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深入中國的國際尋寶大競賽，
一樁歷史功過蓋棺難定的冒險事蹟

近百張珍貴照片
石窟寺廟、壁畫、經卷手稿、舍利塔……
重現高昌古國的古文明風貌

一八九五年冬天，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歷經千辛萬苦，深入危機四伏的中國南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發現傳說中的古城遺址並帶走大批九百年前的佛教古物。這事件震驚國際考古學界，掀起各國對絲路沿線湮滅已久的佛教文明考古熱潮，一場國際尋寶的大競賽於焉展開。

這場尋寶競賽以德國人斬獲最多。他們在一九O二到一九O四年間共派出四梯遠征隊深入南疆，其中由本書作者勒．寇克所負責帶領的第二和第四梯次遠征隊，成績最為可觀。他從柏孜克里克石窟鋸下九世紀大型壁畫，並將無數文物帶回柏林，卻有陰錯陽差地將垂手可得的敦煌寶藏拱手讓給了英國人。

勒．寇克在書中親筆述說這段尋寶過程，輔之以百張現場拍攝的珍貴照片，生動記述了德國人在絲路沿線冒險犯難的驚險經歷，文中不僅充滿豐富精采的冒險故事，更為南疆的地下文物寶藏記錄了一份珍貴的歷史素描，填補了這段歷史的空缺。

這些掠奪而來的古物寶藏，如今分散在世界至少十三個國家的博物館裡，致使中國學者為之忿忿難平。而當年勒．寇克堅持鋸下帶回柏林國家博物館收藏的壁畫，大多在二次世界大戰毀於砲火……至於勒．寇克的歷史論斷仍眾說紛紜。

作者

阿爾伯特．馮．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

德國考古學家，1860年出生在柏林世代經營酒廠的胡格諾派富裕家庭。先後在英、美接受商業訓練，並鑽研醫術，二十七歲時回到德國接掌家族事業。但他心有旁騖，在經商十三年後毅然轉而追求真愛——中亞的歷史與語言。他移居柏林，花了幾年時間學習阿拉伯文、突厥文、波斯文和梵文，隨後在柏林博物館當義工。1902年，正式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印度部門任職。當時德國第一梯次遠征隊正在南疆考察。
勒．寇克能力強，意志堅，深受器重。兩年後，這名年過不惑、經驗不多的學者，被賦予帶領第二梯次遠征隊的重責大任，隨後又參與了第三次、第四次遠征，成為德國參與絲路大競賽的重要人物。
1930年，勒．寇克在窮困潦倒中逝世。他因一次世界大戰破產，其獨子在大戰中身亡更使他哀痛逾恆。不過，他的死讓他僥倖逃過命運另一殘酷打擊——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柏林博物館慘遭聯軍密集轟炸，多次遠征探險帶回的文物中的菁華盡皆化為灰燼。


譯者簡介

劉建台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博士班研究。專攻古典文學，通曉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古希臘文。譯作有：《愛書人的喜悅》、《二十世紀的書》、《絕妙好女子》等書。

序／導讀

〈導讀〉　新疆地埋寶藏記       詹宏志

中國後院的盜寶者

五年前（1995），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麥田出版的陳雨航要我為耶利米．威爾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寫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寫過任何與旅行史題材相關的文字，但多年的閱讀浸染與愛好，不吐不快，結果竟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序，弄得有點喧賓奪主兼不識趣了。

那篇文章寫三位前後探險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旅行家，軼事左右蔓生，年代縱跨百年，更兼手繪地圖以示足蹤，一發難以收拾。雖說文章述說的是三位外來的旅行家，卻也看見阿拉伯民族的近代歷史滄桑；我忍不住大發謬論說：「噫，旅行人所見豈祇風土人情咁簡單，我們從三個英國人在沙漠的故事當然也看見古國沉淪的歷史；而如果把這三個人換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換成另一個沙漠：戈壁，那這一段故事我們就看見鏡中的自己。」

這裡提到的其中一位，就是本書《新疆地埋寶藏記》（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的作者阿爾伯特．馮．勒．寇克（1860-1930）。

而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讀中國近代史有時難免興憂國之感；十九世紀末，歐美諸強已進入現代國家社會的政經架構，中國卻仍像遙遠記憶中的古老國度，而兩者之間的「傲慢相遇」則預示著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國族屈辱，這個傷痕至今未能撫平，許多驕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說，海峽兩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與這段挫傷的歷史有關。

我可能扯得遠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歷史的後遺症；我曾經自問，何以西方數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旅行探險經典」在華文世界裡長期無人聞問，成為一塊出版與閱讀的空白？我始終猜想這些西方探險家曾經闖入我們的後院，窺探我們最頹唐不堪的一面，並把它形諸文字（我們因而不得不讀到落後、奇異、神祕、野蠻等屬於自己的描述），他們更趁著我們的昏昧無知，取走了無數的文化遺產，這段歷史是不容易面對的吧？

近幾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西北歷史時，光是對如何看待當年這些西方探險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場尷尬的考驗；這些西方旅行家進出中國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繪描地理、考察動物植被、更考掘古蹟文物，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民間並無現代知識可以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後來的中國學者有的把這些西方探險家指為「亡命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盜賊」，卻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的世界性學術貢獻（這些人許多是一流的漢學家，他們使中國的遺產廣為世人所知，甚至解決了某些中國學者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只是做為一個喪失大量珍貴文物的受害古國，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這一份探險家的名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許還應該加上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聞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亞地理考察而聞名，他常任意把俄國名字安在中國山川之上），以及美國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國籍、勒．寇克的德國籍，這份穿堂入戶的探險家名單簡直另一個「八國聯軍」，心理上受辱似的創傷之感可以想見。

如今我們再到「絲綢之路」（這也是其中一位闖入者斯文．赫定發明的「異國情調」名字）觀光旅行，洞窟古蹟不時看到去了頭的佛像、和平整切去的壁畫（多半是本書作者勒．寇克的傑作），不免令人興文物浩劫之嘆；這些美麗珍貴的古文物如今「花果飄零」，你得到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瑞典、德國等地才能見得齊全，有些流入私人收藏的就無緣得見了。

當然也有西方人說，這些文物當時無疑是帝國主義思想下的掠奪，但結果卻猶如天啟神佑，保護這些全人類共同遺產免於貧窮、愚昧或天災的破壞，至少躲開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性摧殘。而勒．寇克也曾經說，他在一九一三年在新疆考掘壁畫時，有許多精美文物不及取出，三年後一場大地震毀掉許多廟宇，那些壁畫也隨之沒入煙塵，令他扼腕不已。從中國人的立場，歷史文物是被「偷」了，但從當時的西歐人來看，這些文物是被「發現」了，這解釋了當時並沒有人譴責這些探險家，英國皇家甚至頒授了爵位給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兩人，表彰他們對文明發現的貢獻；對劫掠文物這件事，後來在西方有了比較同情中國的立場，乃是晚近的事。

地埋寶藏的出土記

對於這段情感上難以接受的歷史，我還是主張要閱讀的。一方面，我們如今已有足夠的知識，了解這些事發生的原因與意義；另一方面，這些書所記錄的中國與生活，已經是消逝的景觀，它們的另一個功能，反而是「保存」了某種生活型態和社會狀態的紀錄。

要了解那一段時間（差不多是清末到民國十幾年），西方人在中國西部與中亞地區的活動，也許可以從楊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讀起，看這些對東方的探險好奇是如何點燃的；然後及於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看到探險如何轉為對歷史與考古的追求，進而成為致富的傳奇；再讀到勒．寇克，我們就看到追逐神祕東方寶藏如何成為一場帝國主義的競賽；如果行有餘力，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讀一九三五年銜命赴新疆查訪俄國人擴張活動的英國外交官艾瑞克．戴區曼（Eric Teichman）的《新疆之旅》（Journey to Turkistan, 1937），我們就能明白後續的結果，以及中國內部後來對文物飄零的感受。而我自己，也預備按照這條線索，在〈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裡，陸續收入上述人物的著作。

幾位在中國新疆探險兼考察（並竊取）古代文物的探險家，都是勇氣與知識兼備的人物；即使是聲譽不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顯赫那般的勒．寇克，他也是多種中亞語言（至少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和歷史的專家。受了斯坦因在新疆發現大量古代文物的刺激，德國人也極力想取得這些令世人垂涎的寶物，以便增添帝國以及柏林博物館的收藏；勒．寇克把握機會，不求報酬爭取參加探險隊伍的任務，一九○二年他以四十二歲「高齡」如願以償，參加了第一次德國在吐魯番一帶的考察發掘，那是由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Albert Grunwedel）所領導的探險隊；這一次的考掘，帶回去了四十六箱的寶物，算是豐收了的。但如果和後來（1904年）勒．寇克親自領軍的三次探險隊，所帶回的寶物收穫比起來，就顯得微不足道。

可能是運氣，也有毅力，以及一種強烈的尋寶企圖心，勒．寇克是取走最多中國歷史文物的探險家。在《新疆地埋寶藏記》裡，他生動地記錄了他的運氣，譬如丟擲銅板決定探險路線（這段軼事後來成為英國史家霍布科克的一章篇名，就叫做〈勒．寇克丟了一個銅板〉）、以及他腳底沙地流動，竟然露出一面絕美上古壁畫的景觀；他也記錄了割取壁畫的方法，他把整面牆「片」下來，或仔細切割成駱駝可搬運的大小，前後都加了包裝，小心翼翼地運輸，我們今天仍可想像，那麼巨大笨重的壁畫，必須千里迢迢運回歐洲（當中要越過艱難的地形，以及充滿盜賊的區域），其間的困難一定不在少數。

一次大戰爆發後，德國人不得不停止在中國新疆的掘寶行動；法國人伯希和接踵其後，取走了舉世著名的敦煌手卷；但在他之後，中國政府與民間學界再也不能容忍沙漠中的駝鈴，運走一隊一隊的中國歷史（以及一片一片的中國靈魂），探險活動從此對外國人關上大門，直到一九二六年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者共同考察的研究再起，但那已經不是私自穿越中國的「後院」，而是一個與主人配合的行動，所發現的結果也就不離開中國的土地了。

勒．寇克帶走的寶物，後來終究流落何方？一開始，這些難得的寶物都保存在柏林的民俗學博物館；但二次大戰期間，盟軍轟炸柏林，民俗學博物館主建築被炸毀，失去了部分。勒．寇克寶藏有一部分在戰爭時被移到較安全的儲藏處，但柏林淪陷時，這批寶物消失了；有證據顯示，蘇聯紅軍至少劫走了其中十箱以上的寶物，但到今天為止，這批失蹤的寶物還未重現於天地之間。
重讀勒．寇克的書，心情不免是複雜的；他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塞外景致與生活情況，也記錄了他們克服萬難的探險生活，對他所親眼目睹的景物也都有一手的報導；也許我們應該慶幸他留下了這些已被遺忘的世界的描繪，使我們不至於失去一種記憶。但看到他取去的各種寶物，對照我們今日旅行所看到的空白牆面與失去頭顱的雕像，彷彿是一個難以痊癒的傷痕，如果連帶想起百年之間華人遷徙、文化流逝的舊事，也是很難不帶些傷感的呢。

試閱

第一章　導論
歷史回顧
要探討希臘文化藝術進入巴克特利亞（Bactria）1和印度西北部的緣由，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戰後不少卸甲歸田的希臘和馬其頓傭兵，都娶了當地的女子為妻，並在此落地生根，而這種情形不但改變了當地的種族結構，也同時影響了這個地區的文化。在巴克特利亞的印度人2，歷經短期抵抗後，便向入侵者投降，於是這個地方便形成了一種多種族、但單一文化（希臘文化）的現象。只是希臘人的優勢也在西元前一三○年便為入侵的安息人（Parthians）3和塞種人（Sacæ）4所打破。接著貴霜人（Kushans）繼塞種而至，並且建立了涵蓋印度河流域、東土耳其斯坦（即南疆）、西土耳其斯坦以及巴克特利亞部分地區的大帝國5。
在這些遊牧民族入侵之前，佛教業已由印度傳入喀布爾（Kabul）河的興都庫什山谷。這個地區在古代被稱作犍陀羅。根據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記載，該區居民在波斯國王薛克西斯（Xerxes）大軍中被喚作犍陀羅人或阿帕利塔人（Aparytai）。
當佛教首次深入這些地區時，佛像的形態尚未確定，印度藝術家則既無能力、更無勇氣去嘗試生動地表現佛陀的形象。而犍陀羅的藝術家，由於他們的混合血統，於是以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Apollo）和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形態來模塑佛陀的形象。
也因此，透過犍陀羅藝術家們對所有形式的古典神話的運用，該區乃成為佛教藝術的萬神廟，並成為由印度到爪哇、由中亞到中、日、韓，這個幅員廣闊的地區內佛教藝術的基礎。
事實上，每當式微中的希臘文化接觸到非操希臘語的野蠻民族，一種新的藝術形態於焉誕生。在西方，它接觸了基督教，便造就了早期的基督教藝術；而在東方，它與佛教結合，乃形成最早的佛教藝術。在許多方面，這兩種藝術表現形式間的相似之處，往往令人驚訝。如果我們將代表佛教藝術的增添物，比方佛陀或印度神像除去後，我們將會發現，在犍陀羅經常可發現的浮雕群，與早期基督教石棺上的雕刻，幾乎是同出一轍。
而這種藝術，經由一世紀時盛極一時的佛教宏揚佛法運動，由兩路進入土耳其斯坦。較長但較為簡易的一條是穿越巴克特利亞，翻越帕米爾高原到喀什噶爾（今名喀什）、葉爾羌（又名莎車）與和闐（今名和田），另一條路則是經過喀什米爾，翻越喀喇崑崙山隘口到達同一目的地，後者應是較晚才開發出來的。若走第一條路線，這種藝術深受伊朗文化影響，若走第二條，則將被印度文化所影響。
在土耳其斯坦境內，佛教僧侶的聚落為數頗眾。有些修院具備防衛功能，通常由泥磚砌成，有的蓋在懸崖峭壁上，有的則在平原中；也有些大小不一的普通修院，是開鑿在崇山峻嶺間垂直山壁的岩層中。
屬於後者的這些建築，與其說是印度式的，毋寧說是伊朗式的。因為雖然這些石窟寺廟出現在印度的時間早於巴克特利亞（阿富汗東北部），但出土於南疆的石窟寺廟建築群，卻像極了它們在阿富汗的同類建築──例如位於巴米安（Bamian）的龐大石窟──而較不像在印度的同類建築。
這種石窟的名稱在波斯文與阿富汗文中的對應字，在語源上是一樣的。它在阿富汗被喚作「哈札爾薩姆」（hazār saum），這個古波斯語的意思是「千間房」，而通行於南疆的「明屋」（ming-öi）也是同樣的意思。不同的石窟依照相距最近的城鎮名稱而區分，所以會有像是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土拉千佛洞及碩爾楚克千佛洞等等不一而足的名稱。
而佛教之光芒，便由這些石窟輻射至中國。中國受到此一西來宗教啟迪影響的情形，正如數世紀後日耳曼蠻族沐浴在從愛爾蘭修院中輻射出的基督教光輝一般。
佛教的宗教與藝術，便是這樣連袂來到南疆諸國，並沿著舉世聞名的「絲路」向東續進，北線沿天山、南線沿崑崙山，兩線在吐魯番的綠洲交匯，高昌故城（今名哈拉和卓）是最重要的樞紐。這一路上，希臘化文化在行經各地印歐民族時，也不斷受到感染與薰陶，因而不斷地修正更新。希臘化文化這種自西而東的萬里長征，是世界上四大文明遷徙之一，也是我們這次探險行動的主要成果。
但這次的文明播遷並非破天荒第一遭，事實上，早在史前時代，就有過一次從西方到遠東的文明遷徙。當時在南俄的歐洲民族──也就是中國所說的月氏6，稍後還會提到，就沿著今日尚能通車的路徑，循天山北路前行，將他們的斯基泰藝術（Scythian art）由本都（Pontus）帶到蒙古。
稍晚的亞利安（Aryan）民族大遷移，則是一場由中亞到歐洲的文明遷徙。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文明遷徙中，匈奴人及其盟友──伊朗的阿蘭人（Alani），迫使哥特人（Goths）向西遠遁，稍後阿蘭人大軍更夥同日耳曼民族轉戰歐洲大陸，所向皆捷。隨著這些征討，他們必然將許多源自中亞及東薩珊尼（East Sassanian）7的文物帶到歐洲，於是這些文物便融入了歐洲日耳曼民族國家萌生的文明裡，其中大部分是武器、服飾以及和殯葬有關的物品。
而最後一次由東向西的大遷移，則由蒙古人所發起。他們在帝國國力鞏固後廣設驛站，將北京與歐洲各大城市史無前例地緊密連繫在一起，此舉空前絕後，直到西伯利亞鐵道通車後才有所改觀。無庸置疑地，雖然蒙古人及其鐵騎所到之處盡皆殘破，卻也將東方形形色色的物資帶到歐洲，而中國的影響力也首次滲入歐洲大陸。中國人發明的印刷術──即便是很原始的一種──於此時傳入歐洲，似乎已是不容爭辯的事實。而這些由蒙古人帶進歐洲的粗淺技術，日後卻成為荷蘭與德國改良印刷術的基石。
而每當一有強而有力的王朝君臨中國，這個王朝勢必會在位於商旅行經路上的國家駐軍，以保障絲路的暢行無阻，在這同時，中國也成為沿途諸多小國的宗主國。不過，儘管中國國力強大，我們卻無法在這些臣屬民族的建築、繪畫或雕刻中找到中國遺留的蛛絲馬跡。他們的藝術形式，反倒都是印度或伊朗晚期古典形式的展現。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在五世紀前，中國不曾有過任何藝術形式曾經影響到南疆各民族的藝術表現。這些民族從古典藝品中找尋靈感。事實上，該地在當時被稱為東土耳其斯坦並不恰當，因為在當地殖民的居民是屬於印歐民族，而向西與南，在喀什噶爾一帶，則屬於伊朗血統的塞種。另外，從南界北上到羅布泊，則是印度人的生息處，他們由印度西北部向前邁進，翻山越嶺，並與當地西藏人通婚，或許正因為如此，他們的長相與東亞人頗為神似，中國史家即將他們與東亞人相提並論8。至於由北界向北延伸至庫車，也許還更向東延伸至哈密，則聚集了伊朗系的粟特人（Sogdians）9，他們的主要城市──撒馬爾罕（Samarkand）和布哈拉（Bokhara），是古粟特省中的名都大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