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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時代的變奏：跨越兩個時代的臺灣人
| 作者: |
大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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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 |
陳凱雯 |
| 書城編號: |
1534032 |
原價:
HK$107.00 
現售:
HK$101.65
節省:
HK$5.35 購買此書 10本或以上 9折, 60本或以上 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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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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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9/04 |
| 頁數: |
232 |
| 尺寸: |
15x21x1.7 |
| ISBN: |
9789865080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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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
商品簡介
他們曾經作為日本人度過青春期，戰後又生活了七十年。
因為戰爭，他們失去了親人與朋友，人生也被一分為二。
本書描繪戰前到戰後數十年間，生活在激烈變化時代的臺灣人，
希望以他們的人生故事，重新編織成一部有血有肉的現代史。
「生活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
本書作者大谷渡多年來走訪日本和臺灣的圖書館、資料室，爬梳日本時代的報紙、信件、日記、筆記、檔案，追索蹤跡，口述訪問曾經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親自踏上他們曾走過的上學路，呼吸當時的空氣，尋訪那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與記憶的點點滴滴。從2002年開始，他以活躍於1920年代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為起點，開啟對臺灣的相關研究，2008年開始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出版成書。
接續前書《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大谷渡對十多個臺灣人進行多次口訪、調查收集而來的口述資料，並參照許多日本、臺灣相關研究的史實，結集成書。本書描繪戰前到戰後數十年間，生活在激烈變化時代的臺灣人，希望以他們的人生故事，重新編織成一部有血有肉的現代史。
本書不僅承繼前書的口訪記錄，並有野心地透過生於日本時代、戰後轉換國籍的臺灣人，發掘他們內心深刻的複雜情感與變化，從而建構出臺灣人從戰前到戰後的精神史。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傅秀松為主軸，描述她求學、在戰爭時期赴廣東擔任看護婦助手，到她回臺後學習北京話、裁縫、打字、結婚的經歷。她並未忘記在青春歲月中留下美好記憶的日本時代，對於戰後日本政府刻意忽略這群曾為日本國效力的臺灣軍人軍屬感到不平，因而持續地投入平反運動，爭取應有的自尊與權益。大谷渡並透過其夫孫海峰的經歷，導引出中華民國與日本軍方在戰前戰後的合作關係。 在第五章以同樣在戰前參加過篤志看護助手的張蕊、李寶玉、李淑容等人的遭遇，描繪在戰前生為日本人為日本效忠，面對戰敗、政權轉換後心境的變化。而第七、八章也是以女性角色為主軸，描述李麗珍與其家族，在經歷過戰爭時期的苦難後，又遭逢二二八事件、哥哥與表兄弟遭到射殺的磨難。李麗珍與其妹許麗娟，受到基督教傳教士克莉汀．哈根的感召，在戰後遠赴日本讀書並參與傳教事業。而後李麗珍與其丈夫高俊明牧師一同在臺灣致力於傳道；許麗娟則留在日本，陪同哈根傳教長達四十年。
除了著重一向被歷史忽視的女性角色之外，在第五章也介紹了張德卿與他的友人，並記錄張德卿在戰爭時期參加「拓士道場」的訓練經驗。第六章中，大谷渡在臺南佳里的總爺糖廠僅憑入眼的兩張照片，戲劇性地牽引出照片裡的主人翁李德樹的多彩人生，記錄他在戰爭時期遠赴日本高座當「少年工」，戰後在糖廠工作、加入樂團的經歷。最後在第九章記錄幾位臺灣人的戰爭經驗與戰後的際遇。
在日本統治下成長、在戰後又生活了七十年的臺灣人，對那段日本開啟戰爭的過往，以及他們作為日本人而度過的青春期，畢生難忘。因為戰爭，他們失去親人與戰友；戰爭結束後，被國界隔開的他們，也被多數日本人遺忘了。唯有貼近他們的人生與內心，才能觸及這段歷史的真實樣貌。
人們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大谷渡筆下自然散發著對這些受訪者的感同身受，就像是與時代重新相遇，時代雖曾如此粗礪，夢想雖曾遭受折斷或損傷，但在其溫渥深情的文字下，猶如緩緩擦拭著古老瓷器，曖曖散發著人性的美麗與溫暖之光。
作者簡介
大谷渡，1949年12月出生於奈良，關西大學文學博士。歷任高等學校、帝塚山短大、阪南大學，現為關西大學教授，專研日本近現代史。著有《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聆聽時代的變奏》、《南方戰線的看護士》、《教派神道與近代日本》、《天理教的歷史性研究》、《北村兼子：熾烈的新聞記者》、《大阪河內的近代》等書，編有《石上露子全集》。
譯者簡介
陳凱雯，基隆人，現居嘉義。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現任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著有《日治時期基隆築港之政策、推行與開展（1895-1945）》，學術論文〈後藤新平與基隆港的興築（1898-1906）〉、〈日治時期基隆神社的興建與昇格之研究〉等。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本書以口述訪問和歷史學者的史實考證作為書寫的基礎。作者多年來走訪日本、臺灣等地圖書館、資料室，仔細查閱相關檔案與書籍，藉此對照口述內容，補正受訪者記憶模糊或有疑慮的地方。這些史實考證在本書中以引文穿插，讓讀者更能理解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作者也親身走訪這些人在日本時代走過的上學路、就讀學校、躲避空襲的場所，溫暖的文字自然散發出對受訪者的感同身受。書中收錄數十張珍貴的老照片，更增添時代氛圍。
書籍目錄
推薦序╱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推薦序╱卞鳳奎（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譯序
自序
人物簡介
第一章 終戰的激流與邂逅──傅秀松、孫海峰
第二章 海峽危機與軍人眷村
第三章 從中國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留學生
第四章 國防部、旅行社、「偕行社」──戰後傅秀松的日本情結
第五章 日本統治前後的臺灣人
第六章 製糖工廠遺址的奇遇
第七章 兩個苦難──李麗珍的故事
第八章 與克利絲汀．哈根一起──許麗娟的故事
第九章 戰爭的記憶──各式各樣的人生
後記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譯序
近幾年，出版界出現了許多書名冠上「你所不知道的」、「被誤解的」等字眼的臺灣歷史書籍，頗為暢銷。這種現象，反映出大眾對於了解臺灣歷史的渴求；另一面，也道出了大眾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塊土地充滿陌生感。
其實這些標榜「不知」、「誤解」的書籍內容，早已在近幾十年中積累了許多論著，臺灣歷史研究也已成為顯學。然而，何以大眾仍舊對這片土地充滿了「不知」與「誤解」？
究其原因，除了這些嚴肅艱澀的學術文字大多被鎖在研究者的書房裡或研討會中，與庶民生活脫節；另外，就是臺灣長期對於人文歷史教育的不重視。成績取向的歷史教育，強調的是記憶背誦，不僅容易讓人生厭，也連帶地讓學子們對於和自己切身相關的一切歷史敬而遠之。
◎歷史教育的缺陷
臺灣歷史研究曾有過一段很長的斷裂與空白。上個世紀，受制於研究環境與民族史觀，不僅歷史教育難有多元發展。在黨國教育體制下，大眾的歷史記憶也有著嚴重的斷層。對於這座島上曾經歷過的各種人、事、物，我們只能從官方篩選過的零碎片段裡，勉強拼湊出一種模糊的概念。在當時，歷史教育就是愛國教育，歷史研究也必須政治正確。至於那些「不正確」的部份，就理所當然地被隱匿，甚至被扭曲。
在我的高中時期，國立編譯館版的歷史課本裡，只有兩個部份提到臺灣史。一是第三冊第二十一章，在近代中國史的〈自強運動〉這一段裡，用一節的篇幅敘述沈葆楨、劉銘傳等人在臺的積極建設。再來，就是最後一章〈復興基地的建設〉，講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的各項政績。此外，再無其他敘述。
這中間的斷裂如此巨大，以至於當我進入大學接觸到臺灣史相關課程時，才驚覺那一段對於近代臺灣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非常重要的日本時代，竟在自己的教育經驗中呈現一片空白。
解嚴後，臺灣研究興起，過去不能討論的禁忌逐漸瓦解，歷史神秘的面紗得以揭開。在前輩研究者的努力挖掘下，相關史料獲得保存、解讀，為臺灣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這些研究，為了立論有據，引入大量的史料或表格數據，使大眾難以親近。學院內也因研究者苦於學術規範與升等壓力，對於史學成果的普及明顯力有未逮。
雖然這些研究內容也常被教科書採用，但仍擺脫不了「歷史教育，只教強塞硬記」的現實。二○○○年初，我在國中教授歷史科，此時正好是臺灣史單獨編為一本《認識臺灣：歷史篇》教材的時候。但這本照舊依時代遞嬗、政治發展為主軸的教科書，從史前時代講述到戰後，將各種紛雜的臺灣史事濃縮為課綱中僅有一學期、每週僅有一節課四十五分鐘的課程。就教學實務而言，這樣的時間分配明顯不足，實難有多餘時間補充相關資料，更遑論深入介紹這些歷史人物。在有限的授課時間與升學壓力下，老師們只好在課堂上畫重點，要學生背誦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這種教材看似充實，教學卻極度貧乏的課程內容，不僅讓人提不起半點興趣，更像是在讓學生們在誦經似的學習過程中，練習對自身所處的土地、生活的環境抱持著漠不關心的態度。
於是，學生們知道有?吧哖事件、霧社事件，背誦米糖相剋與皇民化運動，卻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輩在日本時代如何搭火車上學、聽留聲機播放臺語流行歌曲，或者坐輪船到日本畢業旅行，擠在公會堂裡聽著臺上演講者大談女性主義，在戰爭時期?開到鄉下躲避美軍空襲，甚至為了「報效國家」，志願或非志願的去南洋當軍夫或護士。
◎以人為主的歷史故事
研究所時期，教授曾要我們對臺灣的歷史分期做一討論。諸如明鄭與鄭氏王國，清領或清治，日據還是日治，這些用語都關涉著史家對於這個時代的評價與立場。而「日本時代」，這個讓臺灣人又愛又恨的年代，這段很難用一種觀點、一種立場就能夠完整表述的歷史，遇到臺灣戰後的政治處境，又讓這樣的情感變得更為複雜難解。
早期在民族主義的史觀下，對於「日據」時期的一切，講述者大多採取仇視與醜化的態度；到了解嚴後，對於「日治」時期所帶來的現代性與文明，則出現了各種歌功頌德的論調。這兩種極端，讓過去臺灣的歷史研究充滿了對立與衝突，至今仍在歷史教育中屢屢引起波瀾爭端。
若我們能拋開意識形態，聆聽曾經活在日本時代的人，他們所經歷的生活經驗、青春記憶，是否能稍稍撇除前述的這些成見，更貼近那個時代的真實？可惜的是，學界雖然累積了許多關於日本時代臺灣人生活經驗的口述、訪談成果，但談到把這些研究以通俗的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卻起步甚遲。
本書作者大谷渡為關西大學教授，出生於一九四九年日本奈良縣，專長為日本近現代史。他早期主要研究近代日本教派神道之天理教，而與臺灣相連的契機，是開始研究一九二、三○年代活躍於世界舞台的日本自由記者北村兼子。他於一九九年出版《北村兼子：熾烈的新聞記者》（北村兼子 炎）後，為了繼續追溯北村兼子對當時東亞的觀察，於二○○二年來臺找尋相關資料，並撰寫〈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等論文，連接了日本與臺灣的關聯性。隨後他多次來往於日本臺灣之間，其足跡除了各大圖書館之外，也採訪許多大正、昭和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之後，他將研究成果與訪談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文字，陸續將其研究改寫出版。二○○八年的《台湾日本：激動時代生人》、二○一五年的《台湾戦後日本：敗戦越生人》，透過這些書，向日本國內介紹這些曾經活在日本時代、與日本關係甚深的臺灣人故事。
《台湾日本：激動時代生人》一書已於二○一七年中譯為《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書中以北村兼子至臺灣進行幾次訪問，對於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民族運動的觀察等，延伸到她來臺所接觸的人，包括林獻堂、蔡阿信、彭華英等人爭取民族運動與民主的過程。作者並將人物逐步擴大至日本時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同漣漪般，一圈一圈地，從他們的人生歷程，牽引出日本與臺灣之間深刻的關聯。
而在本書中，作者不僅承繼前書的口訪記錄，並有野心地想要透過生於日本時代、戰後轉換國籍的這些臺灣人，發掘他們內心深刻的複雜情感與變化，從而建構出臺灣人從戰前到戰後的精神史。本書的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傅秀松為主軸，從她的求學過程、在戰爭時期響應徵召遠赴廣東擔任看護婦助手，因戰敗進入集中營，輾轉回到臺灣，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統治政府。然而她學習北京話、裁縫、打字技術，努力適應戰後臺灣社會；又邂逅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國軍孫海峰，婚後活躍於婦聯會。她沒有忘記在青春歲月中留下美好記憶的日本時代，與日本友人、工作同僚仍保持密切往來；但也對於戰後日本政府刻意忽略這群曾為日本國效力的臺灣軍人軍屬感到不平，持續地投入平反運動，爭取應有的自尊與權益。作者並透過其夫孫海峰的經歷，導引出中華民國與日本軍方在戰前戰後鮮少人知的合作關係。
接續傅秀松的故事，作者在第五章以同樣在戰前參加過篤志看護助手的張蕊、李寶玉、李淑容等人的遭遇，描繪在戰前生為日本人為日本效忠，面對戰敗、政權轉換後心境的變化。而第七、八章也是以女性角色為主軸，描述李麗珍與其家族，在經歷過戰爭時期的苦痛後，又遭逢二二八事件、哥哥與表兄弟遭到射殺的磨難。李麗珍與其妹許麗娟因受到基督教傳教士克莉汀．哈根的感召，在戰後遠赴日本讀書並參與傳教事業，在人生的道路上交錯後，又各自追尋人生之路，唯一不變的是對信仰的堅持。李麗珍與其丈夫高俊明牧師一同在臺灣致力於傳道；許麗娟則留在日本，陪同哈根傳教長達四十年。
除了著重一向被歷史忽視的女性角色之外，作者在第五章也介紹了臺灣好友張德卿與他的友人，並記錄張德卿在戰爭時期參加「拓士道場」的訓練經驗。另外，在第六章中，作者在臺南佳里的總爺糖廠僅憑入眼的兩張照片，戲劇性地牽引出照片主人翁李德樹的多彩人生，記錄了他於戰爭時期遠赴日本高座當「少年工」，戰後在糖廠工作、加入樂團等經歷。最後，作者在第九章將曾經訪問而未能刊行的人物，列舉他們的戰爭經驗與戰後的際遇，並在文末有感而發的表示，這些書中的人物，很多已經無法再見，急切呼籲這些口述調查需要及時進行。
◎歷史其實離我們並不遠
本書第二章提到的婦聯會，近年屢以黨產問題見於新聞媒體；當時的模範眷村婦聯一村，卻是被強迫拆遷的新北市大觀社區前身。歷史，俯拾即是。
在翻譯本書的同時，恰巧有機會參與中研院臺史所鍾淑敏教授的臺灣兵影像記錄計畫。正如大谷渡教授在書末的呼籲，為了能即時留下這些珍貴記錄，計畫團隊聯繫了許多在戰爭時期參與戰爭的軍人、軍屬與看護助手等臺灣人。可惜的是，有些人因為身體狀況不允許最終無法受訪，有些甚至因無法再見而抱撼。接受訪問的老先生、老太太年齡幾近百歲，他們參與戰爭的原因各有不同。有人是賭一個能到海外見世面的機會，選擇遠赴中國擔任看護助手，幸運地從戰地平安返臺後當了醫師娘，從而改變了一生際遇；有人是為了脫離貧窮受薪水所誘前往南洋當軍屬，其後半生在日本、臺灣、中國之間不停擺蕩，至今仍為日本賠償問題而馬不停蹄。
這些上個世紀所發生的故事，從他們口中所描繪卻是歷歷在目。不禁自問，如果生在那個年代，能否有勇氣面對戰爭帶來的磨難？經歷政權轉換，能否堅持信念活下去？而這些問題，這個世代的臺灣人是否也仍需面對？
文章試閱
第七章 兩個苦難──李麗珍的故事（節錄）
◎到日本留學
二二八事件後，李麗珍的父親許水露成為彰化長老教會的牧師，攜家帶眷從高雄搬到彰化。李麗珍轉到彰化女中，從初中二年級第二學期念到三年級畢業。進入高中就讀一年後，二年級時前往日本教會的高等學校留學。
臺灣的教會在日治時代，就與日本教會關係緊密。臺灣的長榮中學校與長榮女學校是長老教會的學校，戰爭時是由日本的長老教會派遣校長與老師來臺灣執教。李麗珍的姊姊就讀長榮女學校時，校長是番匠哲夫，與父親許水露是朋友。戰爭時期，番匠哲夫校長回到名古屋的教會學校金城學院；戰後，李麗珍恰巧是前往這所金城學院留學，可見她與教會有著奇妙的緣分。
李麗珍之所以留學日本，與她父親從高雄教會異動到彰化教會，拜訪「斯堪地那維亞自由基督徒使節」的挪威女傳教師克絲汀．哈根（Kirsten Hagen）直接相關。
哈根是本來要前往中國大陸傳道的挪威宣教團的團員，因為遇到共軍佔領大陸，宣教團因此移到臺灣。由於臺灣當時已經有很多教會了，宣教團的挪威本部認為沒有留下宣教的必要，催促她回國。但哈根抱持著「將自己奉獻給亞洲」的想法，決定前往教會較少的日本傳道。
李麗珍當時相當仰慕單身的哈根女士。赴日本傳道前，哈根與李麗珍的父親會談遊說，讓李麗珍帶著妹妹一起到日本唸書。為了在傳道地先安頓好，哈根先出發到日本，之後不久，就叫李麗珍姊妹過去。
李麗珍姊妹的留學地點，根據哈根的傳道地點來決定。若鄰近東京，就去青山學院，若為名古屋，就選擇金城學院。最後，哈根決定在尾張瀬戶 傳道，李家姊妹便在名古屋的金城學院高等學校留學。留學期間的餐費與生活費，由哈根負責，學費由家人支付。
入學金城學院後，李麗珍讀高校二年級，小兩歲的妹妹許麗娟則讀一年級。臺灣與日本的學期制不同，因此妹妹提早入學、李麗珍則晚了一些，兩人因此相差一年級。一九五三年三月畢業後，李麗珍繼續就讀金城學院短期大學文科英文科，一九五五年三月短大畢業時，還拿到了中學校英語教師的資格。金城大學短期大學部所頒給的「畢業證書」中寫著：「昭和三十年三月十七日」、「臺灣省 李麗珍」，愛知縣教育委員會在同一天所頒給的「中學校教師二級普通資格證」記著：「外國語（英語）」、「本籍地 臺灣」。
短大畢業後，李麗珍留在尾張瀬戶傳道，兩年後回臺灣，與牧師高俊明結婚。高俊明一九五二年畢業於臺南神學院，結婚當時，正傾注心力在臺灣的山地傳道。
因為養父病倒，李麗珍短大畢業後沒多久，曾被短暫叫回臺灣。當時，她在雲林斗六伯父的教會擔任日語翻譯。伯父的教會在山區，以原住民居多。日語不太好的伯父以臺語宣教，但山區的人聽不懂：在日本統治時代下接受教育的臺灣原住民，能理解日語，卻聽不懂臺語。
在伯父的教會中接觸到原住民的李麗珍，被他們吟唱聖歌的純粹、爆發力所感動。不僅透過介紹，也因為獻身山區宣教，才促成了高俊明與李麗珍的緣份。
◎託蔡培火
臺南人高俊明出生於一九二九年六月，比李麗珍大三歲。戰時轉學到東京的小學校，並在那裡就讀中學校，終戰後不久回來臺灣，從神學院畢業後，展開傳道的生活。他的父親在臺南市州廳官署附近開設再生醫院。就讀市區的末廣公學校五年級時，家裡將他託付給姨丈蔡培火，轉學至東京的小學校就讀。蔡培火是教育家，同時也是追求「臺灣的幸福」、政治社會運動的重要角色。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臺灣人士鑑》（臺灣新民報日刊五週年紀念出版）中，有關蔡培火的記錄如下：
「明治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於北港郡北港街北港，蔡然芳的四男。明治四十三年三月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在公學校執教鞭數年，之後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大正八年任東京啟發會幹事，九年任新民報幹事，同年三月高師畢業。同年與東京的同志一起組織臺灣青年雜誌社（臺灣新民報的前身），成為主要幹部，創辦《臺灣青年》，擔任發行兼編輯，十一年雜誌改名《臺灣》，變更組織，被推為臺灣島內創立委員兼主事，轉任臺灣支局主任。之後任臺灣文化協會專務理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理事、臺灣議會請願委員，文化協會分裂後，任臺灣民眾黨顧問，臺灣新民報社取締役等，在政治及社會運動上竭盡心力，為臺灣社會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又以改良臺灣社會為目標組織美臺團，且熱衷於臺灣特殊的羅馬字運動，對當局提出普及許可申請，但不被通過。昭和十一年移住東京，在子女教育之餘繼續傾全力於寫作。興趣是音樂、繪畫、運動。」
接著，有關蔡培火的「家庭」，有以下敘述：
「長女淑惠（二十四）帝國音樂學校（小提琴科）畢業、已婚。次女淑文（二十）臺南長老女學校畢，目前在東京女子醫專就學。三女淑姈（十八）就讀東洋英和女學校，跟著八部羅八女士研究舞蹈。四女淑埕（十四）就讀女子經專高女。五女淑（丸女）（十二）、次男敬仁（九），六女淑皜（六）。」
蔡培火的老家在臺南市幸町二之四十一，但根據上述引文，一九三六年他搬到東京，在這裡照顧來自臺灣親人的子弟高俊明，讓他通學。高俊明於一九三九年轉學到東京的小學校。他手上還留有距離此時不久的一張照片，是蔡培火站在自宅中央，與表兄弟們一起拍攝的照片。照片上還有就讀慈惠醫大 的舅舅侯書宗，及蔡培火的兒子蔡敬仁。
另外，引文中提到的《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以及「東京啟發會」、「新民會」、「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是大正到昭和年間的臺灣文化運動，亦即追求「臺灣的幸福」的運動。關於這些，可參考拙著《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第四章「《臺灣青年》發行」、「『臺灣文化協會』的分裂」、「文化運動與女性論」、「《臺灣民報》與女權主義」等小節。
◎戰時的東京
轉學到東京小學校的高俊明，一九四一年三月自尋常科畢業後，本應成為中學生，但他並沒有立刻進入中學校。「那時我很討厭唸書，沒有通過任何入學考試。」高俊明說。
因此，他進入了「青山學院第二中學」夜間部，展開為期一年的補習教育。三年制的夜校，是要讓工作的青少年燃起向學心。「白天工作，到了晚上還要以疲憊的身體專心讀書，接觸到這些人，讓我開始知道讀書的重要性。」他說。
隔年，就讀青山學院中學校的高俊明，住進舅舅侯全成在東京洗足池 附近的家，與三位表兄弟一同起居。高俊明回憶當時的情景道：
舅舅侯全成原本在臺灣擔任醫師，戰後擔任臺灣省的委員，而後出任嘉義市長。
戰爭時，為了我們來到東京，但因空襲頻繁又回到臺灣。
洗足池附近有許多高級住宅，空襲時，周圍的房子有多間被燒毀，但是他的房子沒被波及，戰後他就賣掉了。
為了照顧在東京就學的我們，他僱用了一位臺灣女性擔任「家政婦」，負責打掃與煮食。所謂「家政婦」，臺灣習慣稱為「養女」。貧窮家庭裡的少女被爸媽賣掉以換取金錢，而以「養女」的身份住在買主家，從事家事等，當時仍留有這樣的舊慣。
成為青山學院中學校的學生後，到了戰爭末期，高俊明在信仰上有很大的轉變。受到要好同學的邀約，他參加了每星期日午後在一位開業醫師家裡舉辦的學生「讀經會」。醫師夫妻兩人，都是賀川豐彥 在東京世谷田牧會的教會信徒；妻子名叫齊藤艾瑪，曾留學美國，非常熱衷傳道。他們演講聖經，演唱詩歌，與學生一起吃飯，在信仰上引導他們。戰後回到臺灣，立志傳道的高俊明遂決定為貧窮的人獻身。
戰爭末期，高俊明曾因「勤勞動員」，前往東京灣附近的日本特殊工業會社（日特）。當時因為要製作機關砲，高俊明等中學生要負責銼平零件。當時幾乎每天都有空襲，幾乎無法唸書。在「日特」時聽到天皇的玉音放送，終戰後回到學校，隔年，因為「好想念臺灣，想早點回去。」而從中學校退學，坐上了回臺灣的貨運船大久丸。這艘船因為沒有裝載貨物，無法吃到水線，因而在船艙內裝入砂石，乘客就躺在砂石上睡覺。
回到臺南後，才發現父親三層樓的再生堂醫院，因空襲被毀，住家也遭受爆擊，老家呈現破產狀態。不久之後，高俊明因為將要擔任玉山神學院的院長，再次踏上日本，到日本基督教團的農村傳道神學院（設於東京都町田市）進修一年。這裡是專門對來自亞洲各國的神學生與牧師進行培訓的地方，除了神學，也教授農業技術。
◎玉山神學院的基礎
玉山神學院位在花蓮鯉魚潭山區，是高俊明夫婦為了開拓傳道所打下的基礎。當時，要到鯉魚潭只能騎機車、走山路；高俊明在這裡開設了玉山神學院後，上午進行神學等課程，下午則風雨無阻地前往山區開築道路、架築水管，引入山上的水源，也教導山地的神學生建築或農業等知識，幾乎沒有一天休息。
一開始，在神學院就讀的多是在日治時期受過學校教育的成年男性，因此以日語授課；之後也有講北京話的年輕人加入。原住民男學生漸漸增加，之後也有女學生加入。在玉山神學院學習的學生，以後在各村莊進行禮拜儀式，會以各部族的語言帶領村民。
高俊明的妻子李麗珍說，「當初在這裡養育小孩時，什麼都沒有，真的非常辛苦。」接著她說：
「剛開始時，我用日語教授英語，也教女性料理等。現在，也有女性成為牧師。
我們的女兒也與排灣族原住民結婚，現在，女婿在大學裡教授排灣語。」
自一九五○年後半到一九七○年代前半，高俊明和李麗珍夫妻在山區傳道，經過十幾年的漫長歲月。玉山神學院培育了許多神學生，原住民信徒也快速增加。傳道初期，沒有土地也沒有校舍，經濟上是從零開始。之後漸漸因為山地信徒增加而廣為人知，得到各國教會的支援，在鯉魚潭建造了一棟鋼筋水泥的宏偉校舍。
戰時青山學院中學校的學生高俊明，因為聚集學生研讀聖書的「家庭禮拜」而加深了信仰，戰後回到臺灣，他在神學院學習，並立志在山地傳道。妻子李麗珍，就讀金城大學的高校與短大，畢業後，在宣教師哈根所在的愛知縣瀬戶地區從事傳教。
兩人雖然因相親而結婚，但是聽了他們的故事後，我認為將他們兩人結合在一起的，其實是他倆對臺灣山地原住民傳道的熱情。
在長期戒嚴令的限制之下，李麗珍與高俊明牧師一路走來，進入一九八○年代的民主化時代，她開始在相關的政治、社會舞台上活躍，除了在婦女團體中扮演重要角色，致力於婦女與兒童的人權問題，也透過各種國際交流，提升臺灣婦女地位，貢獻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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