猶太人的精神性原罪找到救贖，並恢復那血腥的天國。由於人類唯有透過毫無保留地種族殺戮才能生存，猶太人的理性戰勝直覺就意味著物種的末路。希特勒認為，種族所需要的是一種讓該種族得以勝出的「世界觀」；在他最終的分析當中，這意味著對自己盲目的任務「忠誠」。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生存空間
儘管希特勒假設人類只不過是動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覺卻使他將其動物學（zoological）理論轉化為某種政治上的世界觀。他堅信適者生存的種族鬥爭同時也是為德國求取尊嚴的運動，其束縛不僅僅來自生物學，也來自英國。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國人不是在地上攫取食物的野獸罷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書》（Second Book），在構思此書時他明確表示，確保穩定的食物供給不僅關乎身體的存活，也與某種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關。一戰時，英國海軍封鎖的問題不僅在於軍事衝突、休戰乃至最後塵埃落定之間數個月內帶來的疾病與死亡。這次封鎖也迫使中產階級的德國人為了獲取所需的食物而破壞了法律，致使他們一個個感到惶惶不安，對權威不抱信任。
一如希特勒所言，一九二○、三○年代的世界政治經濟局勢是由英國的海軍勢力所構成的。他相信英國提倡自由貿易只是他們想主宰全世界的幌子。提倡自由貿易能使所有人衣食無虞這樣的虛言對於英國而言是合理的，因為這種信念能打消其他人與英國海軍競爭的念頭。實際上，也唯有英國人能在身陷危機時防禦他們自己的補給線，也因此得以防止食物落入外人手中。所以英國人在戰時封鎖了他們的敵人─這顯然違反了他們自己鼓吹自由貿易的意識型態。希特勒強調，這種既能確保食物來源、又能避免食物外流的能力，正是一種權力的形式。這種除了英國人以外所有人都缺乏穩定食物來源的狀態，希特勒稱之為「和平的經濟戰爭」（peaceful economic war）。
希特勒明白，德國在一九二○、三○年代未能透過自己的領土餵飽自己，也知道如果德國人盡力嘗試的話就能免於挨餓。德國當時應當可以從德國的土壤中生產出足夠的卡路里來餵飽其人口，只是必須得犧牲一些工業、出口、外幣。要使德國繁榮需要仰賴與英國的貿易，但希特勒認為也可以藉由征服一座規模足以與英國匹敵的陸上帝國來取代這種交易型態。德國只消獲取適切的殖民地便可以維持其工業優勢，並將自己的食物來源從英國所控制的海路轉移到自己的帝國內部。如果德國控制了足夠的領土，德國人便能夠擁有他們所渴求的食物種類和數量，且毋須犧牲德國工業。只要德意志帝國規模夠大，就能夠具備「自給自足的經濟」（autarkic economy），衣食無虞。希特勒將德國的農民浪漫化為拓墾遠方荒地的英雄，而非平和的耕者。
英國人被尊為德國人在種族上的親族與偉大帝國的肇建者。重點是要穿透他們的權力網路，但又不迫使他們予以回應。在希特勒的想像中，從他人手中奪走土地不至於威脅到那偉大的海洋帝國。長期下來，他期望與大不列顛「在瓜分世界的前提下締結和平」。他期望德國能成為世界強權，但也避免「與英國同歸於盡」（Armageddon with England）。對他而言，這是個萬無一失的辦法。
另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是，這種世界秩序的另一選項─某種再全球化（regloablization）─在晚近也曾經實現過。對於幾代以來的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和對於希特勒本人來說，陸上帝國的實例就是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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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會了希特勒需求與欲望是如何彼此交纏，還有欲望是如何因比較而生。德國人不只是為求生存尋求糧食的動物；德國社會也並非只是在難以預測的英國全球經濟中謀求安定的社會。家家戶戶都會觀察其他的家庭─不僅僅是觀察街坊鄰居；拜現代媒體之賜，人們也看得到全世界的其他家庭。人生應當如何過的觀念已不再限於維生、安定乃至於舒適等標準，生活水準已經變成比較性的，而比較則變成了國際性的。希特勒寫道：「現代科技與通訊使人與人之間的國際關係變得如此不費吹灰之力，如此緊密，以至於歐洲人不知不覺地將美國的生活當成是他們自己生活的基準。」
全球化帶領希特勒走向美國夢。每位日耳曼軍人的背後在想像中都站著一名貪得無厭的德國女性。美國諺語「和左鄰右舍比闊」（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譯按：原文指「跟上瓊斯家（的生活水準）」）意指生活水準是相對的，建立在認知他人的成功之上。在他最尖酸刻薄的時候，希特勒甚至呼籲德國人要變得像蟲魚鳥獸那樣心裡只想著存活與繁殖。但是他隱藏著的幽微恐懼其實是相當男性化的，亦即對日耳曼家庭主婦的畏懼。將自然界的鬥爭圍籬拉得更高的就是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希特勒還是個年輕小伙子的時候，德國的殖民語言就已經在玩弄經濟（Wirtschaft）一詞的雙重意涵：同時指家戶（household）與經濟（economy）。德國婦女被指示要將舒適與帝國等同起來。而由於舒適總是相對的，在政治上將殖民地正當化也永無止盡。如果德國家庭主婦比較的基準是瓊斯太太而不僅只是約拿斯太太（Frau Jonas，按：德國姓氏），那麼德國人就需要擁有像美國一樣大的帝國；德國男人就必須在遙遠的前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救贖其種族與地球。而女人則要支持他們的男人，這同時也具現著某種無情的邏輯，永無止盡的、追求更富足的家庭的欲望。
在德國人的心目中，美國是個難以忽視的存在，這也是希特勒認為科學不能解決日耳曼民族最根本問題的終極原因。雖然新發明的確增加了農產量，但是要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話，德國不能僅依賴這個力量。兩國都擁有科技，而可耕地的數量卻是變因。所以，德國需要擁有與美國同樣廣大的土地與同樣高的科技成就。希特勒宣稱永無止盡的土地鬥爭是自然法則，同時他也明白人類想要更加富足的欲望也可以產生恆常的動力。
且如果德國的經濟繁榮只能是相對的，那麼終極的成功就遙不可及。希特勒沉痛地寫道：「日耳曼人的前景黯淡。」但又緊接著澄清：「不論是現在的生存空間還是恢復一九一四年國界，都無法使我們過上與美國人一樣好的生活。」只要美國存在一天，這奮鬥就不會結束，而這表示奮鬥將會非常曠日費時。希特勒將美國視為後起的世界強權，美國的核心人口（「極端純淨無汙染的日耳曼人」）是「世界階級的人民」，他們比留在歐洲的「日耳曼人還要年輕，還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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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寫作他第一本書《我的奮鬥》時，他學到了生存空間（Lebensraum）這個重要的德語詞彙，並且將之挪為己用。從為了生存而永無止歇的種族戰鬥，到主觀上為了得到最高的生活水準而進行的永無止盡的戰爭，這個詞在他的書寫和演講中含括了他所賦予自然競爭的完整意涵。生存空間一詞是以法語的群落生境（biotope）或者住所（habitat）的同義字進入德語系統。在社會語境（而非生物學語境）下，它有另一層意涵：代表家庭的舒適，即某種接近「客廳」的東西。這兩重意義並存於一個字中，更推進了希特勒的套套邏輯：自然無非是社會，而社會又無非是自然。因此，動物為了生存所做的鬥爭其實就無異於家家戶戶爭取更好的生活。兩者都是關於生存空間。二十世紀是為了相對的舒適而引起無止盡的戰爭。希特勒早期的納粹同志之一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給生存空間下的定義是「一個種族必須擁有更多文化、更多的美，否則該種族便會滅亡。」希特勒的宣傳員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將滅絕戰的目的定義為「豐盛的早餐、午餐和晚餐」。上千萬人可能必須挨餓，而他們挨餓不只是為了讓德國人得以存活而已，而是要讓德國人爭取到舉世無雙的生活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