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在《雙城記》（The Tale of Two Cities）曾經說過：「那曾是最好的年代，那曾是最壞的年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我認為倒過來說：「那曾是最壞的年代，那曾是最好的年代」，可以給二次戰後的世界，下一個最好的註腳。當時人們生活在廢墟裡；卻達成建立聯合國及通過〈世界人權宣言〉。面對戰爭的殘酷和不人道，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及納粹的大屠殺，人類必須面對有史以來最沈痛的一擊；警惕自己，不要重蹈覆轍。 一九四八年，在冷戰即將開始的前夕，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為全球人權治理拉開序幕，提供人權法理及思想的基礎。當時參與起草這份文件的五十幾個創始的會員國，各自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利益盤算，很多國家不是剛簡瞍甯w殖民、宣佈獨立，就是準備要獨立，再加上當時美蘇冷戰、西方與阿拉伯國家對立的以巴問題，非常不利於共識的形成。儘管如此，〈世界人權宣言〉三十條中，有二十三條獲得所有會員國的全體一致的贊同。而且最後，在沒有任何國家投反對票的情況下，通過這份劃時代的人權文件。（Glendon, 2001:169-171） 在複雜的國際關係、隱藏的衝突氣氛，為什麼當時〈世界人權宣言〉可以通過呢？在起草及討論這份文件時，部分國家曾經因為國家主權受干預的問題（英國、蘇聯及部分東歐國家），以及與文化傳統對待女性的方式不一致（阿拉伯國家），強烈反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條文。為什麼這些國家在最後表決時，並沒有投下反對票？現實的國際利益、迥異的意識型態及不同的文化背景難道不會構成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的最大阻礙？ 一般人都有〈世界人權宣言〉乃淵源於「西方」的粗略印象，卻很少人仔細研究成立聯合國及起草〈世界人權宣言〉時，歐、美、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澳等國所扮演的角色。戰後的歐洲滿目瘡痍，自顧不暇；蘇聯進軍東歐，接管部分納粹佔領過區域。英國因擔心殖民成為國際人權的議題，避之唯恐不及。美國也因為菲律賓及安理會永久席次的問題，尷尬不已。反而是很多被殖民的小國，期待聯合國及建立國際的人權標準，可以早日脫離被殖民及被外來強權宰制的命運。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強權國家反而擔憂建立國際的人權標準，會影響其國際勢力。 仔細檢討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會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世界人權宣言〉與各個文化傳統之間的關連。「文化差異」在世界各國共同起草一朮人權法案時，扮演著何種角色呢？「文化差異」可以作為理由，說明為甚麼有些國家對部分條文的內容採取保留的態度？除了「文化差異」的理由之外，還有其他更強的理由嗎？國際權力的不均等關係，以及現實的國際利益之衡量，說不定比「文化差異」來得更根本？說不定「文化差異」並沒有一般想像的那樣嚴重，而國際權力的角力才是左右影響〈世界人權宣言〉的關鍵因素？一般認為「西方」文化傳統的人權概念以公民與政治權利為主；「非西方」則強調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但這樣的截然二分無法說明：為何大部分的國家不但認同公民、政治權利，也同樣認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保障？而部分不認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納入〈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到底是基於文化傳統的差異，還是現實利益的考量？還很難說。 正式將戰爭、貧窮、疾病和殘暴等理解為「人權侵害」，其實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的事。那些以往被認為是無法避免、自然形成的悲劇，經過深刻的集體反省後，才知道那其實是集權統治者對權力貪得無厭的野心，以及各國的放任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尤其人們具體反省德國納粹政權及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意識到集權統治通常始於對特定族群的人權迫害，先整肅異己，然後發動全面的戰爭來滿足其霸權。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