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海峽中線」，就是文學！

什麼力量，促成文學渡海之後的臺灣轉向？產生怎樣的轉化與創新？

如何超越政治，回歸文學，重新思考、評價跨越海峽中線的「從中國到臺灣」之路？

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現代大學的學科建制、知識生產與學院人的文化志業、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創變

從「海峽中線」到「文學渡海」，在想像與實存、修辭與政治、拓撲與疆域間

海峽中線既劃分又連接兩端，出虛入實──就是一種「文學」

一頁頁的中國蛻變為臺灣文學的歷程，正是文學的海峽中線「這一邊」的故事

「海峽中線」成為區隔兩岸文學的無形分界。

「海峽中線」向來是軍事與政治用語，又名「臺海中線」或「海峽中心線」。它是一條位於臺灣海峽中央、呈東北─西南走向的虛擬界限，雖然設定者與設定時間迄今並無定論，但一般被視為國共內戰的副產品，並在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兩岸分立之後，發揮了規範雙方活動界閾、避免軍事衝突的作用。

中線是一個象徵符號，甚至隱喻，演繹二十世紀中期一段波詭雲譎的政治敘事。中線雖為虛構，但落實其「存在」的軍事角力和外交運作卻無時或已。跨越與否的凶險和結果成為不斷揣測、協商的前提。不能否認的是，「中線」在維護臺海和平的同時，卻也劃分壁壘，形成隔絕的藩籬。它雖因應軍事與政治需要而生，所牽動的層面，所帶來的影響，則是無所不在。無論是國際間的合縱連橫，兩岸間的各行其是，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是教育還是文化，莫不因為這一無形界限而發生動盪變化。文學想像的因革遷變，更是不在話下。對於臺灣文學而言，從反共懷鄉文學的頻頻回望大陸，到解嚴之後的在地創化，直面臺灣，半個多世紀的歷程，所隱含的，亦是與那想像中的「海峽中線」的不斷對話。

《文學的海峽中線：從世變到文變》思考臺灣自戰後以來從「中國化」到「本土化」的過程。所謂海峽中線起自軍事部署，但更可以是關於作為政治的「文學」隱喻。作者梅家玲關心的不只是中線如何分隔敵我的方式，而是中線如何導致──甚至投射──逾越與跨越的威脅，以及種種協商。在這層意義上，文學想像其實是政治判斷，面對危機，賦予無限可能。

本書以二十世紀中期以降為背景，探討現代中國文學在臺灣靈根自植的一頁。作者不僅視海峽中線為軍事座標，標明世紀中期兩岸分立的事實，也視其為一種感覺結構，投射國家危機或轉機的臨界點。本書也點出「文學的海峽中線」其實變動不拘。因應時代政治氛圍，它可以是反共的，也可以是反中的；可以是延續古典、一以貫之的，也可以是落地生根、自成一統的；可以是寫實主義的，也可以是現代主義的，可以是歷史的先入為主，也可以是歷史的後見之明。本書另一個重點是，既然文學的海峽中線未必總一清二楚；文學生產與詮釋也未必總如應斯響。臺灣鄉土文學標榜的模擬式寫實難道沒有大陸鄉土文學的影子？現代主義到底是去政治化還是再政治化的美學實驗？反共文學的八股何以與共產文學八股似曾相識？文學史是文學對國族歷史的複寫，是文學脫離或陷入「國家」束縛的記錄，還是作家各行其是的見證？本書透過文學史書寫、國、語、文辯證，國文教科書編纂、文學期刊的推出，還有大學（尤其是文學系所）作為教育機構，對以上各種觀察做出回應。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以黃得時《臺灣文學史》與臺靜農《中國文學史》對讀，探討動盪時代中，原本分處於兩岸的學院人是如何藉由文學史書寫，寓託其「史識」與「詩心」，並以「超越泰納」之姿，突破歐西「國家文學史」的框架，成就兩種不同的文學史書寫典型。第二章〈世變中的國‧語‧文〉，旨在探討世局動盪之際，「語」與「文」如何因為「國」的因素介入，成為民族主義、文化想像、意識形態與國家政策往來交鋒的輻輳點。第三章〈大學與文學〉著眼於夏濟安《文學雜誌》的「學院」特質，關注其中「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互涉，凸顯它作為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的獨立性格與開創性意義。第四章〈「現代」是怎樣煉成的〉雖然以《現代文學》為重心，卻是擴而大之。它以當年該刊作者群對於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譯介、取法與改寫為觀察起點，再由「故事新編」面向切入，經由若干代表性文本，探勘臺灣的現代主義小說家們，是如何挪用並轉化中西文學的傳統資源，以成就具有本土性格的文學書寫；而不同的作者們，又是如何以「現代」的關懷與「傳統」對話，各自形構出嶄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第五章〈《中外文學》與中國／臺灣文學研究〉聚焦於此，所擬探討的，即是該刊如何以其「學院」的教育機制與學院人在「知識生產」方面的優勢，深化臺灣的文學評論與研究，從而促成臺灣文學研究的「學院化」。第六章〈近四十年來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一章試圖指出：近四十年來近現代文學研究向來是中國學界研究的顯學，相對地在臺灣的發展，卻是一脈曲折的歷程。緣於與政治現實的相關性，該領域早年在政策壓抑下隱而未顯，僅能於學院之外遊走徘徊；直到一九八○年代前後，才得以在文化界與學術界的合作下逐漸成形，此後蓬勃發展，開啟許多國際間的跨域連結。在由隱而顯「逐漸」成形的過程中，發展出自具特色的研究動向。它與前五章，正是分從不同側面，共同勾勒出「文學渡海」之後的轉折與創變。

作者

梅家玲 Chia-Ling M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曾任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學系主任、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現任臺大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兼括中國近現代文學、臺灣文學與漢魏六朝文學。

曾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傅爾布萊特計畫訪問學人、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人；並曾赴捷克查理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香港嶺南大學擔任客座講學。著有《「她」的故事──穿越古今的性別閱讀》、《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性別，還是家國？──五○與八、九○年代臺灣小說論》、《世說新語的語言藝術》、《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另編有《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灣現代文學教程‧小說讀本》、《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等。

目錄

「渡越／Crossing」書系編輯前言　梅家玲

推薦序／「海峽中線」，就是文學／王德威

導論
一、「海峽中線」與「文學渡海」
二、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
二、現代大學的學科建制、知識生產與學院人的文化志業
三、從世變到文變：臺灣文學的「文」與「學」

第一章：動盪時代的史識與詩心──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
一、前言
二、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說與日本的「文學史」書寫
三、重讀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以「歷史」為核心的書寫形態
（一）黃得時〈臺灣文學史」研究的縫隙
（二）當「時代」被轉易／譯為「歷史」
（三）〈臺灣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文學／史論述
四、從「方法論」到書寫實踐：抗戰時期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
（一）臺靜農《中國文學史》的理論基礎：〈中國文學史方法論〉
（二）從〈中國文學史方法論〉到《中國文學史》：臺靜農「文學史」的書寫實踐
五、超越泰納：黃得時與臺靜農的「史識」與「詩心」
六、結語

第二章：世變中的國‧語‧文──以一九四○年代「大學國文」教材編選為起點的論析
一、前言
二、「國文」概念的生成及其在現代大學課程的設置源起
（一）晚清「國文」論述的生成與「大學」國文課程之設置
（二）現代大學「大一國文」的定制及其關涉面向
三、文言？還是白話？──抗戰期間大學國文教材選本中的「語」與「文」
（一）燕京大學選本：郭紹虞編選的《近代文編》與《學文示例》
（二）教育部選本：《部定大學用書‧大學國文選》
（三）西南聯大選本：《西南聯合大學國文選》與《大一國文習作參考文選》
四、「語文復原」與「文化復原」：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國語文教材選本的語文理念與編選實踐
（一）《大學國語文選》
（二）《大學國文選》
五、「國」與「文」：大學國文與國族意識、文化想像及語文形構的多重交錯
（一）「國」‧「語」‧「文」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學科建構
（二）「語」與「文」，「以資實用」與「文化傳承」：歷史脈絡中的多層次錯綜關係
（三）如何「語文」？怎樣「復原」？──民族主義與「國」‧「語」‧「文」的再思考
六、餘論

第三章：大學與文學──夏濟安、《文學雜誌》、臺灣大學與臺灣的「學院派文學雜誌」
一、前言
二、一九五○年代的臺灣大學及其人文／文學教育
三、《文學雜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涉
（一）《自由中國》的純文學版？──前行研究的盲點
（二）從臺灣大學到《文學雜誌》：教育空間的位移
（三）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互涉
四、從《文學雜誌》到《文學雜誌》：傳統的賡續與開創
（一）「學院派」文學雜誌傳統的賡續
（二）《文學雜誌》與臺灣學院派雜誌傳統的開創
五、結語
附錄一：夏濟安生平大事記
附錄二：《文學雜誌》各期首排論著作者篇目表
附錄三：一九五○年代夏濟安、吳魯芹臺大授課表
附錄四：朱光潛主編《文學雜誌》各期首排論著作者篇目表

第四章：「現代」是怎樣煉成的？──現代主義小說家的「故」事新編與美學實踐
一、前言
二、《現代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在地轉化：卡夫卡與喬伊斯小說的譯介、取法與新編
三、「破壞的建設工作」：《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新編
四、白先勇的現代美學實踐與故事新編：從〈芝加哥之死〉到〈遊園驚夢〉
五、李渝的女性意識及其〈和平時光〉：超越冷戰視閾的現代主義文學
六、結語

第五章：《中外文學》與中國／臺灣文學研究──「學院派文學雜誌」與當代臺灣的知識生產及學科建制
一、前言
二、《中外文學》的創刊宗旨與轉折流變
三、中外攜手，薪火相傳：「學院」脈絡中的《中外文學》及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一）匯通中外：近現代學科建制的理念與實踐
（二）中外攜手，兼容並包：比較文學與中國文學研究
（三）教學相長，薪火相傳：《中外文學》與學院教學及學術人才養成
四、《中外文學》轉型與臺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院化」
（一）本土轉向（？）──《中外文學》視野中的「中國」與「臺灣」
（二）學者與作者、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的對話
（三）從比較文學到文化研究：《中外文學》的理論譯介與批評實踐
（四）《中外文學》之「專號化」、「理論化」與臺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院化」
五、結語

第六章：近四十年來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形構與研究動向
一、前言
二、禁忌的年代：一九五○年代至七○年代
三、從蓄勢待發，到風起雲湧：一九八、九○年代
四、學院化、跨域化、國際化：二十一世紀
五、臺灣近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動向
六、結語

結論
一、從「政治」到「文學的政治」：現代學院人的文教志業與「文‧學‧史」的再解讀
二、「海納百川」與「融會轉化」：超越「海峽中線」的文學創變
三、從民族國家拯救國文：「國‧語‧文」問題的歷史根源與當代反思

各章論文出處
後記
引用書目

序／導讀

導讀

一、「海峽中線」與「文學渡海」

「海峽中線」向來是軍事與政治用語，又名「臺海中線」或「海峽中心線」。它是一條位於臺灣海峽中央，呈東北─西南走向的虛擬界限，雖然設定者與設定時間迄今並無定論，但一般被視為國共內戰的副產品，並在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兩岸分立之後，發揮了規範雙方活動界閾、避免軍事衝突的作用。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中線」在維護臺海和平的同時，卻也劃分壁壘，形成隔絕的藩籬。它雖因應軍事與政治需要而生，所牽動的層面，所帶來的影響，則是無所不在。無論是國際間的合縱連橫，兩岸間的各行其是，也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是教育還是文化，莫不因為這一無形界限而發生動盪變化。文學想像的因革遷變，更是不在話下。尤其，對於臺灣文學而言，從反共懷鄉文學的頻頻回望大陸，到解嚴之後的在地創化，直面臺灣，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之中，所隱含的，亦是與那想像中的「海峽中線」的不斷對話。

究其根柢，「海峽中線」之所以為臺灣文學觸發多方面的想像對話，自當是因為臺灣的文學發展，向來與中國大陸淵源深遠；甚至於，早在數百年前，就形成了一條「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渡海之路。因此，兩者因盤根錯節而衍生的種種問題，雖因「中線」而凸顯，對它的觀照與思辨，卻不能僅限於一九五○年代之後。參照眾所推崇的黃得時（一九○九─一九九九）〈臺灣文學史〉，它所論述的「臺灣文學」，就正是以明清之際沈光文渡海來臺，成立「東吟詩社」推廣文運為起點。黃不僅將此後宦遊來臺的清代文人之作，都納入成為臺灣文學史的一部分，更認為「康熙雍正時代的儒學是培育下一代本土文人的道場」。儘管臺灣還有原就棲居島內的原住民族，甲午戰後，復因日本殖民統治而產生諸多以日文書寫的文學作品，但一則原民並無文字，再則，經歷戰後初期的「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加上國府遷臺之後，仍然以正統中國自居，戒嚴時期的臺灣文學書寫，便理所當然地名之為「中國文學」。一九八、九○年代開始，臺灣主體意識日益鮮明，大中國的政治認同不再，應運而生的文學書寫與相關研究，也就漸次剝除「中國文學」之名，表裡如一地以「臺灣」之姿現身。新世紀以來，「去中國化」幾乎是大勢所趨，「海峽中線」自然同樣成為區隔兩岸文學的無形分界。

不過，就有如水域的游移不居，浮動多變，分界的表象之下，總也潛藏著多方匯通的暗流。且不說，早先的臺灣文學，原就多有彼岸渡海而來的學者文人之作；國府播遷前後，更有大批學人從大陸來到臺灣。他們在學院從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培育新一代文學人才；亦經由編寫教材、譯介新知與出版文學刊物，為爾後臺灣文學的發展挹注源頭活水。舉凡臺靜農、許壽裳、魏建功、夏濟安、英千里、殷海光等學者，來臺後致力於推展文教，所引進者，亦不完全囿限於傳統的中國文學。其所作所為，看似與沈光文等渡海前輩若相彷彿，實已多有不同。尤其，由現代民族國家所形構的國際現勢、嚴峻的「中線」想像、身經喪亂的時代遭逢，以及意圖匯通中外，融會創新的種種努力，在在使其所開啟的局面迥異於既往。從現今觀點看來，這批學院人心念「中華民族」，關懷「中國文運」，並且以「中國知識分子」自居，實難免於「政治不正確」。但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且不說「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原就是彼時臺灣的主流認同，那些為「中國文運」努力付出而獲致的成果，於今也都融入臺灣的文學與文化，成為它的內在肌理。因此，與其順應「去中國化」的時勢潮流，去批判，或否定過去臺灣文學裡的中國元素，不如進一步思考：是什麼力量，促成了文學渡海之後的臺灣轉向？其間產生了怎樣的轉化與創新？我們該如何超越政治，回歸文學，重新思考、評價這一條跨越了海峽中線的「從中國到臺灣」之路？

循由黃得時的論述，本書首先意圖指出的是：文人的培養，文學書寫的開展，皆非無中生有，而是必須奠基於一定的教育與學習歷程。無論是最基本的語言文字運用，抑是高階的人文素養、文化傳衍、情思感發與美學追求，這一切涵括於「文」之範疇內的技藝與素養，莫不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與琢磨。而「文」所生成與積累的成果，亦將轉化為「學」的內涵，成為日後有志為文者的取法對象。「文」與「學」的相生相成，彼此辯證，正所以形構文學，綿延文化。它的推動，往往由具有學養與文化地位的知識分子所主導。只是，隨著時代變遷，「文」與「學」的相生互動，以及知識分子的主導方式，也不斷變化。十八、九世紀以來，由於民族主義與現代性追求等因素介入，使得語文體式、教育制度與傳播媒介，都發生巨大變革，遑論還有各類意識形態、國家權力與地緣政治等力量相互作用。特別是「國語」與「國文」概念的生成、「言文一致」的語文革新、「國家文學史」的形構，皆為前所未有。與此同時，「現代大學」的建制，為「文」與「學」的相生相成提供了運作與實踐的平臺，也為此後的文學發展，開啟許多嶄新的可能性。欲探討「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互動與因之而生的文學創變，自當必須由此著眼。因此，以下即先就「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現代大學的學科建制、知識生產與學院人的文化志業」，以及「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創變」三個面向，就本書論題的源起、背景與論述脈絡略作釐析。

二、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

早在一八九五年，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就已慨嘆：「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誠然，晚清所面臨的「世變」並不僅止於國勢陵夷，屢敗於列強而已；西風東來，舉凡器物技術、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在在對於傳統中國造成強大衝擊。其中，因民族主義蔚興、民族國家建構而催生出的國族意識與「國語（文）」概念，更是深遠地介入了此後文學與教育的發展。

民族國家的概念源起於歐洲，重視以統一的語文形塑一「國」之「共同體」意識，藉此凝聚國民向心力，兼及普及教育。箇中關鍵要素，即為統一的「國語」、「言文一致」的理念以及伴隨現代性而生的報刊印刷媒體。其中「國語」概念流風廣被，很快為明治時期的日本所吸納，並據此啟動連串語文改革。一九八四年，日本學者上田萬年發表演講詞〈國語與國家〉，明確提出「國語（日語）可謂日本人之精神血液」之說，主張「國語」乃是喚起國民意識、維繫日本「國體」所不可或缺之要素，即可視為當時東亞國家藉「國語」而形塑「國族意識」最具代表性的言論。日本各級學校先後有「國語」、「國文」課程科目之設置，目的即是希望以日本自身的語言文字取代過去士人階層習用的漢字漢文，既以此形塑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意識，也讓一般庶民得以識字作文，開啟民智。

清廷於甲午戰敗之後，痛定思痛，遂欲取法日本，以圖變法維新。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時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吳汝倫親赴日本考察學政，曾與日本教育名家伊澤修二晤談，談話中，伊澤強調：「欲養成國民愛國心……統一語言尤其亟亟者。」他甚至建議中國學堂「寧棄他科而增國語」。吳深受感發，返國後即上書管學大臣張百熙，建言編輯「國語課本」，用「京城聲口」使天下語音一律，並稱之為「國民團體最要之義」。另如京師大學堂學生王鳳華等人也上書北洋大臣袁世凱，「請奏明頒行官話字母，設普通國語學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雖然當時未及施行，但具有「標準語」之現代意義的「國語」觀念，已儼然成形。

此外，「國文」與「國家文學史」的概念也同樣經由日本而先後進入清季學人視域，進而落實為各級學校中的教學實踐，與新時代之文學（觀）的建構互為表裡。其中「國文」與「國語」二者，正是由於民族國家意識介入，為原本的語言與文學發展，開啟新變。

基本上，「語」與「文」乃是相對的概念，具有既對立，又辯證統一的關係。綜觀語文發展的歷史進程，二者的辯證交融，原是持續發生的自然現象。中國幅員廣大，長久以來，各地方言雜陳，原無統一的「標準語」。反倒是自秦漢以來即已統一的「文」，不僅成為境內交流溝通的重要憑藉，甚至遠播東亞，在境外形成「漢字文化圈」。只是，「文」須經由識字作文的過程習得，僅能流通於士人階層，雖然兼具「公私實用」與「保存國粹」（傳承文化）之意義，並成為「文學」之所以形構的基本要素，一般庶民卻並沒有能力使用，也不需要使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後，致力於全民「共同體」意識之形塑，除以制度化的方式訂定「國語」，以利全國人民之溝通交流，還意欲經由「言文一致」普及教育，讓全民皆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如此一來，卻使得古已有之的「文」，在是否應該，以及如何成為「『國』文」的過程中，憑添許多論辯與爭議。主要原因，當在於「言文一致」所期待的「文」，是與口說語言一致的「語體／白話文」；古已有之的「文」，則是行諸書面的「文言文」。因此，文言，抑是白話？或者是，文言「如何」白話？遂成為「國文」被設置為現代教育體系中的學科以來，語文教育者不斷思考論辯的議題。這個從歷史中一路迤邐而來的「文」，不斷與「國語運動」及「文學革命」展開對話，並促發語言與文學的新變。其間所涉及的，已不再是單純「語」與「文」的辯證融合，而是在「國」的因素介入下，隱含著民族主義、文化想像、意識形態與國家政策的多方拉鋸。

另一方面，以「國」為本位的「國家文學史」概念，同樣隨著民族國家意識而進入晚清中國，成為學校教育中的一個學習科目。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國家文學史」源起於歐洲，是十九世紀歷史學與社會學發展下的時代產物。它以「現代性」為內核，所反映的，是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崇尚理性、科學精神的現代性追求。伴隨著民族國家的構建，文學史書寫成為想像的民族共同體的一種圖解形式，由此追溯各民族在各個時代精神文化的連續性發展，新的歷史主體遂於焉出現，重要性不言可喻。尤其，法國學者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撰寫《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1863），提出「種族」（la race）、「環境」（le milieu）、「時代」（le moment）三要素作為文學史的理論框架，此一做法，更是被日本與兩岸學者廣泛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