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當時我並未特別感受到此類不在制式劇場中、觀眾往往需付出心力的演出，所擁有的真正潛力。因為非制式劇場空間的表演，上世紀已發展了一長串的活動，實驗始於達達主義，亞陶的「殘酷劇場」（Theatre of Cruelty）接續，極具影響力的謝喜納（Ricahrd Schechner）的「環境劇場」或者莫努虛金（Arine Mnouchkine）對歷史場域的運用，無論在學術研究、甚或對台灣劇場界，如謝喜納與當代傳奇劇場合作的「奧瑞斯提亞」（1995，大安森林公園），已皆有精彩的例子和思考。
直到2010年，我在倫敦南方的海港城市布萊頓（Brighton）觀看了「夢想說」（Dreamthinkspeak）劇團改編自契夫櫻桃園《在我睡著之前》（Before I Sleep, 2010），選擇了在自己劇團成長的小城中，讓觀眾跟著迷路姊弟或者櫻桃園老人，漫步停留在街道或商場中，再一次觀看自己生活的空間。因為看戲之後的感受震撼，於是開始按圖索驥尋找類似的演出。差不多同時，另一個英國劇團「昏眩」（Punchdrunk）改編自莎士比亞馬克白的《無眠夜》（Sleep No More, 2003），甚至掀起了「沉浸式」（immersive）一詞的風行。此製作選擇於半廢棄的建築中演繹莎翁筆下人物的掙扎與慾望，並以希區考克的恐怖片為基調，讓觀眾身歷其境四處遊走在劇情之中，觀眾變成他們自己的導演，如同漫遊的攝影鏡頭的蒙太奇，但卻是以自己的全身去捕捉事件、物件、味道和其他感官現象。此製作一路從英國火紅到美國，成了近年前衛劇場大獲商業成功的絕佳例子。
接著在2012年，不僅在表演研究國際劇場研究會議中，聽到學者們討論德國「里米尼紀錄劇團」（Rimini Protokoll），作品如（Call Cutta in a Box, 2008），請觀眾事先預約電話時間，而演出就是一通越洋電話到印度的電話中心，與接線員現場互動。或者另一作品《百分百倫敦》（100% London, 2012），整個舞台是一百位生活在倫敦的真實居民。稍近的《歐洲家庭拜訪》（Home Visit Europe, 2015）更是一場沒有表演者的表演，只有一群觀眾在私人家裡參加遊戲。這些廣泛存在當代表演的策略，讓我親身感受，已改變了我們作為觀眾與戲劇互動的方式。
這些形式頻繁又熱門地出現不是巧合，連歷史悠久的愛丁堡藝術節、倫敦貝特喜藝術中心也接續策劃一對一的演出（‘One on One’ festival, 2010-2011）。擅長促成國際合作的倫敦國際劇場藝術節（LIFT）更耗費精力、大手筆、跨國際地把當地居民的參與放在製作核心。如在倫敦近郊克羅伊登市演出的《未竟之夢》（Unfinished Dream, 2012），當觀眾在教堂門口集合後，由演員（全數為當地居民），將來自外地的觀眾矇上雙眼，一邊領著觀眾走動一邊在耳邊呢喃，當雙眼睜開，眼前已是停車場，眾人或聚集或分散，一場關於居民的夢想旅程，就這樣各自展開。德法混血的劇團「醜嘴特攻隊」（Gob Squad）所推出一連串充滿趣味又自省的劇場即時錄影節目，各式作品出現在家屋、商店、地鐵站、停車場、飯店或直接在街道上，在該劇團網站介紹上也直陳「觀眾常常被要求踏出被動觀者角色，不再僅是見證成果」，更是一再讓我看到觀眾參與的各式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