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正義者》導讀】（節錄）
正義抑或暴力——卡繆《正義者》劇作導讀
阮若缺（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緣起
從卡繆的作品及札記中，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對反抗、正義、革命和基督精神等議題，提出許多反思與感想。而他本人對戲劇的熱愛，更不在話下，早年於阿爾及利亞即組過劇團粉墨登場，他和戲劇圈也很熟；鮮為人知的是，若非卡繆英年早逝，沙特（Jean-Paul Sartre）劇作《密室》（Huis Clos）中賈森（Garcin）一角，本屬意由他擔綱⋯⋯造化弄人，如今我們只能研究其劇作，以瞭解作者的思想和對人道的關懷，並追念他的一言一行。

早在一九四四年末，身為記者的卡繆便開始閱覽世界各地不同的革命事蹟，其中最觸動他的，就是沙凡科夫（Boris Savinkov）所著的《一個恐怖分子的回憶錄》（Souvenirs d’un terroriste），主人翁名叫卡利亞耶夫（Kaliayev）。經過數年收集俄國革命運動的史料，卡繆決定保留若干當代人物的真實姓名，於一九四九年完成了這齣歷史劇──《正義者》（Les Justes）。

劇情概要
一九○五年，在俄國一群社會反動分子欲推翻暴政，打算在謝爾日大公的馬車駛向劇院途中丟擲炸彈，處決掉這個人民公敵。然而，執行任務的卡利亞耶夫卻失敗了，原因是他看見馬車上還坐著兩名孩童──大公的侄子、侄女。他的惻隱之心令他不願傷及無辜，因此住手，功敗垂成。回到公寓後，同夥人之間有的以同理心支持他，尤其是卡利亞耶夫的女友朵拉（Dora）；但甫自監獄逃脫者史代潘（Stepan）則嚴厲譴責他的懦弱行為，並認為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兩天後，他們又策畫了另一起攻擊行動，仍由卡利亞耶夫動手。這回大家都聽見了炸彈爆炸聲，當然，恐怖分子被捕並入獄。只是這回政府不再嚴刑峻法，改採「懷柔政策」，甚至搬出基督的救贖，只要他當眾表示懺悔，可以免他一死。然而卡利亞耶夫悍然拒絕，寧可選擇接受絞刑，慷慨就義。

結語
當人們遇上不公不義或危險的事情時，該像卡繆小說《墮落》（La Chute）裡的主角克拉蒙斯般視而不見？或像《瘟疫》（La Peste）中的醫生李厄選擇留下救人而不逃離？還是如本劇《正義者》挺身而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然而世上又有多少人是昧著良知，躲在一隅看好戲，甚至大言不慚地以正義之名，行濫殺之實，然後踏著這些天真傻子奮不顧身而淌下的血跡收割？卡繆曾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表示：「若他們傷害的是我母親，我一定會站出來保護她⋯⋯」作者一生追求的是公平正義，也頻頻對反抗專制的勇者致敬，但倘若他們的激烈手段可能傷及無辜的話，卡繆寧可先衛護這群弱者，再完成偉大的理想。他明辨大是大非的精神，才是最純真、最無私的人性光輝。


【《正義者》導讀】（節錄）
在「正確」裡相互撞擊：讀卡繆《正義者》
朱宥勳（作家）

「這是寫《異鄉人》的卡繆？真的假的？」
我讀卡繆《正義者》的過程裡，腦中不斷閃現這句話。說來慚愧，我和大多數台灣的文學讀者一樣，一向習慣文學的「三大文類」是小說、散文、詩，而對西方文學極為重視的「劇本」這一文類極為陌生。因此，即使卡繆在台灣已經是耳熟能詳的作家，我也只讀過他的小說，而不及於他同樣頗負盛名的劇本。

這也是為什麼，我讀《正義者》會覺得認識了一個全新的卡繆。在《異鄉人》或《瘟疫》裡面的卡繆，是一位深沉而充滿思辨性的作家，能以簡潔（甚至在某些時候可以稱之為「枯瘦」）的文字，直指人心的荒蕪。在這種「很現代」的小說裡，我們不會看到太強烈的戲劇衝突，取而代之的是沉鬱的內在風景。

然而，在劇作《正義者》裡，我們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寫法。此作篇幅不長，故事環繞著一個激進的革命組織圖謀暗殺俄羅斯大公的事件；但它卻有九名角色，每一名角色都有鮮明的個性、立場和動機。以《正義者》的篇幅來說，能夠涵納那麼多鮮明的角色，並且讓它們彼此交錯碰撞，產生雅俗共賞的戲劇性，實非易事。

比如主角卡利亞耶夫，他以一種詩人的熱情投身革命，自然使他合理成為投擲炸彈的不二人選；然而這種熱情的人道主義者，卻也最有可能在關鍵時刻「看見孩子」。或者與卡利亞耶夫對立的史代潘，他是充滿仇恨之火的激進革命者，在故事剛開始時，或許會覺得這名角色未免不近人情；然而隨著劇情的推展，他的仇恨背後其實背負著難以放下的過去，他對朵拉袒露傷口、述說自己苟活的段落，讀來讓人不忍。

不只是主要角色有很好的鋪陳，卡繆也能利用很短的場景，來把配角寫得頗為深刻。比如臨陣脫逃的瓦洛夫，精準地描寫了「第二次鼓起勇氣」之難。而在監獄裡，先後與卡利亞耶夫對話的警長斯庫拉托夫和大公夫人也寫得非常精彩。斯庫拉托夫雖然是故事裡的「反派」，但他的質問仍然是有力的：如果「理念」能使你不殺孩童，那為什麼「理念」卻能允許你殺大公？更別說大公夫人以未亡人身分，竟不是來對卡利亞耶夫復仇，而是試著「感化」他——這裡面的複雜心思，頗值得玩味：不是卡利亞耶夫需要獲得寬恕，而是大公夫人需要卡利亞耶夫「被寬恕」。

而我個人最震撼的小場景，則是卡利亞耶夫與弗卡的對話。寥寥數頁，就把「一心為民的革命分子」與「真正在體制下掙扎的人民」之間的乖隔寫得極為冷冽（或者你也可以說是哀傷）。作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我很難不想到魯迅的「血饅頭」。而在卡繆筆下，吃血饅頭的人民，是可恨與可悲並存的；而卡利亞耶夫這樣滿腔熱血的革命分子，竟也要到刀斧加身的前一刻，才真正「看見」他所欲捍衛的人民，這一「啟蒙」的瞬間，是何等的重量？

也因此《正義者》要講的並不只是「革命是正義的」——綜觀全劇，卡繆並不懷疑這一點，這也確實是他創作的起心動念。但卡繆真正表現出來的，反而是「正義之難」，是「堅持正義時，必然伴隨而來的傷害」。卡繆的敘事立場，毫無疑問是站在革命分子一邊的，但整個故事卻是不斷對他們施以考驗，像是錘鍊金屬那樣熬磨角色的意志。⋯⋯

由此，卡繆《正義者》是一部在戲劇性與思想性之間，取得極佳平衡的作品。《正義者》的人物互相碰撞衝突，悲劇步步進逼，就戲劇性而言堪稱毫無冷場；但同一時間，《正義者》也並未使人物扁平化，都能讓我們看到角色「更深一點」的思慮，乃至於經過錘鍊的成長軌跡。

如果你已經認識了《異鄉人》、《瘟疫》的那位卡繆，不管你喜不喜歡那位卡繆，我都衷心建議，你應該再來認識一下《正義者》的卡繆，相信可以一洗「存在主義作家都在寫一些喃喃自語的沉悶故事」的印象。這裡的卡繆可一點都不沉悶，他的愛恨辯證、他的正義觀點，其驚心動魄處——我這樣說吧，你看過《進擊的巨人》嗎？它們的核心驚人地可以共鳴！而這部作品，甚至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作者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父親在他出生未久便被徵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身亡，幼小的卡繆被母親帶回娘家撫養。中學以後卡繆開始半工半讀，做過很多工作，雖然生活辛苦，但阿爾及利亞臨地中海的陽光普照溫暖氣候，對卡繆的思想及精神有深刻的鼓舞，後來更成為他思想體系的象徵，相對於德國思想家所產生的北方思想。

卡繆大學畢業後先擔任記者，報導許多阿爾及利亞中下勞動階層及穆斯林的疾苦，同時參與政治運動，組織劇團表達觀點。二戰爆發後因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的報紙被查封，於是卡繆前往巴黎的報刊任職。在阿爾及利亞時卡繆便開始創作戲劇、小說與散文，一九四二年出版《異鄉人》之後開始在法國與國際獲得推崇，一九五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讚其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卡繆在一九六〇年於法國車禍驟逝。

卡繆的作品多樣，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異鄉人》、戲劇《卡里古拉》和《誤會》、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其他小說作品有：《墮落》、《快樂的死》、《放逐與王國》，與遺作《第一人》，以及戲劇《戒嚴》、改編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戲劇《附魔者》等。

譯者簡介
嚴慧瑩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當代法國文學博士。目前定居巴黎，從事文學翻譯。譯有《正義者》、《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血清素》、《屈服》、《無愛繁殖》、《情色度假村》、《誰殺了韋勒貝克》、《六個非道德故事》、《緩慢》、《羅絲‧梅莉‧羅絲》、《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如果麥子不死》、《灰色的靈魂》、《落日的召喚》、《地獄之門》、《野性的變奏》、《我，們》、《獨子》、《ROM@》、《調查》、《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記憶》等書。

目錄

《瘟疫》目錄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刪去所有形容詞——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

I
II
III
IV
V

譯者後記——時光擋不住的恐懼，舉世處處奧蘭城 （嚴慧瑩）


《反抗者》目錄

《反抗者》導讀
導言
一、反抗者
二、形而上的反抗
該隱的子嗣
絕對的否定
一個文人
浪蕩子的反抗
拒絕救贖
絕對的肯定
唯一者
尼采與虛無主義
反抗的詩歌
洛特雷阿蒙與平庸
超現實主義與革命
虛無主義與歷史
三、歷史性的反抗
弒君者
新福音書
處死國王
美德的宗教
恐怖統治
弒神者
個人的恐怖主義
拋棄美德
三個附魔者
有所不為的謀殺者
什加列夫主義
國家恐怖主義與非理性的恐怖
國家恐怖主義與合理的恐怖
資產階級的啟示
革命的啟示
啟示失敗
最終目的的王國
全體性與審判
反抗與革命
四、反抗與藝術
反抗與小說
反抗與風格
創造與革命
五、南方思想
反抗與殺人
虛無主義的殺人
歷史上的謀殺
適度與過度
南方思想
超越虛無主義


《正義者》目錄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正義抑或暴力——卡繆《正義者》劇作導讀 （阮若缺）
導讀——在「正確」裡相互撞擊：讀卡繆《正義者》 （朱宥勳）

前言
人物表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序／導讀

【卡繆反抗系列導讀】
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西方文明一項極重要的精神資產為「懷疑論」，那是古希臘時期智者思辨的依據。人唯有透過質疑某些理所當然的主張，才能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這個求知態度可一體適用到許多知識領域，舉凡哲學思辨、科學、宗教，乃至社會存有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透過「懷疑論」的檢視，才是具體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作家卡繆大學時專攻古希臘哲學，熟諳其精神，並且還提領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即主張追求和諧、節制及平衡。但在這過程中，他更倡導以「反抗」作為行動綱領。認為唯有付諸行動，投入反抗，才能達成古希臘神祇涅墨西斯（Némésis）所主張的「適度」的理想世界。

每一部作品都在闡述「反抗」
卡繆在二十五歲那年（一九三八）即構思創作了《異鄉人》（一九四二）、《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卡里古拉》（一九三八）、《誤會》（一九四四），完成了他的「荒謬」系列。由於筆觸生動，風格清新，尤其反映彼時的時代精神，而洛陽紙貴，大獲好評。進而被冠上「荒謬作家」以及「存在主義作家」的封號，但他都予以否決。他的好友沙特很早就看出端倪，說卡繆是「發現荒謬，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一九四二年起，他另起爐灶，構思「反抗」系列，先後完成了小說《鼠疫》（一九四七）*、戲劇《正義者》（一九四九）、哲學論述《反抗者》（一九五一），他幾乎說出了二戰後西方一整代人共同的心聲，讓他的盛名因此達於顛峰，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一九五七），稱頌他的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今人類的自覺問題」。

綜觀卡繆一生的書寫創作，無論是小說、戲劇、哲學論述，幾乎部部都與「反抗」息息相關。而他所揭櫫的「反抗」實則與沙特等人倡言的「邁向自由之路」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就是追求最高度的自由，自由說話、信仰及表述。只是卡繆所採行的路徑更平實易解，更貼近庶民。他的方式更直截了當，更能打動人心，「反抗」在他的作品裡就有了極高的「正當性」。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了一部深思熟慮的論著《反抗者》，他從笛卡兒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獲得靈感，提出「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信念。笛卡兒的名言旨在強調「我存在的自覺」，卡繆的信念則更為深刻，更臻廣度；先是強調透過全面性的反抗，包括藝術的反抗，才足資證明我的存在。再則，我的存在這樣的自覺，也必須與他人團結互助才屬於真正的存在。也就是說，精神上，它更能反映現代性，甚至當代性，也就超越了笛卡兒的「小我」，是一種「大我」的表現。這種對「大我」的關懷和自覺，便是人道主義的主要精髓。

卡繆一共花了八年時光（一九四三至一九五一）撰寫《反抗者》這部哲學思辯論集，包括形而上的反抗、歷史性的反抗、反抗與藝術，以及南方思想。卡繆說過這部論集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愛的一本。書中的論點一路揭露左派知青的政治盲從與前衛派的虛無主義。結果，當時他獲得的攻訐比稱許還多。他的好友羅傑・柯尼葉（Roger Grenier）說道：「我們的時代歷經許多不平，《反抗者》卻讓我們不失勇氣，打開通向希望的大門。」

《鼠疫》應是卡繆躋身法國文壇的扛鼎之作。之前的《異鄉人》雖讓世人驚豔，但就規模、向度及內涵而言，後者更勝一籌。小說一出版便告轟動，之後也拍成電影（一九九二）。沒想到事隔半個多世紀，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撼動全球秩序，人不分畛域，無論貧富，皆見識到它的威脅。這期間這本書竟成了最被閱讀的一本文學創作。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

《正義者》可說是當代的經典悲劇。這是沙俄時期為推翻專政，一群起義者密謀暗殺沙皇親戚的真實故事。卡繆亦在《反抗者》裡闢章申論，提出所謂的「有所不為的謀殺者」。主角卡利亞耶夫行刺謝爾日大公之所以失敗，被捕入獄，然後絞死，乃是因為他拒絕殃及馬車上無辜的孩子。卡繆結論指出：「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性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算是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正是這種舉棋不定的煎熬，難以取捨的情境，成了悲劇的主題。

卡繆十分推崇西方神話裡的天神普羅米修斯的勇氣與決心。祂應是第一位反抗者，以具體行動盜取火種給人類，而觸怒了天神宙斯。他在《反抗者》裡說道：「藝術的最偉大形式，就是表達最高層級的反抗。」他在《正義者》裡也明言：「真正的反抗就是創造價值。」他在《鼠疫》裡透過醫師李厄講出：「追求幸福沒什麼好羞愧的。」並由決心放棄潛逃出城投入救災團隊的記者藍柏回應說：「但是單獨一人的幸福，就會讓人覺得可恥。」卡繆的結語應是：反抗才是人類的本性，唯互助才更能彰顯反抗的力道。

（* 編按：La Peste 直譯為「鼠疫」，卡繆此書的譯名通常有「瘟疫」、「鼠疫」、「黑死病」幾種，考量卡繆在本書中描述疫病傳染與人性反應的普遍性，並非專指是在特定疫病下才有的狀況，因此將書名定為《瘟疫》。本導讀行文以卡繆當年背景稱為《鼠疫》。La Peste在本書中於不同脈絡語境時有「瘟疫」和「鼠疫」兩種譯法，在此周知讀者。）


【《瘟疫》導讀】（節錄）
刪去所有形容詞 —— 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作家）

當我翻開此一版本的《瘟疫》，我們還照常逛街、買賣、旅行；當我闔上時，已經進入全國三級防疫警戒，救護車的鳴笛聲在夜裡越來越大聲，然後漸漸遠去。

新聞上充斥著淪陷、激增、延燒等字眼，隱喻在這種時候似乎是不必要的了。在《瘟疫》中讓書寫者有所共鳴的角色，或許是公務員葛朗。葛朗是為文字所苦的寫作者，讓人懷疑他是否就是敘述者。在疫情期間，葛朗因投入防疫而停止了創作，歷經瘟疫後，才又重新當起一個書寫者。「這次我刪掉了所有的形容詞」，他說。值此時刻，我也盡可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評述。

歷史中的疫病敘事
二〇一五年以希伯來文出版的《人類大命運》，在歐美出版獲得巨大成功後，二〇一七年在台灣也引發不少討論。這本書從〈啟示錄〉的四騎士開始，講述瘟疫、戰爭、飢荒和死亡對人類造成的影響。作者哈拉瑞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有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了」。《人類大命運》以四騎士消退為前提展開論述，重新思考人類世、人文主義的人本精神以及可能的未來走向。

不久後的二〇一九年，出現在武漢的病毒才正要引起一場大流行。這意味著《人類大命運》前提失效，我們應該否定他所展開的論述嗎？姑且不論對未來的預測如何，哈拉瑞對歷史和敘事之間的觀察，或許能幫助我們了解卡繆的《瘟疫》在文學史中的特出之處。

回顧人類和疫病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隨著科學的進展，人類對瘟疫的描繪產生了轉變。《瘟疫》（La Peste）在中國或台灣的某些版本譯為鼠疫，Peste一詞兼具鼠疫、瘟疫的意思。這種桿菌在中世紀造成大量傷亡，不過當時人類不知有細菌，更別說病毒了。這個疫病被認為和空氣、神明或惡魔有關，在繪畫中被擬人成拿著鐮刀的死神。這個時期，醫學並沒有太大用處，不過人們卻發現了隔離的效用，這項措施至今仍然十分好用。

在如此理解的架構下，瘟疫被認為是無差別的，無論是什麼信仰、身分的人，瘟疫都有可能找上門。然而，隨著醫學知識的累積，西方世界的人們不再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科技再加上人類社會中原本就有的階級，讓瘟疫變得並非無差別的了。現今一些文本或評論斷言式的宣稱瘟疫是平等的，看起來是一廂情願的。卡繆在《瘟疫》中提到城中和貧民區的死亡率差別，而二〇二一年的武漢肺炎從萬華蔓延開來，同樣也是城市的邊陲。

直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鼠疫仍維持著它的威力。南台灣的「大湖」在日治初期仍稱為「大湖街」，但因為發生鼠疫和後續的人口遷移，不符合街的人口數，於是被取消「街」的資格。卡繆的《瘟疫》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場景設在一九四〇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城市，彼時的人類經歷了西班牙流感 、兩次的世界大戰，微生物學早已透過顯微鏡進入人的視野，疫苗技術也發展到可大規模施用了。在《瘟疫》中，不只有隔離措施，也出現了血清、疫苗這兩項技術物。不過，書中寫到由於工業生產的限制，不可能為大眾普遍施打疫苗，預防注射僅在防疫工作隊員身上使用。我們無法憑藉小說中的敘事，而認為是血清結束了這場鼠疫。相反的，《瘟疫》的敘事方式是無法用簡化的因果推論來詮釋的。不過，隔離、血清、公共衛生系統這些技術物是《大疫年紀事》的時代所沒有或未臻完備的，在《瘟疫》中成為人們「工作」的一部分。

回到字面上的第一層意義
武漢肺炎爆發之際，《瘟疫》在歐美重登排行榜，不只在文學社群中討論增加，醫師們也在學術期刊上分享閱讀心得。這次人們的閱讀方式和從前大不相同，大家暫時放下隱喻，以書中鼠疫大流行的社會反應，來對照現下疫病帶來的種種改變。

儘管醫學、科技等條件已有很大的不同，人類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反應似乎相去不遠，這使得《瘟疫》當今閱讀起來有如預言。「瘟疫」這個詞彙不單指鼠疫，也包含了引起人類相似反應的其他疾病，例如愛滋、SARS。醫學史家Charles Rosenberg 從《瘟疫》中歸結出大流行時人類社會的三幕劇。先是緩慢察覺及接受疫病，接著開始尋求解釋、處理混亂，最後則是與大眾協商。流行病一方面凸顯潛在的社會結構和問題，一方面逼迫人們選擇哪些是真正在乎的事。

在哪裡閱讀《瘟疫》影響著詮釋。美國醫師從中讀出政府的延遲反應如何影響疫情，如同書中人們起先對死老鼠的不在意。美國內部的種族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不過，卻也有醫師認為中國的積極作為可能減緩了這場大爆發。這讓我再次確認了一項事實：這是頂級的醫學期刊，而非優良的政治評論雜誌 。

那麼，我們能在《瘟疫》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之道嗎？「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這是李厄在說服藍柏加入工作時，脫口而出的金句。或許讀者們和藍柏一樣，會想問正直是什麼？在此，法文原文為honnêteté，英譯為decency，彼此之間存在著落差。在書中，李厄的回答是「做好工作本分」。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應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日版電影海報中，廣告語為「真實（日本）對虛構（哥吉拉）」，精準而耐人尋味。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 。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我們能看見《瘟疫》中每個角色的情感和經驗，其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即使看起來最接近主角的李厄，也透露了他的迷惘。這樣的文本讓我們能和當下的敘事方式做比較，無論是對個人的過度吹捧，又或者極力貶低，相形之下顯得沒有說服力。

隨著小說推進，會發現當中每個人都是被需要的。看似宗教狂熱到荒誕地步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在疫期加入了防疫工作。罪犯寇達深知人們在封城期間的欲望仍存在著，他和聖人般的塔盧在夜晚一起出去浪溜嗹，還邀請他觀賞歌劇。
正視人的各種面向，擔下責任，或許這就是《瘟疫》作為整體，給我們的對抗方法了。


【《反抗者》導讀】（節錄）
《反抗者》導讀
沈清楷（哲學星期五創辦人、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認為這本書證明了卡繆「哲學能力的不足」，並認為《反抗者》的內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湊的知識」所構成。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挑動著這兩位未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於一九五七年、沙特於一九六四年獲獎）的不和，終於造成沙特與卡繆之間一九五二年的正式決裂。儘管這兩位，在行動上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劇作家、小說家，也從事報刊寫作，但是他們對生命、政治以及時代的看法，卻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造成他們友誼破裂的，不僅是作品的品味與哲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長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尤其是，他們當時對蘇聯集中營的看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荒謬到反抗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生命的無意義所產生的一種存在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什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什麼樣荒謬?荒謬產生於存在的「不可思議、這是不對、怎麼會這樣」的驚訝，面對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令人順服的引誘，轉為「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而荒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當中，從而產生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後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卡繆筆下《異鄉人》男主角從第一人稱，以純然的旁觀，來看自身與周遭的關係，或許毫無緣由或是基於「因為太陽太大了」而開槍殺人，然後又冷冷地對著屍體補了幾槍。陽光、女人、沙灘的小確幸構成荒謬的陷阱，讓主角活在對外在價值的質疑與冷淡，既清醒卻毫無作為，在可有可無之中載浮載沉。而男主角在審判的過程中，卡繆也上演了一場從法庭到媒體，跟著習慣性虛假的隨波逐流。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永無止境地承受宙斯對他的懲罰──把大石頭推上山，到山頂又滾下來，周而復始。而卡繆告訴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又是何其荒謬。面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設想「薛西弗斯是快樂的」用快樂來反諷毫無意義、徒勞的努力，和無止境的折磨，合理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試圖將荒謬提升到最高點；二是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磨難，薛西弗斯也可以象徵為面對現實不合理的人，快樂而勇敢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作為反抗的見證，為了大地的陽光而不願意進入地獄的黑暗中。薛西弗斯的角色，為荒謬到反抗埋下了伏筆。

卡繆從文學到評論，提出荒謬的概念，去凸顯了人自身的處境。即使，沙特批評卡繆的《反抗者》是拼湊出來的二手貨，卻無損我們看見卡繆透過文字，如何在荒謬的黑暗中，迸發出閃閃發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進入到《反抗者》，可以發現，卡繆有其深厚的哲學背景，不論是法國詮釋學大師呂格爾（PaulRicoeur,1913-2005），還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翁斐（MichelOnfray,1959-），都認為《反抗者》是一部經典之作。卡繆透過荒謬的概念去「反抗」當時流行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目的論。後者承繼著由黑格爾以降的歷史哲學，認為在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一種意義的目的前進著。儘管在歷史中充滿著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的目的來看，所有的苦難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如何看出歷史所顯示出的意義，真正幸福並不存在歷史當中。相較於歷史目的論者，卡繆要揭示的人們所相信的歷史的合理性，掩蓋了多少的苦難，容許了多少的罪惡，充滿著多大的荒謬。人難道不是透過歷史理性的解釋，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著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的哀號。歷史理性所預設的最終朝向所有人都將自由的虛幻目的，只是讓荒謬更荒謬。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產生於對現實的荒謬、無理、不動、停滯、面對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絕望，失去了耐心；在長期的沉默中，他旁觀著、醞釀著、猶豫著、恐懼著，中間不乏妥協，直到反抗行動的剎那，他開始清醒，拒絕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反抗者不僅是勇敢的反對他覺得不對的事，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

卡繆強調並非所有價值都會導致反抗，但是所有的反抗都帶有價值。因此，當反抗變成價值的肯定與捍衛，它不僅僅是個人的義憤（indignation），不是充滿怨恨的人，更不會讓自己身陷於仇恨與蔑視當中。反抗者相信價值跨越了個人或是自私的考量，將人從孤獨性超拔出來，因為他所相信的價值是一個普遍的價值，因而適用於其他人，從自我覺醒走向集體覺醒，從個人走向了群體，為了所有人共同存在而冒險。反抗的行動也不僅限於被壓迫的當事者，有時被壓迫者並不反抗，但反抗背後的價值，促使著人看到他人被壓迫時，起身反抗。因為反抗是集體性的，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卡繆借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名句，轉化為一種更具有實踐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