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暢銷10萬本重新校訂新版） - 香港書城網上書店 Hong Kong Book City

中國大歷史（暢銷10萬本重新校訂新版）

作者:	黃仁宇
書城編號:	1584564

原價: HK$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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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聯經
出版日期:	2019/07
頁數:	400
尺寸:	14.8x21x2.4
ISBN:	9789570851991

商品簡介

黃仁宇重磅著作《中國大歷史》，全新直排校訂，暢銷10萬本新版！

黃仁宇：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
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　鄭重推薦

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涵蓋了從史前到當代的歷史發展過程，雖然是通史性的論著，卻突破了傳統通史的格局。寫作方式上，仍然保持他的一貫風格：從小事件看大道理；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歷史的特殊問題。解釋觀點上，黃仁宇仍然秉持他的「大歷史」角度，注重人物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制度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衝突，以及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結合。黃仁宇以他獨到的歷史眼光，賦予幽遠遼闊的中國歷史一個現代的生命，不但引人入勝，而且發人深省。

作者簡介

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1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1936-1938），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1940），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1947），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1964）。曾任陸軍少尉排長（1941）、中尉參謀（1942）、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1943-1945）、少校參謀（1946）、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1949-1950），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主要著作有《緬北之戰》（1945，聯經2006）、《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英文版1974，聯經中文版2001）、《萬曆十五年》（英文版1981，中文版1985）、《放寬歷史的視界》（1988）、《中國大歷史》（英文版1988，聯經中文版199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989）、《地北天南敘古今》（1991）、《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聯經1991）、《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1993）、《近代中國的出路》（聯經1995）、《關係千萬重》（1998）、《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聯經2001）、《大歷史不會萎縮》（聯經2004）、《明代的漕運：1368-1644》（聯經2006）、《黃仁宇的大歷史觀》（聯經2018）。

書籍目錄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帶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第三章　土壤、風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歷史向側面進出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試驗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為
第十七章　一八○○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灣、香港與澳門
黃仁宇著作目錄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專家學者推薦
和膾炙人口的萬曆十五年不同，本書是要一本縱觀幾千年的中國通史。和我們一般熟悉的中國通史論著不同的是，本書充滿了有趣而與眾不同的人物評價。對氣候、土壤和生態環境的重視、對財稅制度的強調、對北方「異族」的新鮮詮釋，在在都讓本書的閱讀，充滿了驚奇和欣喜。
──李孝悌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黃仁宇教授繼其膾炙人口的成名之作《萬曆十五年》後，經過深刻而長期的思考，以綜合觀點，擇精取要省視漫長的中國歷史，推出力作《中國大歷史》，見解不同凡響，令人耳目一新，甚值專家或一般讀者取閱。
──黃進興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文版自序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出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家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週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出面自稱為始作俑者。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歷史，顯係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裡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在國軍服務十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蹟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複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需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同受業者有Li Ssu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所構殺？Empress Wu的一生事蹟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千年的歷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出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合的重要。
在一九六○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了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出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表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出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歷史之轉捩點了。
一九七○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裡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合；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三十九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時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後，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係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千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裡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一九七二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踐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八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採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馬克思和韋伯的忠實信徒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一九七○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閒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一九七○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七萬六千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五十頁，也要四、五年，並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係。《資治通鑑》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鑑》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鑑》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己了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一九六○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一百三十三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十二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註，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的「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髮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一九八○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干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胡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覆，我在稿中只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歷史上之演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家父祖經歷、黃巢行軍路線，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表一種罕見的現象，則又據實寫出。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了這樣的剪裁，我才能騰出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閒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線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面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台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制度打開局面。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報刊裡寫出：不論我寫的歷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克森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了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這邊那裡稍微扭轉一子罷了！」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歷史從業員的工作只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畫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歷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一九八一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鄧小平、胡耀邦與趙紫陽（我稱他們為XYZ領導集團，取各人名字中之首一字母）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誌裡出現。這種趨勢和徵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歷史和西洋文化匯合，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系，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合。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國研究十七世紀的專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家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十七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只因為日子久了，我們以為英國歷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城市國家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制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十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家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制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回頭，一九八○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復成為生產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才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出，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出版者沒有慎重將事了。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歷史」？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過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家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家，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四次，親歷牙買加、宏都拉斯諸地，回到西班牙，說及確有一個新大陸的存在，聽的人還說他在胡講瞎吹，那也就怪不得他不耐煩了。

文章試閱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帶
西安是中國歷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許多人物事件在此牽連、搬演。作者經由它，引領我們進入時光，看看歷史是怎麼發生的。在現今考古仍舊無法證明夏代以前的歷史記載是否確實時，有甲骨文和殷墟遺址佐證的商朝，便成為敘述中國歷史的起點。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國的地理中心，現在已成了旅遊者注目的焦點。撇開其他的條件不說，它是中國歷史上十一個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還可以追溯到秦朝統一中國之前。它在歷史上所享有的盛名，遠超過任何其他政治中心。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內憂外患，古老的建築早已蕩然無存，只有廢墟還保留了一些昔日的雄偉氣象。
在現今西安市的東邊，也有好幾處有名的歷史遺跡。距離西安城不到五哩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六千年之久，是目前中國境內所發現的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從墓葬的形象看來，半坡村的社會當屬母系社會。

西安是十一個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東北不及二十哩的地方有華清池。據說八世紀的一位唐代皇帝（玄宗，七一三─七五五年在位）所寵愛的妃子（楊貴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身就是一位藝術氣息濃厚的人物，據說中國的戲劇是他創始的，而他所愛的女人，更是「資質豐豔，善歌舞」。華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澤而享名千載，但是他們的故事卻以悲劇結束。西元七五五年（天寶十四年），一位鎮守邊關的將領（安祿山）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叛軍逼近京城，皇帝一行往西逃向四川，到了馬嵬驛的地方，護衛的將士要求皇帝對楊貴妃作出斷然處置，否則不肯用命。在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只好讓他寵愛的妃子當場被縊死。一位向來沉湎於歡樂的君主，從此意懶心灰，自逃亡至退位之後，他的殘年，充滿著寂寞和悔恨的情調。一位時代去他不遠的詩人──白居易，以極帶想像力的筆調，描寫唐明皇（後人給他的稱呼）終夜不眠，看著宮前螢蟲飛來飛去，階下落葉也無心找人打掃的心情。這樣的憂恨纏綿只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間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這首〈長恨歌〉，也隨著流傳千古，直到一九二○年和一九三○年間，仍舊為小學生所習誦。也可見得即使是君主制度下的教育，在開口閉口不離道德之餘，並沒有完全忽視情緒和抒情主義。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則不會讓這樣的一首詩歌，傳教學習，直到民國時代，還去打擾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了。有了華清池和楊貴妃的故事，我們也可以存著信心，不論經過任何意識型態之薰陶，也不論古今中外，人類共同的情緒，有如一座大水庫，永不會枯竭。
去華清池的溫泉不遠，有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蔣介石蒙難的地方。當年十二月十二日，「少帥」張學良的部隊衝入委員長行營，要求他停止對共產黨的「圍剿」，以便一致對日抗戰。這兵變的目的既達，中國的政治從此改觀，間接也影響到全世界的歷史。時至今日，在某些方面講，我們仍然感覺得到這五十幾年前的事變之後果。當年「雙十二日」槍聲既息，國府的最高統帥被一個下士班長和一個士兵發現。他孑然一身，未被傷害，躲在附近驪山的一個山洞裡。今日該處有一座亭子，紀念當年歷史之展開竟讓這兩個藉藉無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帶戲劇性而具有如此龐大後果之任務。
越是接近驪山，我們也更感覺到和歷史接近。它的影響愈濃厚，它的展開也愈合時宜。本來我們也已經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驪山，去西安約四十哩。此人被稱為世界上最可怕的專制魔王之一。他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統一中國之後，用焚燒詩書和活埋反對者的辦法去鞏固他的統治。他的「陶器兵馬」在一九七四年發現。內中包括塑製的兵俑，和實物的兵器與戰車。美國的三位總統曾來此觀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國外去巡迴展覽。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國歷史的起點，秦始皇統一全中國，距離中國文化的開始已有好幾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順序，我們應當先處理其他的幾個題目，當中首要者無過於地理背景。當旅遊者乘火車或汽車前往臨潼縣參觀驪山及華清池時，應先注意四周黃褐色的泥土，這種泥土與美國田納西州一帶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國歷史開展中的重要因素。當地周圍景物通常較路基為高，所以這黃土不難觀察。

中國文化有多種源頭
本書成稿之日，我們沒有絕對的證據，能夠斬釘截鐵地說，中國文化完全是在本地萌生，或者說當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響。二十世紀初期，學者多崇尚後說，主張中國文化之起源，不僅較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為遲，其使用青銅與鐵器尚比這兩處至少要遲一千年。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變體。中國史前陶器上的文飾就和中亞及近東所發現的類似。目前這「世界文化一源說」已被中外無數學者指摘。中國的文字被認為特創一格，即數目字亦與眾不同，陶器上膚淺的相似之處敵不過基本的差異。中國的冶金術即使在原始的階段也表現出技術上之特色，而無模仿的跡象。中國的栽培作物更顯示出中國的農業與近東出於兩源。最近人種學家和考古學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國境內，文化的起源也不是一元的，從東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遺跡。
雖說鐘擺現在已經搖轉過來，中國文化獨立自創的理論顯然比較站得住腳，我們卻不能武斷地說再也沒有爭辯的餘地。我們可以作的結論是，不管它是本地獨創或是外間傳入，中國文化受地理條件的因果關係極深。不論中國當初受外間發明的影響或淺或深，都不足改變這觀點。當初期農作物受東亞大陸的土壤和氣候影響的時候，中國文化的因素就開始與當地居民結下不解緣（詳第二、第三兩章），以後也始終如此。基於這個原因，西安附近之黃土，也就更值得注意。

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考古學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術，斷定中國新石器時代之遺址最初出現於西元前四千年，或者還要早。可是以文字記載的歷史，卻不能追溯到這麼久遠。根據史書的記載，最早的「朝代」為夏，它的出現若能證實無訛，也只能把中國歷史的前端擺在西元前二千年左右。可是關於「夏朝」的傳說雖多，也仍沒有考古的實證確斷它的存在。懷疑的人提出，要是這朝代確曾出現，至少應當在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現。相信夏朝實有其事的人則辯說，中國文字出現於西元前二千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寫在竹簡和絲織品之上，年久月深業已腐朽。現存關於夏代的事蹟，出自口傳，再由記事者寫在竹簡之上，輾轉抄傳，所以較遲。兩方所說都有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論。
現在能確切證明之中國歷史，始自西元前約一六○○年的商代，這朝代的兩座都城和約十處國王埋葬之陵寢業經發掘。不僅它的文字確切的存在，而且其字體鏤刻在獸骨之上。出土的這種「甲骨文」碎片，數以十萬計。
商代遺址在今日的河南省，歷史上稱為「關東」，我們也可稱它為「東部平原」。它和西部西安一帶的「黃土高地」構成一種東西軸心。「商」之成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順。它的王室譜系全部保存無缺。國王傳位一般採兄終弟及，偶爾父死子繼。此外商人也可以視作「商民族」，因為他們壟斷冶製青銅的技術，在軍事上占優勢，也保持著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駕其他民族之上。他們的青銅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極少數例外，其製造採取集中的方式由國家監督。

商文化的內容豐富
商文化表現著它和同一時期其他文化等量齊觀，卻並不一定就能代表傳統中國的特色。例如商代社會雖屬父系，但是它的貴族婦女卻享有相當自由，幾百年後，甚至幾千年後，中國婦女仍不能望其項背。商人好酒，興致高而活力充沛，他們殺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惡，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斷的留下人祭的紀錄。他們能派遣三千人的軍隊，作百日行軍的遠征，這樣的軍隊尚可以由附庸國家的部隊支持。有時候作戰的目的在於掠奪取利。國王的陵寢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端愈下。國的陪葬品有戰車與馬匹，殉葬的人被斬首，頭顱和軀體整齊的排列著。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級，則顯示出殯時必有繁縟之儀節。
商民族雖已從事農業，卻仍保持著漁獵的傳統。他們在五百多年的歷史內，遷都的次數在六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經常有狩獵的記載。商代最後的一座都城，鄰近現代的安陽，考古學家在當地發現極多獸骨。農業的操作似由奴工執行，在一處坑內所置放的石製鐮刀有好幾千把。
甲骨文上的記載表現著商朝的國王對於天候極度關心。編訂曆日，也是王室重要的職能。在這些方面，商朝與此後以農立國的中國已保持著傳統之聯繫。而甲骨文的書法，更是與中國文化一脈相傳。

甲骨文的書法
當初甲骨為巫卜之用，現存的甲骨，則是商代的史官根據原件複製作為一種永久的紀錄。甲骨的大量出土，使當時事物逐步可考，給後人看出此間一個初具規模的國家即將發展成為一套令人心折的文化。根據專家統計，甲骨上所記載的不同文字，為數共約三千，其中一千字已可以辨識。這種古代書法，乍看起來變化萬千，可是因為其由原始的天才人物設計，引用永恆不變的意義為根柢，當中之一部分今日可能為熟悉東亞文物的人士一眼看出，下圖所列，其最基本的原則可謂出人意外的簡單：
左端為象形，日圓月彎，一經畫出，不待解釋。會意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如日在樹後上升，是為東。雙手執雞放在樽俎之內，是為祭。還有不能圖解之觀念則可以同音字代表，如「亦」字發音與「腋」同，所以畫人之兩腋為亦。「來」與高粱之「來」同，所以畫「來」而得來。其他「轉注」、「假借」等也不外將這些基本原則重疊而擴大的使用。值得注意的則是青銅時代的書寫方式和今日報紙雜誌的鉛字一脈相傳。
這些原則一經推廣，今日之漢字為數二萬，又經日文與韓文採用，無疑的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術性格也帶有詩意，使書寫者和觀察者同一的運用某種想像力，下至最基本之單位。上海人的滬語發音軟如法語，廣東人的粵語發音硬如德語，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會意。所以這種書寫的方式促成中國人文化上的團結，其力量不可權衡。只是既有長處也有短處，其引用起來，不管是一條弔慰的短柬或是一張實驗室的報告，同樣要從擺方塊的形式作起點。中文的前置辭和聯繫辭少，抽象的意義只能重樓疊架構成（如本書文句中之「的」後帶「之」，「之」後又「的」）。也要將可以眼見耳聞的事物極度的延伸，才能成為可以理解的觀念（有如「抽象」即係抽出其相，與「具體」之具有其體相對）。其為單音字，又要寫上十個字才能代表十個音節。文人用筆，通常省略當中某些環節（例如「一將功成萬骨枯」，只有兩個子句，當中無聯繫辭，也不知道所說係理論抑是事實），雖說言簡意賅，卻不是嚴謹、正確的通信工具。
西元前一千年左右，甲骨文的字彙，飽和到大約一千個字（專家認為其他的兩千字大致為專有名詞），青銅技術也達到最高峰的時候，這商文化為周所替代。周發源於西安附近，為後起之強國，此後數千載，這黃土地帶上的一雄給中國的影響，遠超過東部平原的商。這地區自中古至近代並非中國最富庶地區，更不是最容易接近的地區。西安總攬這地帶卻注定要在中國歷史裡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以一個天馬行空的比喻來說，就如同讓德克薩斯州和奧克拉荷馬州在歷史的功效，超過東部的麻州或賓州。這種比喻別無他意，不過強調地理因素在歷史上的重要。中國文化為亞洲大陸產物，美國文化則離不開大西洋的傳統，此中有一個深刻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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