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這本談德國哲人的生命與思想之書，名為《萊茵河哲學咖啡館》，正因萊茵河是一條有關德國民族的命運之河。這條河曾經分隔開了日爾曼族與羅馬人，也曾經是德法相爭的戰略之河，德國人給了它一個別名「萊茵河父親」（Der Vater Rhein），可見這條河對德國民族的重要性。河畔，孕育出貝多芬，馬克思十七歲時在此成為大學新生，明朝前往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湯若望從這裡出發，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此發行《新萊茵報》，也是描述萊茵河女妖羅蕾萊以歌聲誘惑著船隻的詩人海涅家鄉所在。歌德、荷爾德林、施萊格爾、海涅等德國文豪均迷戀著那萊茵河的父親。因此，我也希望，這本書如同萊茵河畔的一家咖啡館，介紹這個國家的深邃文化。推門進來的讀者們，能坐下來點一杯咖啡，聽聽已經坐在裡面的偉大的頭腦們聊聊幾百年來這個國家的精彩或者苦難。
這本書，是這幾年來的閱讀與思想習作，幾乎全與德國哲學或文學有關。哲學時常予人高不可攀之感，尤其德國哲人們，更有玄奧的「美名」，但是我眼中的這些人與他們的作品，確實充滿對生命的熱情。我希望透過一些故事與趣事，將這些思想者的影像立體化，讓有興趣的讀者也能感受到我所見到的理論的生命力。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曾於1794年在耶拿大學對著青年學子與教授們演講，試著回答：學者的使命是什麼？學者與全體人類或與其他階層的關係是什麼？他認為，學者就是理性的存有者，能夠以理性思考把握世界，並且教導他人如何也以理性的方式思考並存在，演講內容後來出版為《關於學者使命的幾次演講》（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
我不是現代意義的以研究教學為業的學者，但也許我可以自稱是德文原始意義上的學者。Gelehrten，這個字是指受過學術訓練、擁有學術知識的人，《格林兄弟德文大字典》以doctus解釋，這個拉丁字與今日我們熟悉的博士學術頭銜不全然相同，最原始的意義是「受教導者」（der lehre empfangen hat, unterrichtet ist）。我也是受教者，本書的這些人們，是德文世界曾經存在的巨大精神，也都曾教導我以某種不一樣的視角重新認識世界。某種意義上，本書是在介紹我的老師們。
費希特的演講中有一句話：「我們不只以話語教導，我們以自身做為例子，以深刻的方式教導。」讓我以自身做為例子，說說我如何成為受教者。為什麼我會走上德國思想的道路呢？是宿命，也是巧合。
是巧合，因為我原來並不是學哲學的。大學我讀的是外交，因為修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發現自己對於理論思考極有興趣，便報考了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班，在讀碩士班時，原不知自己想寫什麼論文，當時「年輕的」孫善豪老師剛剛結束他留德十年生涯，從柏林自由大學回來，在系上報告了他留德時做的研究，我很是驚訝，從未以這些角度想過問題，便跟著孫老師開始讀德國思想，從此走上了這思想的冒險。
但是老實說，當時我雖然寫了一本論文，畢了業，但並未真的讀懂了德國思想裡最迷人的那些東西。主要的原因是我太過懶散，不肯學習德文，那些深藏在哲學家對語言的敏感中的微言大義，我無能體會。直到進了政大政治系博士班，分別獲得教育部與國科會的獎學金，兩度赴德國讀書，跟著波鴻大學的實踐哲學教授許維德勒（Walter Schweidler）學習思考，並認真地與這個哲學的語言周旋，開始能夠閱讀原文典籍，這才越來越能體會，德國思想裡的什麼東西把孫老師牽扯到了德國。那種東西，也把我牽引到了德國。
德文中深藏的思想造出了很強大的文化力量，使人陷入其中難以脫身，如德文aufsaugen一字意涵：吸納。我們這些如德國人說話者、如德國人思想者，也被德國人吸納進去。2014年，法蘭克福大學慶祝建校一百週年，展出百年來該校學者之學術發現，主題展之名稱即為「我看見了精彩的事物」（Ich sehe wunderbare Dinge），大約可以形容我被吸納入德意志思想之路的感嘆。
就這樣，我進入德文的世界，寫了一本研究德國思想的論文，卻不就這樣為這個旅程劃下終點。隨著進入外交部，我被派駐德國，再次開始我的德意志之旅。我並沒有因為工作而擱下思考的任務，這本書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是派駐德國期間寫下的，當時我時常在公餘時走入辦公室附近的法蘭克福大學，在圖書館內讀書寫作，想著那些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家們也在此駐足，也許也翻閱過我手中那些書，便覺自己站到了思想史的現場，必須寫下些什麼不可，必須告訴他人我所見的精彩的東西。於是在那些安靜的閱讀時光裡，有了此書。
哲學家維根斯坦曾有名句：「我的語言之界限，即意指我的世界之界限。」我在德文世界中考掘，推開了世界之界限，這讀書、寫作、逾越、愉悅之過程，我心感幸福。盼打開這本書的你╱妳，也有一段幸福的閱讀時光，因而世界有一點點不同。
歡迎光臨萊茵河哲學咖啡館，我在這裡等候已久了。
導言（節錄）
什麼是德意志？一個德意志的疑問
華格納的問題
閱讀《德國文化關鍵詞》一書，始終面對這個問題：什麼是德意志？對德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幾百年來不斷被提出的問題，卻無人能定下一個最終答案。在德國歷史上許多重要文人與思想家都曾經直接或間接地試圖回答，以至於這個問題本身就充滿德意志色彩。尼采就在《善與惡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ose）裡寫下這麼一句名言：「永遠不停止問『什麼是德意志？』這個問題，這正是德國人的特徵。」在這一點上，也許我們對於德國人的焦慮亦能同情，也因此更值得試著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與德國都對於自己的身分那麼疑惑、那麼渴求一個難以確定的答案。
即使沒有確定的答案，我還是想談談一個知名的德國文人如何試圖回答這個困難的問題。理查‧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意志帝國的作曲家，非常湊巧地與《德國文化關鍵詞》作者之一同名，也在該書中不斷出現。華格納曾試圖回答何謂德意志的問題，而且他的存在、高度與厚度也構成了答案的一部分。
華格納是重要的作曲家與指揮家，但是他也寫了非常多文字作品，主題遍及德國政治、文化、宗教、哲學、音樂理論等等。一八七八年，德國剛剛統一後幾年，華格納在《拜羅伊特月刊》（Bayreuther Blatte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什麼是德意志？〉（Was ist deutsch?），試圖回答這個困難的問題。
《拜羅伊特月刊》一八七八年開始發行，是一份針對所有華格納之友的會員型刊物，內容不只音樂，也包括各種政治文化評論，其副標題是「華格納精神的德文期刊」（DeutscheZeitschri_ im Geiste Richard Wagners）。在這份月刊中，華格納寫了幾十頁的長文，探索了這個與音樂無直接關係的問題，可見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
華格納出生於一八一三年，那是歌德與黑格爾仍然活躍的時代，也是德國處於極大變動的時代。他年輕的時候經歷過拿破崙入侵德國、分裂了德意志大地；也經歷一八四八年那場不成功的起義，德意志大地上期待把法蘭西革命火種接來的農工及民主人士們終告失敗；不過政治上的落後並沒有妨礙德國在經濟與工業上的猛進，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工業化取得極大的發展，為後來普法戰爭的勝利與德國統一鋪好了道路。一八七二年德國統一，華格納也見證了這個德國人最重要的政治與文化時刻。一八七八年，晚年的音樂家便寫下〈什麼是德意志？〉，回首他經歷過的時代變遷，試圖定義德意志。
華格納的答案：在地、傳統、自由、非民主開篇他先指出「德意志的」（deutsch）這個形容詞對德國人來說有著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意義。別的國家的愛國者說到自己的國家民族時，會帶著敬畏與榮耀，例如會說「英國的、法國的美德」，可是一講到德國，德國人卻總是只習慣使用「德意志深沉」（deutsche Tiefe）、「德意志嚴謹」（deutschen Ernst）這種質性（Qualität），華格納認為這是誤用，要駁清此種印象。
他引用了格林（Jakob Grimm, 1785-1863）的說法，強調歷史上沒有所謂德意志民族這種民族，「德意志」（deutsch; diutisk）一開始只是指人民的、在地的，包括原始母語（Urmuttersprache）及原鄉（Urheimat），而德意志與「呈現意義」（deuten）有同一個字根，顯見德意志、在地、母語、家鄉、意義是相關聯的概念：「因此，『德意志』對我們來說，就是明確有意義的東西（deutlich），如可信賴的、我們所習慣的、從父輩從繼承而來的、從我們的大地上滋長出來的東西。」
可是在德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與在地、特殊意義相悖的非德意志潮流，例如神聖羅馬帝國雖然後來由日耳曼人擔任皇帝，可是德國皇帝在接受羅馬的認可時，已經註定了拋棄其德意志本質（dem deutschen Wesen），以治理帝國領土內非德意志民族。在此意義上，羅馬奪去了德意志的權柄，而德國人雖然在神聖羅馬帝國國土內遷徙移居到各地，卻在不同文化及語言的地方始終被視為壓迫者及外來者而被憎恨著，只有當神聖羅馬帝國瓦解時，「真實的德意志本質才能真正發展起來」。
另一個非德意志潮流就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內在與民族特質相悖離，沒有任何民族能夠獨佔基督教，對於德意志民族來說，這種宗教原來也是外來的、非德意志的，可是德國精神的特質在於，能夠以最高的、客觀的純然之看法，來掌握外來的、異文化的東西，並將這種異在的東西轉為自己的─因而基督教在德國成為德意志文化的核心，且若無德國人的貢獻，基督教文化的普世價值將無法被世人承認。華格納便稱，倘若沒有這種德國精神，古老的傳統的普遍世界性意義必將無法被認識，德國人使得純粹的人類文化的原初意義（Originalität）能夠被理解並重建延續。所謂古代（Antike），正是在十八世紀中期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歌德、文科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等德意志人的努力下，才可能在現代重生。
對華格納來說，德意志精神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就在於，以德意志的方式保存並發揚了非德意志的價值。德國人在羅馬帝國領土內生存，失去了德國權柄，但仍一心嚮往著家鄉，不願始終作為一個異鄉人，而仍然堅持著德意志的精神。因此德國民族結合了兩種相異的特質：土地的╱家鄉的╱人民的，以及歐洲的╱帝國的╱世界的。在歐洲文明原初精神喪失時，德意志人以德語、詩歌維繫之，例如《帕西法爾》（Parzival）與《崔斯坦》（Tristan）這樣的德文詩歌中，使歐洲文化不再只是文學史探究的對象，而能獲得生命。
文章試閱
4 黑格爾
謎般的哲學手稿
我喜歡讀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雖然在這個時代有點過時，可是我總覺得他的作品裡面有一種潛藏的熱情，讀起來很有韻味。二○一七年是他的《精神現象學》出版二百一十年，《哲學百科》出版二百年，正是再讀這個德國哲學大師的時機。但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談談成為大師前的青年黑格爾及他的室友們。
先說一個小故事。二十世紀初期出現了一份謎般的零散文件：〈德意志觀念論最老的系統綱要〉（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擁有它的買賣古典文件書商無法交代文件來源，作者不詳，但是字跡是黑格爾手書。這份文件由柏林皇家圖書館於一九一三年在拍賣會中買下，一九一七年時由知名黑格爾研究者弗蘭茲‧羅森茨維格（Franz Rosenzweig, 1886–1929）公開此文件內容，點燃了黑格爾學界的爭論。這份文件應該是一七九七年時，由黑格爾親手寫下，可是部分學者認為文件內容、哲學用語不符合青年黑格爾的用法，考據後做出大膽推測：這手稿是黑格爾抄錄他的好友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
1775-1854）或是荷爾德林的思想。
不管這份手稿的真正作者是誰，一件事情是可以確定的：黑格爾、謝林與荷爾德林三人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勤讀盧梭的神學院學生
這三人認識於求學時期，那是深刻影響黑格爾思想成型的幾年。《世界週報》（Die Welt）記者戴斯納（David Deißner）在〈黑格爾在哲學宿舍裡的狂野年代〉（Hegels wilde Jahre in derPhilosophen-WG）這篇文章裡，詳細描述了黑格爾進大學時的思想養成時期。他在一七八八年赴杜賓根，拿了一個公爵提供的獎學金讀神學，入學前他還寫了信給公爵，保證自己會認真勤奮讀書，專心準備畢業後成為稱職的神學人員。
這封信保證的事情後來並沒有成真。黑格爾一進大學，讀到那個時代最精彩的經典，整個人就著迷了。那個影響他最大的人就是盧梭。他雖是神學院學生，但是很快忘記答應要成為神職人員這件事（雖然獎學金還是照拿），去哲學系讀康德、席勒、柏拉圖、孟德斯鳩等神學系不會讀的東西，開始了他一生對於政治哲學不歇的熱情。尤其是盧梭，這位法國哲學家的文字極具感染力，一點都不像康德那麼硬梆梆（雖然康德也愛讀盧梭）。當時黑格爾的教會宿舍裡，一些學生組成康德讀書會，黑格爾就以正在研讀盧梭為由婉拒參加。他讀盧梭政治哲學中的共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正起勁。
黑格爾著迷於這種代表全人類的意志，其實也有時代背景：他進大學的第二年就是法國大革命。哪個青年學生不會對於這個強調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感到興奮？尤其黑格爾又生活在封建主義中的德意志大地。這種時代的背景更使得黑格爾不可能乖乖走上神職之路。當時黑格爾便放下聖經，參加宿舍組成的政治討論會與讀書會，勤讀當時被禁的法國報刊，追蹤來自革命國度的第一手消息，盼望著革命的火花也延燒到德國。
這樣的時代背景，再加上謝林與荷爾德林兩位室友，完美打造了黑格爾的狂野青春。
哲學共同體
一七八八年，黑格爾入學時即認識了一同搬來宿舍的荷爾德林，謝林則在一七九○年時入學，當時他以天才兒童身分進入杜賓根大學，十四歲已經通希伯來文、阿拉伯文、法文、英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臘文與拉丁文，能讀西方與中東各種經典。而荷爾德林也擅長希臘文﹝曾翻譯《安蒂岡妮》（Antigone），他也帶領黑格爾深入希臘古典世界﹞，在學生時代就已開始準備其名作《希伯利翁》（Hyperion）。德文中說起同住的室友，會說他們住在一個WG──Wohngemeinschaft_，直譯就是居住共同體。黑格爾與謝林、荷爾德林不僅是居住共同體，也是精神上的共同體。他們為讀神學而來，卻產生了超越神學的精神聯繫──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曾說到宗教一詞是從religare一詞來的，本就是聯繫之意。因此，人際的任何聯繫都是宗教。這三人也可以說以其精神聯繫創立了一種哲學宗教。他跟一流的思想者、詩人同住，每日談論世界的精神，思想早已超出神學院能給予的內容，怎麼能安於未來做一個神職人員？想到他住在這樣的宿舍裡，大概就能理解，為什麼在他的第一本書《精神現象學》裡有那種提出新科學的狂放熱情。
一七九一年，宿舍的一些學生約好，到附近的草原種下一棵自由之樹，並呼喊著「自由萬歲！」（Vive la liberté!），黑格爾與謝林也在其中。後來這件事傳到公爵卡爾‧歐伊根（Carl Eugen, 1728-1793）耳裡，大怒，學生想要自由，嚮往法國革命，豈不是要革這些地方貴族的命嗎？他於是親自跑去宿舍調查，領頭的學生逃了，黑格爾跟謝林倒是逃過一劫。
沒有人理解我
黑格爾對於時代變化的期待有沒有反映在他的思想上？對此，海涅已在其《論德國宗教與哲學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中清楚指出黑格爾的學院晦澀詞彙中富藏著革命思想。不過他的思想體系龐大，可以被詮釋為有革命的部分，也可被詮釋為國家的御用學術。因此，海涅感嘆地在該書中提及這樣的軼事：黑格爾臨終前在病床上說：「只有一個人理解我。」然而說完這句話後，他又惱怒地接著說：「不，他也不理解我。」
我們無法宣稱自己是那唯一理解他的人，但是確實可以讀到那個呼喊自由萬歲的神學院學生對於變革的期望。這種青年黑格爾的熱情影響了後來的黑格爾左派分子，也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離開神職之路
回到時代背景看當時黑格爾的思想養成。他與他的室友三人原讀神學，雖然後來其思想並未離開宗教議題，但是神職不再是他們的職業目標，其中一人成為宮廷文人，兩人歷任貴族家教、中學及大學教授。這個發展其實也不全是個人志趣決定，還有時代變化使然。
英國二戰前的知名日爾曼學教授布魯佛特（Walter H. Bruford, 1894-1988）曾在其名作《歌德時代的社會狀況》（Die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Goethezeit）中說明十八世紀時德國讀大學的情形，他指出當年的大學生主要有兩種，一是出身上層家庭的子弟，到大學裡學習國家學與法學等治國之術，未來畢業後也立志成為世界的政治人才，也會到政府去實習；另一種則是來自中下階層的學生，讀的幾乎都是神學或教育，希望畢業後從事神職。這些神學院學生幾無例外來自家庭經濟狀況與社會地位不佳的家庭，特別是來自神職人員家庭。這些大學生多數必須仰賴有信仰的貴族或富商的獎學金，但許多沒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待不了多久即退學。而這些學生畢業後所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往往是私人教師或拉丁文學校教師，或任職宮廷，直到他們被任命為正式神職人員為止。
黑格爾與他的室友們就是典型來自神職人員家庭、依賴獎學金、憑藉其聰慧進入傳統大學學習的神學院學生，可以想像他們處在那些學習治國之術的同學裡，在那個時代氛圍裡厭惡貴族並盼望著革命的心情。
之前神學院學生們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從事神職，學校教職只是過渡，除非必要，沒有人會一直待下去。可是這種情形在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有了改變，教職取得獨立的社會地位，不再被認為次於神職。就在這樣的社會狀況變化中，三人離開了神學院，卻沒走入教會。
杜賓根的傳奇
離開大學後，三人保持長久友誼，荷爾德林住在法蘭克福近郊貴族居住地巴得洪堡（BadHomburg），去當宮廷文人並幫貴族管理圖書。在他的介紹下，黑格爾也於一七九七年來到法蘭克福為貴族工作──正是黑格爾手抄那份謎樣文件的一年。而謝林後來去了耶拿大學教書，黑格爾也去當了同事，兩人且合開哲學課程──直到拿破崙於一八○六年攻到耶拿，黑格爾匆匆忙忙抱著《精神現象學》手稿逃到班貝格（Bamberg）。
看看這三人在人類文明上留下的足跡，不能不感嘆，這世界上確實有超出人類能理解的更高存在，否則我們無法解釋這樣的巧合：這三個都有著Friedrich名字的室友，都來自德國西南地區的神職人員家庭，到了杜賓根大學讀神學，卻沒有人成為神職人員，都以其天才對人類思想發展起了絕對的影響。倘無這三人，今日德國人文學界的景象絕對完全不同。
這三人是杜賓根大學永遠的傳奇。杜賓根大學奇蹟般產生這麼耀眼的世界精神的那幾年，始終為德國思想界津津樂道。英文有個德文沒有的特別說法：Embarrassment of riches，意指多到不可思議的美好──例如史學家夏瑪（Simon Schama, 1945-）形容荷蘭在黃金年代的文化盛況的暢銷書就用了這個書名──黑格爾讀書時的宿舍，說是Embarrassment of intellectual riches也當之無愧。一八七七年時，杜賓根大學為紀念創校四百週年校慶，委由學者克萊博（Julius Klaiber）編著《荷爾德林、黑格爾與謝林的施瓦本青春歲月》（Dieschwabischen Jugendjahre von Holderlin, Hegel und Schelling），以誌那一段宿舍的哲學年月。他們除了是杜賓根大學的驕傲，也是施瓦本地區的驕傲，詩人包魯斯（Eduard Paulus）便曾作詩，說明施瓦本地區盡出人傑：
Der Schelling und der Hegel（那謝林與黑格爾）
der Schiller und der Hau（那席勒與豪夫）
das ist bei uns die Regel（在我們這兒都是一般標準）
und fällt uns gar nicht auf.（一點都不醒目）
17 來杯拿鐵瑪奇朵
1932年年底的巴黎，三位文藝青年坐在一家叫做煤氣燈（Bec de Gaz）的咖啡店裡，閒聊當時的歐洲思潮。一位對另一位說：「我的小同志哪，你看，如果你是個現象學家的話，你就可以談論這杯雞尾酒了，而這就是哲學！」
說這話的人叫做雷蒙‧阿宏(Raymond Aron，1905-1983)，當時他是德國科隆大學的法國文學講師，也在柏林讀書，在那裡接觸了學院裡精鍊出來的現象學思想，年底寒假時興奮地回到巴黎去告訴他的好友。這位與他同年出生的好友聽了他的描述，興奮得臉色發白，如同遭受電擊，1933年便去德國讀書，想知道這種可以談論雞尾酒的哲學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興奮的青年就是沙特，他在德國細讀的三H（Hegel, Husserl, Heidegger），決定了日後他的思想成型。而這個故事後來由在場的另一個人講述，那人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
「回到事物自身！」
這則軼事道出了上個世紀思潮一個重要的發展：思想家告別了先驗的東西，轉向人間，去探索物，探索生活，讓理論回到我們最切身的領域。對於「物」的興趣因此佔據了歐陸人文社會思想幾乎整整一個世紀，擴及文學、哲學、社會學，包括現象學、存有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等。
其中最為人知的，就是德國現象學奠基者胡塞爾的「回到事物自身！」（zu den Sachen selbst!）的呼籲──也讓阿宏與沙特著迷不已──這種思考方式把以往哲學工作的內容「存而不論」，例如不再問事物是否存在這種問題，而是直接去探究物在世界中的存在狀態。所謂「物」，當然也包括我們的周遭世界，我們的身體存在。
閱讀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提爾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1947-）於2015年年底出版的《拿鐵瑪奇朵：微物社會學》（Latte Macchiato. Soziologie der kleinen Dinge），不能不讓人想起這種對於「平常之物」的熱愛。阿勒特透過「回到事物自身」的書寫，展現了他對生活世界的熱情。他從那些最切身的小東西、最尋常的社會現象，描述我們的社會存在以及時代變化，從理論出發卻絕不抽象，一切看來繁瑣平凡的雜多生活世界，都在他獨到的眼光中被梳理得澄澈且有趣。阿勒特展現了社會學的活力與能力，這個學科不是、也不該是象牙塔裡的理論操作，它是人間的學問。本書很成功地向學界與一般讀者證明了這一點。
對於不起眼事物的鍾愛
還沒翻閱內容，書名已經是一個精彩預告：在我們每天喝的拿鐵瑪奇朵的背後，社會學家看到了何種大千世界？這本書共收入三十五篇文章，並非學院論文，而是在報刊雜誌上的散文，他討論每一個人都經歷的周遭現象，例如歐洲人日常問候方式的改變、寵物犬種類的變化、城市地標、我們為什麼鍾愛喝拿鐵瑪奇朵、服裝設計師吉兒‧桑得（Jil Sander）、學術流行、汽車、面具、美人魚、大飯店、動物園、影像……
他能夠從小東西看到大時代，從不起眼的事物談結構變遷，這需要極佳的理論素養以及「對事物的鍾愛」（Liebe zur Sache，借用其中一篇標題），才能有如此獨到的眼光與文字。
……
文明化的進程
阿勒特多次在書中表示，他談論的是「文明化進程」（Prozess der Zivilisation）。這詞彙不能不讓人想起社會學者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1897-1990）於1939年出版的鉅著《論文明化進程》（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埃利亞斯關注的是西歐文明化過程中社會及個人行為的結構變化。他描述的時間向度大約一千年，從日常現象去觀察我們的行為及觀念如何被文明化，以描繪千年來的歐洲社會變遷。例如餐桌上的禮節、臥室中的互動方式、語言中的敬語稱謂模式、人們如何確認什麼是糟糕行為、什麼又是好的和更好的行為舉止、吐痰的社會意義、男女互動模式的改變、暴力與攻擊慾社會角色的改變、騎士的生活、身體與性、羞愧與尷尬、暴力的社會角色……等等。《拿鐵瑪奇朵》也接著這種社會學傳統，繼續說著西方文明化的歷史與結構變化的故事。
另一個例子，阿勒特從街景變化敘述社會結構的轉變。他問，為什麼今日我們很少再看到人們攜帶著爭奇鬥艷的貴賓犬上街了呢？他認為在以前的時代裡，貴賓犬代表最奇裝異服的美麗，人們仍然必須留在安份的形象裡，便飼養貴賓犬並以各種誇張的毛色與造型顯示其離經叛道；可是這個年代我們早已不需要寵物來突顯我們的離經叛道，因為我們自己就是社會偏差者──至少在外觀上，每個人都有某種程度的反社會傾向，服從集體規範與流行已是上一個世代的事。而今日哈巴狗取代了花枝招展的貴賓犬，誰說這種溫馴、依賴主人、擁有生動表情與大眼睛的寵物，不是現代少子化社會的象徵呢？
拿鐵瑪奇朵與消逝的青春
又例如本書書名所來的〈拿鐵瑪奇朵〉一文中，作者看到，大學裡最受學生歡迎的飲料就是拿鐵瑪奇朵，這種一小口espresso加上大量牛奶的飲料，是一種「告別青春期的神奇飲料」──苦味十足的濃縮咖啡是成人的味道，可是那濃郁的奶沫，總是讓人想起仍然在父母家時共進早餐、喝著牛奶的昔日時光。兩種完全不同的飲料、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色彩意象，一開始層次分明，最後混合交融成為不可分的全新滋味，豈不正如我們處於青春期與成人之間的過渡，我們親身經歷的那些世代差異？我們尚未揮別純真但又逐漸跨入放縱之惡的階段的那曖昧存在？
這樣既黑白分明、卻又滲透交融的飲料，代表的正是「現代的感官偏好」（sinnlichen Präferenzen der Moderne）。這是一種文明化進程，我們不再處於區分清楚的時代，而進入了曖昧、交雜、融合、多元的自我表達狀態。
而喝這杯拿鐵瑪奇朵的人，喝的是抗拒著牛奶、但同時又對之不離棄的咖啡；但那被戀戀不捨的牛奶，早已不是單獨存在時的姿態了──如同我們在即將進入成人時，那麼渴望著長大，可是卻又依依不捨青春的逝去，而我們的青春其實早已無法挽留。喝這杯拿鐵瑪奇朵時，你更愛的是咖啡或奶沫？處在那個狀態中的你，感受到的是哪一個生命階段的美好或苦澀？
〈拿鐵瑪奇朵〉一文，不能不讓我想起班雅明）在《新天使》的一篇文章。在一篇散文〈飲食〉（Essen）中的一節，班雅明敘述「鮮奶咖啡」（Cafécrème），他談從一杯咖啡看到的巴黎樣態，以及一杯咖啡無法抓住的時光，「那整個早晨，那今日的早晨，那生命中消逝的這個早晨」。
我們喝的不是咖啡，是一個早晨，是一個逝去的時代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