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逝世60週年紀念
前巴黎文化中心主任．淡江大學法文系副教授──劉俐執筆翻譯、介紹
在這個充滿徵兆和星辰的夜晚，
我第一次向這世界溫柔的冷漠敞開我自己。
我感覺它跟我如此相似，又如此友善。
我深覺我一直是幸福的，而且依然如此。
承襲法國啟蒙哲人的傳統，
卡繆以文學之筆闡揚哲學。
開創二十世紀法國文學「零度書寫」風格
以「今天，媽媽死了」直白破題，告別十九世紀寫實主義敘事，開創法國文學新貌的卡繆，在生平第一部作品中，以一位「社會異鄉人」──莫禾梭的遭遇，提出最赤祼也最嚴肅的生存之問：假使生命徒勞終於死亡，人如何面對？當世俗價值挑戰人的內在真實，人如何抉擇？假使表象不等於實象，人如何評判他人？
不願說謊、拒絕上帝救贖的莫禾梭，選擇忠於自己而活。即使遭遇荒謬，他肯定今世的幸福。誠如卡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寫道：「朝向山頂的戰鬥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
正因意識到生命的荒謬，才能在悲劇中找到幸福。
正因面對生命的脆弱與絕望，才能活得淋漓盡致。
這就是人的終極反抗。
〈設計裝幀〉
以法國攝影大師布烈松（Henri Cartier-Bresson）拍攝的卡繆圖像為主視覺，反折書衣的設計，一翻此張肖像常見的作法，帶來新意：正面為卡繆、背面是黃白兩色相間的不規則漸層橫條，印刷特選的螢光黃為原本黑白圖像賦予令人耳目一新的現代感。精裝內封，則以細緻紋路的手感美術紙，文字慎重壓凹處理，經看、經觸，是為經典。
〈本書特色〉
卡繆逝世六十週年中文版新譯
最值得珍藏的名家譯本──前巴黎文化中心主任、淡江大學法文系副教授劉俐翻譯
忠於原著，還原小說直白無修飾的風格，與「無意識」技法運用，回歸卡繆中性、冷調、口語化的「零度書寫」。
名家介紹導讀作家卡繆一生、闡釋《異鄉人》及主角生命觀。
〈編輯說明〉
重讀經典卡繆《異鄉人》的時刻
2020年一月是卡繆逝世六十週年，法國從2019年底開始不管是文學雜誌或電視媒體無不以文字或紀錄片專題來盛大回顧、紀念卡繆。六十年過去，與卡繆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漸趨暗淡，唯獨卡繆銳利閃亮，他以不同形式創作的思想，從不過時，至今廣為流傳，引發反思，特別是如寓言體般的小說《異鄉人》。經典的定義是經得起跨時代閱讀，在不同時代參差對照、激盪新義。而經典也需要有合乎每個時代語言的新譯本。
翻譯是沒有舞台的演出，要照作者的腳本演
翻譯過莒哈絲《印度之歌》、戲劇大師阿鐸《劇場及其複象》、羅蘭巴特《哀悼日記》及聖修伯里《小王子》等重量級作品，曾任巴黎文化中心主任暨淡江大學法文系副教授的學者──劉俐，在多份既有譯本之前，談起這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她說：「翻譯是沒有舞臺的演出（Performing without a stage.），譯者只能照作者的腳本演。」翻譯小說，首先是去體會小說、體會作家如何說故事，理解每本小說獨特的文字風格，做好這些再下筆重現。小說是「形式」和「內容」二者的融合，翻譯必須如實呈現。不只是看，老師要求譯文是可以朗讀的，小說家既有個人文字風格，經過語言交換的譯文也要有它合宜的音樂性，這也是譯者的功課。
《異鄉人》的文字風格塑造了小說主人翁
《異鄉人》的經典破題「今天，媽媽死了。」（Aujourd’hui, maman est morte.），法文mort,e意為「死了」，卡繆不是寫媽媽「走了」或「離開我們」這樣文雅美化的文字，他以簡短、直白、不修飾、沒情感的文字突兀開場，也由此塑造出小說主人翁──身在社會底層的莫禾梭。而《異鄉人》這種中性、冷調、口語化的「零度書寫」，也告別了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心理分析敘事，開創法國二十世紀文學新貌。
來到莫禾梭殺人橋段。卡繆從小說開頭一路鋪陳「熱」、「悶」、「強光」、「烈陽」及由此帶給主角的生理影響，到了第一部結尾一反前面流水帳式敘事，這幾段結構緊鍊，卡繆大量運用無意識手法寫景喻人，複調的語句，豐富的象徵，堆疊出熾熱難擋的力道，導致主角閃神犯下錯失。無意識手法烘托外在環境，側寫主角心境，因為莫禾梭從來沒想殺人，那句至為關鍵的法文「la gchette a cd」，主詞la gchette扳機，是扳機動了，原文不是「（莫禾梭）扣下扳機。」卡繆表達的是一個無意識行為。這毫無動機的過失殺人更反襯出小說第二部法庭審判過程的荒謬。
翻譯者要甘於沒有舞臺的演出從解讀文本到論證小說精神，劉俐談得更多，書中有她的翻譯和研究的心血。
作者
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
貧窮對我從不是苦難，因為這裡有揮霍不盡的陽光。────卡繆
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13年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康斯坦丁（Constantine）省蒙多維（Mondovi）鎮。1914年卡繆未滿一歲，父親在一戰中戰亡，隨不識字的母親到阿爾及爾投靠外婆。1936年，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到《阿爾及爾共和報》擔任記者。1940年前往法國，擔任《巴黎晚報》記者，後隨報社遷至里昂。
1942年，出版小說《異鄉人》與哲學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與之後的劇作《卡里古拉》和《誤會》，構成著名的荒謬系列。並出版有小說《瘟疫》和隨筆《反抗者》等等。底層出身的卡繆一生以小說、劇作、隨筆多樣形式創作，他的書不只知識精英讀，更觸及廣大群眾，許多作品至今高居暢銷榜，屹立不搖，帶來深刻的撞擊力。
序／導讀
〈關於卡繆〉
劉俐
從北非貧民窟之子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一九一三一九六0）傳奇的人生在四十六歲的巔峰，因一場車禍嘎然而止，留下文壇不可彌補的遺憾。
卡繆出生於法屬阿爾及爾一個窮人區貝勒庫爾（Belcourt）。父親早逝，寡母不識字，經常三餐不繼。翻轉他命運的是他的小學老師焦曼（Louis Germain）。他發現卡繆的才華，為他課後補習，爭取獎學金，並親自到他家中，說服他的家人，讓他繼續升學。卡繆在諾貝爾得獎感言中，特別將這個獎獻給他的恩師。
瘦小的卡繆進入中產階級為主的學校裡，備受歧視，使他意識到階級差異和種族偏見。他成天在街上混，熱衷踢足球，曾想當職業球員，卻在十七歲得了肺病，粉碎他的足球夢。肺病當時是無藥可治的絕症，卡繆一直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但他深受地中海文明的影響，陽光是他生命的底色，海水、沙灘、大自然的美麗和力量是他所有作品的背景。
他的寫作是從新聞報導開始的。二十五歲在《阿爾及爾共和報》（Alger Rpublicain）當記者，他深入報導阿爾及利亞山區原住民的悲慘處境。他用筆撻伐不公，主張善待穆斯林。一九四0年到巴黎，進入《巴黎晚報》（France Soir），他為阿爾及利亞反殖民發聲。二次大戰期間，他編《戰鬥報》（Le Combat），從事地下抗德，廢除死刑是另一個他關注的議題，不但在多部作品中批判死刑（包括《異鄉人》），並曾發表專文〈關於斷頭臺的思考〉[1]，反對以任何形式殺人。總之，卡繆不只是哲學家、文學家，更是一位鬥士，終身以行動實踐他的理念。
劇場是他另一個熱情。他喜歡團隊合作，組過好幾個劇團，包括「團隊」（L’quipe）和「工人劇團」（Le Travail），他追求的是一種國民劇場，實踐他一向的信念：以最平易的語言，觸及最大的群眾。
他的第一部小說《異鄉人》一九四二年由法國最負盛名的伽利瑪出版，一舉成名，成為文壇最受矚目的明星，且立即被出版社聘為文學顧問。他的辦公室就在人文薈萃的巴黎左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剛走出二戰陰霾的巴黎，物質短缺，狹窄公寓裡多沒暖氣，於是咖啡館就成為作家、藝術家寫作、討論、會朋友的地方（沙特、西蒙波娃、畢卡索等人都是常客），以花神咖啡館為中心的聖日耳曼區（Saint-Germain-des-Prs），就像十八世紀法國的貴族沙龍，成為新思潮蘊育、傳播之所，成為巴黎獨特的一道人文風景。
三十出頭的卡繆就是這裡的標竿人物。但與那些在咖啡館高談闊論、畢業於名校的知識精英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都來自他的親身經歷。攝影大師布烈松（Henri Cartier-Bresson）為他留下的神采深植人心：嘴叼一支菸，身穿一襲風衣，他瀟灑知性的魅力，使他情感生活同樣多采。
他結過兩次婚，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同時從不少於三位情人。
他生命的摯愛無疑是法國戲劇史上迄今無人能及的傳奇女演員卡莎瑞絲（Maria Casars），她是《誤會》（Le Malentendu）一劇首演的女主角，她寬厚又脆弱的嗓音、層次豐富的表情，卡繆在她身上找到角色最完美的詮釋。兩位劇場人迸出愛情火花，成為一世的心靈伴侶。在十五年間，卡繆寫了八百六十五封信，有時一日數封。[2]
一九六0年回巴黎途中，他與出版社好友米歇爾.伽利瑪（Michel Gallimard）的座車衝出跑道，卡繆當場身亡，口袋裡還有一張回巴黎的火車票。
在回巴黎之前，他寫了四封情書，分別給他年齡、國籍不一的情人。這或許可以為他的「唐璜理論」做個注腳：「既然他以同樣的激情愛她們，每一次都全心投入」，「為什麼為了要愛得深就愛得少呢？」[3]
今年是卡繆逝世六十週年。法國正以各種方式紀念這位影響深遠的巨人，並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卡繆的多重人生》（Les vies d’Albert Camus）[4]。是的，短短四十六年，面對生命的脆弱與絕望，他活出了精采的多重人生。
這就是人的終極反抗。
〈譯序〉
劉俐
「今天，媽媽死了。」簡短、直白、不修飾、沒情感。《異鄉人》突兀開場，也為本書的文字風格定了調：一種中性、冷調、口語化的「零度書寫」，成為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經典名句。
這種語調塑造了小說的主人翁，也是敘述者──莫禾梭（Meursault）。他是生活在北非法屬阿爾及爾（Alger）的底層人物。身為敘述者，卻不愛說話：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甚至有時話到唇邊，又懶得說。「無所謂」、「沒意義」是他的生活態度。他冷眼敘述他的生活和周遭人事物，不評論，也不企圖尋找意義。
他用身體、感覺實實在在地活著：城市的聲音和氣味、夜晚的風、海灘、女友的洋裝和笑容，還有無所不在的陽光。
莫禾梭這個人物顯然是來自卡繆的自身經歷。卡繆是法國人所謂的「黑腳」（Pieds-noirs，出身於北非殖民地的法國人），在物質極度貧乏的生活中，地中海的陽光就是他的養分。他說，「貧窮對我從不是苦難，因為這裡有揮霍不盡的陽光。」 [5]
太陽是這本小說重要元素：陽光下的海邊嬉戲是人與自然的融合，是感官的頌歌，但陽光也可以是毀滅的力量。母親出殯時，一路揮之不去的是「難以承受的烈陽」。海灘一幕對太陽的描寫充滿殺氣和死亡的意象：剛刀、利刃、長箭、鐃鈸，甚至「整個天空突然崩裂，向大地傾瀉著火雨」，莫禾梭「被整片燃燒著太陽的海灘」推著，他渾身緊繃，手指僵硬，在無意識間，觸到手槍扳機，一個阿拉伯人應聲而倒。一連串偶然、巧合「敲響了噩運之門」，如此荒謬，又如此理所當然。殺人者和被殺者都是大自然暴力的犧牲品。
這部小說有篇幅相當的兩部分：第一部是莫禾梭流水帳式的敘述。事件之間沒有因果關連──住在同樓層的鄰居和他的狗，吃飯時與他並桌的動作機械化的女子──呈現的是一個阿爾及爾小人物的日常世界。
第二部是莫禾梭無意間成為殺人犯之後，法庭的審訊和行刑。
當龐大的司法機關啟動，檢察官和律師開始「俯身檢視」罪犯的靈魂，各自將第一部中不相干的事件串連成「情節」。一個在裡面看到惡魔，一個在裡面看到模範兒子，「一切都是，也全都不是。」如此荒謬，又如此理直氣壯。
在法庭上，莫禾梭被排除在外，沒人關心他的說法。他犯的罪並不是殺了一個阿拉伯人，審訊時，無人聞問。法庭是個劇場，檢察官和律師的攻防是精心設計的大戲，每一個手勢、每一種聲調都有盤算好的效果。他們可以用一套詭辯話術，誘使證人說出違背本意的話。莫禾梭作為主角，卻拒絕配合演出。他母喪時不掉眼淚，在法庭上也不誠心悔改。這就構成對社會倫理秩序的威脅，所以他非死不可。
莫禾梭是個社會的「異鄉人」，他拒絕迎合世俗的價值，拒絕神父高傲的憐憫，拒絕上帝的救贖。他沒有企圖心，也沒有大情懷，卻可以為不說謊而上斷頭臺。
面對死亡，他昂首直視。從母親過世到走向刑場，是一個從荒謬的自覺到反抗的過程。
在獄中「充滿徵兆和星辰的夜晚，我第一次向這世界溫柔的冷漠敞開自己」「美妙無比的安詳如潮水般浸透我的全身」他覺得自己一直是幸福的。正因意識到生命的荒謬，才能在悲劇中找到幸福。
以死亡開始，以死亡結束，死亡的主題貫串全書。死亡注定人生的一切作為是一場徒勞。但正如希臘薛西弗斯神話中無止盡重複的苦役：「朝向山頂的戰鬥就足以充實人心。」[6]卡繆想像薛西弗斯是幸福的。
承襲法國啟蒙哲人的傳統，卡繆以文學之筆闡揚哲學。《異鄉人》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出版，同年十月哲學論文《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問世。之後有劇本《卡里古拉》（Caligula）和《誤會》（Le Malentendu），完成他著名的「荒謬系列」。
在出版近八十年之後，讀《異鄉人》撞擊力不減，是謂「經典」。
[1] 〈R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發表於《新法蘭西月刊》（Nouvelle Revue Franaise）, 1957, No54、55
[2] 卡繆妻子過世後，女兒Catherine將他與卡莎瑞絲的書信整理出版，他們瘋狂動人的愛情，傳誦一時。（《Correspondance, 1944-1959》, Albert Camus, Maria Casars, Gallimard, 2017）
[3] Le Donjuanisme, 《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 Gallimard, 1942
[4] Les vies d’Albert Camus, George-Marc Benamou導演, 2020
[5] ”La pauvret n’a jamais t un mahlheur pour moi; la lumire y rpandait ses richesses.” ──Prface de 《L’Envers et l’endroit》
[6] La lutte elle-mme vers les sommets suffit remplir un coeur d’homme。（出自《Le mythe de Sisyphe》, Albert Camus, 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