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人在仕宦中途，會出任哪一些中層的官職？

這些官職在整個唐代官僚體系中占有怎樣的位置？

唐代士人做官，又有哪些大規律？

他們經常出任的官職，可不可以「預測」？有沒有一個模式可尋？

這些重要問題，過去幾乎無人研究，為唐史研究上的一大片空白，正是本書擬填補的。本書是《唐代基層文官》的續篇，分章詳論了唐代士人在中年（約三四十歲左右）經常出任的幾種官職，包括京官七種：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遺、補闕、員外郎、郎中；縣官一種：縣令；州官一種：司錄、錄事參軍，以及幕府官一種：判官。

過去的職官研究，不是偏向京官或州縣官，就是整個忽略了幕府官，都無法讓人看清唐代士人任官的典型模式。本書把這三大職官系統結合起來考察，涵蓋面最寬廣，而且也留意唐前後期的差別。作者文筆生動，敘事簡潔明快，以正史、墓誌、唐代詩文等多元材料，敘寫了唐代士人做官的種種有趣細節，避免一般制度史論著的枯澀，力求把讀者帶進唐代官場的動態世界。

作者

賴瑞和

廣東梅縣人，1953-2022。臺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作有《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唐代高層文官》等。

目錄

自序

導言

一、本書的研究範圍 

二、「非士職」：唐代士人不做何官？ 

三、唐代官場上的四個「模範」 

四、唐代士人的任官規律 

五、唐代士人的常任官模式 

六、本研究課題的「代表性」 

七、唐代「士人」的定義和特色 

八、基層、中層和高層文官的定義 

九、研究文獻回顧 
 

第一章 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    

一、御史的起源、變革和組織 

二、御史的官品和清要地位 

三、御史的選任 

四、「攝」御史和「兼」御史 

五、真御史、使府御史和外臺御史 

六、外臺御史和監院御史 

七、內供奉和裏行 

九、幕府軍將武職掛御史銜 

十、結論 
 

第二章 拾遺和補闕   

一、拾遺補闕的基本輪廓 

二、皇帝的「侍臣」和「近臣」

三、官品問題 

四、作為初任官 

五、初除官年齡 

六、文詞之美和任官條件 

七、何人不可任遺補？ 

八、「官」和「職」以及拾遺補闕作為階官 

九、拾遺補闕「內供奉」

十、結論 
 

第三章 員外郎和郎中   

一、郎官的起源和員額 

二、二十六司的不同地位 

三、郎官的地位和官品 

四、員外郎和郎中的別稱 

五、郎官的職掌 

六、郎官和刺史 

七、郎官知制誥 

八、郎官和翰林學士 

九、郎官和史館修撰 

十、檢校郎官 

十一、結論 
 

第四章 縣令     

一、唐縣的等級和縣官的地位 

二、縣令的三大類型 

三、赤畿縣令的選任 

四、郎官出宰京畿 

五、唐前期的望緊上縣令 

六、唐後期的望緊上縣令 

七、唐前後期的中下縣令 

八、「攝」縣令和地方長官自辟的州縣官 

九、唐後期縣令主要職務的側面觀察 

十、結論 
 

第五章 司錄、錄事參軍   

一、從勾官到通判官和專知官 

二、京城和京外的錄事參軍 

三、不同等級州府的司錄、錄事參軍 

四、唐前期錄事參軍（政典和出土唐代文書中所見） 

五、唐前期錄事參軍（墓誌中所見） 

六、唐後期的錄事參軍 

七、墓誌中所見的兩個唐後期司錄參軍 

八、令錄：縣令和錄事參軍 

九、唐中葉以後的「攝」錄事參軍 

十、結論 
 

第六章 判 官    

一、唐代「判」的含意 

二、判官的起源和演變 

三、「本判官」和「四等」官及勾官 

四、狹義判官的五大類型和名目

五、重要詩人任判官 

六、方鎮判官 

七、財經系判官 

八、皇朝特使判官 

九、京城諸使判官 

十、內諸司使判官 

十一、判官的官銜 

十二、結論 
 

第七章 總 結    

附錄 唐代中層文官每月俸料錢一覽表 

參考書目  

表 目

表一  唐代御史臺的名稱演變 

表二  攝、兼御史在唐史料中的出現次數 

表三  尚書省六部二十六司組織表 

表四  二十六司郎官職掌 

表五  唐縣的等級、分級標準和地理分布 

表六  唐代六個等級縣的縣官人數和官品 

表七  唐代錄事參軍的分布 

表八  徐申青中年履歷 

表九  陳少遊至德到永泰年官歷 

表十  唐代士人理想的常任官模式

序／導讀

自序

十多年前，我讀恩師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 教授的大作《唐代正史的修撰》(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深受書中一段話的啟示：

我們讀傳統的傳記時應當留意，那些看起來好像是無血無肉的蒼白履歷，只有連串的官名，但是，對一個「內行」讀者來說，……這仕歷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義和內涵。唐代一個官員的履歷，即使被簡化到僅剩連串的官銜，沒有任何背景資料，也能讓跟他接近的同時代的人讀得「很有意義」(“meaningfully”)，就像我們今人讀報章上同個專業的某名人訃文，或閱讀求職者的履歷表，讀到那連串職稱，也能從字裡行間，輕易解讀〔那人從前的專業經歷和就業狀況〕一樣。

記得當時第一次讀到這段發人深省的文字時，我不禁心中一動。如果我們今天讀兩《唐書》或墓誌中唐人的官歷，能夠讀到像我們今天讀同個專業（比如大學的歷史學界）其他同行者的履歷表那樣「內行」的地步，完全能夠單單從他的學歷、經歷、連串職稱和任職機構名稱，去正確解讀這位同行過去的專業表現和未來的發展潛能，那該有多好！

這意味著，唐人的每一個官銜都是有意義的，長串的官銜更是有意思。但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去解讀？這裡且讓我透露個人的經驗：過去我總是「逃避」唐代官銜，如今我卻經常「刻意」去細讀，而且都能讀得津津有味。

在研究所念隋唐五代史期間，我對唐人官銜是不耐煩的，在史傳和碑刻中碰到時，往往略過不讀，不求甚解，草草了事。即使有時為了理解某一官銜（比如右拾遺）的含義，查了《唐六典》等職官書，知道這是一種「諫官」，官品為從八品上，但我那時對這個官還是「沒有感覺」，不知道一個唐代士人當上右拾遺，究竟有甚麼意義。

但一個唐代士人肯定知道此官的深層意義，對此官完全有一種「本能般的理解」（instinctive understanding），馬上可以聯想到和這種官有關連的幾個重要細節。如果他的朋友從一個校書郎升上拾遺官，他一定「很有感覺」，一定會向他熱烈祝賀。因為，校書郎和拾遺雖然同樣是清貴的官，但拾遺又比校書郎更上一層樓。他的工作地點也改變了。他不再在長安的皇城（政府衙門集中地）上班，而是轉到皇城以北的宮城去，侍候在那裡居住的皇帝，在必要時向皇帝提供施政的建議。從今以後，他經常有機會見到皇帝。這是許多唐代官員一生都無法享受到的天大福份！大詩人杜甫任拾遺時，便因自己能夠如此近距離接近皇帝而沾沾自喜，在他一首詩〈紫宸殿退朝口號〉中毫無保留地寫道：「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

像這一些如此具體，如此微妙的任官細節，唐代官場上的士人應當都耳熟能詳，熟悉得不得了。然而，現代學者卻無法從《唐六典》、《通典》和兩《唐書》職官志得到這樣豐富有趣的知識。這些職官書只告訴我們，某某官的官品和簡略的職掌。以拾遺來說，《唐六典》只說它的官品是「從八品上」，職務則和左補闕一樣，「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云云。如此而已。其他職官書也簡略若此，對現代讀者的幫助並不大。

這就是為甚麼現代學者在考釋唐代詩文、史傳或碑刻時，碰到那些唐代官名，往往顯得「不知所措」：不是照抄職官書的簡短描寫了事，沒有深入一點的解讀，就是言不及義，胡亂揣測。比如，有人說，初唐詩人王績早年有遠大的「政治抱負」，「自小就對仕途期望甚高」，但皇帝卻只給了他祕書省正字這種小官，因此申論：「這樣位低職微的官職當然會使王績大失所望，所以他索性閉門轟飲，不樂在朝。」實際上，我們現在知道，正字是唐代士人起家的美職之一。王績應當很高興才對，當不至因此而「閉門轟飲」。又如，有人把韓愈一開始做官出任董晉幕府和張建封幕府的推官，說成是「兩入軍幕，沉為下僚，微不足道」。這是不當的解讀。事實上，唐代推官是相當不錯的基層幕府官，俸料錢甚至高過校書郎等士人起家的美職。韓愈任董晉的推官，他對董晉更有一種知遇之恩。怎能說成是「沉為下僚，微不足道」呢？

近年來，頗有不少學者為唐代的詩人們作年譜，寫評傳。這類著作屬於傳記類，本來應當對這些唐詩人所任的各種官職及其意義，有深一層的發揮才對。然而，這類著作在唐官銜上往往著墨不多，幾乎都是照抄舊典舊志了事。當然，我們不能責怪這些學者。或許應當說，唐史學者過去在唐代職官研究上沒有注意這些課題，留下一大片空白所致。

因此，我這些年來的研究工作，主要便在於釐清唐士人任官的一些規律，特別是他們的常任官模式（詳見〈導言〉），以及他們常任的那三十多種官職在唐代整個官僚架構中的意義和地位，旁及其他相關的問題，以彌補傳統典志的不足，填補目前唐史研究領域的一些空白。

掌握了唐代士人任官的規律，我們在閱讀兩《唐書》列傳和近世出土墓誌時，應當可以對他們的官歷有更深刻的領悟。實際上，史傳和碑銘最中心的部分，往往便是那一連串的官銜。現代學者如果對這連串官銜「沒有感覺」，或像我從前那樣略過不讀，那豈不是平白「糟蹋」了這些史料嗎？

我當初深受杜公那一番話的啟發，展開研究，完成了本書和它的姊妹篇《唐代基層文官》。這兩本書可說是我個人追尋唐代士人常任官模式的一個記錄。這種追尋不免會遇到挫折，但更多時候會獲得「發現的驚喜」，讓我在一堆看似亂無章法的文字史料和石頭資料中見到一種「新秩序」。我希望本書能把我的「驚喜」和我所見到的「新秩序」傳達給讀者。

我發現，掌握了這常任官的模式，可以解決史傳和碑刻中許多唐代官名的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唐代的職事官雖然高達四百多個，但唐代士人常任的官，來來去去卻不過是那麼幾十種，很容易「掌控」。兩《唐書》列傳部分經常出現的，也就是這些官。至於不屬於這些常任官的，可以歸類分為武官武職、伎術官、非士職等等。這些官是一般士人不會去出任，無能力去接任，或「不屑」於去擔任的。這就構成了一種新秩序，不致於讓人眼花潦亂，無所適從。

這樣一來，我在閱讀某一唐人的官歷時，便可以讀得津津有味，「很有意義」。比如說，我可以知道這個唐人的官歷是否符合一般士人的常任官模式，是否像張說、白居易那樣，做官高達二十多任，是否為「成功」的官員等等。如果不是，那麼他的仕途又是如何偏離了理想的模式：他出任的或許都不是士人任官的美職，或他只是在幾個不重要的州縣，當過幾任平平凡凡的州縣官罷了，從來不曾到京城長安任京官。

受材料所限，本書每一章所論的課題都有些不同，往往須視材料而定。比如，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應用便如此。此類文書中保存了許多唐前期錄事參軍和他下屬錄事的勾檢署名，生動展現唐代地方勾檢制度的實際運作。因此本書第五章論司錄、錄事參軍，便充分引用了不少這類文書，而且特別立了一節詳細專論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唐前期錄事參軍。然而，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卻很少見到縣令的出現（即使有，也難於證明或說明甚麼），所以本書論縣令一章，就沒有使用這一類文書了。敦煌吐魯番文書雖然說可以讓我們見到地方行政的一些運作細節，但本書和前一書《唐代基層文官》論述方式是偏重某一特定職官。如果這些出土文書沒有和某一特定職官（如縣令、縣尉等）掛上鉤，我就無法使用了。這點要請大家明察。

在本書完成的時刻，我首先要感謝的，當然便是恩師杜公。可惜他在2006年2月過世了，再也見不到這本書了。2005年初，拙書《唐代基層文官》剛出版，我曾經寄了一本給遠在英國劍橋的他。當時他健康不佳，但很快就回了一封電郵，對我那本小書美言了幾句，並且希望我將來寫完中文本的「三部曲」之後，能夠寫個英文版：「如果你能寫個英文版……你會幫西方漢學一個忙。」（“You would do western sinology a favour if … you write an English version.”） 可是，他辭世後，我寫英文本的意願好像越來越低了，因為「知音人」已經不在了。

在本書寫作和修訂期間，我常常想起另一位恩師王秋桂老師的教誨。記得幾年前王老師對我說：不要理會別人怎樣看你的研究。只要你自己覺得有價值、有意義，就要勇往直前，把研究做完，把書寫完。這番話對我有很大的鼓舞，特別是在我寫書寫得信心有點動搖的時候，或在我沮喪的時候。

《唐代基層文官》出版後，我也在2005年秋天，從馬來西亞柔佛新山市我出生的故鄉，轉到臺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任教。當時，《唐代中層文官》已有一個初稿，但還有待修訂，有些章節也有待補充。清大圖書館的藏書極為豐富，使本書的修訂和補充進行得非常順利。在此我想感謝清大圖書館各館員親切的服務，尤其是負責館際合作的館員，經常為我向臺灣其他圖書館（特別是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借書，或影印論文。

本書的姊妹篇《唐代基層文官》由聯經出版後，曾經獲得國科會的出版經費補助，謹此致謝。聯經總編輯林載爵先生一向關注我這個龐大的唐代職官研究計畫，並一再給予支持，是我研究和寫作上的一大精神支柱。聯經學術叢書的主編沙淑芬小姐，這些年給我各種及時的協助，也是我深為感激的。

這些年來，更得到不少師長、同事和朋友的鼓勵、提示，或各種大大小小的幫助。這裡要感謝中國大陸傅璇琮、鄧小南、杜文玉、張國剛、榮新江、朱玉麒諸教授，日本佐竹靖彥教授，清大歷史所前所長黃敏枝和新所長李貞德、張元、張永堂、徐光台、傅大為、黃一農、雷祥麟、琅元、鐘月岑、盧慧紋和馬雅貞諸同仁，以及王汎森、黃清連、陳弱水、宋德熹、陳珏、陸揚、朱振宏諸兄。

清大中文系的施逢雨老師和我算是同個師門。我們不但同樣出身於台大外文系，而且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和我的恩師杜公當年在劍橋大學的關係，就介於亦師亦友之間。我們分別受教於歐美漢學界兩位最資深的唐史專家。蒲立本教授在轉向歷史語言學之前，曾經在1955年出版過一本唐史專著《安祿山叛亂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至今依然無人可以取代。施老師對我這個唐代職官研究課題很感興趣，常給我美言和鼓勵，並希望我早日完成整個大計畫。施老師甚至要他中文系的碩、博士生，來修我開在歷史所的課，更讓我深為感動。

最後要感謝我的家人。我的妻子為我持家、燒飯，很是辛勞。兩年前，剛到清大，我幫她申請到一張清大圖書館的眷屬借書證，好讓她可以常去借書，然後待在家中「高高的窗口」前，陪伴著「長空的寂寥」讀書。長女韻棠和幼女韻琳，這些年來經常都只見到爸爸關在書房，坐在窗前，面向窗外寫書。她們看到的常只是爸爸的「背影」。這本書終於寫完了。我應當會有一段閒散的日子，可以陪陪妻子和女兒看看電影，喝喝下午茶。

導言

仕人作官職，人中第一好。

行即食天廚，坐時請月料。

得祿四季領，家口尋常飽。

職田佃人送，牛馬足 草。

每日勤判案，曹司無闠鬧。

差科能均平，欲似車上道。

依數向前行，運轉處處到。

既能強了官，百姓省煩惱。

一得清白狀，二得三上考。

選日通好名，得官入京兆。

王梵志〈仕人作官職〉

王梵志這首詩的確實創作年代不詳，但他應當是隋末唐初人 。此詩最大的特色是透過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靜觀唐代士人做官的幾個面貌（詩中的「仕」，在敦煌文獻中常和「士」字通用）。這個旁觀者，可能是王梵志詩中經常出現的村正、鄉長一類的佐史。這種佐史並非「官」，而是「吏」。他們在縣衙或州衙中輔助州縣官做事，身分低下，甚至很可能連俸祿都沒有 。所以，他們見到朝廷派到州縣的官（比如縣尉或州列曹參軍），不免羨慕起這些外來者得到那麼多優厚的侍遇：出外當州縣官，除了有「天廚」（即官廚）的伙食 ，還有「月料」（即每月的俸料錢）、「祿」米，以及「職田」收入 ，以致「家口」可以「尋常飽」，「牛羊」也有足夠的糧食。這幾個細節（特別是祿米和職田）也證實，這首詩寫的是一個有品秩的官員（只有品官才可能有這樣的待遇），而非像某些學者所說，此詩在描述地方小吏。

這些州縣官，在外任期間，若能「勤判案」，居官幹練（「強了官」），老百姓「省煩惱」，則他們可以得到「清白狀」、「三上考」的優良考績，將來更可以上京赴選，選上好官，甚至出任眾人稱羨的京官。

王梵志這首詩，可說把唐代士人做官的種種好處和仕宦的前景都一一勾畫出來了：士人做官，真是「人中第一好」。如果能像王梵志在另一首詩〈本是達官兒〉中所說，「官高漸入朝，供奉親天子」 ，那就更美妙了。

但何謂「士人」？他們通常出任怎樣的官？他們任官的常見模式和遷官規律又是怎樣的？他們甚麼時候外放任州縣官（或唐後期的幕府官），在甚麼情況下又可以「入朝」？這些正是本書想嘗試解答的一些問題。

一、本書的研究範圍

筆者在前一本書《唐代基層文官》中探討了八種基層文官：計京官兩種（校書郎和正字），縣官一種（縣尉），州官兩種（參軍和判司），以及幕府官三種（巡官、推官和掌書記）。該書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釐清唐代士人剛踏入仕途時，最常擔任或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些官職，以及這些官職在唐代整個官僚體系中佔怎樣的位置，旁及一些相關的課題，諸如：士人一般在甚麼年齡出任這些官職？這些官職最主要的職務是甚麼？它們的仕途前景如何？同時，筆者也考察了這些基層文官的俸料錢、任期、守選、宦遊和辦公時間、休假等工作福利和細節。

本書《唐代中層文官》是我前一本書《唐代基層文官》的姊妹篇，擬探討唐代士人在任過以上所列的幾種基層文官後，又會升任哪些中層官職。據筆者的研究，唐代士人在仕進中途最常擔任的美官職大約有下面十種：若為京官，則多是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等御史臺官，或拾遺和補闕等諫官，或員外郎和郎中等郎官。若為地方官，則多是縣令和司錄、錄事參軍。若為幕府官，則多是判官。故本書擬分章討論的便是這幾種「中層文官」和他們共同的一些相關課題。

既有基層和中層文官，當然便有高層。如果將來研究計畫能夠繼續順利展開，筆者還準備撰寫《唐代高層文官》一書，以便使這三本書成為首尾相連的系統著作，成了細論唐代士人任官的「三部曲」。

那麼，唐代士人最常任的高層官職又是甚麼？據筆者在眾多唐代士人官歷中爬梳，最常見者或最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若為京官，則是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中書舍人、給事中、侍郎、尚書等臺省官，或秘書監、太常卿等卿監官。若為地方官，則是刺史、別駕。若為幕府官，則是節度使、觀察使、鹽鐵使等使職。

如果整個研究計畫可以完成，則我們便可以對唐代士人從基層到高層（從他年輕到他老年）最常擔任或最有代表性的那些官職有個通盤的處理。在此筆者要強調的是，筆者這三書並無意研究所有基層、中層和高層文官，那恐怕範圍太大了，因為這些文官的總數高達約三百多種（武官則一百多種；兩者合計約四百多種，以兩《唐書》職官志所載計算）。因此，筆者只準備「選擇性」地研究士人「最常擔任」或「最有代表性」的數十種典型官職，以便從中清理出唐代士人任官的一些大規律和他們的「常任官模式」。

二、「非士職」：唐代士人不做何官？

筆者之所以選擇研究數十種唐代士人常任的、最典型的官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釐清和彰顯唐代士人的「常任官模式」(recurrent official career pattern)。沒錯，唐代的大大小小文武官職，從中央到地方到幕府，當然不只筆者研究範圍中的數十種，而正如前面所說，高達四百多種。然而，我們如果細心爬梳，會很「驚訝」地發現，這四百多種文武職事官當中，竟有許多是唐代士人從來不會去擔任，沒有能力去就任，或「不屑」於去出任的。

最明顯的是武職事官和幕府武職。《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說：「職事者……近代以來，又分為文武二職，分曹置員，各理所掌。」 接著，它詳列了各種職事官銜，並把它們分為文武兩大類別，讓我們可以清楚知道何者為文，何者為武，避免了定義和解釋的問題。例如，其「正第五品下階」的部分載：

太子中舍人、尚食尚藥奉御、太子親勳翊郎將、內常侍、中都督上都護府司馬、中州別駕、下府折衝都尉、已上職事官、郎將、折衝為武，餘並為文也。〔小字注為原文所有〕

按照《舊唐書》這種定義計算，唐代的武職事官，數量約為一百多種，遠遠少於文職事官的三百多種，主要有各軍各衛率府的大將軍、將軍、郎將、典軍；各折衝府的都尉和果毅；各級鎮將、戍主、司戈、長上、執戟等等。唐的幕府武職，在新舊《唐書》的職官志中並未詳載，也沒有官品，但最重要的有各種兵馬使、各類押衙、各級虞候等等 。這些都是一般唐代士人不會去出任的。

唐初有幾位重要的將領，如李靖、李勣、唐儉和劉仁軌等人，本質上應屬武將，雖然他們都曾經出任過一些文職。例如，李靖曾任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文職 ；李勣曾任太子詹事 ；唐儉曾任天策府長史 。但我們應當把他們這樣的經歷，視為是武人出任文職，而非文士充任武職。

然而，唐前期有幾位精采的人物，的確又是文武兼備，既能考中明經進士，又能帶兵作戰，似乎顯示唐代士人也能出任武職 。例如裴行儉和婁師德，兩人都是明經出身，後來卻能帶兵作戰，分別討伐突厥、吐蕃 。然而，這兩人的經歷應當屬於少數的特例，不是唐代一般士人的典型仕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