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個時代，記者願意捨命，只因深信「真相」能改變世界

她是英勇的傳奇，戰爭的見證者，也是堅毅而無畏的女性

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　唯一中文傳記

◆電影《私人戰爭》主角的實際人生

◆身經百戰，只為見證真實，傳遞真相

瑪麗‧柯爾文，是歐美家喻戶曉的偉大戰地記者。她曾隻身訪問利比亞狂人「瘋狗」格達費，也在以巴衝突的硝煙中與阿拉法特會面，還獲贈珍珠。她走訪戰地，無懼砲火，關注殘破世界裡珍貴的一絲人性。即使她在轟炸中瞎了左眼、左耳失聰，但仍止不住她凝視真實、報導真相的熱情，之後更以「獨眼」的女俠形象深深烙印在世人的記憶當中。二○一二年，她不幸死於敘利亞的戰火，將畢生都奉獻給了戰地記者這份職業。

在《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中，瑪麗的同事琳賽・希爾遜細膩地梳理了她近乎傳奇般的經歷。她獲得獨家授權，透過研究瑪麗從十三歲起就寫下的私密日記，以及對許多親友的深度訪談，經過多方深度調查，才寫成這本動人心弦的傳記。在世人眼中，她是勇者，是英雄，是戰爭的證人，是一位堅毅而反叛的女性；在這本傳記中，讀者更能看到，她也是有血有肉、時而脆弱、時而迷惘的個人。她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同的眼光和待遇，也和所有人一樣，會恐懼、會掙扎，僅有平凡的肉身，但她不曾因此卻步，直到死亡都仍體現人性與人道的精神。

本書不僅是一位非凡女性的傳記，也是二十世紀末一系列重要的國際爭端、人道危機的回顧，更可以讓我們看見：敢於深入絕境的戰地記者，曾經在國際大事現場扮演的重要傳真角色，與他們為接近真相而做的人生選擇。書中充滿了故事，也令我們重新思考新聞行業的理想、真相的價值，在今天這個資訊混亂的時代看來更令人動容。透過瑪麗‧柯爾文的一生，或能喚起「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聞」的省思。

本書特色

1.中文世界唯一一本關於傳奇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傳記。她畢生追求真相，將世界最危險之地的實況傳遞給所有人；她更是勇於突破性別限制的先行者，打破過往幾乎由男性壟斷的記者行業。她的傳奇人生，值得我們認識。
2.本書也回顧了二十世紀末，共產瓦解、中東衝突、世界正步入後冷戰時代時的一段歷史，與當時在前線上的國際新聞記者所扮演的傳真角色。當時新聞記者置身衝突現場，做足功課，為無聲者發聲，甚至與權力者當面對質真相，在今天這個資訊混亂的時代看來更令人動容。尤其在台灣主流媒體公信力長期低迷的情況，或能喚起「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聞」的話題性探討。
3.書中收錄瑪麗‧柯爾文生平日常相片，生動表現出她的形象，也讓讀者能更深刻記得這位不平凡的女性。
 

名人推薦

閭丘露薇（前戰地記者、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專文推薦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范琪斐（資深媒體人）

張鎮宏（轉角國際主編）

郭崇倫（聯合報副總編輯 ，Podcast《郭崇倫會客室》主持人）

劉致昕（《報導者》副總編輯）

閻紀宇（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共同推薦（按首字筆畫排序）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編輯選書
★科斯塔圖書獎（Costa Biography Award）入圍決選
★安德魯‧卡內基優秀獎章（the Andrew Carnegie Medal for Excellence）入圍
★《君子》（Esquire）雜誌與《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2018年度最佳書籍提名
★《衛報》（Guardian）11月書店選書與《星期日標準報》（Evening Standard）11月書單
★ 亞馬遜（Amazon）11月最佳書籍，讀者4.6顆星高度讚譽評價

戰爭不曾發生，除非有人將它帶到你的眼前。瑪麗‧柯爾文，大半生都投入這樣的志業，甚至死在採訪的戰火之中。《深入絕境》不僅是這個知名戰地記者的傳記故事，也透過其經歷敘事讓我們看見她所經驗的戰爭，而她又為何將自己的生命投擲於此。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作者琳賽‧希爾遜是瑪麗‧柯爾文相識十餘年的同行，一樣在烽火中堅持真相傳遞，因此，閱讀這本書時，我感覺到的是，這次，她藉著自己的筆所傳遞的，除了瑪麗‧柯爾文冒險得來的報導，還有她從立志當記者開始的學習、思考、方法與實踐。瑪麗柯爾文雖然不在這個世界上，但透過她的報導與被紀錄下來的這一切，她得以繼續活著。而我們都因此而得以學習──如何當一個記者。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阿潑

每個記者作為社會的一分子，身上總是不免帶著時代的印記。柯爾文是一個感性的人，也因為這樣，她會在報導伊拉克戰爭時犯下錯誤。而我一直認為，雖然沒有一個記者能夠做到絕對客觀中立，但是記者需要理性和冷靜，將個人價值偏好和工作區分開來，這樣才能避免因為情感上的偏好，而犯下判斷錯誤。但是同一時間，我也認同柯爾文一直的堅持：記者需要為弱者發聲。要擁有這樣的情懷，才不會對社會不公無意識地視而不見。
在這本書裡面，柯爾文是一個希望能夠平衡事業和家庭的女性，但是最終沒能做到。而這正是很多女性記者，尤其是採訪戰亂和衝突的女性記者所面對的問題。研究顯示，大部分報導戰地的女性記者處於單身狀態，而且和報導戰地的男性記者相比，她們的學歷以及情緒控制能力更高，顯示女性跨入的門檻，要比男性高得多。柯爾文的那個年代，女性要在這個被視為男性的領地站穩腳跟，獲得尊重，她付出的，要比現在的女性記者多得多。但正是因為有她這樣的一批打破了男性壟斷的人，才使得後來者，可以將很多機會視為理所當然。
我喜歡這本書，展現了柯爾文的立體形象。她不再僅僅是一個戰地女記者。她之所以堅守在她的崗位，是因為她的價值觀，她的性格，她對這份職業的了解，她對這個社會的承擔。
──前戰地記者　閭丘露薇

本書非凡地描繪了一位記者的無畏與最終注定的犧牲奉獻……多虧了希爾遜的報導深厚以及熱情洋溢寫就此書，讓瑪麗‧柯爾文完全獲得她應得的評價。
──約書亞‧哈默（Joshua Hammer），《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這本傳記由希爾遜所寫，她認識柯爾文本人，也使用了未出版的報告和多達三百本的私人日記為材料，全書十分能掌握傳主的精神。
──瓊‧李‧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宏偉而動人……［希爾遜］捕捉到柯爾文一生中最極致衝擊之處。
──吉爾‧多蒂（Jill Dougherty），《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希爾遜以欽佩之情與同情的理解，描繪了她的同事……記者們渴讀希爾遜這本書，但其他人會嗎？答案是肯定的：憑藉瑪麗的故事，希爾遜打開了許多人不曾窺見的大門。
──艾德‧維利米（Ed Vulliamy），《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深入絕境》是我這幾年來讀過最好的傳記。
──克特‧施萊爾（Curt Schleier）《，明尼亞波里斯明星論壇報》（Minneapolis Star-Tribune）

這是我讀過的關於記者最好的傳記之一。
──查爾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攔截》（The Intercept）

一本精彩的書──無疑是一份致敬，同時也講述了一段非凡的傳奇生命。
──簡‧邦納姆‧卡特（Jane Bonham Carter），《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

作者

琳賽・希爾遜（Lindsey Hilsum）

琳賽・希爾遜是英國第四台新聞的國際編輯。她曾報導過去二十五年來眾多重大衝突和國際事件，包括在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和科索沃的戰爭；阿拉伯之春；和盧安達的大屠殺。她的作品散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衛報》和《格蘭塔》（Granta）。她的第一本著作《沙塵暴：革命時代的利比亞》（Sandstorm: Libya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曾進入二○一二年衛報首作獎（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的決選名單。

譯者簡介

黃楷君

政大阿拉伯語文學系、廣播電視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書籍譯者。譯有《手寫時代》、《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時光出土：考古學的故事》、《原始富足》、《漁的大歷史》等書，並曾合著《吹過島嶼的歌》。
kaichunhg289@gmail.com

目錄

前言

第一部　美國
第一章　死人的樹枝
第二章　父與女
第三章　愛人與良師
第二部　中東
第四章　死亡之路
第五章　身處男性世界
第六章　戰爭、和平與愛
第三部　世界的彼端
第七章　我們要讓妳家喻戶曉
第八章　不計後果
第九章　鏡中的臉
第四部　倫敦
第十章　茫然失措
第十一章　魯莽的狂潮
第十二章　巴巴阿姆爾
後記

〈關於我倖存的報導可能有些誇大〉
資料來源與致謝
作者簡介
 

序／導讀

前言

我們生活的方式，
無論膽怯或無懼，
皆將成為我們的生命。
──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那晚，在貝魯特（Beirut）的晚餐時間只有一個話題：是否該找人口販子偷渡我們通過邊界，進入敘利亞和遭圍攻的霍姆斯鎮（Homs）。當時是二○一二年的二月，革命正演變成內戰。希望推翻敘利亞政府的叛軍，正堅守在鄰近霍姆斯的巴巴阿姆爾（Baba Amr）地區。同一時間，總統巴夏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軍隊以火砲猛烈轟炸當地。

我們四人已經在記者生涯中冒過許多次險。吉姆・穆伊爾（Jim Muir）從一九八○年代初便擔任BBC的中東記者，儘管蒙受綁架的威脅，仍居留黎巴嫩數年之久。尼珥・麥法夸爾（Neil MacFarquhar）童年時在利比亞長大，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派駐中東。我曾報導過盧安達（Rwanda）、伊拉克、利比亞和另外十多個國家的衝突事件。此外還有《週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的瑪麗・柯爾文。她的左眼戴著一只眼罩，那隻眼睛在十年前，被斯里蘭卡政府士兵投擲的一顆手榴彈擊中，因此失去視力。一九九九年，配備槍枝和彎刀的民兵進逼東帝汶的聯合國駐區，即便多數其他記者都搭上最後一班飛機離境，瑪麗拒絕離去。同一年的冬天，她在俄國人轟炸道路時，於車臣的嚴寒山區瀕臨死亡。她總是一次次更加深入當地，也一次次待得更久。

不僅巴巴阿姆爾的轟擊毫無間斷，人口販子還可能綁架我們勒索贖金，或轉賣給聖戰士。對我們三人來說，這已經超越所能承受的危險底限，但瑪麗不以為意。「無論如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她說。於是就這麼決定了。她將進入戰地。十五個月前，我人在倫敦的聖布里奇教堂（St Bride’s），也就是艦隊街（Fleet Street）上的記者教堂，當時瑪麗在年度禮拜上發表演說，紀念當年喪生的同業。「我們總是必須自問，新聞值得我們承擔多高的風險。」她說。她高高站在讀經臺上，瘦削的身軀罩著一件黑色針織洋裝，眼鏡架在鼻子上，好用她那隻僅存未盲的眼睛讀稿。「什麼是勇敢，而什麼又是逞能？」

當晚在貝魯特的晚餐後，我回到飯店，不安地思考著，究竟是瑪麗魯莽，還是我懦弱。我有不去霍姆斯的理由──我的膝蓋不好，有個編輯認為那趟旅程會太過危險，我還有本書要寫──但那些都只是藉口。瑪麗知道新聞所在，赴湯蹈火也要前往報導。我完成了關於黎巴嫩敘利亞難民的報導後，搭機回到倫敦。瑪麗多花了幾天安排她的行程，接著和攝影師保羅・康羅伊（Paul Conroy）踏上危機四伏的旅程，他們步行、搭乘摩托車和吉普車，甚至一度爬行通過暴雨水溝。

幾天後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用衛星電話寄出的。「到巴巴阿姆爾了。這裡簡直是場噩夢，但太令人憤慨了，非常值得。我現在應該要申請伊朗簽證，但我把我伊朗門路的聯絡方式遺留在家中。你有伊斯蘭指導部辦公室（Islamic Guidance Office）那位（相較之下！）親切的女士的電話嗎？」瑪麗已經在計畫她的下一趟旅程。

當週星期六， 我讀到她關於「寡婦的地下室」的報導，和她奉為楷模的著名記者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的任一篇戰爭報導一樣強而有力。蓋爾霍恩曾經報導西班牙內戰（Spanish Civil War）和諾曼第登陸戰（D-Day landings）。「這是個飢寒交迫的城市，砲彈的爆炸聲和陣陣砲火轟隆迴響……冰冷的雨水填滿坑洞，白雪從沒有玻璃的窗戶飄進屋內。」她寫道，「每個人的嘴上都在問著：『為什麼世界棄我們而去？』」

我以為她已經在返家的路上，但兩天後，我聽說她又回到巴巴阿姆爾。我對她感到生氣。為什麼要再次冒險呢？她寄給我一封電子郵件，說她後悔離開了，而且其他歐洲記者也在霍姆斯，所以她覺得自己也應該待在那裡。當時的情況非常緊急，她必須在星期日她的報社出刊前就發布報導。我們安排了一次Skype通話，讓她替我任職的第四臺新聞（Channel 4 News）做段訪談。我們在訪談開始前聊了幾句。

「琳賽，這是我們見過最糟的情況了。」

「我知道，但妳打算怎麼從那裡脫身？」

她停頓了一會。

「就這樣了。我也不曉得。我還在安排。」

隔天早晨，我醒來時想起一位在巴格達（Baghdad）被綁架撕票的朋友。瑪麗也可能遭遇這樣的不測，我心想。我在上班途中的公車上，接到一位在貝魯特的西班牙友人稍來的訊息，她的記者丈夫也在巴巴阿姆爾。

「我想妳的朋友瑪麗遇上可怕的事了。妳聽說了嗎？」

＊＊＊＊＊

瑪麗死後的幾天一團混亂。有名年輕的法籍攝影師瑞米・歐希里克（Rémi Ochlik）也不幸遇害。《週日泰晤士報》竭盡全力要把保羅・康羅伊給救出來──他受了重傷，另一名法籍記者艾狄・布維耶（Edith Bouvier）也是。我把我的悲慟和掛念，灌注在廣播節目上談論瑪麗的事蹟，與為《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撰寫她的訃文。我發現自己憶起一九九八年我們初相識的情景，當時衣索比亞和厄利垂亞（Eritrea）之間的戰爭已經爆發。有十來位記者在吉布地（Djibouti），包括瑪麗和我，那是地球上最炎熱的地方。我們看上一架搖搖晃晃的烏克蘭飛機，正在將救援人員和商人從厄利垂亞首都阿斯瑪拉（Asmara）載離。當時的情況並不尋常──所有明智之人都爭先恐後離境，但有「一小群瘋子」試圖入境，他們是記者。有兩名烏克蘭飛行員同意掉頭，送我們回去。一轉眼，瑪麗和我已經走過鋪有柏油碎石的飛機跑道，路面熱得快要融化。上機後，我們坐在一塊。飛機在崎嶇不平的跑道上滑行時，我們注意到有兩個東西猛然飛越窗外──那是兩位飛行員汗濕的襯衫，他們掛在機翼上晾乾，結果忘記要穿上。我們朝敞開的駕駛員座艙門一瞧──沒錯，他們正打著赤膊開飛機。機身突然向上傾斜，堆放在前方的電視採訪設備沒有固定住，沿著走道逐漸往後滑。瑪麗和我捧腹大笑，幾乎快要從座位上跌下來。我們就像兩個女學生在課堂上咯咯笑著。這是我對她最初的印象。當然我過去曾見過她，也因為她的名聲認識她，但那是我們成為好友的時刻。我們笑得停不下來，想著自己可能會從空中墜落紅海而死。

接下來的十四年間，我們會在前往採訪途中，或在帕丁頓（Paddington）附近、特派記者經常出沒的前線俱樂部（Frontline Club）相見。她邀請我參加派對，第一次是在她諾丁丘（Notting Hill）的公寓，後來是她在漢墨斯密（Hammersmith）購入的房子，位於泰晤士河（Thames）的北岸。她穿著一襲黑色的雞尾酒會禮服，姿態優雅，調配著伏特加馬丁尼，屋子裡滿是演員、詩人、政治家和記者。隨著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衝突事件激增，我感覺我們是共患難的死黨，就像記者團的塞爾瑪（Thelma）和露易絲（Louise）。二○○一年四月，我聽說她在斯里蘭卡中彈。我聯繫上她時，她人已經回到美國，正等著為她受傷的眼睛動手術。「我沒辦法哭，」她說，「但我需要哭，因為我不斷收到泰米爾人（Tamils）的訊息，說要捐贈他們的一隻眼睛給我。」外科醫師發現一枚長六毫米的砲彈碎片抵住她的視神經。她自那時起戴上的眼罩，成為她的代表性標誌，也是她英勇的象徵。

如今她聲名大噪，變成授獎的熱門人選，而且獲獎無數，但她卻日漸消瘦、性格乖僻。我在二○○三年美國入侵後的伊拉克見到她時，她臉上的皺紋似乎更加深了。某個在倫敦的晚上，我們在一群人權運動人士的觀眾面前共同演講。觀眾席中有位認真的年輕女性提問，想知道我們是如何處理報導衝突事件後的創傷。這是個前往戰區採訪的特派記者都討厭的問題──我們真的有必要在某個星期四晚上，在一整個講堂的陌生人面前，坦露我們的心靈狀態嗎？瑪麗和我互使了眼色。

「琳賽和我，我們兩人會去酒吧喝酒。」她用她從未改變的東岸口音，慢聲慢氣地回答，而我們咯咯笑了起來。

有時候事情沒那麼好笑。某次我在倫敦安排了一位伊朗社運人士的採訪，她兩小時後才姍姍來遲，而且還喝醉了，令我勃然大怒。後來我原諒了她，這是當然的，因為所有人都會原諒瑪麗──她擁有一種個人魅力，當你認為她把你看作好友時，會感到雀躍不已。我認識她的方式相當簡單，就如同你認識某個同樣因患難和倖存而心有戚戚的朋友，譬如炸彈在你離開後立即爆炸，或擊中道路另一端的空大樓，而你只差幾碼的距離或幾分鐘就會遇難。對於她的黑暗面，我僅略知一二，如她幾次破裂的婚姻，以及我知道深深折磨她的創傷後精神壓力。

在她逝世後的那週，我找到一張二○○二年的照片，那是她失去一眼視力的隔年。照片裡我們兩人身在傑寧（Jenin）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的瓦礫堆中，難民營剛剛慘遭以色列的推土機摧毀。相片裡的瑪麗穿著淡藍色的丹寧襯衫和灰色牛仔褲，眼罩蓋在她的左眼上，一手拿著筆記本，一手拿著筆。我身穿紫色襯衫和深藍長褲。我們看上去滿身灰塵，疲憊又快樂。而那正是我們當時的感受，在一股記者取得新聞的強烈渴望下團結齊心，也很高興遇見彼此。那次相遇留下的幾張照片，是我僅有的兩人合照。

我認識她的時間匆忙而短暫──比如在的黎波里（Tripoli）的晚餐、通過約旦河西岸地區（West Bank）的顛簸車程、在耶路撒冷一起喝酒──如今她卻已離開人世。我對許多關於瑪麗的事一無所知，無論是她對我隱瞞，或我選擇不看的事情。是什麼驅使她在職業和私人生活，都走向這樣的極端？是勇敢抑或魯莽？她是我們世代最受敬佩的戰地記者，她的私人生活也因衝突留下傷痕。而雖然我把她視為好友，我對她的認識卻如此微不足道。

悲慟的情緒沉澱之後，我總是時時想起她。她永遠都在那裡，她的鬼魂激勵我去發掘一切我在她生前錯過的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