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二十三歲女子的短暫一生,從泥濘裡盛放出生命之花的傳奇。
席捲韓國大鐘獎5項大獎,韓國票房大作《朴烈:逆權時代》並行故事。
連法官都動容的獄中自白書。
一個日本叛亂犯,為何成為韓國的建國英雄?
一個短暫、多舛的青春,為何貢獻於無政府主義?
一個無法選擇出身,但自己決定了人生的奇女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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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佔領朝鮮時期發生的「朴烈事件」,2019年搬上螢幕。1923年一對無政府主義的情侶——朴烈與金子文子,因「預謀殺害裕仁皇太子」之嫌,被以「大逆罪」逮捕。1926年面對天皇特赦,金子文子斷然拒絕,因為「所謂活著,不是只是能夠活著,是要靠著自己的意志活著,無論生或死,才有價值」,並(據稱)自縊於獄中,享年二十三歲,百年後的2018年11月獲韓國追頒建國勳章。審判之初,金子文子自述「我為何成為這樣」,身世的飄零,連法官都動容,並且希望她寫下來,所以才有了這本「獄中手記」。
從小在不幸的家庭長大,父親因為嫌棄母親,一直没有登記結婚,甚至後來棄母女兩而去,以至於一直到七歲,金子文子還是個「無身份者」,之後重複經歷著顛沛流離與寄人籬下,甚至一度從日本漂泊到了朝鮮⋯⋯絕望之下,她曾經想自己結束這樣的命運,然而必須承認更想的是「向折磨我們的那些人報復」,因為她的經歷讓她詛咒這個世界,因為她目睹了母親受到的欺凌、低層勞動者遭遇的剝削,因為自身不斷在不對等關係中飽嚐的羞辱。返日後,她「找到」(選擇)了朴烈,一位在日活動的朝鮮「不逞社」領袖,「請問你是民族運動者嗎?⋯⋯假如是,那有些遺憾,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他成了她的愛人,更是同志——逆權年代裡徹頭徹尾的逆權份子。他們以確認彼此的理念守護愛情。最後即將到來的那一刻,金子文子認為前所未有的滿足,但比起生命坐標上的定位,更重要的或許是她實踐了對自己諾言:「⋯⋯我將永遠跟著你。要死,也一起死吧,讓我們生死與共吧!」
作者
金子文子
1903-1926,日本大正時代無政府主義者 。 關東大地震(1923年9月1日)發生兩天後,同韓國男子朴烈被以「企圖暗殺裕仁皇太子」入罪,遭日本殖民政府逮捕。1926年3月25日判處死刑。4月,昭和天皇下令特赦,改判為無期徒刑,金子文子拒絕減刑,同年7月23日據稱自縊於獄中。2018年11月17獲南韓政府追頒建國勳章。
譯者簡介
陳柏瑤
日本女子大學畢業,曾於日本居住6年。目前專職翻譯,同時從事日文教學工作。
目錄
金子文子「獄中手記」補遺——朴烈與無政府主義者 沈旭暉
難忘的身影 栗原一男
我對於修訂的期望 金子文子
手記的一開始
父親
母親
小林的故鄉
母親的老家
嶄新的家
芙江
岩下家
我在朝鮮的生活
返回村落
入虎口
性的漩渦
永別了,父親
前往東京!
舅公的家
兜售報紙
擺攤做生意
女傭
街頭的流浪者
工作!我自己的工作!
寫在手記之後
序/導讀
【導讀】
金子文子「獄中手記」補遺——朴烈與無政府主義者
沈旭暉 (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GLOs Founding Chairman / 國際關係學者)
自從南韓平昌冬奧,兩韓關係忽然大幅改善,雖然與統一有關的具體建議還是全不可行,但南韓現政府寧取「血濃於水」的北韓、而不願配合美國的圍堵政策,卻已清晰不過。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出過兩韓都相對認同的「愛國者」,但通常都是悲劇收場,而這些人不少都是來自日治時期。這時代背景近年成了電影常見題材,宋仲基主演的《軍艦島》、孔劉和宋康昊主演的《密探》等都是其中例子。近作《朴烈》(Anarchist from Colony)雖然屬於低成本電影,在香港亦未必有機會公映(筆者也只是在飛機上觀看),在南韓卻掀起一定熱潮,也許因為這位傳奇人物獨特而又淒慘的一生,很容易令今人對號入座。
朴烈:三姓家奴還是悲劇英雄?
《朴烈》開宗明義以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獨立運動家朴烈為主題,他最為人知的事蹟,是他的「大逆不道之罪」: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發生後兩天,他以「企圖暗殺裕仁皇太子」的罪名,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經過漫長審判,朴烈成了全國知名的英雄人物,一九二六年被判死刑,後在內外輿論下被改判無期徒刑。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朴烈才獲釋。
獲釋後的朴烈,依然是朝鮮半島的民族英雄,然而經過漫長牢獄生涯後,他已經由年輕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立場為反共人士,同時因為立場不夠涵蓋政壇光譜,爭奪主要領袖位置都失敗。韓戰爆發後,朴烈加入南韓一方參戰,不幸被北韓俘虜,立場隨即一百八十度改變,公開成為(或「被成為」)親共人士,更在北韓主張和平統一的組織擔任要職。到了一九七〇年代,金日成大權獨攬,準備金正日的接班,大舉肅清異己,朴烈又被北韓視為「間諜」,慘被處決,終結了複雜又多變的一生。
說來大多數民族運動抗爭者,都以立場鮮明堅定著稱,朴烈卻是個離奇的反例。終其一生,立場不斷改變,可能有人認為他純粹是機會主義者,但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沒有什麼選擇,只是一直被時代洪流主宰整個人生。今天那些依然有南北韓統一夢的老人,亦何嘗不是?
二十世紀的亞洲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在今日而言,自然是過於偏鋒的主張,但在二十世紀初的亞洲,卻是相對普遍的思想,日本尤其是先行地。中國思想家劉師培、章太炎等人,都是清末民初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接觸到無政府主義的機緣,都是源於反清失敗、流亡日本之後,例如劉師培一九〇七年在東京創辦《天義報》,是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推手之一。朴烈的情人金子文子,亦是來自日本的無政府主義作家;一九二六年,台灣最早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也是由持同樣立場、位於東京的黑色青年聯盟指導下成立。
不少東亞知識分子初次接觸西方思想後,曾不約而同提倡無政府主義,但只要接觸到現實政治,大都會改變立場。無政府主義雖然是相對左翼的主張,但無政府主義者過渡到左翼、右翼,都大不乏人。除了朴烈,中華民國開國元老之一的吳稚暉,早年於倫敦、巴黎等地生活,於一九〇七年發行報刊《新世紀》,鼓吹無政府主義;然而他深愛中華文化,擔心共產主義將徹底破壞之,於是投身國民黨,進行積極反共的工作,逐漸變成「大右派」。
關東大地震後的「暗黑兵法」
電影花了不少篇幅聚焦朴烈被捕、被審的經過,其中日本處理關東大地震時,對朝鮮人的不公和暴力,是著墨至深之處。朴烈作為無政府主義組織「不逞社」成員,曾計劃暗殺裕仁皇太子,本不足為奇,不過,電影傾向將暗殺罪名視為日本政府對朴烈的「莫須有」之罪。這樣的劇情,令人想到爭議電影《十年》,而從這角度閱讀關東大地震這場天災,也令人若有所思。
一九二三年九月發生的關東大地震,在日本造成逾十萬人死亡,然而天災過後的人禍,才是爭議所在。地震發生後,日本謠言四起,並傳出朝鮮人趁亂殺人放火、在水中下毒以反日。時任內務大臣水野錬太郎主張發布戒嚴令,並被迅速通過。在政府和警方協助下,關東平民組織了自衛隊,由於群眾陷入恐慌,把朝鮮人趁亂暴動的消息信以為真,自衛隊連同警察、甚至軍人四出巡查,不斷有組織地殺傷朝鮮人,以致有電影中「將朝鮮人見一個殺一個」的劇情。
根據電影說法,關東大地震後傳出朝鮮人趁亂暴動的消息,是日本政府刻意為之的「暗黑兵法」。日本政府借助群眾的排外情緒,引發針對朝鮮人、甚至中國工人的排外暴亂,實際上是藉此機會,清洗朝鮮的反政府分子:包括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獨立運動者,朴烈就是其中之一,從而得以繼續實行日本政府的擴張計劃。此外,把焦點轉向外人,煽動民族主義,也可以掩蓋日本政府預警不足、賑災無能、也未能有效控制群眾的責任。
不過這樣的政策哪怕奏效於一時,長遠而言,卻是災難性的。日本政府吞併朝鮮的計劃,本來就有不少爭論,明治維新元老伊藤博文等人並不主張即時吞併,原因是顧慮國際反應,和擔心不容易完全消化朝鮮,不過在他被安重根暗殺後,即時吞併的主張成為主流,然而也正如他顧慮的那樣,朝鮮從未被真正消化。一九一九年,朝鮮爆發「三一運動」,超過百萬朝鮮人上街爭取獨立,雖然運動以失敗告終,但徹底改變了日本對朝鮮的管治手法,由向來對殖民地慣用的武力管治,改為以文治為主,執行懷柔政策。關東大地震後改行「暗黑兵法」,其實是又一次逆轉,令日本消化朝鮮的部署落空。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將殖民地民族同化的「皇民化運動」,只是對琉球進行得最徹底,其次到台灣,在朝鮮則成效微乎其微,結果亦造就了三地今天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三一運動的失敗,令本來正在朝鮮就學的朴烈退學,並於同年前往日本,然後,就是電影講述的劇情。電影在南韓的受矚目,是否反映今天兩韓人民如何看待朴烈?只是期望看到有國人勇於反抗日本的景象?還是對他的悲劇一生感同身受?
難忘的身影
栗原一男(金子文子生前的同志,並委託編輯出版這本書)
忘不了西元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栃木線宇都宮監獄栃木分所陰冷的牢房窗邊,發現了金子文子已冰冷僵硬的身體。原來文子在前一天的二十六日深夜,二十三歲的盛夏,與世永別了。
來到三十一日的深夜,在文子的母親、布施(辰治)律師與馬島(僴)醫師的見證下,我們一行十多人去到位於栃木町偏僻處的合戰墓地,準備挖取被暫時埋葬的文子屍體。
正值三時──月亮皎潔的凌晨時分──夜露密布合戰墓地的雜草上,映出蒼白的光芒,另一側的稻田無限的寂靜,葉尖閃耀著光,這死亡的墓地裡,僅有我們一行人的腳步聲,在異樣緊張與亢奮的驅使下,逐漸前進深入墓地。
然後──在那個不久前才獻上幾朵翠菊的墓所,從地下四尺的濕地裡挖出業已受潮而膨脹、濕軟且腐爛的文子屍體,那鼓脹的寬額、豐厚突出的嘴唇、膨繃到毫無皺紋的手指、臉皮已剝落的腐爛身體⋯⋯若不是那異於常人的額頭與剪短的頭髮特徵,恐怕任誰也認不出是文子,才兩日不見的可憐文子──與老舊棉布、木屑一同埋入棺木裡的文子。之後,那散發著腐爛屍體特有的臭味且滴流著液體的棺木被放上貨車,如願地運送至距離八公里遠的火葬場,在相隔一天後的黎明,東方天際露出朦朧初曉的五時。
就這樣來到西元一九三一年——也就是文子自縊後五週年的那個七月到了。也就是今年的七月,文子被逮捕送進市之谷監獄四年期間所寫的手記,文子記述生涯的手記終於集結成書,出版問世。文子將此書(稿)從監獄寄給我時,附加提到,「以此手記向天地神明起誓(如果可以如此發誓的話⋯⋯),這是我自己毫不虛假的真實生活告白,就某個層面來說,完全暴露的同時也是一種抹殺。這是我那受詛咒的身世的最後紀錄,也是為了告別這個人世的逸品。毫無私有財產的我,僅能以此作為我唯一的禮物寄送給你。」
五年後,終究得以將此書獻給這個人世,是文子生前在獄中四年期間的宿願,對我自己來說,也是終生難忘的事件之一。
隨著文子遠離,其身影逐漸淡去,然而活著的文子--誕生於這個人世,上吊自殺結束二十三歲青春歲月的文子──留下率性之謎而逝的文子──社會輿論肯定無法忘卻。
《是什麼促使我這樣做?》真實道出文子為何變成如此,又為何必須如此去做?手記裡,她自己提出這個疑問,並且娓娓細答。而且,毫不掩飾、大膽、率直地將自己的一切坦露在自白下。
生前,她是個感情豐富的人,多話,愛笑,只不過一提及諸如朝鮮時的事,必然淚潸潸,最後放聲大哭。即使朴烈在旁皺眉制止,仍不得其果,她堅持說完那段慘澹且不幸的生活。那個性情中人的文子啊──。
一旦投入某個工作,必然廢寢忘食,對人生其實毫無期待,甚至是絕望,那個絕望到底發出苦笑的文子──她的生活、心性的堅毅、拚命三郎的性格卻又異常憂鬱感性,那個赤裸呈現自我的文子⋯⋯我可描述的實在是太多了。不過,在這本手記,我想文子已經透過她的筆充分表達出來。
我也別賣弄自己拙劣的文字了,這本必然令人流淚的手記,就此獻給全日本有心之人士。 一九三一年七月 文子死後五週年
【自序】
手記的一開始
金子文子
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點五十八分。突然,帝都東京所在的關東地區,從地心竄出劇烈搖晃。接著棟棟樓房發出碎裂聲響,進而歪斜、倒塌,人們活生生被埋入崩壞的房屋下,好不容易逃脫的人則如狂犬失神尖聲呼喊奔跑,文明的樂園瞬間化為悲慘地獄的世間。
隨著不絕的餘震、強震,如火山爆發的積雨雲朝向天際旋轉攀升。之後,四處冒起大火,黑煙淹沒了帝都。
人們激動、不安,進而是盲目無知的流言與騷動四起。
約是不久之後,在帝都警備的命令下,我們被帶到警察局。
到底為了什麼?我卻毫無論及的自由,只是被告知,即將被傳喚到東京地方裁判所的預審法庭接受調查。
在看守人員的引導下,我進入預審法庭的大門,一位法官與書記正等候著。一見到我,法庭職員開始整理被告席。等待期間,我必須手拿原本戴在頭上的覆面斗笠,靜默站在入口處。而法官始終冷靜看著一切。
等到我入列被告席,法官先是沉默地注視著我,彷彿欲把我觀察個徹底,終於開口說話。
「妳是金子文子吧。」
我回答是的,他的態度意外溫柔。
「我是負責妳案件的預審法官立松。」他自我介紹。
「還請高抬貴手。」我也微笑回應。
形式上的預審訊問也自此開始,然而,即使只是形式,法官仍得從問答中掌握調查的重要關鍵。所以,在此我也想記錄下當時的對話,這樣才得以更清楚明白關於我的手記之來龍去脈。
由法官的問話開始。
「首先,妳的原籍是?」
「山梨縣東山梨郡諏訪村。」
「若搭列車,在哪裡下車呢?」
「鹽山是最近的車站。」
「喔,鹽山啊?」法官略沉思,「那麼,不是大藤村啊,其實我非常熟悉大藤村,我認識的獵人住在那裡,每到冬天我都會去那裡……」
我並不知道那個大藤村。
「您這麼一說,我也不知該怎麼回答。事實上,我的原籍地雖是諏訪村,可是截至目前為止,我只在那裡待了兩年而已。」
「原來,妳不是出生在這個原籍地啊。」
「是的,我的出生地,根據父母親的說法,應該是橫濱。」
「原來如此,那麼,妳的父母親叫什麼名字?又住在哪裡呢?」
我想,這些事從警察的調查報告即能清楚明白,法官又何必再問一次,不免苦笑起來,但我依然誠實且坦率地回答:「也許情況有些混亂,戶籍上父親是金子富太郎,母親是吉,不過事實上,那是我母親的父母親,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
法官露出驚訝的神情,接著又問起我親生父母的事。
我答道,「父親是佐伯文一,現在應該住在靜岡縣的濱松吧。母親是金子菊,我不清楚她現在的詳細狀況,想必就住在家鄉的娘家附近吧。在戶籍上,我與他們的關係,母親相當於姐姐,父親是妹夫。」
「等等!」法官打斷我的話,「我聽來有些奇怪啊,我明白妳母親為何是妳的姐姐,但妳的父親與母親的姓氏不同,又住在不同地方,原以為是已毫無瓜葛的兩個人啊……」
「是的。」我鬱鬱地回答,「父親與母親早就分開了。不過,母親的妹妹,也就是我的阿姨又與父親一起,現在也仍生活在一起。」
「原來是這樣啊,想必都有其苦衷啊。那麼,妳的父母親又是何時分開的?」
「已經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父親離開時,我好像是七歲吧。」
「然後呢?當時妳又怎麼了呢?」
「我被留在母親身邊。」
「所以,是母親一個人把妳扶養長大的啊!」
「並不是那樣的。父親離開我之後,不久母親也離開了。自此,父親或母親幾乎都未曾扶養照顧我啊。」
回答此話之際,感覺直至目前的所有經歷、經驗,全都展開滿溢於我的胸口。我的眼睛不禁還噙著些許的淚水。法官不知是瞧見了還是沒有,彷彿帶了幾分同情地對我說:「想必妳吃了許多苦,那麼,關於這個部分,日後再慢慢聽妳說吧。」接著他將原本放在書記桌上的文件挪到自己面前,準備開始進入案件的審問。
不過,我先前也提到,其實我根本沒有理由提筆記述下任何事,也無此必要。
然而,之後法官命令我,寫下關於我、關於我過去的經歷。聽說在法律上,有條文規定不得僅偵訊被告不利之事項,也必須詳細偵訊有利之事項,也許法官為了遵從這項不太被沿用的條文,認為我之所以犯下如此違背常理之行為,促使我如此做的理由必然與我的境遇有關。當然,或許也並非如此,只是基於他猶如記者的天生好奇心,才命令我做這事。無論怎樣都好,我就是遵從命令,寫下我的出身經歷。而這即是我的手記之由來。
這份手記,究竟能給法官帶來何樣的參考,我不得而知。不過,在已做出判決的今日,想必對法官來說,它已毫無用處了。因此,我拜託法官,歸還這份手記。我要將它送給我的同志,一則是得以更深入了解我,一則是如果它對於同志有所用處,希望也得以出版成書。
就我個人來說,我希望讓更多世間為人父母者讀到。也不僅是那些父母,希望那些期許社會良善進步的教育家、政治家、社會思想家,以及所有人都能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