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任教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科學、技術和醫學史研究中心」,教授醫學史與科學史。在印度尼赫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被英國大學聘任之前,於印度教書。著有《當代印度裡的西方醫療》(Western Science in Modern India: Metropolitan Methods, Colonial Practices)、《物質和醫療》(Materials and Medicine: Trade, Conquest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英屬印度的細菌學》(Bacteriology in British India: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the Tropic)。
「這本書提供了和帝國史相關的敘述,將此一敘述放在對帝國的經濟、政治與軍事功能更寬廣的理解之中;本書向讀者介紹此一主題豐富而多樣的歷史書寫,並提供當代醫學與國際衛生問題的長時程背景。」──大衛.阿諾(David Arnold),英國沃瑞克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歷史學榮譽教授。
文章試閱
【導論】
要敘述現代醫學的歷史,就不能不談帝國主義的歷史。當歐洲帝國向全球擴張,歐洲醫學也進行知識論與結構的根本改變。從十六世紀開始,西歐一些小國開始建立全球帝國。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這位熱內亞出身的航海家從西班牙出發,在一四九二年橫跨大西洋抵達美洲。數年後,葡萄牙旅行者達伽馬(Vasco da Gama)在一四九八年透過繞過非洲好望角的新航路抵達了印度。這些通往美洲和亞洲的新航路,為西歐帶來與大西洋和印度洋新的在商業與文化方面的新接觸。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這些區域有一大部分成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當歐洲人探索並利用這些殖民地的自然資源時,歐洲醫學也突破了古老的蓋倫式醫療(指的是──中世紀歐洲自西元二世紀名醫蓋倫(Galen)傳承之希臘醫學傳統)──並且從殖民地獲得金雞納、瀉根(jalap)、菸草與吐根(ipecacuanha)等新材料,以及關於其用途的醫學洞見。在越洋的漫長殖民航程以及在殖民前哨與戰場的艱苦勤務中,歐洲外科醫師取得重要的醫學技巧與經驗。歐洲在炎熱氣候中得到關於熱帶的熱病(fevers)、害蟲與病媒的醫學經驗,讓現代醫學得以整合環境、氣候與流行病學的因素,在隨後帶來所謂現代醫學的「整體論轉向」(holistic turn)。歐洲與其他種族相遇,而在現代醫學思想中建立了種族與人類演化的觀念。在此同時,現代醫學透過降低歐洲軍隊與移民的死亡率,推進了幫助殖民美洲、亞洲與非洲的殖民。歐洲的醫師、旅行者和傳教士把他們的醫藥提供給遭到殖民的種族,歐洲人將這樣的行為當成救命良方或是慈善與優越的表徵。本書探討帝國主義史與醫學史的交會,辨識歐洲帝國的興起與現代醫學的構成在知識上與物質上的連結。
本書將此一漫長的歷史分為四大歷史時期:貿易時代(the Age of Commerce,1600-1800)、帝國時代(the Age of Empire,大約在1800-1880)、新帝國主義時代(the Age of New Imperialism,1880-1914)、以及新帝國主義與解殖的年代(the Era of New Imperialism and Decolonization,1920-1960))。每個年代在醫學史與帝國主義史都有其獨特的定位,但也有著延續和重疊。
十九世紀晚期出現一股更加競相擴大帝國領土的潮流,特別是在非洲;這段時期常被形容為新帝國主義的時代。工業國家之間進行全球經濟競爭以取得更多的資源和土地,追逐帝國的威望和領土以及傳播歐洲文明的渴望,導致在一八八○年代展開「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歐洲殖民強權在世界各大洲擴張,此一帝國主義的高峰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醫學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更為專科分化,來為殖民的目標與利益服務,這點特別可見諸熱帶醫學的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帝國主義並不總是依循著清晰或是線性的模式,這點很重要。帝國史的不同時期有顯著的重疊與平行。例如,「文化開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這個名詞,和十九世紀晚期歐洲對非洲的殖民有關(這點我們將在第七章和第八章討論),此時歐洲人相信他們是透過殖民非洲而將現代文明與基督教引進該大陸。然而,這個名詞也可以適用於西班牙在十六與十七世紀的殖民美洲。西班牙人宣稱,要將基督教與文明帶給他們視為野蠻人的美洲原住民,藉由宗教使命正當化對美洲的殖民。同樣地,歐洲的大發現時代(European Age of Discovery)通常指的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當時歐洲人旅行到世界各地,對亞洲、美洲與太平洋地區進行自然史的發現與調查(參見第一、二章)。就非洲大多數區域而言,十九世紀下半才是發現的時代,尤其是在李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的尚贊比西探險(Zembezi Expedition)之後,歐洲的地理學家和自然學者開始蒐集中非的動、植物,然後送到歐洲的博物館研究與展示。就本書所探討的醫學史而言,這些年代的重疊很重要,可以幫助我們注意並比較不同大陸、不同時期的歷史事件,了解期間的相關性聯與相似之處。
二十世紀也是進行國際健康照護合作的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之後的流行病,──像是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導致一九二一年設置國聯衛生組織(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LNHO)。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導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於一九四八年在瑞士日內瓦設立。世界衛生組織標誌著全球衛生與流行疾病控制的新時代。在這個時期,原本孤立的殖民地公共衛生措施和國際的政策與工作努力接軌,而以「全球衛生」(global health)之名為人所知。世界衛生組織在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的主要活動是針對麻疹、小兒麻痺與天花的全球疫苗接種運動、防瘧調查、處理貧窮與衛生的問題,以及保障世界不同區域的基礎醫療建設。二十世紀的全球衛生計畫與政策,是與殖民醫療措施合作下而所發展,而並保留強大的殖民遺緒。我們將會說明,為何了解殖民醫學史對於認識全球衛生的當代挑戰是很重要的。
病菌與文明在巴勒斯坦指涉的是現代性與東方主義之間的分隔。李奧‧波姆(Leo Böhm)這位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醫師在二十世紀初期發起運動,要在巴勒斯坦設立巴斯德研究所,。這個運動是要將「曠野」文明開化、並轉變為現代國族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一部份。他的努力受到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World Zionism Organization)的支持與鼓勵。該組織的成員抱持同樣觀點,認為猶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復國,有賴現代科學與科技的應用。由歐洲一些猶太醫師與博士所組成的「猶太醫師與自然科學家巴勒斯坦衛生權益促進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Jewish Physicians and Natural Scientists for the Sanitary Interests in Palestine)對此也加以支持。波姆在巴勒斯坦發動對抗瘧疾的戰爭,他認為瘧疾是現代文明的禍根。他也教導人們健康衛生的習慣以及檢疫制度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