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看過霍金傳記電影《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人，或許記得這位提出宇宙模型來解釋時間起源的偉大物理學家，從學生時代起就想要找一個可以解釋宇宙萬物的理論。或許，一個傑出科學家與天才科學家的差異，就在於後者擁有這種尋找一把鑰匙打開宇宙祕密的瘋狂想法——雖然那一句關於「萬物論」的口頭禪，實際上是語出霍金擔任劍橋大學數學系教授時的一場公開演講，而且說的是這種能統一所有理論的方程式乃自然科學的聖杯，人人想找。
相較於自然科學，人文學科似乎不以尋求這種聖杯為研究目的，因為前者以大自然界為研究對象，關切的是事物的因果關係以及運作於現象背後的自然定律，但後者的對象卻是具有心思意念和意圖動機的人類自己，且研究的目的旨在理解人類所建構的社會或創造的文化，及其背後的思想理念和事件所表達的意義。也因此，除了某些特別標榜自己是「社會科學家」的史學工作者，會致力於尋找那種可以解釋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或類似事件背後的普遍性模型之外，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會把焦點放在特定事件的細節以及人物身上，意圖讓人們看到每個事件、不同時代以及特定歷史人物的獨特之處。
然而，本書作者弗格森卻不這麼想。這位畢業於牛津，任教過母校以及劍橋、哈佛、史丹佛等名校的英國史學家，似乎有霍金身上那一種狂放與反傳統，且天分也到位。《廣場與塔樓》一書不僅想告訴讀者水平連結的「網絡」（networks）結構之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性，遠高於垂直關係的「階層」（hierarchies）結構，而且史學家自古以來全都搞錯方向、走錯了路，只想透過「大人物」或官方檔案來理解一個時代，而此舉—─借用一下政治評論員納伊姆（Moisés Naím）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評論這本書時用的比喻——猶如喝醉酒的人會在路燈下找鑰匙，而不是在暗處，因為那是他唯一能看得到東西的地方。
換言之，歷史不該是帝王史或偉人史，那假定了人物的重要性可做出等級區分，依序從大人物到小人物，然後聚焦於大人物身上。史料的採用也不該過度仰賴國家文獻，因為那本身也鑲嵌於一種階層制想像。
唯有網絡才是答案。唯有從人際網絡的角度來建構一幅人物互動與權力交織的圖像，才符合真相，才能真正掌握歷史的真正動力！不論是宗教改革的成功與啟蒙運動的興起仰賴了網絡，或大清帝國的「塔樓」階層統治模式和太平天國始於「廣場」般連結邊緣團體的網絡之間的較量，二十世紀蘇聯垮台與冷戰結束的緣由，甚至川普為何能當選美國總統，弗格森幾乎把半部人類世界史以「網絡╱階層」概念及其對立模式，重講一次。
弗格森對傳統歷史書寫方式的批評，當然也沒忘記自己。而根據他的坦誠，他本人是在撰寫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授權傳記時，才真正體會到了網絡的重要性，而此前即使包括在一九九八和二○○一年替他贏得不少讚譽，分別關於歐洲銀行家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以及討論從工業時代到網路時代的經濟與政治關係的《金錢與權力》（The Cash Nexus）兩本書，也都忽略了網絡所真正扮演的關鍵角色，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相當鬆散的家族關係或關聯性的理解。當然，前述兩本書足以讓弗格森從牛津大學歷史系這座學術象牙塔，轉到紐約大學的商學院去任教，兩年後再讓哈佛大學商學院挖角，從此逐步建立起自己在美國的人際網絡。然而，是季辛吉本人以長袖善舞的能力建構了一個結合政客、商人、外國大使、國家元首、新聞從業員等在內的龐大人際社會網絡，不能以追求單一目標的階層結構來描繪，才讓作者意識到過去以族譜與姻親關係為核心的關係圖，仍然是一種圍繞於特定甚至單一大人物之上的史觀，既不能掌握季辛吉的權力組成結構和影響力範圍，也不足以應付我們正處的第二個「網絡時代」。
進一步解釋，首先，原本即著作等身的他，不僅博學多聞，歷史敘事也總能展現卓越的說書能力，其視野更是遼闊，橫跨許多年代。掌握了「網絡」此一概念利器之後，讓他重新思考過去的不下於十五本歷史專書的各種事件，並藉此做出了大膽的歷史宣稱：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真正的「網絡時代」。第一個始於古騰堡活字印刷的發明，先是讓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為可能，繼而有了啟蒙運動，先是在巴黎與愛丁堡分別形成了規模不小的文人學者圈，直到促成了十八世紀末的各種思想革命，其過程當中一路推倒中世紀以羅馬天主教教會為核心的階層體系。第二個則是上世紀七○年代因為個人電腦的發明到普及，到網路崛起及至當今方興未艾的社群媒體世界，中間曾讓蘇聯解體，終結冷戰格局。其他時間則大抵都是網絡與階層並存的年代。
想必讀者會問：中間那僅僅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時間，是否其實不過是同一個歷史發展當中遭遇了特定阻力或攔截？的確，弗格森認為這段期間是階層制度的復辟。而這復辟其實就是國家取代了過去的教會，成為領土內唯一的最高權力，並據此重建了新的權力塔樓。換言之，國內政府某種程度取代了教宗，甚至坐上了上帝留下的空位，讓國族主義取代了普世基督王國。直到網際網路出現，讓權力的高塔去中心化，最終瓦解成散落一地的點狀分布，才讓世界回到原本已開始的全球化軌道。
不意外，眼尖的讀者也會追問：那麼，這兩個網絡時代的屬性是否一樣？難道沒有多種的網絡？當然多種，正如本書第一部花了三章的篇幅來簡述網絡研究的發展史以及網絡的種類。姑且不論研究起源，弗格森告訴讀者不論是電子回路、有機成分同質異構物乃至人類的社交關係，都存在網絡。市場和網際網路本身也是。幾乎生命的任何層次，從神經元到器官到人體到團體到社會乃至國際關係體系，全都是網絡。至此，我們不得不說「網絡」和「階層」果真是一組可以解釋萬物的簡單理論。
2. 我們的網絡化時代
網絡在今日似乎無所不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二一七年伊始的第一週，共刊載了一百三十六篇含有「網絡」二字的報導。三分之一的報導是關於電視網絡，十二則報導關於電腦網絡，十則關於各式各樣的政治網絡，但也有關於運輸網絡、金融網絡、恐怖主義網絡、健保網絡的報導──更別說還有社會、教育、犯罪、電話、廣播、電力及知識網絡。借用一個老套的形容，閱讀這些報導就好像看見一個「一切都環環相扣」的世界。有些網絡聯結激進分子，有些網絡聯結醫護人員，另外還有網絡結合自動提款機。癌症有網絡，聖戰士有網絡，虎鯨也有網絡。有些網絡──太常被形容為「浩瀚的」──是國際性的，有些網絡則是區域性的；有些網絡虛無飄渺，有些網絡則是地下組織。貪汙賄賂有網絡，隧道有網絡，諜報也有網絡；就連網球比賽配對的網絡都存在。網絡攻擊者對抗網絡捍衛者。而這一切全都疾速地被陸地的、電纜的及衛星的網絡促成。
在《荒涼山莊》（Bleak House）裡隨處可見的是霧氣。借用狄更斯（Dickens）的文句，今天聚集在上游和下游的是網絡。「不拓展人脈（networking）就等著失敗，」《哈佛商業評論》（Havard Business Review）說道。「女人在領導職位上輸給男人的一個關鍵原因，」同一份期刊斷言，「是因為她們比較不可能有廣闊人脈支持與推舉她們成為潛在領袖。」另一篇《哈佛商業評論》文章表明「共同基金投資組合管理人偏好壓注在和自己所屬教育網絡有關的公司」，而且那些投資的表現高於平均。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會由此推斷「男同學會」（old boy）網絡是一股有益的力量，值得女同學會仿效。在金融圈，有些「專家網絡」已被披露是內線交易或利率操縱的管道。網絡也被認為要為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負責：具體來說，益發錯綜複雜的網絡，把全世界的銀行變成將美國次級房貸損失朝全球傳布與擴大的系統。桑德拉‧納維迪（Sandra Navidi）在《超級中樞》（Superhubs）描繪的世界可能令某些人心生嚮往。她是這麼說的，「極少數菁英」（select few）──她總共只點名了二十人──「掌管著最獨家且最有影響力的資產：一個覆蓋全球的私人交誼獨特網絡。」這些關係更是在少於二十個機構裡建立並維持：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高盛、世界經濟論壇、包括柯林頓全球行動（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在內的三個慈善實體，還有紐約的四季餐廳（Four Seasons restaurant）。唐諾‧J‧川普（Donald J. Trump）二一六年成功競選宣傳的其中一個核心訊息指出，正是這個「全球性特殊利益集團」在背後支持由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他的手下敗將）為代表的「失職與腐敗的政治統治階級」。
任何對二一六美國總統選舉的完整報導，一定不能不討論從福斯新聞到臉書到推特等媒體網絡（也就是勝選者偏好使用的網絡），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次選舉有很多諷刺之處，其一是川普受網絡驅動的宣傳竟如此強力地抨擊柯林頓的菁英網絡──一個川普自己過去所屬的網絡，柯林頓夫婦曾出席他第三次婚禮就是證據。在選舉的幾年前，某個名為「川普網」（The Trump Network，成立於二九年，販售像是獲得川普背書的維生素補給品等商品）的商業實體宣告破產。倘若川普敗選，大概會發起一個叫Trump TV的川普電視網。他之所以沒輸的原因之一是，俄國情報網絡以維基解密網站和RT電視臺為主要工具，竭盡所能地破壞其對手的名聲。一份美國情報體系發布的部分解密報告表示，「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亭（Vladimir Putin）在二一六年下令展開一場影響選情活動」，意圖「誹謗柯林頓國務卿，傷害其勝選機會，以及可能獲得的總統職權」，反映出俄國克里姆林宮當局對川普的「明顯偏好」。二一五年七月，根據報告指出，「俄羅斯情報機構進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的網絡，並維持此管道暢通起碼直到二一六年六月」，有計畫地透過維基解密（WikiLeaks）發布它取得的電子郵件。在此同時，「俄羅斯的國家控制政治宣傳機器──由國內媒體機構，RT電視網、Sputnik俄羅斯衛星社等以全球觀眾為受眾的發布管道，以及一個半官方的鄉民網絡所組成──藉由作為克里姆林宮當局對俄國人及國際觀眾傳達訊息的平臺，對影響選情活動有所貢獻。」
然而，川普勝選的另一個原因是，以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為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網絡，在選舉前十二個月內，發動了多次攻擊，其中兩次在美國（聖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和奧蘭多〔Orlando〕）。這些恐怖攻擊使川普誓言「揪出」、「拆散」然後「一個接一個地根除……這個國家內支持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絡」，以及「徹底瓦解伊朗的全球恐怖網絡」的保證，吸引力大增。
簡言之，我們活在「網絡的時代」（the network age）。喬舒亞‧拉莫（Joshua Ramo）稱之為「網絡力（社群力）時代」（the Age of Network Power）。雅里安娜‧拉佛蘭斯（Adrienne Lafrance）喜歡形容現在是「糾纏時代」（the Age of Entanglement）。帕拉格‧科納（Parag Khanna）甚至提出了一個全新學科──「連結學」（Connectography）──以繪製「全球性網絡革命」的版圖。「網絡社會，」在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看來，「代表人類經驗的一場質變。」網絡正在重新塑造公領域，連帶也正改變民主本身。但改變是變得更好？還是更糟？「當前的網絡科技……確實有利於公民，」谷歌的吉拉德‧柯恩（Jared Cohen）和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寫道。「史上不曾有這麼多人，透過一個具有立即反應力的網絡與彼此相連」，世界各地的政治面臨可能真的會「改變遊戲規則的」後果。另一個替代觀點認為，諸如谷歌等全球性企業（global corporation）藉由利用網絡削弱國家主權及其所創造的集體主義政治，正有計畫地實現「結構宰制」（structural domination）。
我們也能用同樣問題檢視網絡對國際體制的影響：更好？還是更糟？對安─瑪麗‧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而言，藉由結合國與國外交的傳統「西洋棋盤」和新興的「網絡……網際網路」，利用後者的優勢（譬如透明、適應性和可擴展性），重新配置全球政治是可行的。她認為未來的女政治家，是以「各種連結策略」（strategies of connection）「和政府一起行使權力與施展領導力的網際網路行動者（web actors）」。科納期待看到一個「供應鏈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全球性企業、巨型城市（megacities）、「航空城」（aerotropolises）和「區域聯邦」（regional commonwealths）投身一場永無止盡但大體上和平的「拔河賽」，競逐經濟優勢，好似「一個規模龐大的多玩家遊戲」。不過，不僅拉莫，就連他的導師季辛吉，都懷疑這些趨勢能夠增進全球穩定性。「網絡化通訊在社會、金融、工業與軍事等部門的全面滲透，」季辛吉指出：
已經……使弱點發生革命性劇變。因為在速度上超越多數規章制度（以及很多監管機構的科技理解），它在某種程度上創造出了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霍布斯（Hobbes）表示，從自然狀態脫逃，提供創造一個政治秩序的積極動力……[不]對稱性與先天的世界秩序失調內建在……網絡強權（cyber powers）在外交和戰略兩個領域的互動裡……若不就國際舉止明訂規則，體制的內在動態將帶來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