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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必須面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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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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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
2019/09 |
| 頁數: |
224 |
| 尺寸: |
14.8x21 |
| ISBN: |
9789571379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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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
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都應該看！
國土規劃│災害應變│內政體檢│國策建言
聰明政府該做的事
把危機化為轉機，把轉機化為商機。
以民為本、開啟對話、凝聚意識、共贏成就。
系統思考、細膩整合、創造槓桿、打開格局。
「一把米，可以煮成一碗飯，也可以撒成一畝田。」
面對未來，舊有的僵固思維不再可行，政府必須不斷進化來因應時局。而一個充滿彈性的聰明政府，不僅要有能力針對層出不窮的問題提出解方，還要從中看到組織、政策、產業與學界各個層面共同串聯發展的機會。「一把米，可以煮成一碗飯，也可以撒成一畝田。」有遠見的政府，該善用政策作為槓桿，系統性思考、跨部會整合、拉高制高點，將所有的點連繫成線，再逐一拓展成網，開拓我們的未來。
繼《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之後，李鴻源再度以其專業，盤點當前台灣即刻必須面對的15項課題，從節能減碳、能源政策、永續企業，到水土資源等災難應變，再擴及人口結構和人才教育多重面向，全面體檢國策盲點，並提出迫切緊要的政策建言。
＊＊＊推薦＊＊＊
王金平 前立法院院長
宋楚瑜 親民黨黨主席
柯文哲 台北市長
施明德 前民進黨黨主席
郭台銘 鴻海集團創辦人
陳 ? 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
張善政 前行政院院長
韓國瑜 高雄市長
（按姓名筆劃排序）
作者簡介
李鴻源
美國愛荷華大學土木暨環境工程博士。
現為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曾任內政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北縣政府副縣長、台灣省政府水利處處長。
書籍目錄
序╱領導者的關鍵――腦袋、用心、專業
全民共享思維――創造民眾與政府的解套契機
聰明政府的必要條件是什麼？
危機化為轉機，轉機化為商機：開啟多層次對話參與
第一章
風調雨順的一年 卻是大家受害？
以國安層次來應變災害
以防災角度啟動保險機制
第二章
缺水又淹水 脆弱的城市該怎麼辦？
打造韌性十足的智慧城市――以都市設計思維取代工程設計
靈活運用低衝擊開發的十帖良方
海綿城市的關鍵――地方政府的職能提昇與民眾的包容態度
第三章
海水愈來愈高 我們要面對什麼樣的未來？
「為失敗而設計」――風險評估優先的彈性規劃
從灰色基礎建設到綠色基礎建設
保守政治心態，錯失跨國際合作機會
改變舊有思維，創造嶄新夥伴
第四章
節能減碳努力為何老是失敗？
以國際認證獎勵取代消極補貼
如何從IT轉向ET？
綠能產業的推進
第五章
搖擺的能源政策 企業追求永續的阻礙？
高額碳稅將導致產業喪失競爭力
綠色能源與能源自主的弔詭陷阱
從搖籃到搖籃
第六章
路上走的都是老人 台灣的下一步是什麼？
缺乏政策影響評估的年金改革
培育國家人才的高等教育深受其害
打造亞洲退休天堂
跨部會整合，開創台灣的未來
第七章
小學、大學空蕩蕩 人才要從哪裡來？
創造多贏的空間活化政策
打造吸引優秀人才的國際化高等教育課程
教育南進：輸出台灣引以為傲的技職教育
吸引良才的友善移民政策
第八章
當鹽鹼地不斷擴大 糧食再也不安全？
天災人禍，鹽鹼地棘手難題
以精緻滴灌取代粗放灌溉
跨部會整合的國土規劃
「一把米，可以煮成一碗飯，也可以撒成一畝田」
第九章
沒有上位計畫 國土只能繼續破碎？
遷都中台灣！讓南台灣跟著動起來
以災害潛勢來制定的多層次套疊計畫
唯有上位計畫，台灣才有未來
為國家定錨，就是上位計畫
第十章
政府組織缺章法 誰來算總帳？
治標也治本的治水方案
轉進精緻農業提升土地價值
大系統與小系統，雙向奧援
再生水將成企業搶著要的「保命水」！
第十一章
政府要如何變聰明
優良廠商得以存活的多重篩選異質採購標案
研考功能是聰明政府的首要條件
能串聯未來又接地氣的政府智庫
建構智庫的理想方式
第十二章
國家的啟示：荷蘭
與水共生的策略定位
從上到下，帶動國家整體的垂直轉變
找回農耕隊精神，輸出台灣經驗
沒有西進，如何南進？
第十三章
地方的啟示：中港大排
貍貓換太子
「你要去找當地的人談。」
找對溝通橋梁，改變大半個新莊
不止改造空間，也喚醒人心
第十四章
政務人才哪裡找？
新手邊學邊開聯結車
政治判斷凌駕專業判斷的悲劇
尊重常任文官的政治智慧
政務官與事務官互信互重
北中南各自建立政務官培養平台
第十五章
我們是小國或大國？
彌足珍貴的台灣經驗
系統性輸出
充滿彈性的政府與法令
推薦序/導讀/自序
自序
領導者的關鍵――腦袋、用心、專業
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前，有感於國家情勢的嚴峻，我提筆將過去在政府服務的心得，寫了一本「台灣如何成為一流國家」，原本希望能成為新任總統治國的參考，不想卻成為暢銷書，更在國際間引起很大的關注。
亞洲週刊第二十九卷五期（二○一五年二月一日出刊），花了八頁的篇幅報導此書，並引來許多國內外媒體報導，可惜內容並未進到執政者腦袋。換黨執政已三年有餘，國家情勢更是艱困，兩岸關係緊張，從人口到年金、防災、能源到所有的內政、外交問題，政府幾乎一籌莫展。
我們不禁要問，台灣怎麼了？我們真的淪落為二流國家了嗎？
今年又逢總統大選，所有候選人爭相成為「新生代」，可是對新生代腦袋該裝的東西卻沒有能力論述，只好再度提筆把多年來的從政及國際經驗，彙整成「台灣必須面對的真相」，希望給有意爭取大位的人參考，同時告訴國人如何選擇一位能帶領台灣走出困境的稱職總統。
近幾個月，大家應該都深刻感受到，台灣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在喊窮。
從高雄市負債三千億，市長韓國瑜到處在找錢、追錢，到台灣首富郭台銘要選總統，喊出○到六歲的小朋友由國家養，立即有另位參選人說「不可能」，因為光是填補公托、私托的差額，每年至少多支出一千四百億元，再加上其他學習與托育費用，就要超過二千億元。
從數字看起來，三千億的負債不是高雄市政府所能負擔，而兩千億元對中央政府也是筆龐大的數字。但真的是如此嗎？在我看來這根本是本「糊塗帳」。
說穿了，政府是捧著金飯碗在討飯。因為只要問問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就知道國家有多少閒置的土地和空間；隨著國家推行募兵制，兵源減少的情況下，國防部掌握多少閒置的營舍；當每年出生的孩子愈來愈少，又有多少閒置的校舍，卻都無人聞問、未做處理。
全民共享思維――創造民眾與政府的解套契機
我還在內政部服務時，有一天接到監察院的糾舉函，內容和公共設施保留地有關。什麼是公設保留地？以高雄市為例，政府在一九七一年所做的都市計畫，推估隨著都市人口的快速成長，到二○二○年人口將成長到四百萬人，於是根據四百萬的人口規模，劃定學校預定地、公園預定地、市場預定地、機關用地等等。
事實是，今日的高雄市不但僅有二百八十萬人，而且人口還在負成長，不可能再出現明顯的正成長。過去劃定的公設保留地，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政府也沒有財力去徵收，可是因為土地已遭框定，地主無法出售或利用，有的甚至還要自掏腰包繳交地價稅，造成巨大的民怨，引來監察院糾舉。
我請內政部營建署進行分析，發現糾舉事項確有其事，於是和營建署、地政司研議後做成政策――公設保留地解編，也就是透過都市計畫，確認已經沒有必要存在的機關、學校、市場等預定地全部解編。
關鍵是公設保留地解編之後，政府應有的積極配套措施。因為解編後的土地，地目仍是學校、市場等預定地，地主無法自由運用，必須政府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將預定地變更為住宅用地或是其他商業用途。但這樣的變更必須附帶「條件」，也就是地主拿回四成，剩下六成掌握在政府手上。
如此一來，地主得到土地該有的紅利，民怨解除。
當政府的手上握有六成土地，不論是住宅用地或商業用地，都是高價值的土地，最笨的方法是打造成公園，讓整個城市呈現新的風貌，但聰明的政府是將土地與都市計畫結合，成為防災型都更基地、或是成為城市翻轉的籌碼，當然也可以部分賣掉，以舒緩沉重的債務壓力。
以新北市而言，全市的公設保留地有六千七百公頃，如果全面解編，以政府可分得六成比例的土地來計算，政府手中即多出將近四千公頃土地，市值估算絕對是以「兆」計，這是新北市最好的財源。高雄市或任何縣市政府也可比照辦理。
經過推估和分析，公設保留地解編成為內政部的政策。還記得我當時帶隊去監察院說明，現場七位監委一字排開，主席委員吳豐山沉著一張臉，「先給我十五分鐘，我把我的想法全部報告完，你們罵人都還來得及。」我說，並接著說明在四年內將公設保留地全數解編的政策計畫。
當我的報告告一段落時，七位監委全部站起來拍手，並說這是他們見過最有擔當的政務官，同時作出附帶決議並發出聲明稿：「在公設保留地全面解編的四年期程內，李部長必須處理完畢後才能離開內政部。」
回到行政院後，我曾在院會中做報告，記憶中最關心這議題的是當時的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先生，他把我拉到一旁再詳細詢問，並說：「你的政策若落實，不但你的問題解決，我的問題也解決。」意為台灣的國債問題可以一併處理。
遺憾的是，在行政院會討論後，經建會僅同意解編三分之一。在我看來，公設保留地若要解編應該全面解編，因為解編作業是由地方政府執行，若給予地方首長更多主導權，縣市長大可以從地方樁腳先開始，或是依據雙方利害關係、遠近親疏進行。原本是好事一件，卻可能因為執行發生偏差而帶來負面效果。
在我離開內政部後，公設保留地三分之一先行解編的作業繼續進行，但影響如此深遠的計畫，似乎沒有引起太大關注。對我而言，更想知道的是解編後的紅利去了哪裡？解編出來的土地，有沒有變成全民共享的利潤？這些都沒有立委或媒體在追蹤或了解。
當初在規劃公設保留地解編政策時，我的用意在於解編後的土地紅利要全民共享。所謂的「全民共享」，小從在住家附近多了一座公園，大到解決縣市政府所積欠的債務。如果政府的手上握有這樣靈活的籌碼，你覺得「○到六歲的小孩由國家養」不可能嗎？我覺得相當有可能。
這也是我當初在規劃防災型都更時，一定要找國防部合作的理由，因為我需要籌碼。我的籌碼就是這些閒置的國有地，利用公設保留地解編的方式將土地釋放出來後，透過嚴謹的都市計畫手段變更地目，土地即成為地方首長的籌碼，最終（出售）可以變成錢，或是作為防災型都更的基地，或成為公園，讓周邊社區有更多開放空間和綠地，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
聰明政府的必要條件是什麼？
聰明政府是什麼？就是看到問題，設法用最少的代價，找到政策槓桿，並結合團隊、做政策行銷，不但解決問題，同時還能達成「多贏」。當我在內政部時，運用這樣的模式，去說服行政院，可惜最後只達成一半，行政院決定先解編三分之一的規模，且由縣市政府自己執行。
先行解編三分之一的公設保留地，問題隨即呈現出來，首先是部分先行獲取資訊的人，可能會利用資訊落差先出手去購買公設保留地，地主若沒有充分資訊，更可能以為自己的土地沒有價值，而以極少的價錢去賤賣。
如此一來，一個原本立意良善的政策，可能因為政府操作不當，反而成為炒地皮的幫凶。
另一個聰明政府必備的條件，是策略和彈性。我在公共工程委員會時，因為廬山嚴重走山，沒有遊客敢去消費，溫泉業者苦於生計，希望遷移，南投縣政府也願意協助，於是行政院吳敦義院長指派我去進行協調。我們先在台中埔里的中台禪寺附近找到一塊台糖土地，也就是福興農場，裡面還有溫泉，可望重現廬山的榮景。
在我的規劃中，溫泉業者遷移到福興農場後，不但業者和遊客的生命安全獲得保障，廬山溫泉全數拆除後再進行生態修復，可讓當地逐漸恢復自然景觀和生態。
這是一個看似完美的計畫，因為業者都非常樂意配合遷村，而且縣政府也很積極地推動，南投縣政府清查過後，開價遷村需要四十一億元。我認為太高，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最終敲定二十四億元完成。
緊接著，問題卻接踵而來。不是中央拿不出這二十四億元，而是廬山溫泉中有高達百分之九十都有不符合法規的行為，但翻開中華民國的法律，沒有一條允許政府補貼非法業者進行遷移，因為這個案例一破，未來拆違建，政府要先給錢，於是全案就此卡住。
我在行政院會中報告過至少兩次，強調：「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在法律上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公務員無法找到法源，可以從承辦人一路往上簽呈公文，到部長手上批個「如擬」。但廬山若不遷村，業者會繼續在原地苦撐，生意只會愈來愈蕭條，等到有一天不幸發生嚴重走山，所有的生命財產損失都不是地方和中央政府所能承擔。
我提出的政策，就是「特赦」。「特赦」的用意是因為廬山溫泉業者若不遷移，有相當高的機率成為在莫拉克風災中遭掩埋、造成重大人命傷亡的「小林村」第二，為避免這樣的風險，政府將「門」打開，二十四億元發下去，讓這些未來可能的受害者先行遷居，之後再把門關起來，從此不准比照辦法，廬山溫泉即順利拆除搬遷。
這個案例充分說明，政治問題和法律問題的分界，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差異，可惜的是，「特赦」這兩個字從未出現在政務官的腦袋中，一切都只能「依法行政」。
結果當然就是我的意見並未被行政院採納，廬山仍維持原樣，福興農場也還是晾著。遊客去廬山溫泉所需承受的高風險，再沒有人提起。我們似乎在時間的旋渦中，等著下一個「小林村」再發生，然後大家把老調再拿出來重彈一次。
將近十年過去了，我們做了什麼？什麼都沒有。
危機化為轉機，轉機化為商機：開啟多層次對話參與
從公設保留地解編到廬山溫泉，是台灣很多政策無法推行的典型案例。我再強調一次，聰明政府就是要能把危機變成轉機，把轉機變成商機，而且在執行的過程中需納入公民參與，在參與過程中更重要的是對話，尤其是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的對話。
以廬山溫泉這個案子而言，我們讓廬山溫泉業者願意搬遷，搬遷經費還從四十一億元降到二十四億元，靠的就是「對話」。政府官員要先去了解對方的問題，讓他們感受到政府的誠意，同時也要盤點手上的籌碼，做好配套措施並提供他們所需，從農場土地到溫泉。
透過對話，讓雙方了解彼此的立場，最後才有可能達到雙贏。這也是我不斷闡述聰明政府的關鍵所在。
我建議有意參選總統的候選人，不分藍綠，要先把台灣的問題看清楚，把國際的局勢看清楚。看清楚問題後，心裡不但要有答案，還要有解決方案，這其中牽涉政策問題、戰略問題，還有戰術問題。
每一位有意參選者都應該思考，你有沒有本事和反對黨對話、有沒有本事跟你未來的閣員對話、有沒有本事跟縣市政府對話、有沒有本事去跟中國大陸對話，乃至於跟美國、日本和我們鄰近的國家對話。這是每一位角逐大位者，都必須具備的特質。
因為國際關係是動態的發展，不論跟美國、跟中國大陸、跟日本、跟越南等等，台灣都要先找到自己的定位，了解自己的強項和局限性，同時視對方的需求，調整自己的角色，有時候當球員、有時候是教練，更有些時候會是教練的教練。不但手段要靈活、角色扮演更要有彈性。
這也是我在這本書想要呈現的概念。作為從政者、乃至於國家領袖，說難也不難，端看有沒有智慧、有沒有腦袋、有沒有用心，同時更重要的是，有沒有好的領導統御能力，善用專業人才。
文章試閱
沒有上位計畫，國土只能繼續破碎？
在我小的時候，台灣很窮，但我們一直相信只要努力用功，就會有機會，就能出人頭地。
前教育部長吳京從小在台東長大，前台北市副市長、曾任高鐵董事長的歐晉德也是來自台東。再看看台大，和我年紀相近或是較長的教授，超過一半都來自中南部，這意味著，在過去不論是來自台灣的東南西北，機會是屬於努力的人。
走到今天，台灣的城鄉差距愈拉愈大，從台大即可一窺一二。
現今的台大學生大部分都來自雙北，他們的父親出生地卻多是雲林、嘉義等地，意味著人口逐漸往台北傾斜，城鄉差距愈拉愈大，教育資源錯置從未解決，以致必須用繁星計畫來彌補。
繁星計畫看似從非都會區找到「珍珠」，讓他們有機會進入一流大學，我們也因為撿到珍珠而沾沾自喜，卻忘了更多掉滿地的珍珠。讓我深刻體會到，若人口、產業無法聰明地分配在國土，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結果。
遷都中台灣！讓南台灣跟著動起來
台灣缺乏國土規劃的影響，還可以從另一件事看出來。過去，因為重要活動都在台北，中南部公務員和大學教授要花許多時間搭乘交通工具到台北，高鐵通車後，情況不但沒有改變，還愈演愈烈。
但高速鐵路既然已經開通，縮短南北的距離，國土的概念也應該有所不同，還有必要把人都塞在台北嗎？要解決台灣的多數問題，唯一的方案就是遷都，把行政院、立法院遷移到中台灣，這個動作一做，馬上有三百萬人跟著離開台北，大台北剩下五百萬人。
這三百萬人到了中台灣，把中台灣經濟力帶起來，南台灣跟著動起來，台灣的人口、產業很聰明地分散在西部，從教育到社會福利、老人安養等問題都可以解決一半。
這就是廣義的國土規劃。翻開台灣的歷史，最早的首都在台南，因為荷蘭人從印尼過來，占據了台南。鄭成功收復台灣後，自然就把根據地設在台南。之後會設置在台北，應該是日治時期，從日本要到台灣，會先在基隆下船，台北具有地理上的便利性。
當初在設計高鐵時，既然已經完全改變空間的距離，政府該做的是同步進行國土規劃，首先先算出土地容受力、土地承載力，這塊土地東南西北中各能住多少人？住宅區、農業區、科學園區適合設在什麼地方？卻從來沒有人算過。
我到內政部工作後，要營建署長去算土地容受力，署長直接了當說：「沒人會算。」因為要進行計算，這個工作在行政院要跨半個院，在一個大學要跨五個學院、三十個系所的統籌，在先進國家多是由智庫算土地容受力，但我們政府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智庫，嚴格來說，有一個民進黨智庫、一個國民黨智庫，他們把大部分的精神都花在政治算計，卻沒有在土地容受力上計算過。於是我跟營建署長說，給我七十分的答案我都勉強接受。
當時我所盤算的是，將全台灣的土地容受力算出來，簽送到行政院，經行政院公告之後，才能成為國家建設的上位計畫。因為如果沒有國家建設上位計畫，就會出現如我們現在所見，將核電廠設置在斷層附近，將耗水的科學園區設在缺水的區域，一堆人住在災害潛勢非常高的地方，且房價還高得不得了。
為何我可大膽地提出遷都中台灣的建議，因為依據我的水利專業判斷，目前大甲溪水系有一系列水庫，主要供水力發電用，只有在石崗壩攔了一部分水，供中台灣使用，未來只要將發電和水利運用最佳化，屆時應該可以調出更多水以供使用，用水應該無虞。但最終仍要依據土地容受力做最後決定，同時定位中台灣和南台灣的角色，才能做出整體發展策略。
但我們國家從頭到尾，沒人算過土地容受力，遑論作為政策規劃依據。事實上，確認全台土地容受力，除可據以了解各地水資源分布狀況外，更可以作為防災、救災之用。
我在內政部長任內，二○一三年完成全台灣的災害潛勢圖，這些圖不僅可作為防救災之用，更重要是要反映在都市計畫和區域計畫上，也就是根據災害等級重新檢討都市計畫和區域計畫，未來台灣的土地使用標的，是根據不同的災害等級，如此才會知道包括科學園區、工業區、住宅區所承受的風險，下一步才有辦法做到先進國家所必須具備的防災保險。
以災害潛勢來制定的多層次套疊計畫
未來所有土地的使用，都要依據災害潛勢制定「標的」。如此一來，只要將土地容受力、災害潛勢地圖和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進行套疊，政府即可據以訂出未來二、三十年的規劃，慢慢把人口和產業聰明地分布在全台灣，這才是真正具有「前瞻」性。
在這樣的基礎上，台灣在未來二十年，將有做不完的公共建設，不僅是興建輕軌，連高鐵是否要從高雄延伸到屏東都有討論的依據。
這些在當時都曾落實規劃，最終卻沒有實現。在我離開內政部之前，北部土地容受力已然計算完成，災害潛勢圖也出爐，但行政院沒有列為施政優先順序，更沒有經過立法程序，結果就是一堆人繼續住在危險地區，台北市、新北市仍然是高土壤液化潛勢區。
當我仍是內政部長時，這是部長的職權，我也列為施政優先工作，但在我離開政府後，接任的人絕不會繼續做，因為在政治圈的人都知道，這是一條紅線，會踩到一堆人的既得利益，尤其對地方生態了解的人必然清楚，地方議會的複雜度非常高，很多縣市議員的背景都和土地有關，未來落實到地方，議會會通過嗎？
想在議會通過，我只能說難度相當高，除非是中央力挺或是極力要求，也就是要有行政院的強力奧援，才有可能成事。
可想而知，在我之後，沒有人要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傻事。
公共建設不能任由企業把持發展，國家需要國土上位計畫。以台灣這個不大的島嶼，只要把土地容受力算出來，不論是經建計畫、都市計畫、交通建設的規劃都有堅實的依據，而不是任由官員或政客隨便喊價、隔空抓藥，就像前瞻計畫被質疑為綁樁或是消化預算，卻看不到前瞻的基本精神。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國土上位計畫，很多單位都是為計畫而「做」計畫，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輕軌，為做輕軌而設計輕軌，有沒有這個需求？養不養得起？沒有人有答案。
大眾運輸離開雙北，幾乎都是政府在貼錢，確實是目前的困局，但不能因此就不做輕軌，因為台灣已進入高齡社會，有百分之十四的人都超過六十五歲，到二○三○年快速增加到百分之二十，躍升為超高齡社會，屆時桃園以南、尤其是中南部沒有大眾運輸系統，老人該怎麼辦？這樣的情況，我們不需要擔憂嗎？
但問題不應該簡化為要不要蓋輕軌，而是在蓋輕軌之前，寧可多花兩年時間訂出國土上位計畫，訂出具體的目標，距離二○三○年還有十一年的準備期，很快就會到。記得我在內政部講這些話時是在二○一三年，我們已經錯失六年，在這六年期間又推出一堆荒謬計畫，就是因為大家都不做基本功課，部會都各自為政。
唯有上位計畫，台灣才有未來
我要強調的是，台灣不應該為做國土計畫而做國土計畫，而是要有上位計畫，有了上位計畫，國家才會有未來二、三十年的目標，部會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一步一步往前走。
在上位計畫確認後，各部會都要提出相關計畫。國土計畫需要的內容分為好幾層，從人口分布、教育水平、資源分布等等，聚攏成為龐大的地理資訊系統，再算出土地容受力、災害潛勢圖，接下來才會有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交通建設，從道路、台鐵、高鐵到輕軌。
當要設置科學園區，要先知道勞工在哪裡，後面要有學校栽培所需的技術和人才，從職校到大學作為支撐。今天新竹科學園區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擁有所有的條件，包括清華大學、交通大學還有工研院都在新竹，周邊有寶山一號和二號水庫，有土地、有水、有電力、有勞工，造就所有成功的可能。
可惜的是，今天到中南部，會看到多年的問題仍舊存在，從未有所改變，以近年常談到的「五缺」來說，從缺水、缺電、缺土地、缺勞動力到缺人才，若是能把產業往中南部移動，人口自然會隨著產業走。
然而，台灣卻常常是為做科學園區而做、為做高鐵而做高鐵，都只有單一目標，為發展產業、或是發展交通，卻沒想到這些都可以放在一起談，達到真正的雙贏。
國土計畫是台灣建設的上位計畫，人口結構卻可能是所有規劃的上位計畫，舉例來說，因應人口愈來愈老，產業必須跟著轉型、都市也要重新設計，設計適合老人居住的城市，以及適合老人的交通運輸系統。
只是現在的政府，都忙著在解決昨天的問題，根本不敢想明天的問題。
政府公務員解決了今天和明天的問題，但有沒有人幫我們思考未來的問題？我認為這就是智庫該扮演的角色。未來的問題因為全球化和全球暖化愈趨複雜，甚至還需要和其他國家合作，才能解決國內的需求，例如人口紅利國家在東南亞，我們要如何和他們互補達到雙贏，其中牽涉教育政策和移民政策等等。
關鍵在於缺乏上位計畫，後續什麼都做不了。
為國家定錨，就是上位計畫
上位計畫，簡而言之就是為國家定錨。還記得一六年的總統大選，當年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參選，我是他的重要幕僚，當時我們針對外交提出的主張是「台灣的外交政策前提就是兩岸關係」，沒有兩岸關係，台灣很難談外交，因為其他國家都看中國的臉色，沒有中國點頭，多不敢跟台灣交往甚至合作，從這樣的現實看來，兩岸關係就是台灣外交的上位計畫。
但我們連國家定位至今都不清楚，以致在許多產業政策上失焦，例如前幾年吵得沸沸揚揚的桃園航空城。以台灣的需求而言，並不需要這麼大規模的桃園航空城，要成功的關鍵在於兩岸關係，若能成為亞太運輸的一個熱點就有發展的可能，當然前提是我們自己有沒有智慧設置防火機制，和中國大陸合作，達到雙贏，又避免許多國人心中的疑慮。
但到今天，桃園航空城似乎無疾而終，這不是桃園市所能決定，而是中央的政策，當中央都不清楚國家定位，航空城又要如何定位？
上位計畫，對今時今日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沒有上位計畫，國土只能繼續破碎，當前瞻（計畫）空有前瞻之名，對於各方勢力角力，只能繼續妥協。國家的未來，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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