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行事不擇手段，就會變成謀殺者，而我試著要成為的是伸張正義者！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
#吳錫德、阮若缺、朱宥勳 專文導讀推薦。
#「他們相信每個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沒有任何理念凌駕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為了理念而殺了人。他們身體力行這個理念，乃至於以自身的死來實現它。」——卡繆
卡利亞耶夫和他全世界的弟兄們拒絕神化自己，
因為他們拒絕剝奪別人生命的過度權力。
學習生存與死亡，想要成為人，就要拒絕成為神。
— 卡繆 —
《正義者》是一齣五幕的戲劇，卡繆改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黨人行刺謝爾日大公的故事。大學生卡利亞耶夫反對俄國帝制統治，想尋求革命，他與同伴計畫以炸彈刺殺謝爾日大公，試圖動搖專制體制。第一次的行動因為謝爾日大公車上有無辜的孩童在，因而緊急取消，卡利亞耶夫認為即使革命重要，卻也不應該犧牲無辜的人，也與他的夥伴對此產生激烈辯論，討論為了正義的理念是不是可以不擇手段。之後卡利亞耶夫與同伴找到另一個機會，炸死了大公，但也因此入獄。大公夫人前去獄中與卡利亞耶夫對話，要他供出同黨，就可以換得赦免。卡利亞耶夫拒絕了，之後從容就義。他殺了人，雖然是有著更遠大的理念而殺人，但不以此理念為藉口，而以自己的生命付出代價成就正義，戰勝了歷史上種種想要站上神壇的虛無主義。
卡繆非常重視這段故事延伸出來的意義，在《反抗者》裡也加以討論。卡繆寫道：
「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生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認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為暴力是不正當的，殺人是必需，但不可原諒。」
「他們認為不得不然的行動，卻又難以自我說服，就想出奉獻出自己來合理化一切的辦法，以犧牲自己生命來回答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如同對他們之前所有的反抗者一樣，殺人也就代表自殺，以命抵另一命，在這雙重犧牲之中，或許會滋生出一種價值。卡利亞耶夫、瓦納洛夫斯基和其他同伴相信每個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沒有任何理念凌駕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為了理念而殺了人。他們身體力行這個理念，乃至於以死來實現它。」
《正義者》以歷史事實化身的人物，透過情感和對話表現出卡繆認為的反抗精神，標誌出誠實與責任的反抗意識，並非有理念的反抗便可以犧牲他人，唯一可以犧牲的只有自己，這部劇作也是卡繆對於真正的正義反抗所表達的敬意。
卡繆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
卡繆曾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表示：「若他們傷害的是我母親，我一定會站出來保護她。」作者一生追求的是公平正義，也頻頻對反抗專制的勇者致敬，但倘若他們的激烈手段可能傷及無辜者的話，卡繆寧可先衛護這群弱者，再完成偉大的理想。他明辨大是大非的精神，才是最純真、最無私的人性光輝。
——阮若缺
綜觀卡繆一生的書寫創作，無論是小說、戲劇、哲學論述，幾乎部部都與「反抗」息息相關。而他所揭櫫的「反抗」實則與沙特等人倡言的「邁向自由之路」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就是追求最高度的自由，自由說話、信仰及表述。
——吳錫德
卡繆真正表現出來的，反而是「正義之難」，是「堅持正義時，必然伴隨而來的傷害」。卡繆的敘事立場，毫無疑問是站在革命分子一邊的，但整個故事卻是不斷對他們施以考驗，像是錘鍊金屬那樣熬磨角色的意志。
——朱宥勳
仇恨之中沒有幸福可言。這一切的惡，這在我身上和其他人身上一切的惡。謀殺、懦弱、不公不義……喔，我一定，一定要把它消滅……但我會堅持到底！比仇恨到的地方更遠！
——《正義者》
虛無主義者覺得這世界注定滅亡，所以殺人。反抗的結果則是相反，它是要拒絕承認殺人合理，因為其原則就是反抗死亡。
——卡繆，〈南方思想〉，《反抗者》
編輯推薦
為了正義的理想，可以用任何手段達到理想嗎？
——《正義者》中的反抗試煉
大塊文化副總編輯/林盈志
談《正義者》，談為什麼卡繆要去寫一段一九〇五年的俄國社會革命黨人故事，且讓我們繞一點遠路，先八卦一下卡繆和沙特的一些「恩怨」。
卡繆在出版《異鄉人》之後獲得了法國主流文壇的讚賞，一個從北非殖民地出身不是巴黎重要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一下子變成法國文學界、思想界的明星，大家把卡繆和沙特這位「血統純正」出身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的哲學家、作家譽為「存在主義雙璧」。但後來這雙璧因為戰後冷戰環境（主要是對蘇聯的態度）和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立場而決裂。
兩大作家的友誼與決裂，一直是大家的話題。《尋找異鄉人》精彩描寫卡繆如何從一個沒沒無聞的殖民地年輕人，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級的文學明星，書裡也提到卡繆與沙特在本質上的差異：
卡繆拒絕接受存在主義者的標籤，可能是希望跟沙特那個緊密人際關係網保持距離，但他這種表白也是真誠的。他和沙特對荒謬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對人類的潛能也抱持不同概念。在卡繆看來，每個人都自具目的，至於人類整體，就如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所說，「隱藏著無人性的一面」。他認定這本書是「反存在主義」的。對沙特來說關乎重要的是意識──人與人之間相處得來或相處不來。然而對卡繆來說攸關重要的是，相對於世界或相對於世間事物的無生命本質，人類是微不足道的。這種差異從他們兩人小說的風格和主題看來就明顯不過：（沙特的）《嘔吐》對他人懷抱著恐懼；《異鄉人》的宇宙則對人類帶著柔靜的冷漠。卡繆和沙特作品的這些基本差異，隨著在公眾面前曝光而來的要求，以及隨著最新思潮而來的興奮，就遭到磨滅了。
除了思想上的基礎差異，兩人正式公開的裂痕是因為卡繆出版了《反抗者》。沙特支持俄國共產革命的，相信其社會主義理想可以為人類社會帶來美好遠景。但卡繆很早就看清列寧的手段，與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國家恐怖主義，他在《反抗者》中寫道：
在帝國主義敵人們的壓力之下，列寧催生出正義的帝國主義。但是帝國主義，儘管是正義的，結果只有失敗、或擴張為世界帝國。在獲致結果之前，運用的方法無他，只有不正義的手段。這麼一來，學說便與預言吻合了。為了追求一個正義的遠景，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可以運用不正義，成了列寧在世界上最痛恨的一件事──矇騙。承諾一個奇蹟的遠景，讓大家接受不正義、罪行、謊言。更多的生產、更多的權力、不間斷勞動、無休止的痛苦、持續的戰爭，整個帝國成了普遍奴役，突然有一天，情形將會奇蹟般整個翻轉：全球共和國之內一片自由閒適。偽革命的騙局現在有了它的公式：扼殺一切自由才能征服帝國，那帝國有一朝會成為自由。
《反抗者》談人從世界的荒謬中認清自己，珍視自己的存在，不讓自己的存在被壓迫，遇到被壓迫、權利被剝奪，需要起來反抗，反抗則把個體連結成為群體。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卡繆提到反抗不是革命，反抗必須有限度，這個限度是要尊重個人的性命，不能像革命要求人們為了未來不知道是否可以實現的飄渺理想來犧牲性命，要人接受專政、被迫勞動、為國家無限付出，說是有一天就可以突然達到眾生平等的目標。卡繆反對這種像是宗教洗腦式的作法，人生就只有這麼一次，不能用這種死後天國式的飄忽承諾來逼迫人無條件奉獻。
極權革命認為人性具有絕對的可塑性，可以把人簡化為歷史力量裡的一個分子，但是人的反抗就是拒絕被物化，拒絕被歸結為歷史裡的一個物件，它肯定了人的共有天性，這天性與權力世界並不相干。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革命只以歷史為原則，以恐怖手段為內容，對它來說，不管是情願或被迫，人如果不能一致臣服於歷史的話，就什麼都不算。到了這一點上，已超過限度，反抗先被背叛，接著邏輯也被扼殺，因為反抗在它最純粹的行動中，向來確定存在著限度。
大致介紹了這些思考之後，便可以理解卡繆為什麼創作了《正義者》這部劇作。卡繆透過一九〇五年一群社會革命黨人企圖以刺殺沙皇的叔父謝爾日大公來加速達到他們革命的目標，但在他們準備投擲炸彈到大公的馬車時，發現車上除了大公之外，還有兩個小孩，是大公的侄兒。在這時刻主角卡利亞耶夫停手了，選擇終止這次的行動。之後卡利亞耶夫和他的夥伴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討論為了追求遠大的目標，是不是可以不計各種代價，包括賠掉無辜者的性命？
這個故事完全是卡繆思考反抗精神的核心之一，他也在《反抗者》中寫了這個故事，稱呼卡利亞耶夫等人為「有所不為的謀殺者」：
這些不在乎將自己生命完全投入的殺人者，對他人的生命卻極端謹慎嚴肅。第一次行刺謝爾日大公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卡利亞耶夫拒絕殃及大公馬車上無辜的孩子，這也得到所有同志的贊同。
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生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認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認為暴力是不正當的，殺人是必需，但不可原諒。若是平庸的心靈面臨這種可怕的問題時，能夠安然忘掉其中的矛盾，選擇只看到原因之一，他們會以制式原則的名義，認為一切這種立即式的暴力皆不可原諒，卻能坐視暴力在世界、在歷史層面蔓延擴散；要不然就是以歷史的名義自我安慰，說暴力是在所難免，並在謀殺上更添上謀殺，直到把歷史變成只是不斷剝奪人反抗不義之信念的過程。這描繪了現代虛無主義的兩個面目，前者是資產階級虛無主義，後者是革命虛無主義。
但是這些極端的心靈什麼都不會忽視，於是，他們認為不得不然的行動，卻又難以自我說服，就想出奉獻自己來合理化一切的辦法，以犧牲自己生命來回答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對他們而言──如同對他們之前所有的反抗者一樣，殺人也就代表自殺，以命抵另一命，在這雙重犧牲之中，或許會滋生出一種價值。卡利亞耶夫、瓦納洛夫斯基和其他同伴相信每個生命都具有同等價值，沒有任何理念凌駕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為了理念而殺了人。他們身體力行這個理念，乃至於以死來實現它。我們在其中還可以看到就算不是宗教式的，至少也是形而上的反抗概念。
卡繆在《反抗者》中以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對比歷史上打著革命旗號而不擇手段無視人命的劊子手，這些有所不為者才是真正有反抗精神、了解正義的意義，不擇手段的只是虛無主義不在意人的價值。
《正義者》裡卡利亞耶夫在夥伴質疑他不願用種種手段達到革命目標，就是對革命有所質疑（這種句法有沒有很熟悉XD），卡利亞耶夫回答：「我接受殺人的任務，是為了推翻專制政權。然而你的話也顯露了一種專制主義，倘若它建立起來了，就會把我變成謀殺者，而我試著要做的是伸張正義者。」
這句話彰顯了《正義者》這部作品的重要性。可能許多人因為《反抗者》的書名，或因為那句有名的「我反抗，故我們存在」，而覺得反抗是激烈的行動。事實上卡繆在《反抗者》中不斷強調「適度」、「限度」，並以此發展出他的「南方思想」。《正義者》選擇了以戲劇的形式，化身確切的人物角色，讓不同價值觀的角色直接衝撞思想，演出的時候給觀眾視覺形象與衝擊會更明確，更簡要地把卡繆的反抗思想與正義觀點很強力很直接地說出來。
也許讀《反抗者》的論述可能會迷失於種種文獻辯證，但《正義者》絕對不會讓你有混淆的機會，這是直球對決。這也是《正義者》當作卡繆反抗系列三部曲壓卷殿軍的重要意義。
作者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父親在他出生未久便被徵召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身亡，幼小的卡繆被母親帶回娘家撫養。中學以後卡繆開始半工半讀，做過很多工作，雖然生活辛苦，但阿爾及利亞臨地中海的陽光普照溫暖氣候，對卡繆的思想及精神有深刻的鼓舞，後來更成為他思想體系的象徵，相對於德國思想家所產生的北方思想。
卡繆大學畢業後先擔任記者，報導許多阿爾及利亞中下勞動階層及穆斯林的疾苦，同時參與政治運動，組織劇團表達觀點。二戰爆發後因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的報紙被查封，於是卡繆前往巴黎的報刊任職。在阿爾及利亞時卡繆便開始創作戲劇、小說與散文，一九四二年出版《異鄉人》之後開始在法國與國際獲得推崇，一九五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讚其作品：「具有清晰洞見，言詞懇切，闡明當代人的良心問題。」卡繆在一九六〇年於法國車禍驟逝。
卡繆的作品多樣，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異鄉人》、戲劇《卡里古拉》和《誤會》、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有：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其他小說作品有：《墮落》、《快樂的死》、《放逐與王國》，與遺作《第一人》，以及戲劇《戒嚴》、改編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的戲劇《附魔者》等。
譯者簡介
嚴慧瑩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當代法國文學博士。目前定居巴黎，從事文學翻譯。譯有《瘟疫》、《薛西弗斯的神話》、《反抗者》、《血清素》、《屈服》、《無愛繁殖》、《情色度假村》、《誰殺了韋勒貝克》、《六個非道德故事》、《緩慢》、《羅絲‧梅莉‧羅絲》、《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如果麥子不死》、《灰色的靈魂》、《落日的召喚》、《地獄之門》、《野性的變奏》、《我，們》、《獨子》、《ROM@》、《調查》、《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記憶》等書。
目錄
導讀——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
導讀——正義抑或暴力——卡繆《正義者》劇作導讀 （阮若缺）
導讀——在「正確」裡相互撞擊：讀卡繆《正義者》 （朱宥勳）
前言
人物表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五幕
序／導讀
【導讀】
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西方文明一項極重要的精神資產為「懷疑論」，那是古希臘時期智者思辨的依據。人唯有透過質疑某些理所當然的主張，才能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這個求知態度可一體適用到許多知識領域，舉凡哲學思辨、科學、宗教，乃至社會存有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透過「懷疑論」的檢視，才是具體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作家卡繆大學時專攻古希臘哲學，熟諳其精神，並且還提領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即主張追求和諧、節制及平衡。但在這過程中，他更倡導以「反抗」作為行動綱領。認為唯有付諸行動，投入反抗，才能達成古希臘神祇涅墨西斯（Némésis）所主張的「適度」的理想世界。
每一部作品都在闡述「反抗」
卡繆在二十五歲那年（一九三八）即構思創作了《異鄉人》（一九四二）、《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卡里古拉》（一九三八）、《誤會》（一九四四），完成了他的「荒謬」系列。由於筆觸生動，風格清新，尤其反映彼時的時代精神，而洛陽紙貴，大獲好評。進而被冠上「荒謬作家」以及「存在主義作家」的封號，但他都予以否決。他的好友沙特很早就看出端倪，說卡繆是「發現荒謬，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一九四二年起，他另起爐灶，構思「反抗」系列，先後完成了小說《鼠疫》（一九四七）*、戲劇《正義者》（一九四九）、哲學論述《反抗者》（一九五一），他幾乎說出了二戰後西方一整代人共同的心聲，讓他的盛名因此達於顛峰，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一九五七），稱頌他的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今人類的自覺問題」。
綜觀卡繆一生的書寫創作，無論是小說、戲劇、哲學論述，幾乎部部都與「反抗」息息相關。而他所揭櫫的「反抗」實則與沙特等人倡言的「邁向自由之路」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就是追求最高度的自由，自由說話、信仰及表述。只是卡繆所採行的路徑更平實易解，更貼近庶民。他的方式更直截了當，更能打動人心，「反抗」在他的作品裡就有了極高的「正當性」。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了一部深思熟慮的論著《反抗者》，他從笛卡兒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獲得靈感，提出「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信念。笛卡兒的名言旨在強調「我存在的自覺」，卡繆的信念則更為深刻，更臻廣度；先是強調透過全面性的反抗，包括藝術的反抗，才足資證明我的存在。再則，我的存在這樣的自覺，也必須與他人團結互助才屬於真正的存在。也就是說，精神上，它更能反映現代性，甚至當代性，也就超越了笛卡兒的「小我」，是一種「大我」的表現。這種對「大我」的關懷和自覺，便是人道主義的主要精髓。
卡繆一共花了八年時光（一九四三至一九五一）撰寫《反抗者》這部哲學思辯論集，包括形而上的反抗、歷史性的反抗、反抗與藝術，以及南方思想。卡繆說過這部論集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愛的一本。書中的論點一路揭露左派知青的政治盲從與前衛派的虛無主義。結果，當時他獲得的攻訐比稱許還多。他的好友羅傑・柯尼葉（Roger Grenier）說道：「我們的時代歷經許多不平，《反抗者》卻讓我們不失勇氣，打開通向希望的大門。」
《鼠疫》應是卡繆躋身法國文壇的扛鼎之作。之前的《異鄉人》雖讓世人驚豔，但就規模、向度及內涵而言，後者更勝一籌。小說一出版便告轟動，之後也拍成電影（一九九二）。沒想到事隔半個多世紀，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撼動全球秩序，人不分畛域，無論貧富，皆見識到它的威脅。這期間這本書竟成了最被閱讀的一本文學創作。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
《正義者》可說是當代的經典悲劇。這是沙俄時期為推翻專政，一群起義者密謀暗殺沙皇親戚的真實故事。卡繆亦在《反抗者》裡闢章申論，提出所謂的「有所不為的謀殺者」。主角卡利亞耶夫行刺謝爾日大公之所以失敗，被捕入獄，然後絞死，乃是因為他拒絕殃及馬車上無辜的孩子。卡繆結論指出：「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性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算是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正是這種舉棋不定的煎熬，難以取捨的情境，成了悲劇的主題。
卡繆十分推崇西方神話裡的天神普羅米修斯的勇氣與決心。祂應是第一位反抗者，以具體行動盜取火種給人類，而觸怒了天神宙斯。他在《反抗者》裡說道：「藝術的最偉大形式，就是表達最高層級的反抗。」他在《正義者》裡也明言：「真正的反抗就是創造價值。」他在《鼠疫》裡透過醫師李厄講出：「追求幸福沒什麼好羞愧的。」並由決心放棄潛逃出城投入救災團隊的記者藍柏回應說：「但是單獨一人的幸福，就會讓人覺得可恥。」卡繆的結語應是：反抗才是人類的本性，唯互助才更能彰顯反抗的力道。
（* 編按：La Peste直譯為「鼠疫」，卡繆此書的譯名通常有「瘟疫」、「鼠疫」、「黑死病」幾種，考量卡繆作品中描述疫病傳染與人性反應的普遍性，非專指是在特定疫病下才有的狀況，因此大塊文化出版的La Peste定名為《瘟疫》。本導讀行文以卡繆當年背景稱為《鼠疫》。La Peste 於不同脈絡語境時有「瘟疫」和「鼠疫」兩種譯法，在此周知讀者。）
【導讀】
正義抑或暴力——卡繆《正義者》劇作導讀
阮若缺（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緣起
從卡繆的作品及札記中，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對反抗、正義、革命和基督精神等議題，提出許多反思與感想。而他本人對戲劇的熱愛，更不在話下，早年於阿爾及利亞即組過劇團粉墨登場，他和戲劇圈也很熟；鮮為人知的是，若非卡繆英年早逝，沙特（Jean-Paul Sartre）劇作《密室》（Huis Clos）中賈森（Garcin）一角，本屬意由他擔綱⋯⋯造化弄人，如今我們只能研究其劇作，以瞭解作者的思想和對人道的關懷，並追念他的一言一行。
早在一九四四年末，身為記者的卡繆便開始閱覽世界各地不同的革命事蹟，其中最觸動他的，就是沙凡科夫（Boris Savinkov）所著的《一個恐怖分子的回憶錄》（Souvenirs d’un terroriste），主人翁名叫卡利亞耶夫（Kaliayev）。經過數年收集俄國革命運動的史料，卡繆決定保留若干當代人物的真實姓名，於一九四九年完成了這齣歷史劇──《正義者》（Les Justes）。
劇情概要
一九○五年，在俄國一群社會反動分子欲推翻暴政，打算在謝爾日大公的馬車駛向劇院途中丟擲炸彈，處決掉這個人民公敵。然而，執行任務的卡利亞耶夫卻失敗了，原因是他看見馬車上還坐著兩名孩童──大公的侄子、侄女。他的惻隱之心令他不願傷及無辜，因此住手，功敗垂成。回到公寓後，同夥人之間有的以同理心支持他，尤其是卡利亞耶夫的女友朵拉（Dora）；但甫自監獄逃脫者史代潘（Stepan）則嚴厲譴責他的懦弱行為，並認為應「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兩天後，他們又策畫了另一起攻擊行動，仍由卡利亞耶夫動手。這回大家都聽見了炸彈爆炸聲，當然，恐怖分子被捕並入獄。只是這回政府不再嚴刑峻法，改採「懷柔政策」，甚至搬出基督的救贖，只要他當眾表示懺悔，可以免他一死。然而卡利亞耶夫悍然拒絕，寧可選擇接受絞刑，慷慨就義。
標準古典劇
本劇共分五幕，沒有倒敘，也沒有劇類混搭，僅圍繞著一項危機：大公之死。事件在一周內結束，地點除了第四幕在監獄外，其他都是他們藏匿的公寓，場景採極簡風，人物亦僅圍繞著刺客卡利亞耶夫，重點是心靈的感受而非視覺效果，這些都符合古典劇的作法，也是標準的情境劇（théâtre de situation）。不過為了避免全劇過於單調，卡繆還是將詩意與政治交錯，令全劇更呈現人味。作者也巧妙交替聲音（如敲門聲、馬車聲、炸彈聲）與沉默，製造懸而未決的緊張氛圍。
主要人物刻畫
卡利亞耶夫
他是個天真浪漫的理想主義青年，充滿熱情並熱愛生命，加入組織是抱著一股為民除害的正義感。正由於他珍視所有無辜的小生命，在執行炸掉大公馬車的任務時，心生憐憫，不忍讓大公侄子、侄女同歸於盡。然而這卻延誤了行刺大事，令反抗革命工作益發艱困。二次行動刻不容緩，卡利亞耶夫這回毫不遲疑地勇往直前。他要摧毀的並非是某個人，而是他所代表的政體。結果他被捕了，且認為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希望他一人的犧牲能換取整體俄國人的自由與幸福。背叛苟活和基督救贖都喚不回這位烈士的心，他寧可從容就義，含笑九泉。
史代潘
他正好與卡利亞耶夫站在對立面，形成對比。這是個
朵拉
她和許多年輕女孩一樣，也曾嚮往美貌、戀愛、成家，但也因為熱愛人民加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行列，這是種無償無悔的絕對之愛。不過，在她的言談中，仍可感受到她溫柔和善的一面，因此另四位男性革命者都折服於這位傾聽者的魅力之下，她似乎就是卡繆的代言人。當卡利亞耶夫不忍向無辜孩子下手時，是她首先安慰他，要他別氣餒喪志；又當卡利亞耶夫決定二度出擊時，也是她第一個鼓勵他，要他義無反顧的。更難能可貴的是，朵拉還要追隨他，執行下次爆炸任務，期待兩人在天堂相會。她的無懼不禁令人想起車臣黑寡婦自殺炸彈客求仁得仁的壯舉。
大公夫人
試想一位溫柔婉約、風姿綽約的大公夫人，一夜之間丈夫身首異處，化為灰燼，這種巨變還注入政治因素，哪是個平凡女子所能承受之痛？然而她執意入監探視那個殺了她丈夫的囚犯，迷惘的她誠懇地想得知卡利亞耶夫暗殺大公的原因，並希望她所信仰的上帝能感動這名恐怖分子，表示懺悔，重新做人。劇中大公夫人沒有名字，這彷彿代表了成千上萬的女性，她們不要暴力，只要和平，也唯有寬容和諒解才能化解干戈。
結語
當人們遇上不公不義或危險的事情時，該像卡繆小說《墮落》（La Chute）裡的主角克拉蒙斯般視而不見？或像《瘟疫》（La Peste）中的醫生李厄選擇留下救人而不逃離？還是如本劇《正義者》挺身而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然而世上又有多少人是昧著良知，躲在一隅看好戲，甚至大言不慚地以正義之名，行濫殺之實，然後踏著這些天真傻子奮不顧身而淌下的血跡收割？卡繆曾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表示：「若他們傷害的是我母親，我一定會站出來保護她⋯⋯」作者一生追求的是公平正義，也頻頻對反抗專制的勇者致敬，但倘若他們的激烈手段可能傷及無辜的話，卡繆寧可先衛護這群弱者，再完成偉大的理想。他明辨大是大非的精神，才是最純真、最無私的人性光輝。
【導讀】
在「正確」裡相互撞擊：讀卡繆《正義者》
朱宥勳（作家）
「這是寫《異鄉人》的卡繆？真的假的？」
我讀卡繆《正義者》的過程裡，腦中不斷閃現這句話。說來慚愧，我和大多數台灣的文學讀者一樣，一向習慣文學的「三大文類」是小說、散文、詩，而對西方文學極為重視的「劇本」這一文類極為陌生。因此，即使卡繆在台灣已經是耳熟能詳的作家，我也只讀過他的小說，而不及於他同樣頗負盛名的劇本。
這也是為什麼，我讀《正義者》會覺得認識了一個全新的卡繆。在《異鄉人》或《瘟疫》裡面的卡繆，是一位深沉而充滿思辨性的作家，能以簡潔（甚至在某些時候可以稱之為「枯瘦」）的文字，直指人心的荒蕪。在這種「很現代」的小說裡，我們不會看到太強烈的戲劇衝突，取而代之的是沉鬱的內在風景。
然而，在劇作《正義者》裡，我們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寫法。此作篇幅不長，故事環繞著一個激進的革命組織圖謀暗殺俄羅斯大公的事件；但它卻有九名角色，每一名角色都有鮮明的個性、立場和動機。以《正義者》的篇幅來說，能夠涵納那麼多鮮明的角色，並且讓它們彼此交錯碰撞，產生雅俗共賞的戲劇性，實非易事。
比如主角卡利亞耶夫，他以一種詩人的熱情投身革命，自然使他合理成為投擲炸彈的不二人選；然而這種熱情的人道主義者，卻也最有可能在關鍵時刻「看見孩子」。或者與卡利亞耶夫對立的史代潘，他是充滿仇恨之火的激進革命者，在故事剛開始時，或許會覺得這名角色未免不近人情；然而隨著劇情的推展，他的仇恨背後其實背負著難以放下的過去，他對朵拉袒露傷口、述說自己苟活的段落，讀來讓人不忍。
不只是主要角色有很好的鋪陳，卡繆也能利用很短的場景，來把配角寫得頗為深刻。比如臨陣脫逃的瓦洛夫，精準地描寫了「第二次鼓起勇氣」之難。而在監獄裡，先後與卡利亞耶夫對話的警長斯庫拉托夫和大公夫人也寫得非常精彩。斯庫拉托夫雖然是故事裡的「反派」，但他的質問仍然是有力的：如果「理念」能使你不殺孩童，那為什麼「理念」卻能允許你殺大公？更別說大公夫人以未亡人身分，竟不是來對卡利亞耶夫復仇，而是試著「感化」他——這裡面的複雜心思，頗值得玩味：不是卡利亞耶夫需要獲得寬恕，而是大公夫人需要卡利亞耶夫「被寬恕」。
而我個人最震撼的小場景，則是卡利亞耶夫與弗卡的對話。寥寥數頁，就把「一心為民的革命分子」與「真正在體制下掙扎的人民」之間的乖隔寫得極為冷冽（或者你也可以說是哀傷）。作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我很難不想到魯迅的「血饅頭」。而在卡繆筆下，吃血饅頭的人民，是可恨與可悲並存的；而卡利亞耶夫這樣滿腔熱血的革命分子，竟也要到刀斧加身的前一刻，才真正「看見」他所欲捍衛的人民，這一「啟蒙」的瞬間，是何等的重量？
也因此《正義者》要講的並不只是「革命是正義的」——綜觀全劇，卡繆並不懷疑這一點，這也確實是他創作的起心動念。但卡繆真正表現出來的，反而是「正義之難」，是「堅持正義時，必然伴隨而來的傷害」。卡繆的敘事立場，毫無疑問是站在革命分子一邊的，但整個故事卻是不斷對他們施以考驗，像是錘鍊金屬那樣熬磨角色的意志。
由此來看，故事一開始的史代潘是唯一已經完成熬磨的人，但其他人的試煉才正要開始。卡利亞耶夫要面對「孩童的眼神」、面對「弗卡的交易」，乃至於面對「大公夫人的寬恕」；真正可怕的試煉，不是殺身之禍、不是刑罰威逼，反而是這些並不邪惡的、令人心軟的情感。誰能說放過孩童是錯的？誰能說厭恨「血饅頭」是錯的？誰又能說對悲傷的未亡人施以同情是錯的？「正義」最大的考驗，就在這種種「正確」裡。
除此之外，作為組織領導人的安南科夫雖然在劇中的深度稍遜，但在炸彈投擲前夕的反思也十分深刻。在任務安排上，他不能到前線投彈，必須在後方指揮坐鎮。但這個「在後方」的配置，卻引起他深深的不安：「我知道不應該和他們身在一起。然而有時候，我害怕自己太輕易同意我的角色。說到底，被迫不去投擲炸彈，終究是容易做到的。」「害怕」、「太輕易同意」、「被迫不去」、「容易」言詞十分簡單，思慮卻鋒利深沉。
更別說是最後一幕，作為描寫重心的朵拉了。在《正義者》的前半部，朵拉是一名聖母型角色，她安撫所有人，是這充滿殺伐的組織中，最大的穩定力量。然而到了最後，刺殺與處決完全如預期發生之後，她也迎來了自己的試煉。卡利亞耶夫之死，把她也變成了跟史代潘類似的人——我說類似，是因為我認為兩者仍有細微差異，他們雖然同樣經歷了「堅定」的歷程，但朵拉並不像史代潘，成為關閉了所有美善情感的恨的結晶，反而是直視一切細節之後，更為複雜的一種樣態。在全劇的最後一句話，朵拉哭著說：「現在一切都更容易了。」這或者可以視為解讀《正義者》的鑰匙吧，這是關於正義的「成如容易卻艱辛」的故事。
由此，卡繆《正義者》是一部在戲劇性與思想性之間，取得極佳平衡的作品。《正義者》的人物互相碰撞衝突，悲劇步步進逼，就戲劇性而言堪稱毫無冷場；但同一時間，《正義者》也並未使人物扁平化，都能讓我們看到角色「更深一點」的思慮，乃至於經過錘鍊的成長軌跡。
如果你已經認識了《異鄉人》、《瘟疫》的那位卡繆，不管你喜不喜歡那位卡繆，我都衷心建議，你應該再來認識一下《正義者》的卡繆，相信可以一洗「存在主義作家都在寫一些喃喃自語的沉悶故事」的印象。這裡的卡繆可一點都不沉悶，他的愛恨辯證、他的正義觀點，其驚心動魄處——我這樣說吧，你看過《進擊的巨人》嗎？它們的核心驚人地可以共鳴！而這部作品，甚至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