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癲文明史》一書內容涵蓋甚廣，原文文字優雅，結構清晰，非常適合一般讀者閱讀。而對更專業的讀者而言，本書基本上總結了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精神醫學史界的研究成果，極具參考價值。就內容而言，全書章節基本上按照年代順序安排，包括埃及、印度與中國在內古文明對於瘋癲的理解與處置，希臘羅馬乃至聖經故事中對瘋癲的呈現，希臘時代及中古世紀體液學說所提出的自然解釋，理性時代及之後對精神疾病化約式的認識，十九世紀初以降療養院的興起，之後退化理論及精神分析運動的崛起，精神疾病在現代文明中的社會形構，一直到晚近生物精神醫學與藥物學的發展等等。此一安排議題的方式在精神醫學史專論中並不罕見：無論在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宣揚精神醫學現代進展的《精神病學史：從收容院到百憂解》（A History of Psychiatry: From the Era of the Asylum to the Age of Prozac），或是羅伊．波特（Roy Porter）強調文化史觀點與瘋癲體驗的《瘋狂簡史》（Madness: A Brief History），我們都可看到類似的架構。一方面，這架構上的高度相似性代表西方精神醫學史與瘋狂史的學術研究迄今已累積相當成果，學界關於議題的重要性已有高度的共識。另一方面，西方世界過去兩千年來關於瘋癲與精神疾病的認識與體驗的流變，歷史學家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史考爾自然也有其觀察的重點。以下僅從兩個方面闡述作者歷史觀點上特殊之處。
首先，不少論者指出，本書題為《瘋癲文明史》（Madness in Civilization，直譯：文明中的瘋癲），作者很明顯地向《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書（英譯刪節本）的作者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致意；然而在此同時，《瘋癲文明史》一書僅有幾處提到傅柯，且與之對話有限。不過早在一九八九年論文集《社會秩序╱精神失序》（Social Order/Mental Disorder）一書的首章中，史考爾便以他與其他學者的研究對傅柯的「大禁閉」之說以及後者對瘋癲與文明關係的詮釋提出批評。例如傅柯曾指出，古典時期，資產階級強調工作倫理的感知模式，使其排斥任何非理性的事物。史考爾則認為，傅柯過於強調資本主義與瘋癲被禁閉的關係，導致他忽視此時中央集權的法國政府在處理瘋癲議題上扮演的核心功能。此外，如同許多歷史學家反覆指出，傅柯提出此時西方社會對非理性事物進行鋪天蓋地的「大禁閉」的說法，恐有法蘭西中心論的危險。例如，英格蘭地方勢力甚強，美國獨立之後州政府的權力頗大，都使得歐洲與北美不同地區發展出迥異於法國的處置瘋癲者的政策。再者，傅柯在《瘋癲與文明》這本巨著中關於精神醫學如何得以將瘋癲納入其專業的管轄範圍內，也語焉不詳。以上幾個史考爾對傅柯的批評雖然早在將近三十年前便已提出，但多少也彰顯他長期以來試圖將其論點立基在堅實、細緻的歷史研究之上的一貫立場。《瘋癲文明史》中關於人物、事件、主題的細緻描述不僅意圖呈現學界豐富的研究成果，作者也以藉此提醒我們不應該將複雜的瘋狂史塞入任何看似恢弘、絢爛的理論框架或敘述架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