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各界推薦（依姓氏筆畫順序）
朱偉誠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林俊頴 作家，《某某人的夢》《猛暑》等書作者
林建廷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紀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康文慶 美國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許仁豪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許維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陳佩甄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喀　飛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創會理事長
曾秀萍 國立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黃道明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楊佳嫻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劉人鵬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顏　訥 作家、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
蘇敏逸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專文推薦

此書對於相關學術研究發展上的重要貢獻，那是因為在這樣一個已有不少前行專著的領域中，能夠另闢蹊徑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其實是頗不容易的。然而如前所述，此書在章節主題選取上更具提綱挈領效果的概念提出，以及更近距離的文本細部解讀檢視，事實上都將使得一般讀者更易透過本書切入百年來中文同性愛戀典範橫空上位與後來價值反轉的一整個眩惑場景，加上孟哲的行文流暢、筆鋒銳利，此書或許能夠成為相關場域最引人興味與便於進入的知識入門書，也未可知。謹此推薦、期盼以為序。
──朱偉誠（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暨研究所副教授、《臺灣同志小說選》主編）

▍聯合推薦

愛之奧義與其衍生的有如漫天花雨的紛歧，凡人不迷惑、倉皇、嗆跌損傷者幾希？何況歷來飽受冷眼漠視與歧視的同性愛。本書聚焦現當代的男男愛欲的歷史場域，其標的淺顯而宏大，然「認識」之道阻且長，作者漸次向家庭、婚姻、疾病、藥癮開拓探求，描繪出他自己、也是我們同代人的愛欲航海圖，而他的目光始終朝向那愛的理想國。
──林俊頴（作家，《某某人的夢》《猛暑》等書作者）

本書是近年酷兒研究的突破性著作，尤其是對於民國社會主義時期的論述，前所未有，極具開創性；對非主流文本的閱讀與分析，亦為目前台灣的性別研究發出的重要批判性聲音。
──許仁豪（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同志運動是文化的社會運動，最重要的能量來源和武器是論述，《愛的認識論：男同性愛欲文學的政治、情感與倫理》提供讀者以更全面的視野深刻認識這世界怎麼建構男同性愛欲，是鍛鍊論述力的重要且精彩的著作！
──喀飛（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創會理事長、《台灣同運三十》作者）

本書有別於主流「愛最大」不分同異不容置疑的訴求，以「窺」、「癖」、「愛」三個焦點，揭示男同性愛欲與國族改革方案、烏托邦想像之間的關係，立足於當代文化狀況來和前行研究對話，對於華文男性同性愛欲寫作的研究具有相當貢獻。
──楊佳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作者

蔡孟哲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社會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級教學研究教師，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人社院學士班兼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現當代文學研究、性／別研究及酷兒理論、文化研究及批判理論。與楊佳嫻共同主講Podcast「當我們『同』在一起：當代華文小說裡的同志生死愛慾」（鏡好聽，2022）。與劉人鵬、宋玉雯和鄭聖勳共同編輯《抱殘守缺：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蜃樓，2014）與《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蜃樓，2012）。

目錄

序｜百年同性愛戀典範的上位與轉身／朱偉誠

緒　論｜同性戀認識論的歷史關係性
一、「愛」與同性戀認識論
二、歷史分期及脈絡
三、小結

第一章∣愛的認識論：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同性愛論述
一、「癖」與「窺」
二、青年胡秋原的友愛大同
三、非戀愛論者的破愛共生
四、小結

第二章∣愛的桃花源：民國時期同性愛欲與啟蒙救亡的辯證
一、郁達夫的同性愛自敘傳
二、郭沫若的性／情感啟蒙
三、愛的教學法
四、小結

第三章∣愛的轉生術：戰後台灣同性愛欲與婚家想像的交纏
一、《逃避婚姻的人》的婚姻想像
二、邱清寶作品的家庭倫理
三、《男婚男嫁》的幸福轉生術
四、小結

第四章∣愛的共生體：千禧年後愛滋與性藥派對的倫理反思
一、《荒人手記》的愛滋悼亡
二、《HIV教我的事》的愛滋治理
三、《愛我就趁夏天》的共生倫理
四、小結

結　論｜航向愛的「汙托邦」
致　謝
參考書目

序／導讀

序
百年同性愛戀典範的上位與轉身
朱偉誠／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臺灣同志小說選》主編

從比較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全球──尤其是其中深深嵌入世界體系網絡的地區──在今日早已習以為常、或仍在戮力「向前」推動以為理想狀況的性別（gender）與性相（sexuality）概念與配置，其實無非是百多年以來在西方現代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散侵入各地的巨大壓力下，所強加被迫採取或是不得不主動學習的現代西方社會文化相關形構的在地模仿。這整個現今仍多被不假思索地理解為「進步」的所謂「現代化」改變，因此是一個相當粗暴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過程，因為各地原先歷史悠久的社會文化模式在一夕之間被貶抑為「不文明」、「不進步」，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被取代，其牽涉之廣變化之劇烈可以想見；而如果這個轉換實際上難以驟爾全面達成，因而傳統仍以某種方式持續存活下來，也只能在新上位的外來典範強力籠罩與壓制之下被視／斥為「傳統陋習」而不斷受到攻擊與質疑。

以「homosexuality」──中譯「同性愛」（或後來在台灣較為通用的「同性戀」）──此一概念框架來理解涉及親密接觸的同性關係，便是這其中一個最顯著的構成部分。就本書所檢視的中文世界而言（雖如上所述這具有相當程度的全球普遍性），它在一開始（二十世紀初）或許還只是在西化／現代化先鋒推動隊伍（主要是受新教育的城市知識分子）的範圍內散布，但在當《臺灣同志小說選》主編時普遍認為跟上西方腳步方能救亡圖存的思考與實踐大脈絡中，此新興典範旋不及時（二十世紀中）便儼然全面取代傳統的理解概念（如「男色」）與文化表現（就晚清而言主要是「梨園相公」），而成為看待同性親密關係的主導框架，直到現下依然如是。雖說這個知識框架的內含價值判斷已經從百年前原先的病態化高度歧視，逐步反轉為處境有利於弱勢平反與權益爭取的身分政治憑藉，但是這個知識架構本身依然無太大改變，儘管近來或許已經有了一些不太一樣的另類知識理解框架逐漸浮現，但似乎仍未有足以與之競逐或甚至取而代之的新典範轉移態勢。

百多年以來這麼劇烈的典範轉移，以及這個外來新典範本身幾近逆反的價值翻轉，無疑產生了非常多意涵豐富的現象吸引著研究者的目光。的確，以相關性別與性相典範轉移早期變化最為劇烈的民國時期而言，西方（以及中介的日本）蓬勃新思潮的紛然引入，所因之造成對於舊傳統的強烈衝擊，以及親身捲入這場劇變風暴中活生生個人所面臨的多方拉扯與困惑徬徨，就算今日隔著文獻看來，仍頗令人有暈頭轉向難以招架之感。譬如在兩性關係上，傳統男尊女卑與貞操觀念還未見消散便已被鼓吹追求自由戀愛，可以想見個人、尤其是女性所動輒陷入的左支右絀風險；而在推動西化／現代化代表兩性平權的一夫一妻制以取代中國傳統納妾風俗還未竟全功，便同時面臨西方進步思潮倡議的多伴侶關係，其錯亂與扞格也完全可以想見──東西方原先在傳統模式上就有的文化差異，再加以典範轉移上的時間差，使得相關衝擊的龐大與複雜可說是遠遠超過當時人們所能夠面對處理的程度，也因此格外引發研究關注。

儘管就同性文化的部分而言，其影響之廣與糾纏之複雜未必能及於男女性別部分，但是在這一百多年間的相關變化幅度其實頗有過之而無不及，無怪乎已然吸引了不少學者投以專著來加以探討。如最早出版、依時序檢視且涵蓋跨度極廣（從傳統到當代兩岸）但集中在女同性的桑梓蘭《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最為聚焦（二十世紀前半、男同性）的康文慶《癖：中國1900-1950的男同性關係》、以及同樣跨度很廣但打散時序以強調跨時代連結與對照的許維賢《從豔史到性史：同志書寫與近現代中國的男性建構》等。

孟哲此書從現代中國同性愛的新典範替代開始，一路追索到二十一世紀初台灣的同志社群與文化狀況，其時空跨度同樣很廣，但實際的書寫內容卻又相對而言更為聚焦，這既是踵繼前輩的研究成果才能夠享有的餘裕，也是此書在自我設定上的長處。因為在這樣的時空大跨度中，孟哲不為明顯紛然雜陳的諸多現象所困，而能夠在前後各半個世紀與海峽兩岸之中，只分別選取兩個具代表性的主題來進行聚焦的探討，實屬慧眼獨具。雖說這四個焦點主題並非之前全無人探討，但是此書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一方面（民國時期的兩章）提出更具提綱挈領效果的組織概念（社會主義同性烏托邦或理想國，及學校青少年彼此與師生間的同性愛戀），同時更進一步逼近相關論述與文學文本的細部來進行閱讀解析；另一方面（戰後台灣的兩章），則是將前此已有所探討的主題，往後延伸到較近現在但仍少人論及的最新發展（從無法結婚到同婚爭議，從愛滋文學到性藥派對），卻又不只是相關議題後續發展的更新延伸而已，而是能夠透過這些較新發展所引出的不同觀點來回看原先的歷史文本。因此本書頗能夠燭照出一些不太一樣的文本與歷史圖像，洵非偶然。

然而本書在細部閱讀前此常被一筆帶過的文本以曲盡其內蘊幽微、或是敏銳觀照尚少研究者觸及的當代發展並以之為觀點重探舊日文本之外，還值得特別肯定的是其在文獻爬梳上所花下的驚人工夫。民國部分與同性愛相關的論述、文學創作與社會反應等方面基本材料的掌握自不待言，尤其新典範的引介涉及許許多多外來影響，孟哲都一一加以追索而有所著落。儘管這些成果多半僅誌記於腳註之中，但這無疑使得前兩章的相關部分成為後續研究者相當豐富的寶藏來源。台灣部分則不管在歷史文本重探或觀照當代最新發展方面，本書也都有成績：既有挖掘出已被湮沒的舊日文本（其中最重要的當屬一九八○年代邱清寶的相關作品），也針對當代繁雜多樣的最新無本進行領域開拓所必須的挑選整理。這些不厭其煩披沙瀝金的詳盡基礎文獻工作，既反映出孟哲嚴謹的治學態度，也為將來更深更廣的研究推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賡續指引。

以上所說多在強調此書對於相關學術研究發展上的重要貢獻，那是因為在這樣一個已有不少前行專著的領域中，能夠另闢蹊徑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其實是頗不容易的。然而如前所述，此書在章節主題選取上更具提綱挈領效果的概念提出，以及更近距離的文本細部解讀檢視，事實上都將使得一般讀者更易透過本書切入百年來中文同性愛戀典範橫空上位與後來價值反轉的一整個眩惑場景，加上孟哲的行文流暢、筆鋒銳利，此書或許能夠成為相關場域最引人興味與便於進入的知識入門書，也未可知。謹此推薦、期盼以為序。

試閱

│第一章│愛的認識論：民國時期社會主義視野的同性愛論述

本章主要是考察民國時期圍繞在「同性愛」並涉及婚姻家庭、政治經濟、社會國家，甚至是人類世界及宇宙的性／別論述。進一步分析當時受社會主義（Socialism）思潮影響的知識青年，如何思考性／親密關係議題與提出以友愛為基礎的社會連帶想像，並聚焦探討這些青年在不同社會主義脈絡中的性／別論述，回到歷史語境且分析他們如何將同性愛視為一種具有革新動能的社會力量，或一種導向更為自由與平等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之實踐。他們在社會主義視野裡所設想的關於同性戀的「愛的認識論」——我稱之為「愛的關係模式」——把民國時期來自翻譯、議論、報導和文學創作等等的同性愛論述，區分為三種同性戀認識框架：以西方性科學來認識同性愛的醫學框架稱為「癖的病理化模式」，以媒體對同性愛軼事的獵奇報導及其衍生出的道德化批判稱為「窺的道德模式」，以及本章所要聚焦說明的「愛的關係模式」。

過去研究已顯示民國時期的社會思潮及知識形構受浪漫主義（Romanticism）、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達爾文主義（Darwinism）進化論以及戀愛至上主義（恋愛至上主義）等跨國思潮的影響，例如張灝（1937-）指出五四思想與文學的雙重傾向及兩歧特性：一方面重視科學理性主義（Rationalism），另一方面展現出浪漫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樣貌。（註1）而我將通過分析這些青年的性／別論述，來說明同性戀的認識論構作同時關乎個人與社會應如何變革之政治方案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異；對他們來說，同性戀是在不同經濟條件和歷史過程生產出來的特定關係與情感樣態，或是推動、或是依隨著整體社會轉型的生命情境與關係實踐，而非單獨的、孤立出來的身分認同變項。

首先，我聚焦探討馬克思主義（Marxism）青年胡秋原的〈同性愛的研究〉一文中的「友愛與社會」一節，（註2） 透過分析胡的論述一方面肯認同性愛的生存價值及社會意義，另一方面則將這種個體的情感強度及特質透過友誼概念擴大到集體連帶，甚至轉化為一種思想基礎或宇宙觀，展現出社會主義獨特的政治思考與倫理視域。……

│第二章│愛的桃花源：民國時期同性愛欲與啟蒙救亡的辯證

民國時期的同性愛論述仍處在紛雜混沌、未定於一尊的歷史情境中，各類論述的形式及內容相互交錯影響，出現在大小報刊雜誌與各派文學作品之中；本章延續上一章關於「愛的認識論」的討論，聚焦「愛的關係模式」在轉型時期現代文學創作場域的構成樣態，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在文學範疇裡的男同性愛書寫。這些文學創作一方面是在一個歷史特定的、由社會文化組成的認識世界（也包含同性戀愛）的方式中所生產出來，另一方面這些文本論述也構成人們理解、判斷、評價、感知以及信仰的認識模式。本章主要討論郁達夫（1896-1945）和郭沫若（1892-1978）─二位都是當時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社作家─的文學創作與自傳回憶，其所再現的同性愛欲飽含了我稱為「愛的桃花源」的情感動能以及性／親密關係的想像。我將探問他們作品中所刻意描繪或不經意洩漏的同性愛欲書寫，如何既在文本內部拓展出敘事空間、也在文本之外撐開了不同於當時「文以載道」為主要文學典範的論述空間（如胡適〔1891-1962〕所說的「須言之有物」，或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藝術」），並藉以指出由文學創作所構成的「愛的認識論」，其實迂迴且含蓄地回應了當時以國家之愛、民族之情為核心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論述。本章亦旁及創造社同人葉鼎洛（1897-1958）、傾向自由主義的京派代表作家沈從文（1902-1988）和提倡左翼革命文學的太陽社作家蔣光慈（1901-1931）的小說，探討所謂「師生戀」在「愛的關係模式」之特色，間接體現與呼應了這個時期關於校園同性愛與情感教育議題的正反討論。如同上一章已指出的，這些文學作品所再現的同性戀，都無法指涉單獨個人的身分認同，而是在歷史過程與社會變化脈絡下的情感樣態、關係實踐與生命情境。

1921 年6 月，郁達夫和郭沫若在留學日本時與成仿吾（1897-1984）於東京成立創造社，其核心成員有田漢（1898-1968）、張資平（1893-1959）、鄭伯奇（1895-1979）和穆木天（1900-1971）等人，包括1925 年入社但於1928 年另組太陽社的蔣光慈，以及外圍同人葉鼎落等前後共有五十二人之多。在創社初期，郁達夫直言「文藝是天才的創造物，不可以規矩來測量的」；郭沫若也表示他對於藝術的見解「終覺不當是反射的（Reflective），應當是創造的（Creative）。〔中略〕真正的藝術品當然是由於純粹充實了的主觀產出」。（註3）伊藤虎丸（1927-2003）曾分析創造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色乃在於：它既是日本留學生的文學青年社團，因此受到大正時期文化主義思潮的影響；它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產物，所以反映中國知識青年的苦惱和奮鬥的軌跡。（註4）他還指出這些留學生作家透過學習仿效當時日本文學主流的短篇小說與私小說之形式，提出了新的文學理論和創造新的文體，是建設中國現代文學的新貢獻。（註5）早期創造社雖仍重視文學的時代責任並強調建設新文學的使命，然而它著重作家的內心情感和藝術個性，主張「文學是自我表現」的直覺、靈感和天才的創作觀點，在文學審美上樹立起獨特且鮮明的立場；特別是「強調情感的力量及其在文學中的本體性」，追求郭沫若稱為「主情主義」的文學觀。（註6）例如郁達夫的小說、郭沫若的詩歌與田漢的戲劇作品，都表現出文學應該忠於作家自我內心要求、表達個人情感與欲望的思想傾向和藝術風格；他們的創作講求人的自由與個性解放，側重主觀精神世界的刻畫，呈現近代歐洲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不僅對當時文壇吹入新的空氣，也擊中時代精神的內核，並吸引一部分的知識青年。（註7）在1925 年上海五卅慘案之後，創造社部分成員「向左轉」支持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並與魯迅（1881-1936）於1930 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推動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轉向為革命文學的風潮。知識分子與青年學子因現實上國民革命行動受挫（北伐與清黨），而改以文學創作與翻譯等方式進行革命實踐，「革命」內涵因此從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理念轉由馬克思主義等左翼理論取代，影響革命時代的知識青年與創作者。（註8）……

註：
1.張灝，〈重返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余英時等著：《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台北：聯經，1999），頁34-40。關於浪漫主義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參見：李歐梵著，王宏志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2005），第四部分；李海燕著，修佳明譯，《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1900-195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第三章。關於演化論對於近現代中國進化思想的影響，參見：彭小妍，〈以美為尊：張競生「新女性中心」論與達爾文「性擇」說〉，《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4 期（2014 年3 月），頁57-77；王汎森，〈時間感、歷史觀、思想與社會：進化思想在近代中國〉，《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聯經，2017），頁251-276。關於戀愛至上主義對於同性愛議題的影響，詳後分析。
2.胡秋原寫於1929 年的〈同性愛的研究〉是要回應楊憂天（生卒年不詳）同年發表於《北新》雜誌第3 卷第2 期的〈同性愛的問題〉，胡表示要向人們介紹新的研究來重估同性愛的價值和意義，戮力為同性友誼辯解。二人的論戰文章於隔年由北新書局集結為《同性愛問題討論集》出版。參見：楊憂天，〈同性愛的問題〉，《同性愛問題討論集》（上海：北新書局，1930），頁1-47；胡秋原，〈同性愛的研究〉，《同性愛問題討論集》，頁49-222。
3.郁達夫，〈文藝私見〉，《郁達夫全集．第十卷》（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22。郭沫若，〈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饒鴻競等編：《創造社資料（上）》（北京：知識產權，2010），頁14。
4.伊藤虎丸著，孫猛、徐江、李冬木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995]），頁143-144。
5.伊藤虎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頁154。
6.程光煒等，《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45-47、84。
7.咸立強，《尋找歸宿的流浪者：創造社研究》（上海：東方，2006），頁134-142。
8.蘇敏逸，〈轉折年代知識青年的文學視界：以《紅黑》為考察對象〉，《清華中文學報》第19 期（2018 年6 月），頁26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