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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文治武功？財稅金融才是國家盛衰存滅的深層原因。「中文世界的國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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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大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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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8/11 |
| 頁數: |
512 |
| 尺寸: |
17x23x2.6 |
| ISBN: |
9789579164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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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
商品簡介
大陸新京報年中榜好書推薦、豆瓣讀書會最佳書榜單、
中華民國前財政次長、金融司長、上投摩根基金獨立董事戴立寧，
羅輯思維強力推薦：宛如中文寫就的《國富論》。
本書用一個個財稅金融故事，解釋中國各朝代盛、衰、存、滅的真正原因：
暢銷書作家郭建龍「中央帝國三部曲」──財政軍事與哲學，
第一部曲：財政。
當當網破紀錄99.8％好評、超過萬人給予五顆星評價，半年銷量超過5萬本。
漢武帝做了什麼好事？影響中國兩千年。
為何曹魏稱霸三國？別以為挾天子就真能令諸侯，原因是曹操振興了農事經濟。
宋代國力很弱？宋朝人發明了集權政府最強力的斂財工具：紙幣。比西方早七百年。
唐太宗建立唐朝，為什麼功勞也要算北魏馮太后的？
紙鈔崩壞亡了宋、元，明代紙鈔通膨反而產生安定經濟的銀本位，怎麼回事？
誰說只要國富就一定民強？政府太有錢會亡國。
使國家走向極盛或衰敗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政府有三大撈錢途徑，看了這本書，你會發現現代執政者其實作風不難預料。
探索中的集權帝國：維持天下統一，歐洲沒辦到，古代中國辦到了！
．秦、漢一統帝國的誕生，也是皇帝財政僵局的開始
秦國為何如此強大？因為實行軍爵制，將社會生活和軍事連結在一起，
到了漢武帝時代，多數聚斂之臣都是大商人出身，管鹽、管鐵，
統治者甚至默許人民開發自然資源，然後按比例收取「山澤稅」。
想發財？你得打入皇帝的小圈子：內廷。
．戰爭時期的財政競爭
三國蜀、吳忙著搞軍事，只有曹魏靠屯田掌握天下。
蜀國長期糧食不足、運糧困難，即使諸葛亮神機妙算，也算不準戰爭的後勤補給。
最終只好讓給財政專家司馬懿，執行他的統一大計。
財政失控，但帝國繁榮：戶口、稅收不嚴明，反而國祚長久
．照亮也葬送唐朝的土地改革
一個朝代結束亂世、迎接盛世至少要五十年，但隋朝只消短短九年就贏來盛世，
而且土地比現今的中國還大！那為何只延續了兩代就滅亡？
歷史告訴你：國家稅收查得太有效率，會亡國。
．最簡單的財政，最複雜的問題
查不清戶口、行政效率低下，竟保護唐朝免於步上隋朝後塵。
那稅收不足該怎麼辦？唐太宗便設立「捉錢令使」，要官員放（高利）貸，還要
求提供4,000錢的利息（年利率高達96％）！
邁向最完美的集權機器：這麼「完美」，好嗎？
．如何建立最嚴密的集權皇朝
明朝能維持三百多年，歸功於開國皇帝朱元璋不懂金融，發放的紙幣一文不值，
使得當官、當百姓一樣窮，民間只好私下用白銀流通，竟使明代的財政最穩定。
．抵達高峰，卻掙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三大措施迎來康雍乾盛世，當時清廷到底多有錢？
歷經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割地賠款都動搖不了國本。
原來，外國船堅砲利並非衰亡關鍵，而是龍椅上的思考模式。
開創盛世就一定是明君？發生叛亂、朝代滅亡，全都是昏君的錯？
國家的興盛或滅亡，全都藏在財政祕辛裡。
作者簡介
郭建龍
旅行者、文字作者獨立作家、社會觀察者，曾任《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輾轉於經濟、媒體、探險等各個領域。對於社會、財經和歷史皆很熟悉，視野廣闊，知識結構深厚，對中國社會觀察深刻，立志於寫出有深度的傳奇性現實題材小說。
出版有小說《告別香巴拉》、文化歷史遊記「亞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陸》、《三千佛塔煙雲下：東南亞五國文化紀行》、《騎車去元朝》，以及經濟類書籍。此外還有人物傳記《一以貫之》、商業傳記《勢在人為》、歷史遊記《穿越百年中東》。
書籍目錄
推薦序 推開讀歷史的一扇新窗
前 言 一部新視角下的中國史詩
序 章 漢武帝：兩千年帝國財政的教科書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權帝國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國的誕生
第二章 漢代：皇帝的財務僵局
第三章 莽：一個幻想家的財政實驗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戰爭時期的財政競爭
第二部 財政失控，帝國繁榮
第六章 唐德宗：吝嗇皇帝的中興悲歌
第七章 北魏馮太后：照亮也葬送唐朝的土地改革
第八章 唐代：最簡單的財政，最複雜的問題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殤
第十章 紙幣：溫水煮宋朝青蛙的遊戲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潰──宋朝的印鈔奇觀
第三部 邁向最完美的集權機器
第十二章 元代：財政的能力，支撐不了帝國的野心
第十三章 明代：如何建立最嚴密的集權皇朝
第十四章 清代：抵達高峰，卻掙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後記 本書不只是歷史，還希望能以古鑑今
附錄
各朝田畝丈量尺度
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統計資料
中國朝代示意圖
推薦序/導讀/自序
自序
一部新視角下的中國財政史詩
中國是一個早熟的國家，在兩千多年前就發明中央集權制，在這之前，人類幾乎不可能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疆域內，建立統一國家。由於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統治者無法讓遠在千里之外的所有人俯首聽命。周代雖然建立諸侯制，但由於天子無法控制諸侯，因此各個諸侯逐漸獨立、形成國家。秦漢採行的中央集權，在地方建立一整套的官僚系統，由中央任免、控制官員，同時官員再統治人民，彼此相互監督、相互制衡。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財政，除了中央之外，其餘機構無權收稅，也不能發放工資給官員。
這麼一來，官員就成為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工具，而政府再透過官僚網路，牢牢的控制民間。但是，中央集權制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隨著政權的發展，這個維護社會穩定的系統，卻變得越來越龐大，使得古代的農業社會逐漸養不起它。
在王朝建立初期與和平時代，官僚機構的規模還比較小，這時，可以透過正規的農業稅來養活。可一旦進入戰爭狀態，或者到了王朝後期，系統膨脹過於快速，無法僅靠正規的稅收支撐。這時，財政就會進入快速擴張期，皇帝為平衡支出，便發展出正規稅收之外的各種手段，從民間攫取財富。
皇帝最早發現的是國營企業。早在漢武帝時期，就已經摸索出一套建立國營企業的方法。漢武帝繼承文景之治所帶來的成果，當時本來是富裕的時代，但因經常對匈奴發動戰爭，迅速耗空國庫，財政產生嚴重赤字到無法僅靠農業稅收彌補。
為了得到更多收入，漢武帝決定壟斷自然資源，也就是當時的鹽和鐵，建立一系列的國營企業。他靠著鹽、鐵資源，壟斷經營權，形成最先進的工業部門，可謂漢代的科技產業。民間為了購買鹽和鐵，必須付給政府更高的價格。壟斷前後形成的價格差，就成了漢武帝的戰爭經費。
除此之外，漢代還首開先例，將貨幣發行權，獨攬到中央政府手中，藉由貨幣貶值（鑄幣時代主要是透過在用以鑄幣的材質「銅」中，摻入其他賤金屬來實現），從民間抽取財富。漢代之後的大部分朝代都繼承漢武帝的衣缽，在壟斷資源上大做文章，形成對中國民間經濟的第一道緊箍咒。
而唐代則為中國現代經濟，提供另一個版本：土地公有制。唐代的土地公有制來自北魏，經過北周和隋朝，最終傳給唐朝。它規定當一個人出生時，就由政府分給他一塊耕地；作為交換，一旦他成年，就必須向政府繳納土地稅；當他死亡時，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發給其他的新生人口。這種制度下，政府是全國最大的地主，農民只是終生的租客，稅收就是租金。在1978年之後，中國農村也曾經實行過類似的分地制度。另外，與現代中國類似的是，唐代也是一個政府參與經營的時代。皇帝允許每一級政府、每一位衙門擁有土地經營權和資金，這些衙門都可以參與市場活動，賺錢籌措一部分財政資金，維持自身的營運。
可以說，唐代的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但唐代的官營效果很差勁，常常處於虧本狀態。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雖然可以短暫獲利，但從長遠來看，不僅會攪亂民間秩序，也無法保證政府持續獲利。而政府由於不懂經營規律，所做的商業活動多半無法盈利，或是只能實行強買強賣。結果，政府不僅沒有從中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反而導致唐代的中央財政捉襟見肘，持續惡化。
正是由於糟糕的財政，唐玄宗在盛世時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節度使這個官職。在此之前，中央政府總是把一個地方的軍權、財政權和行政權，分派不同的官員。但隨著中央財政崩壞，皇帝往往拿不出錢來養活邊關的軍隊，於是，他把邊關地區的軍權、財權、行政權合併起來授予同一人，讓他自己想辦法收稅，再用這些稅收養活軍隊打仗。但設置節度使破壞了正常的官僚制度，無法產生有效的制衡，使得節度使反而大權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最終導致安史之亂。可以說，唐代的衰落首先起源於財政問題，再擴大成軍事問題。
在漢唐的財政經驗之外，宋代則為中國提供最後一個強有力的工具──紙幣。從宋代開始，中國的每一個朝代（除了清代），都有劇烈的紙幣通膨，中央政府突然發現，紙幣是種更容易獲取財富的工具，並且迅速濫用。即便到了現代，世界各國也都發現，紙幣是個快速籌款的工具，並想要過度使用，最近世界各國都有流動性氾濫的問題就是這樣的結果。從前面的回顧也可以看出，國營企業、土地公有制、金融壟斷，在中國古代都有非常深入的實驗。而它也帶來一次次重複的結果，雖然每次的重複中略有新意，卻又有許多規律可以追尋。
本書在敘述這些歷史教訓時，會試圖尋找其中的規律，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池塘中，摻入一點古人的眼淚。
本書的寫作目的，不僅僅是回顧歷史，而是透過研究古代問題，來研究現代。當了解古代的財政邏輯之後，再看待現代問題，可以獲得更廣闊的視角，並能夠理解現代經濟和社會的脈絡。
推薦序
推薦序
推開讀歷史的一扇新窗
歷史評論家╱公孫策
國家的興、亡、盛、衰全在財政，是本書的主旨，而本書為我們讀歷史開了一扇新的窗戶，增加了一個新的視察角度。
國家興，因為「槍桿子裡出政權」，而槍桿子若無財政支持肯定不行，例如楚漢相爭，項羽強而劉邦弱，但是劉邦據敖倉而能拖垮項羽；國家亡，因為「天下之亂本於飢」，但荒年每隔數年就會發生，卻未必一定生亂，人民因吃不飽而造反，通常伴隨著政府財政出問題，例如王莽搞垮了原本穩定的五銖錢貨幣秩序，一旦發生饑荒，立即民變四起。
讀本書最大的感慨是，中國古代的財政思想不發達，乃至「興利之臣」跟「聚斂之臣」幾乎同義，於是儒家學者恥言興利，最終使得近代中國完全無法抵擋西方的船堅砲利。而列強敲開中國大門之後，起初只要求通商，及至不平等條約數簽，最重要的就是攘奪財稅權，而中國的大臣還死守「土不可喪」觀念，不曉得國家命脈已經給人家掐住了。
本書作者蒐集史料完整，並能拉長歷史縱深思考問題，透過他的剖析，很多傳統史書上的「功」卻成為「過之源」，例如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大漢天威其實埋下了大漢帝國由盛轉衰的因子；有些「不作為」卻又因禍得福，例如大明王朝濫發紙幣，民間擔心通貨膨脹，於是自覺性的發展出銀本位貨幣體系，反而明朝的金融秩序在歷代中相較穩定。而史書稱讚的一代良相張居正，他推動的財稅改革「一條鞭法」，本書評論他其實只是「瞅準機會做些『理順式』的變革」，如此評論固然有作者的根據，然而在儒家學者普遍缺乏財政知識的中國古代，張居正能夠「瞅準機會」，還能「理順問題」，絕對稱得上是一位治世能臣，忍不住在此幫他「平反」一下。
現代四大史學家之一的錢穆大師教我們「在現實裡找問題，到歷史裡尋答案」，也就是所謂「歷史實用論」，可是在此之前，遇到現實中的經濟、財政、科學等問題時，常嘆中國歷史記載這些方面太少，有了本書之後，對於財政在歷代興亡盛衰的影響，乃有了清楚的脈絡，良有益也。
作為一個歷史評論人，不能已於言的是，本書沒有對「貪汙」多加著墨。事實上，史書中對貪汙奢侈的記載很多，而貪墨之風直接影響的就是政府財政。這一點，期待本書再版時能夠加入。
文章試閱
偷鑄假幣成為流行
在武帝之前，漢代的貨幣主要是文帝時期推出的四銖錢，錢幣6枚重一兩，其面值和所含銅的價值相近。朝廷甚至允許民間鑄造貨幣，只要鑄幣達到政府規定的規格，都可以進入市場流通。漢武帝採納酷吏張湯的意見，依靠政權的力量創造兩種新型的貨幣：皮幣和白金。這兩種貨幣的面值與真實價值嚴重不符，皇帝借助它們從民間抽取大量的「鑄幣稅」。
由於皮幣兌換率不合理，近乎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所以市場拒絕接納皮幣。因此要推行皮幣，必須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依照漢代的禮儀，諸侯朝覲、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漢武帝就看上這塊市場，他規定諸侯在貢獻玉璧的場合，都必須用皮幣當墊子，襯在玉璧下面。一個玉璧有時只值幾千錢，而它的墊子卻要40萬錢，等於讓諸侯花大錢買一塊不值錢的皮子。
如果說，皮幣是為了搜刮諸侯的錢，那麼白金則是直接從民間搜錢。所謂的白金是銀、錫合金，漢代的法定貨幣是黃金和銅幣，銀並不屬於法定貨幣，所以皇帝決定利用它。漢武帝製作的白金貨幣有三種：一種重8兩，圓形，上面有龍形圖案，叫做白選，一枚價值3,000錢；另一種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馬的圖案，價值500錢；第三種更小，橢圓形，有龜形圖案，價值300錢。由於民間本來不使用銀和錫做貨幣，加上白金的價格被嚴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2/3，出現巨大的價差。
民間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這類貨幣，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鑄假幣，希望以此牟利。短短幾年，越來越多人加入偷鑄錢幣、使用假幣的行列。為了應付上述問題，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監控市場，官僚階層也因此變得更加龐大。這件事導致日後政府更加深度的介入金融業，將其收歸國有。
另外按照法律規定，那些偷鑄貨幣的人會被判處死刑。但由於這個行業可以謀取暴利，在嚴刑重法之下人們仍然趨之若鶩。當所有的人都參與犯罪時，法律就像是靠概率決定的射擊遊戲，誰被打中誰就自認倒楣，沒有被打中的繼續犯罪。但是，沒有被打中的總是大多數。
對於白金持有異議的官員，也遭到排擠甚至被殺害。這位倒楣的官員是掌管財政的大司農，名叫顏異。漢武帝聽從張湯的意見創造皮幣時，派人徵求顏異的看法，主管財政的顏異表示不贊同，說道：「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幾千錢，而現在規定玉璧必須墊上皮幣，但其價值卻值40萬錢，這不是本末倒置嗎？」武帝聽了很不高興，張湯便乘機找人告發顏異，說他有意見不好好提，心懷不滿、犯下腹誹之罪，應當將其處死。
顏異之死向百官指明方向，哪怕有一點不贊成，他們也不敢表示。此後武帝開始變本加厲，用張湯的標準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在官員的推波助瀾下，武帝的政策已經被執行到荒謬的程度。在高峰時期，西漢每100個人中，就有5個人因偷鑄貨幣而被判死罪。在這些犯罪的人中，有大約1/5的偷鑄犯被抓，剩下的則繼續逍遙法外。
五年後，漢武帝意識到政府不能靠滅絕人民來施行政策，所以他推行挽救措施，簽署赦免令，赦免幾10萬偷鑄犯的死刑。由於朝廷保證犯人自首就可以獲得赦免，因此又有一百多萬人自首，而沒有自首的人至少還有一半。到最後，白金終於支撐不下去而被廢止。這次貨幣改革不僅沒有滿足皇帝的需求，反而造成市場的混亂。如果要解決財政危機，必須從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這時，國家壟斷制度已經呼之欲出。漢武帝最終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無止境的獲得收入，就必須把政府變成一家龐大的企業，為的就是為創造利潤，政府想要多少，就供應多少，此為官營壟斷之源頭。這個辦法也影響了未來兩千多年中國的經濟和財政。
司馬懿的統一大計，重點是財政
魏齊王正始4年（西元243年），司馬氏逐漸掌握曹魏的實權。司馬懿開始著手籌劃統一三國的大計。這時距離蜀漢滅亡還有整整20年，距離東吳滅亡還有37年。司馬懿有一位叫做鄧艾的謀臣，是三國時期最著名的戰將之一。二十年後，正是他率兵滅蜀漢。
鄧艾除了敢冒險、能打仗之外，還是有名的財政專家。在司馬懿籌劃統一時，鄧艾寫了一篇〈濟河論〉，向宣帝（晉武帝追諡司馬懿的廟號）提出他的觀點。鄧艾看上許都以東壽春地區的土地。在三國時代，魏國要進攻吳國，兩條路中幾乎必選其一：一條經襄陽、一條經壽春。當壽春被魏國占領時，這裡還是一片尚待開發的土地，位於與吳國對峙的正前線。但是，這裡的土地非常肥沃，當北方的土地都已經被開發得差不多時，鄧艾發現，壽春正是一個天賜的糧食生產基地。
他認為由於缺乏水利設施，這裡的土地雖然肥沃卻產量不高，如果開鑿運河灌溉，土地產量可以提升3倍。只要5萬士兵參與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繳500萬石的稻穀作為軍糧。經過六、七年後，就可以湊夠3,000萬石的糧食，為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提議受到司馬懿的大力稱讚，並立即實行。曹魏在此大修水利、興兵屯田，南方的氣象也為之一變，官田和民田交錯其間，一片繁忙景象。
司馬懿之所以能夠接納鄧艾的方法，是因為他本人也是有名的財政專家。起初，作為曹操的手下，司馬懿也是早期提醒曹操要注意屯田的大臣之一。根據他的計算，當時有二十多萬人因為戰亂，而脫離農業生產。正是因為看到這些閒置勞力的存在，曹操才對屯田有了足夠的信心。
洛陽以南的中部地帶，也就是荊州以北，靠近吳、蜀的前線。當蜀將關羽入侵這片地區之後，許多老百姓逃走了。曹操決定收攏這些逃走的百姓，把他們遷往北方安置。司馬懿阻止曹操的做法，他認為關羽的侵襲不會持久，日後，這些人還會返回家鄉耕種，如果把他們遷往別的地方，反而使民眾因思鄉而降低耕種意願，還讓前線變得更加空虛。曹操再次採納司馬懿的意見，這片肥沃的土地仍然保持著繁榮，為日後進軍江南做好準備。
司馬懿除了理解財政之外，更懂得拿捏人民與政府之間的距離。他認為雖然要重視財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擾民過甚。隨著魏國擴張，一些新的邊境地區加了進來，這些地區的人民大都沒有戶籍，因此，政府想透過核查來落實戶籍制度，便於未來徵稅，但司馬懿不贊同這麼早清查戶籍。他說吳國和蜀國，正是因為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來防範百姓、徵收苛稅，所以百姓才拋棄了他們。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嚴密的戶籍網絡，也不要干擾人民的生活，要讓他們安樂。只有人民安居樂業，政府才會富足，否則，登記戶籍也沒有用。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隋代的土地，比21世紀的中國還大
隋文帝對於財政之用心，在還沒有當皇帝前就已經顯現出來。他擔任相國時，北周的大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預感到他要篡權，一一起兵發難。在鎮壓他們的過程中，僅賞賜士兵的錢就上億，也讓隋文帝感受到財政的重要。
得天下之後，由於興修新的首都大興城，從山東地區（崤山以東的河南、山西等地）徵調大量民工。這個地區原屬於北齊，戶籍制度本來就不夠清晰，許多人逃避政府徵調，於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戶籍的念頭。
由於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齊和北周）是按戶納稅，在北齊地區內，許多大家庭都有幾十甚至上百口人，這些人共同算是一戶，只納一份稅。隋文帝乘機打散大家庭，規定叔伯兄弟必須分家，避免逃戶現象。經過這次大檢查，政府從民間獲得44萬3,000戶新勞力，人口也增加164萬。
調查山東地區十分成功，隋文帝為此感到非常滿意。群臣立即抓準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熲乘機上本，要求向全國推廣整理戶籍的經驗，同時要把這些成果改為制度。在高熲的建議下，隋文帝建立起一套更加嚴苛的戶籍制度。政府統一制定稅收戶籍冊發給各個州縣，而各州縣的戶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
經過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戶籍制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朝廷幾乎掌控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人能夠逃避稅收和勞役。可惜的是，為了引起皇上重視，官員開始迎合與浮誇虛報，在隋文帝的號召下，戶籍和土地資料都被誇大，而且誇大得很嚴重。
最能反映浮誇情況的，是隋代的土地資料。開皇9年（西元589年），根據政府統計，隋代的土地達到19億4,000萬畝。這個數字放在隋代，可能人們不會覺得異常，但如果放在現代，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因為隋代的一畝是240平方步，每步6尺，每尺大約30公分，換算下來，比現在的一畝多0.1畝。19億4,000萬畝換算成現代算法，大約是21億3,000萬畝土地。而根據2013年的統計資料，中國的耕地數量不到20億3,000萬畝。也就是說，隋代的耕地面積竟然比21世紀的現在都大！隋代的統治疆域比現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數量已經超過現代，這怎麼可能？答案就是官員浮誇。
事實上，在漢唐時期，中國耕地數量大約在5億畝（現代畝）左右，明代之後才大幅度攀升。隋文帝的土地普查資料，已經偏離實際資料的4倍。當皇帝重視農業，希望農業取得發展時，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的誇大統計資料，但這也意味著更高的稅收，使民間的負擔猛然加重。
隋文帝雖然生活節儉，卻常大興土木。他當皇帝之後，修建新的都城大興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仁壽宮，開挖一條從大興城到潼關的廣通河。這三大工程都耗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煬帝之所以熱衷於建設更加宏偉的工程，靈感就來自於他父親的三大工程。
在建設仁壽宮時，開山填谷，工期緊迫，大批勞工死去，因而被扔到坑裡，僅蓋上土石了事。宮殿建成後，文帝來視察，路的兩旁就堆滿死屍。由於臨時無法處理，監工的大臣楊素只能命人燒掉屍體。
但即使全國有這麼多的災難，在徵稅機構的高效運作下，隋文帝仍然國庫滿盈，從來沒有空虛過。皇帝彷彿有發不完的錢，給百官的俸祿和功臣的賞賜優厚，對出征陳朝的將士的賞賜從京城的朱雀門開始，一直排到京城的南郊，一次就發放高達三百多萬段布帛。就算這樣，政府的錢仍然花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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