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出自本書導論
同學會
四川省涼山州府西昌市，二○○七年十月一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這一天，海拔一千五百公尺西南山城的一間庭園餐廳，像在辦喜事一樣，大清早便熱鬧烘烘，湧入五十三位中老年人。他們大多來自涼山各縣，有的則從四川其他地區前來，甚至還有外省遠道搭機飛來的，同赴「美姑皮防班三十年同學會慶典」。
這是一九七五年開辦、為期兩屆的涼山麻風病培訓班學員的首次重聚。我與這群大多已退休的麻風醫生相處了一整天。
生平第一次，我瞧見了麻風醫生的世界，引發我對這個「皮膚病防治」專業的長年研究關注。那天，在與諸位對我友善且好奇的醫師聊天訪談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他們之間有種「同仇敵愾」的惺惺相惜。
別人瞧不起我們，其他衛生人員也看不起我們的工作，我們不能看不起自己！
諸如此類的話語和笑聲，不斷交錯浮現。當天大家還聘請專業攝影師記錄重聚時光，我也受邀加入了同學會的大合照。
在長年的研究過程中，我見識過不少類似的時刻。麻風醫生相聚時非常熱絡，回憶往事則情緒五味雜陳。甚至，說起當年的艱辛，就像有所投射似的，還可能反過來問候我說：「你做這個研究辛苦了。」
不論辛苦與否，這個研究在方法與分析的格局上，確實帶給我不少挑戰與收穫。二○○三年我首度踏入涼山的麻風村，二○○五年首次記錄一位涼山麻風醫生的生命史。二○○七年參加涼山麻風培訓班的同學會後，我開始積極尋找曾經參與麻風防疫的醫療衛生人員、拜訪麻風村落與防疫機構、蒐集檔案文獻。所有這些投入都有助於我研究這個一九五○年代才逐漸成形的醫療專業，而其中最為關鍵之處，便是尋找老麻風醫生。
從我最熟悉的涼山開始，逐漸擴展，以央人介紹的滾雪球方式，經歷了歡迎、猶豫、拒訪等各種反應。在沒有太多預期和假設的情況下，我的訪問軌跡依序在中國的地圖上展開：成都、南京、北京、雲南、廣東、上海、浙江、陜西，還有一些去過但研究未深或訪問不成的省分縣市。偌大的中國就在漫長的研究過程中，成為我的「田野」。
至今，我已正式訪問過三十四位男醫師、十一位女醫師，他們都在一九五○至七○年代末之間開始參與麻風防疫。二○一七年底，年紀最長者已九十六歲，最年輕的也六十多歲了。幾位於一九二○年代出生的受訪者，在研究的過程中辭世。我與受訪者的緣分，有些僅只一回，有深有淺；有些我數度回訪，每每交談許久；有些我與之保持通訊往來，珍視他們的書信筆跡。無論緣分深淺，他們都以自身眼光和經歷，向我訴說了一個未曾面世的政治與防疫後臺。
一九五○年起，中國逐步實施全國的麻風隔離政策。一九八一年改革開放之初，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標準而言，中國已達成了消滅麻風的初步成果。
中國是如何辦到的？
本書的目的，便是釐清這段隱晦莫名的歷史，並將歷史的公共性還諸於勞苦沉默的眾人。這些麻風醫生的口述訪問，對於我研究中國在一九五○至八○年代政治動盪下雷厲風行的麻風防疫，至關重要，呈現出文獻檔案未能記錄的歷史。他們的敘述所展現的個人與集體情緒，及其時代政治性，有助我們理解無數難以言說的個人生命，對於防疫歷史的關鍵影響。
中國麻風防疫的初步成果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共產黨（後簡稱「中共」）基於疾病的國族和階級隱喻，展開中國歷史上首度窮國家之力的巨型麻風防疫。若考量彼時中國的專業人力短缺、經濟停滯、技術限制與麻風歧視，可以想像防疫必然困難。
僅從患者人數之眾、分布之廣，可窺見難度之一二。
一九二二年，在華教會組織「中華續行委員會」（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出版其調查在華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情況的報告指出，中國僅十八省即約有四十萬名麻風病人，沿海各省為最大的麻風疫區。一九二七年，中華麻瘋救濟會總幹事鄔志堅在該會發行的《麻瘋季刊》則指出：
世界上患麻瘋者，為數約二百萬，據調查所得，其散居我國各地者，有一百萬之多，苟此種估計而正確，是在我國，每四百人中即有一患麻瘋者，寧非一大可怖事，然我終望是數之過誇，因我國素無此項精審之調查故也，然而我國麻瘋蔓延之廣，甲於全球，此乃不可掩之事實。
一九三七年，在華傳教醫師麥雅谷（James L. Maxwell, Jr., 1876－1951）於《國際麻瘋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撰文，承認中國的麻風疫情缺乏稱得上為「統計」的資料，但強調別種資訊仍有助於掌握中國的情況。他進一步指出，氣候地形並非絕對的疫情指標。中國自古多麻風盛行之地，一般以為沿海地區、尤其南方患者最多。然而，不論潮溼、乾燥、炎熱、寒冷、高地、低地等地理氣候差異，黃河以南，麻風疫情都頗為普遍。
一九五七年，中共政府舉行第一次全國麻風防治會議，提出官方統計數字，至一九五六年底，全國約有三十八萬至三十九萬名麻風患者。彼時中國人口約為六億，即盛行率（prevalence）為每一萬人中約有六名患者。
一九八○年底，中國麻風的盛行率已低於萬分之一。根據聯合國於一九九一年正式提出的標準：全國盛行率低於萬分之一的國家，雖未根除疫病，但已可視為消滅了麻風對公共衛生的威脅。
中國於三十年內達成此初步防疫目標。若將之與印度相比，兩者同為人口眾多且麻風病流行的大型發展中國家，當代中國的防疫成果尤其醒目。
僅從表面現象來比較中、印兩國。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的麻風防治是以教會救助為主，由於戰亂等因素，國民政府大概有心無力。一九四五年之前，印度的麻風救助也是以教會為主力，殖民政府的作為鬆弛。英國傳教士於一八七五年在印度喜馬拉雅山地區設立第一個麻風救助聚落，之後英國殖民政府陸續資助相關的慈善機構。由於基督宗教的慈善關懷、大英帝國對殖民地的教化和對疾病可能威脅殖民母國的憂慮等，麻風成為殖民治理的衛生關注，但殖民政府並不採行嚴格的隔離措施，尤其是印度南方。
一九四五年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獨立，當時估計全國約有二五○萬名麻風患者，但只有二三一個隔離性的麻風聚落，僅能收容五％的傳染病例。一九五五年，印度開展麻風防治計畫，進行全國調查，在疫情眾多的地區設置防治中心或診療點。印度也曾考慮過採行強制隔離以防治麻風，卻無法落實。學者指出，對於印度這樣一個貧窮的共和國而言，要同時隔離超過十萬名麻風患者，國家財政難以負荷。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逐年擴大強制隔離政策。當時的中國甫經歷長年戰亂、政治與經濟的遽變，並不會比獨立後的印度更具備大規模防疫的條件。然而，一九八○年代，在世界的麻風地圖上，中國已擺脫了疫情警戒，而印度的疫情顏色，至今仍是一片沉重。
從後見之明來看，一九五○年代便是中、印兩國防疫治理的分水嶺。如同印度麻風專家在一九八○年代之初的發言所示，要回顧該國的麻風問題，必須要有全貌觀，得考慮文化背景、社經情況、一般衛生標準與醫療基礎設施等條件。同理可問，中國麻風防疫的全貌觀為何？
國際麻風協會會長勒夏（Michel F. Lechat）在一九八一年訪問中國後曾說：中國麻風防治的經驗可以超越中國國界，為其他國家借鑑。
中國的防疫經驗是否真能做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鏡？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從中國極具爭議的「後帝國」實驗觀之，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
（下略）
劉紹華
劉紹華，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國際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此外，亦從自然資源的治理變遷，研究環境、社會與政治經濟角力等議題。英文專書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獲得臺灣、中國、香港等地的諸多獎項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