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彙集南社詩話內容，附有汪精衛手稿一百三十多頁掃描，
乃研究民國文學社團、知識分子網絡及革命文學不可缺少的史料。
《汪精衛南社詩話》增訂本收錄一百三十多張汪精衛以「曼昭」署名的「南社詩話」鋼筆手稿，作者之謎塵埃落定。本書搜羅、謄錄、校對、重編現存各種材料，乃有史以來最完備的南社詩話，內容涵蓋二百多名南社社員遺作、詩論，讓淹沒於歷史洪流中的先賢面貌與文學創作得以重見天日。本書又詳細記載了社員之間的革命經驗，如孫中山、趙伯先、秋瑾等革命領導人的軼事，當中有不曾被史書披露者，僅在詩話留下痕跡，書末並附人物索引。
好評推薦
《南華日報》副社長朱樸：「署名「曼昭」的〈南社詩話〉一文，陸續登載，最獲一般讀者的佳評與讚賞。」
美國伊利諾大學、加州大學退休教授汪威廉博士：「涵蓋現代史上一百多位政治與文化界人士。如此內容極具史料價值。」
東海大學中文系林香伶教授：「曼昭即汪精衛的事實已被證明，此一後南社時期開風氣之先，評論南社及諸多近代詩歌的研究價值，亟待進一步開發和關注。」
《社會日報》1932年10月15日：「該文傳誦一時，則南中人士，無不知之，蓋其紀事談時，於中國革命文學史上，頗有價值，實一名貴之作。」
作者
汪精衛（1883-1944）
原名兆銘，字季新，廣東三水人。自留學日本時認識孫中山，於反清革命擔任重要角色，1910年更因行刺攝政王被捕，獄中寫下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家喻戶曉。民國成立，國民黨政綱及宣言多出其手。孫中山逝世後，出任第一任國民政府主席，努力不懈推動三民主義。晚年主張和平運動，公開對日談和。
目錄
書評讚譽
書名頁
版權頁
獻言
目錄
前言
序 | 楊玉峰
編輯前言
南社詩話
曼昭啟事
述南社何以振作民族
第一則
第二則
第三則
第四則
第五則
第六則
記革命將才趙聲、吳祿貞
第七則
第八則
第九則
第十則
第十一則
述蘇曼殊
第十二則
第十三則
第十四則
述沈北山等事
第十五則
第十六則
論于右任詩
第十七則
第十八則
第十九則
記女同志方君瑛、秋瑾
第二十則
第二十一則
孫中山廣州蒙難
第二十二則
第二十三則
第二十四則
第二十五則
記汪精衛獄中見聞與創作
第二十六則
第二十七則
第二十八則
第二十九則
論作詩
第三十則
第三十一則
第三十二則
第三十三則
第三十四則
第三十五則
談金陵與杭州
第三十六則
談南社變節者
第三十七則
黃延闓等寄示革命烈士遺作
第三十八則
第三十九則
第四十則
第四十一則
第四十二則
記楊篤生等志士
第四十三則
第四十四則
第四十五則
雜論
第四十六則
第四十七則
第四十八則
第四十九則
第五十則
太原見聞
第五十一則
第五十二則
第五十三則
南社詩話手稿
附錄
附錄一：《南社叢選》序 | 汪精衛
附錄二：彭湘靈致曼昭函
附錄三：曼昭汪精衛同為一人—— 「南社詩話」手稿的發現 | 汪威廉
附錄四：設若成真人生美事 〈曼昭汪精衛同為一人〉的確定 | 汪威廉
附錄五：南社人物作品一覽
附錄六：「南社詩話」人物
跋 | 李耀章
鳴謝
序／導讀
序
「曼昭」便是汪精衛，而非李曼昭——「南社詩話」手稿全篇出版敍言
楊玉峰
一、汪精衛「南社詩話」手稿全篇面世
「南社詩話」的署名作者「曼昭」是汪精衛（1883-1944）的說法，隨着詩話全篇的鋼筆字手稿的面世，應該可以塵埃落定了。經過比對了汪精衛紀念託管會提供大量的汪氏的鋼筆書信（圖一及圖二），「南社詩話」鋼筆手寫全稿確是汪精衛的真跡。過去一些學者推測「曼昭」是汪精衛，如今得到了實證的支持；但一些提出質疑的學者，尤其是2013年汪夢川先生發現江絜生（1903-1983）的一則札記資料，內裏提及汪精衛本人向江氏透露「曼昭」是「李曼昭」，因而判斷「南社詩話」的署名作者「曼昭」顯然不是汪精衛本人，他的理據又如何解讀？這裏，回顧一下自筆者點校的「南社詩話」出版後引起三十年來有關「曼昭」是否即汪精衛的論辯情況，以及對曼昭是李曼昭的說法加以梳理，那將是饒具意義的工作，使大家明白到學術研究必須讓資料說話及愈辯愈明的真理。如今「南社詩話」一百三十三頁手稿全部付印，洋洋灑灑一氣呵成的汪精衛鋼筆字體，絕對不是他人可以模仿或作偽的；撲朔迷離已久的「曼昭」其人，也就無所遁形了。
二、校點本曼昭「南社詩話」引起的討論
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筆者根據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的「南社詩話」抄本，對照發表在《中華日報》和《古今》上的詩話，首次整理出曼昭著「南社詩話」，與牛仰山先生校點的胡樸安「南社詩話」，合編成《南社詩話兩種》，列為《國際南社學會叢書》之一出版。在「校點與體例說明」之中，嘗試以詩話內容、相關論述及聽取友人沈哂之和馬以君兩位先生意見，初步考證了「曼昭」應是汪精衛。然而礙於汪精衛有一首在四十年代初撰寫的〈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難以解釋，當時推想可能是編纂汪精衛詩詞者摻雜之舉，苦無確證，所以行文還是有點保留的。其後因無新材料，自然也沒有進一步的補充。直到差不多十年之後，「曼昭」是否即汪精衛才引起學者較多的探討。根據筆者所知，不外質疑或贊同，主要的論辯文章如下。
2006年南開大學汪夢川先生發表〈汪精衛與南社「代表人物」說〉一文，指出「曼昭」並不是汪精衛，卻沒有道出立論的原因。及至2012年9月，時在大學讀四年級的宋希於先生，看了汪夢川先生註釋的《雙照樓詩詞藁》一書，發覺其中〈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一詩的解題，只簡略地注釋道：「曼昭：真名待考。著有『南社詩話』。」顯示汪夢川先生仍然對「曼昭」是不是汪精衛難下判斷。於是，宋先生寫了一篇題為〈「曼昭」是誰？〉的文章，指出「曼昭」應是汪精衛：
筆者很願意相信曼昭就是汪精衛本人。可惜，為穩妥起見，就現有的材料筆者不能下十分的定論。以上拉拉雜雜所述的這些，也只是筆者個人的猜測和探究而已。
上述文字，可見宋先生即使談了不少問題細節（很多與本人的序言所論相近），結果自己同樣不敢論定，只謹慎地說是「個人的猜測和探究」，這其實和汪夢川先生的「真名待考」差別不大。也許正因宋先生仍是心存疑惑而題畫一詩也難以解釋，他於文章刊出後兩天，即2012年9月4日，不知從何得知我有「曼昭」應是汪精衛的看法，他發了一則標題「關於『曼昭』究系何人的請教」的電郵給我，介紹了自己的文章，並要求我告知如何論證及在哪裏談過這問題，還客氣地希望我把相關的專門著述「賜讀為荷」，最後又解釋「您的郵箱是新浪微博上我素不相識的台灣林姓教授見告的」（電郵仍存於本人的郵箱）。當時我感到有點莫名其妙，想到若然宋先生不敢確定「曼昭」其人，卻又知我有相關論述，何以不先與我聯絡，反而待文章刊出後才討教？縱使內心有疑惑，我也回覆了宋先生，說指出個人觀點見諸《南社詩話兩種》（不解宋先生何以沒有看到是書）的「說明」，請他找來過目，並強調因缺乏新材料，觀點依舊，難以補充。之後，宋先生也再無回應了。反而另一位陳曉平先生讀了宋先生文章，感覺不夠決斷，於是寫了〈「曼昭」就是汪精衛〉，發表在同一刊物之上，以示支持。
相隔一年多，南京大學高平先生把博士論文修訂出版，書名《南社詩學研究》。論著末有附錄一種：〈南社詩話類著作考索〉，其中述及曼昭「南社詩話」的作者，認為「曼昭」不是汪精衛。他主要拿詩話內一則「曼昭」談及於坊間見到《汪精衛集》四冊和《汪精衛詩存》，兩書錯字甚多，於是便買了兩書及附信一併寄給汪精衛，查詢「此等出版物曾得其允許否」？高先生又以1932年7月27日柳亞子〈致姜長林〉一函中批評「曼昭」詩話議論不太高明，與柳亞子其時推崇汪精衛詩作的言論相反，因而判定「曼昭」不是汪精衛。
就第一點來說，《汪精衛集》應指恂如編，1929年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平裝四冊本，而《汪精衛詩存》則是雪澄編，1931年同樣由「光明書局」出版。試看詩話如何記載汪精衛給「曼昭」的回覆：
弟文本以供革命宣傳之用，不問刊行者為何人，對之惟有致謝。至於詩則作於小休，與革命宣傳無涉，且無意於問世……數年以前旅居上海，葉楚傖曾攜弟詩藁去。既而弟赴廣州，上海《民國日報》逐日登弟詩藁。弟致書楚傖止之，已刊布大半矣！大約此坊間本即搜輯當時報端所刊者。刊布尚非弟意，況於印行專本乎？訛字之多，不必校對，置之可也。
汪精衛覆信表面看似強調不願把無關革命的詩作刊布，但信中重點實是不滿出版社不得他同意便把自己作品出版。顯然他有意假借「曼昭」的發現，實則夫子自道，批評出版社的不當行為及把自己著作弄得錯字百出。這意圖其實可從稍後曾仲鳴為編輯《小休集》寫的跋文（1930年6月）中再次引述以上詩話得到佐證。
至於高先生徵引的柳亞子〈致姜長林〉一信，並非寫於1932年，而是寫於1933年3月2日的另一封，部分內容如下：
曼昭議論，我覺得不很高明，而且有顧前不顧後的毛病。因為倘然是老汪，自己早就變節；倘然不是老汪，也不過是變節漢的徒子徒孫而已。
高先生只引用了前一句，卻不顧更要害的後一句。其實即使柳亞子批評「曼昭」的「議論」，與他之前讚譽汪精衛的「詩作」，兩者並不矛盾，畢竟議論和創作是兩回事；何況柳亞子對其時的汪精衛已有不滿，信中指斥為變節漢，所以對詩話不免也有因人廢言的意氣情緒。退一步來說，信中柳亞子也沒有具體說出詩話如何不太高明，實在難以判斷他的評價是否合理。
事實上，汪夢川先生註釋本《雙照樓詩詞藁》的出版，不僅引起宋希於先生對曼昭的興趣，而且喚起居住美國的華人退休學者汪威廉教授的注意，藉此披露了他獲得的珍貴的資料訊息，便是曼昭「南社詩話」的鋼筆字手稿複印本。汪威廉教授根據友人吳興鏞送他的「南社詩話」複印件，寫成〈曼昭汪精衛同為一人——「南社詩話」手稿的發現〉，於2013年12月發表在《明報月刊》上，立即吸引各方重視。汪威廉教授文中提到吳教授收藏的手稿影印本，「是現住美國加州長堤的汪文晉（亦作文嬰、孟晉）老先生親手交給他的。」汪文晋（1913-2011）是汪精衛的長子，換言之手稿原是汪家的家藏本。汪威廉教授文章內容豐富，談到了《雙照樓詩詞藁》的不同版本，又把手稿與其他的「南社詩話」比照，尤其拿本人整理的「南社詩話」對讀：
我瀏覽一通，全稿包括三十多則。內容跟人大《詩話》幾乎完全相同。只是人大版有系統地重新編排，並冠以相關人名。
據汪威廉教授分析，證明過去各種發表或手抄的詩話是以手稿為底本的。另外，他又以「曼昭」鋼筆字手稿對比1940年香港「藍馬柯式印務公司」承印的「非賣品」版《雙照樓詩詞藁》內的兩幅汪精衛毛筆書法，認為：
雖然插圖是毛筆行書，而「南社詩話」手稿用的是鋼筆，仔細對照比較，筆跡相同，可見都出自同一寫手。這正符合我所提出的假設條件，直接證實曼昭和汪精衛是同一個人。
至於一直以來難以辯解的那首〈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詩，汪威廉教授以為：
再看看周世安先生所撰《不負少年頭—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揭秘》（台北，新銳文創，2012），他根據的兩個底本是1929年上海出版《民國叢書》中的《汪精衛集》，及日本黑根祥作編輯的1941年北京版，沒有包括《三十（1941）年以後作》一卷。全書找不到為曼昭題畫詩和任何跟「曼昭」有關的資料。
汪威廉教授以周世安採用兩種汪精衛集均沒有〈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一詩，便把問題含混過去，其實並沒有將疑團解開。難怪一直質疑「曼昭」不是汪精衛的汪夢川先生，因緣獲取一則新材料，又感到汪威廉教授用毛筆字比對鋼筆字跡來認定同出一人之手稍欠說服力，於是便撰文針對汪威廉教授的觀點，正式提出「曼昭」不是汪精衛的判斷。
三、江絜生札記中李曼昭不可能是「南社詩話」的署名作者曼昭
汪夢川先生的文章題為〈汪精衛與曼昭及「南社詩話」考辨〉，刊登於《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8卷1期之中。其實汪夢川先生文之前曾於2014年9月「第二屆中華南社學壇」上宣讀，當時筆者也應邀參加，可惜因與汪夢川先生被編在不同組別同時作報告，無法聆聽汪夢川先生高論，況且汪夢川先生於會前提交的論文題目也不是此文，不知何故臨時更改了。及後文章在學報刊出，我才知道汪夢川先生發現了一則江絜生的〈吟邊扎記〉，內裏提到汪精衛親自向江絜生說「曼昭」是李曼昭。汪夢川先生文又謂江絜生曾於三十年代任職南京政府監察院，確有其人，他的札記並無杜撰必要。如此一來，「曼昭」便是李曼昭，過去主張是汪精衛的說法，不攻自破。然而奇怪的是，汪夢川先生即使認定「曼昭」是李曼昭，但他又以「南社詩話」內容有一些疑似出自汪精衛手筆，部份又不涉及南社的詩話，與南社關係不大。結果，汪夢川先生只能得出模稜兩可的結論：
總之「南社詩話」呈現出非常複雜的面貌，可能最初由一人（李曼昭？）提出倡議，最後由多人共同完成。但若要一一確指某條為某人所作，那又幾乎是不可能之事。這或許是「南社詩話」不能讓個人專美、而知情者也沒有將其歸於某一個人名下的原因。
的確，「南社詩話」內容較蕪雜，其中有不少與汪精衛其人其思想密切契合的文字，此之所以有不少學者推測「曼昭」即汪精衛的立論理據，宋希於、陳曉平兩位和本人，以及張憲光先生的紥實文章〈「南社詩話」與雙照樓詩詞〉，都不是無的放矢，這裏不再重複。只不過因「南社詩話」體例不嚴，評說又順筆隨意，確實讓人容易挑出一些小問題。證諸鋼筆原稿，全篇書寫流暢，改動不太多，作者自己顯然也無仔細審閱，有些引詩更暫且漏去，頗有留待他朝查找補上的意思。撰著匆匆，這也許就是為何不以真名示人的一種原因吧！
汪夢川先生即使對「南社詩話」內容與汪精衛的關係難作判斷，但基於江絜生的札記（篇名作「扎記」），他認定「曼昭」便是李曼昭，而為何李曼昭是署名作者，他「大膽推測」道：
「南社詩話」並非某人獨撰，而是多人寫作編纂的成果；而「曼昭」只是當初發起人之名。進一步說，曼昭「南社詩話」既有汪精衛所寫，也有其他人執筆。如果此說成立，那麼前述種種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更遠比所謂「障眼法」之解釋合理。而需要說明的是，李曼昭並非南社社友，不過即便如此，以社外人士寫作「南社詩話」也沒有問題，故啟事中稱「南社諸同志」也很正常，不能因此確定「曼昭」必為南社社友。
汪夢川先生的想法的確「大膽」，本身便自我設下兩大「障眼法」：一是假設李曼昭是「當初發起人」；其二，「以社外人士寫作「南社詩話」也沒有問題，故啟事中稱『南社諸同志』也很正常，不能因此確定『曼昭』必為南社社友。」這猜想更為牽強。
大抵汪夢川先生也自知很多觀點難以自圓其說，只是江絜生的札記給予他信心去推翻之前曼昭是汪精衛的看法，所以他在文中拿着這重要資料，大聲強調：
總之，「障眼法」三字，何以服天下？若要認定曼昭即汪精衛，尚須依據過硬材料來「闖三關」：第一，必須證明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中的那首〈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詩為偽作；第二，必須推翻江絜生的記載；第三，必須合理解釋「南社詩話」中作者與汪精衛的直接交往，以及作者對汪精衛事蹟的第三人稱敘述。
在未回應汪夢川先生提出的「闖三關」疑問之前，要指出汪夢川先生對汪威廉教授認定「南社詩話」稿本出自汪精衛手筆曾表示質疑，甚至避開字跡的關鍵問題，他在文章說：
筆者眼界不廣，《汪精衛日記》原稿亦無緣寓目，故除此「手稿」之外，尚未見到其他汪氏鋼筆手跡，所以也不敢由此確定「手稿」為汪氏真跡，更不能因此判定「曼昭即汪精衛」。
事實上，汪夢川文宣讀及刊出前後，汪夢川先生有感研究成果取得突破，早於2014年5月11日在網上百度「微塵草芥吧」發帖傳播，帖名〈民國報刊：「曼昭」的正是身份是「李曼昭」〉，汪夢川先生化名「楚心魔」重申「曼昭」不是汪精衛的重大發現，引來了網民的注意。及後於2015年5月，「微塵草芥吧」另發一帖，題名〈汪精衛鋼筆信？〉，把網友提供的一些汪精衛鋼筆手跡上載，與「南社詩話」參照，比對之下，卻令汪夢川先生感到有點不安：
字跡比對我不在行，不過粗略看來，整體風格似較為接近；有些字非常像（如「鑒」、「謹啟」等）；但也有些字差別較大（如「其」、「分」、「者」等，不過也許是因為手稿更為潦草）。我在寫〈汪精衛與曼昭及「南社詩話」考辨〉的時候，也曾經預料過有這種情況。只是畢竟沒有見到《詩話》手稿原件全部，無法與《中華日報》及人大出版社刊本《詩話》逐一對比，所以仍舊不敢斷言（畢竟〈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以及江絜生的《吟邊扎記》所記實在很難解釋）。僅就手稿披露的兩頁而言，啟事文字與加拿大抄本完全相同；而詩話第一條的文字，則手稿、《中華日報》以及人大刊本互有出入。據汪威廉所言，「全稿包括三十多則，內容跟人大《詩話》幾乎完全相同」，但是人大《詩話》及《中華日報》所刊內容遠遠不止三十多則，所以最重要的是，「手稿」中有沒有以第三人稱寫汪精衛（甚至曾仲鳴）等人的內容？另外，模仿鋼筆字比模仿毛筆字更容易。汪精衛的毛筆字，當時即頗有人模仿得很像（如曾仲鳴、龍榆生），鋼筆字當也不無這種可能。考慮到曾仲鳴是《南華日報》的負責人，而《詩話》最早就是發表於《南華日報》，如果「手稿」是曾仲鳴的手跡，那汪精衛將其珍重收藏就很有可能。此外我還有一點疑問，以我所知，汪孟晉似乎對汪精衛的文學活動沒有什麼興趣，他手中保留此手稿數十年也讓我有點意外。換句話說，如果這份手稿出自汪文惺或何文傑之手（何文傑《雙照樓詩詞藁讀後記》曾提及「南社詩話」，但沒有說與汪精衛有關，而且他們似乎並不知道有此手稿。），或者可信度要大得多。
汪夢川先生看了網友提供的手跡，也不禁動搖了自己在論文的觀點。他只勉強以鋼筆字更易模仿來自我安慰，及以「畢竟《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以及江絜生的《吟邊扎記》所記實在很難解釋」來繼續堅持而已。
至於汪孟晋收藏手稿多年的疑問就更與稿件的真偽問題無關。若然汪夢川先生看到「南社詩話」手跡全稿及相信汪威廉教授對字跡的判斷，那麼問題主要餘下江絜生的札記及〈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一詩。
江絜生正如汪夢川文所說，確有其人，三十年代任職國民政府審計院，歷任科員、專員（見《審計院公報》2卷12期，1930年及第69期，1936年），但不是汪夢川先生所說的在監察院工作。江絜生擅寫詩詞，有詩贈汪精衛，題為〈精衛先生見示其秋庭晨課圖記仁孝移人哀音永世失母之兒何堪讀此深宵綴句淚溢乎辭即呈精衛先生〉。他的隨筆《吟邊扎記》不僅在《青年嚮導週刊》刊登，也和詩詞創作時常出現在抗戰期間盧前（1905-1951）主編的《民族詩壇》之上，是一名愛國的文人。作品如古體〈新軍行〉、〈述戰〉，五律〈革命先烈紀念日陶園口占〉（1938-1939年發表）等，充滿反戰及民族情緒。
至於汪精衛向江絜生提到的李曼昭，汪夢川先生在論文只說「筆者迄今還沒有查到其他準確資訊」。所以，江絜生複述汪精衛形容李曼昭的話，便值得仔細研究了。其中有幾點需要份外留意：
一、李曼昭與南社中人，「絕少往還」，只是「民元前」略通聲氣，當時他身處南洋，任報館主筆；
二、民元之後十餘年，「因痛恨國事」，不願「再入國門一步」；
三、留居南洋，「娛讀書卷」；
四、除了一二報館友人，他人來信絕不回覆。
試問一個與南社社員極少往來，又長期與中國社會隔絕、主動疏遠友朋的自我放逐的人，單憑常理來說，他怎會是在三十年代發起或參與撰寫「南社詩話」的角色？我不想猜測汪精衛為何要以李曼昭來應付江絜生的詢問，否則又會被汪夢川先生指斥為「障眼法」之說。但要大家相信個性「孤介」的李曼昭就是「南社詩話」的「曼昭」，恐怕比「障眼法」更難以令人置信啊！況且「南社詩話」手稿的署名由「鑑昭」、「澄昭」最終改成「曼昭」，顯然那是某人的筆名，而非實名。若果最初李曼昭是發起人或作者之一，何不落筆便直接寫上曼昭或李曼昭？試問又有何顧忌？
四、〈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中「曼昭」另有其人
既然「南社詩話」的「曼昭」是汪精衛，那〈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一詩又作何解釋？除非詩歌是偽作，否則「曼昭」一定另有其人。這裏有兩點可以初步肯定：一，詩題中的「曼昭」不可能是汪精衛向江絜生提到的李曼昭，因時間不吻合；二，這位「曼昭」必然是一位懂得繪畫的美術家，而汪精衛題寫的該是他的作品，不會是他的藏品。關於這位「曼昭」，汪夢川先生承認「沒有李曼昭的其他準確資訊」，卻又肯定詩歌是汪精衛作品，所以他始終解不開這詩「自題己畫」的疑團。
然而根據筆者掌握的材料，四十年代初有一位美術家李曼昭，在當時的刊物上有作品發表，主要是漫畫和木刻。這位美術家李曼昭，對我們理解汪精衛一詩中的曼昭將會有莫大幫助。現把所見李曼昭的作品開列如下：
一、〈失業之家〉，署「曼昭作」，《漫畫月刊》第2期，1941年6-7月，頁3；
二、〈大家來負起這神聖任務〉（目錄頁上題作〈畫人任務〉），署「李曼昭作」，同上，頁17；
三、〈都會風光〉（漫畫四幅），署「李曼昭作」，《永安月刊》第31期，1941年11月1日，頁32；
四、〈出發〉（木刻），署「李曼昭作」，《中華畫報》1卷3期，1943年10月1日，頁27；
五、〈裡外休息〉（木刻），同上。
李曼昭發表的漫畫和木刻，水平甚高，題材寫實，畫作風格近似豐子愷一路，時在1941至1943年間，可是之前或之後在相關刊物上並無他的作品踪影。需知當時正值戰亂，人的存亡或生活難以預料。值得注意的是刊出他作品的刊物，都是在戰時上海出版，那是汪精衛掌權主政的年代。《漫畫月刊》由「上海漫畫社」創刊於1941年5月10日，主編鄭天木、金礨、薛奇逢，社址位於上海西摩路四八六號。第2期缺出版日子，估計應在1941年6-7月間。本筆者只看到兩期《漫畫月刊》，無論圖文，皆與社會民生有關，政治立場並不明顯。據編者所說，創刊號內容得到著名藝術家錢君匋很大的幫忙。而《永安月刊》由「上海永安有限公司」出資於1939年5月1日創辦，主編鄭留，綜合性雜誌，倡導都市生活情趣，所謂「藉文字之力，將寧靜其精神，鼓勵其振作，輔助其發展，裨益其身心，則永安月刊創標之在是矣。」（見篇前〈創刊小言〉）
另一《中華畫報》更值得關注。此刊與汪精衛關係密切，它是汪系「上海中華日報社」旗下的雜誌，社長是汪精衛屬下要人林柏生（1902-1946），主編蕭劍聲，於1943年8月1日創刊，社址在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封面特意標明是「宣傳部特許編印」，難怪〈發刊詞〉中有〈確立東亞共榮圈〉的副題。李曼昭的兩張木刻畫便是登載第三期的〈漫畫與木刻〉欄之中。
至於汪精衛的〈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一詩，最初發表在1942年11月15日《同聲月刊》2卷90號同聲社採輯〈今詩苑〉之中，與另一首〈石頭城晚眺〉詩同時刊出（頁98）。又因此詩初刊時把最末一句的「激滿胸」錯排成「淚滿胸」，於是再把全首在2卷11號（1942年12月15日，頁91）上登載。因一字之誤而重登詩作，汪精衛的特殊地位可想而知。
查《同聲月刊》是「同聲月刊社」的刊物，由著名詞人龍榆生（又名沐勛，1902-1966）主理，1940年12月20日創刊於南京（社址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1942年10月遷往南京漢口路十九號），很明顯它是附汪精衛的刊物，傾向與日議和，因而取名「同聲」（見創刊號〈同聲月刊緣起〉）；至4卷3號（1945年7月15日）停刊。由此得知〈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是1942年11月或稍前汪精衛為一位畫家題寫的詩作，那曼昭必定是當時存活於藝壇又與汪精衛有點關係的美術作家。按照時地來看，四十年代初在上海刊物上發表漫畫和木刻的李曼昭，最有可能便是請汪精衛題詩的畫家。他得到汪精衛的題畫詩之後，跟着便有木刻作品在《中華畫報》上發表，時間上和地域上也就非常吻合。
五、結語
「南社詩話」鋼筆手稿的面世，證明作者「曼昭」便是汪精衛，而一些有關兩者看來矛盾的材料或論說，筆者也不厭其煩地解釋清楚，特別是江絜生札記提到的南洋李曼昭及〈為曼昭題《江天笠屐圖》〉中的畫家「曼昭」，都絕不是「南社詩話」的發起人或作者，這是不容置疑的。或許發表漫畫和木刻作品的李曼昭即詩題中的「曼昭」，礙於缺乏確證仍會受到質疑，但至少知道與汪精衛同時存活又有點粘連的，起碼有一位名叫「曼昭」的美術家，他的存在，足以把汪精衛自題畫作的疑團打破。其他詩話內容的枝節問題，看了手稿，相信不是汪精衛落筆時自覺到的。設想詩話全稿並非一時完成，汪精衛本人又政務纏身，斷續之間又怎會細察前言不對後語？加上內容也非全是有關南社的，難怪詩話會被假設為集體的創作了。這些瑕疵或「障眼法」，都動搖不了汪精衛便是「南社詩話」作者「曼昭」，也無損它在南社和汪精衛研究上的價值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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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峰，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南社、現當代文學、中國婦女文學的研究和授課工作。歷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2007-2011)、「國際南社學會」秘書長、「陳英士研究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近代文學學會南社與柳亞子研究分會副會長(2012-) 等。著有《煉石攻玉、思想啟蒙—夏丏尊譯介日人著譯的現代化意義》(香港：中華書局，2017)、《探索與鉤沉：現代女作家與中國婦女解放問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3)、《南社著譯敍錄》(香港：中華書局，2012)、《世紀南社、書畫百家》(國際南社學會，2009)等；主編《南社叢書》、《國際南社學會叢刊》編輯。榮獲2010年度香港大學傑出研究生導師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