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剛走，史達林就來了！

面對鋪天蓋地的黨政機器，拒絕活在謊言下的人還有什麼指望？

穿越冷戰與歷史的迷障，首度揭開鐵幕的神祕面紗。

你真的認識共產黨嗎？

破壞制度、分化社群、滲透媒體、打壓人民，

蘇聯老大哥如何全面接管東歐？

東歐老百姓為何服從，又為何抵抗？

如果《血色大地》有續作，肯定是安愛波邦的《鐵幕降臨》────

安愛波邦熟悉東歐，理解極權，更洞悉人性，

最重要的是，天生善於說書的她，有著娓娓道盡一切的敘事功力。

「本書滿是我應該要知道、卻從不曉得的事。」

──《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Simon Sebag Montefiore

★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　★全球獎金最高的歷史著作獎「坎迪爾獎」得獎作品

★《時代雜誌》《紐約時報》《經濟學人》等16家媒體年度選書

★翻譯超過20種語言　★46張珍貴歷史照片

★臺灣版作者序

「納粹統治的最後歲月裡，我們所有人都是親俄的，都期盼著來自東方的勝利曙光。但這道曙光卻太過灼熱，灼熱到燒盡一切。」──某柏林市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龐大的東歐世界落入蘇聯手中。史達林與他的祕密警察開始著手將十幾個原本樣貌完全不同的國家，轉變為一套全新的道德與政治體系：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是，這套統治模式並非直接複製俄羅斯本土，而是一場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政治實驗。

本書帶領讀者看清東歐共產政權的底細，以及共產極權統治下人們的生活樣貌。本書一一追溯東歐各國的政黨、教會、學校、媒體、社運組織及公民社會的一切，如何遭到新政權的控制、分化或消滅，祕密警察及種族清洗又是如何變成鐵幕籠罩下的嶄新日常。

作者安愛波邦曾獲普立茲獎，她深入走訪東德、波蘭與匈牙利等東歐國家，訪問見證歷史者的生命經驗，結合東歐多國首次開放的檔案史料，寫出個人與集體在共產政權下的遭遇，描繪極權主義如何滲入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人們受到領導人崇拜的欺瞞迷惑、相信最荒謬的政治宣傳、互相監視或在遊行隊伍中高呼「黨永遠是對的」。但安愛波邦也不忘捕捉東歐人民各式各樣的幽微反抗，挖掘出他們深藏在極權統治下的韌性與希望。

名人推薦

伍碧雯｜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余敏玲｜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陳永發｜中研院近史所通信研究員
黃哲翰｜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蕭育和｜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
★加拿大坎迪爾歷史大獎得獎作
★英國西敏公爵獎章最佳軍事圖書獎
★《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時代雜誌》年度選書
★《紐約時報》年度選書
★《華盛頓郵報》年度選書
★《華爾街日報》年度選書
★《泰晤士報》年度選書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年度選書
★《星期日泰晤士報》年度選書
★《每日電訊報》年度選書
★《觀察家報》年度選書
★《誠懇家日報》年度選書
★《野獸日報》年度選書
★《展望雜誌》年度選書
★《蘇格蘭週日報》年度選書
★《出版者週刊》年度選書
★《科克斯書評》年度選書

「《鐵幕降臨》聚焦在共產蘇聯這個左派法西斯的統治手段，探究他們如何在二戰末期，利用東歐各個社會剛剛擺脫戰爭屠戮的脆弱時刻，毀壞原有社會結構，強行植入共產模式。作者安愛波邦翻閱東歐各國原始檔案，訪談歷史見證者，運用這些資料如同使用內視鏡探索人體器官，深入波蘭、匈牙利與東德社會的深處，窺探共產黨的伎倆，看到他們大膽的趁各國之危，步步為營、妥當佈局後，迅速將東歐全面強擁入懷抱。內視鏡般的窺探也讓讀者看到東歐人民表面臣服之下的小小反抗，束手就擒之後的小小抗爭……，這都是本書極為精彩而令人感動之處！」──伍碧雯，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東歐的鐵幕並非如黑夜降臨般只是無聲地攫獲一切，本書讓讀者聽見了極權意志的龐大機械扯著沉重鉸鏈，將尖矛利刃般的鐵幕貫入戰後東歐社會最基層的血肉肌理時，每一聲碰撞碎裂與扭曲。這是一部鉅細靡遺關於東德、波蘭、匈牙利所有政經文教的組織結社被極權接收並暴力改造的故事，作為關心公民社會與民主價值的讀者，本書讀來驚心動魄且心有戚戚，因為它並不僅是一部關於東歐的故事。」──黃哲翰，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安愛波邦從東歐最艱難十年的廢墟中拾級而上，追溯蘇維埃帝國的野心如何埋下自己最終毀滅的種子。」──《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史達林是如何把宗教信仰虔誠且以農業為主的東歐，迅速轉變為類似蘇聯那般的工業化無神論國度？答案盡在這本引人入勝的歷史報導之作裡頭。」──《華盛頓郵報》年度選書
「人們絕大多數不想成為黨領袖，或是憤怒的異議人士，他們只想安穩生活，重建家園，養育後代，遠離當權者。但在史達林主義最盛期的東歐，這一切卻顯得遙不可及。沒有人能夠保持中立，沒有人能夠不碰政治。東歐人民發現自己再次成為全球衝突下的棋子。」──《華爾街日報》年度選書
「引人入勝地描繪東歐數百萬人如何從被納粹占領，轉換到熱情地接受共產蘇聯束縛。」──《每日電訊報》年度選書
「對那些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平凡人來說，即便看似瘋狂，這套意識形態仍舊十分重要。這正是本書的重要啟示，足以打醒那些認為思想無法創造歷史的人。」──《觀察家報》年度選書
「本書重現了史達林統治時期的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及東德，重現了人們生活在街頭與監獄中的景況，帶讀者一窺蘇聯政治實驗的真相。安愛波邦希望賦予『極權』這一概念血肉，不只要描繪理論上的極權主義，而是實踐中的極權主義。邱吉爾及羅斯福都沒能預料到，蘇聯不會止步於扶植鄰近的親共政權，而是意欲對整個地區進行極權主義改造，最終走向種族清洗。」──《紐約客書評》
「本書最大的歷史教訓，不是『民主之死』或『祕密警察的誘惑』有多可怕，而是個人能動性的喪失。」──《倫敦書評》
「安愛波邦有著驚人的寫作天賦，能夠將遙遠的異國世界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罕有人能像她一樣結合報導文學與歷史學，更不用說將其融合完美。她在早已被遺忘的世界裡追求真相，從中照見了人類的希望、苦難與尊嚴。那些對鐵幕下的歐洲所知甚少的讀者將能從這本書中獲得啟發，那些熟讀歷史的人則能學到更多。其他人或許介紹過那個時代的政治，安愛波邦卻更進一步展示了政治如何實際影響人們生活，以及政治的意義。」──約翰．康納利（John Connelly），《共同體的神話》作者
「非常好讀，最大特色是透過廣泛的原創研究與口述歷史訪談，生動描述及喚起人們對『蘇維埃化』的親身經歷。」──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
「具備好歷史書該有的一切：傑出且深入的研究，優美且震撼人心的故事，如百科般包羅萬象，同時又能刻畫入微。」──齊斯．洛韋（Keith Lowe），《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作者
「許多歷經過歐洲史上最痛苦時期的證詞，都在這本劇力萬鈞的著作中首次揭露。安愛波邦的書寫成功傳達了政治意識形態對個人生活的影響。」──艾曼達．佛曼（Amanda Foreman），《浮華一世情》作者
「本書以感性及同理兼具的筆觸，描述普通人如何在面對非常事件時做出妥協及選擇。」──奧立佛．布洛（Oliver Bullough），《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作者
「本書挑戰了冷戰起源的許多迷思，書寫客觀、敏銳、睿智，是非常出色的重要研究。」──安東尼．畢佛（Antony Beevor），《史達林格勒戰役》作者
「我們花了很多心力研究民主化，卻很少有人去認識民主是如何被摧毀。安愛波邦這本書解釋了社會是如何及為何會屈從於極權統治。」──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CNN主持人
「本書滿是我應該要知道、卻從不曉得的事。」──賽門．蒙提費歐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

 

作者

安愛波邦（Anne Applebaum）

美國著名媒體人、歷史學家暨公共知識分子，普立茲獎得主，《大西洋月刊》與《華盛頓郵報》 專欄作家。共產政權在東歐倒臺時她正以《經濟學人》外派記者身分派駐波蘭，是第一批帶回當地消息的記者。安愛波邦同時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負責研究政治宣傳與不實資訊。著有《古拉格的歷史》、《紅色饑荒》、《民主的曙光》等。
 

譯者

張葳

臺大外文系畢，相信字句之間殘存靈光、相信思辨可以企及真相。現為自由譯者，譯有《成為西蒙波娃》、《父輩的罪惡》、《她所乘載的一切》等著作。工作邀約請洽amityweichang@gmail.com。

目錄

臺灣版作者序
導論

第一部　虛假曙光

第一章　零時降臨
第二章　勝軍入城
第三章　共黨領袖
第四章　祕密警察
第五章　暴力橫行
第六章　種族清洗
第七章　青年男女
第八章　廣播電台
第九章　政治動盪
第十章　計畫經濟

第二部　史達林主義全盛期

第十一章　反動勢力
第十二章　內部敵人
第十三章　蘇維埃人
第十四章　現實主義
第十五章　理想之城
第十六章　勉強合作
第十七章　消極抵抗
第十八章　革命再起

尾聲
致謝
受訪者名單
參考書目
註釋
照片出處

試閱

爆炸聲迴盪在夜裡，白日也總能聽到砲聲隆隆。落下的炸彈、機槍的軋軋聲、向前滾壓的坦克、轟隆隆的引擎、著火的建築都發出聲響，聲音籠罩整個東歐，預示著紅軍的來臨。隨著前線逼近，地面震動著，牆也在顫抖，孩子們發出尖叫。然後，一切戛然而止。
在任何時空裡，戰爭的結束都會帶來一種突如其來的詭異寂靜。「夜裡太靜了，」有位不具名的作者如此記載著戰爭結束時的柏林。她在 1945 年 4 月 27 日的早晨走出家門，外面半個人也沒有。「目光所及處沒有任何平民，俄國人完全掌控了街道。但每棟房子裡都有人在竊竊私語、瑟瑟發抖。誰想像得到會有這樣一個世界隱藏在這裡，如此驚恐，就在這個大城市的中央？」
1945 年 2 月 12 日上午，圍城結束的那天，有位匈牙利的公務員在布達佩斯的街上也遇見了相同的寂靜。「我到了城堡區，四顧無人。沿著威柏奇街走，沿路只見屍體和廢墟、手推車和馬拉板車……我抵達聖三一廣場，決定進去議會瞧瞧，說不定有人在裡面。但裡頭空無一人，所有東西都被掀翻了，就是一個人影也沒有。」
就連華沙這個早在戰爭結束前就遭到摧毀的城市（納粹佔領軍在秋天那場起義後將華沙夷為平地），也在德軍全面撤退的 1945 年 1 月 16 日那天變得更加安靜了。華迪洛．史匹曼是仍躲在華沙廢墟中的極少數人之一，他聽見了這個變化。史匹曼在回憶錄《戰地琴人》（The Pianist）中寫道：「即便是華沙這個在三個月前已成了死城的地方，也從未見識過這樣的死寂。甚至聽不見外頭守衛的腳步聲，我搞不懂發生了什麼事。」翌晨，「巨大而嘹亮的聲音打破寂靜，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聲音。」紅軍來了，用波蘭語廣播著華沙已被解放的消息。
這就是人們有時稱之為「零時」（Stunde Null）的一刻：戰爭結束、德軍撤退、蘇聯進駐，這是停止戰鬥、重新開始生活的時刻。大多數關於共產黨接管東歐的歷史正是由此刻開始書寫，而這也很合理。對於那些經歷了此番權力更迭的人來說，零時感覺起來像是轉折點：具體而有形之事結束了，全新而未見之事開始了。許多人對自己說，從現在開始，一切都會不同。而事實也確實如此。
不過，以戰爭的終結作為起點來書寫共產黨接管東歐的歷史雖然合理，但就某些方面而言也相當誤導他人。畢竟，這個地區的人民在 1944 年或 1945 年的時候面對的可不是一張空白畫布，而他們自己也不是從零開始。他們不是從某個地方冒出來、沒經歷過任何事、準備好過新生活的一群人。相反的，東歐人是從自身家園的斷壁殘垣中爬出來，從游擊隊藏身的森林裡走出來，從監禁他們的勞改營中溜出來並踏上漫長而困難的返鄉之旅（如果他們的身體狀況還能負擔）。有些東歐人在德國投降時甚至仍未停止戰鬥。
他們爬出廢墟時，看到的並不是全新的領地，而是滿目的瘡痍。捷克作家柯瓦莉在回憶錄中寫道：「戰爭的結束就像是駛向隧道的盡頭。」你從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前頭的光線，那道光持續而穩定；你到達彼端的時間越長，那光芒對於蜷縮在黑暗中的你而言就越發耀眼。但當你乘坐的火車終於衝出隧道口、進入燦爛的陽光中，你看到的卻是荒蕪之地，滿佈雜草與石頭，還有垃圾堆。
當時拍攝於東歐各地的照片上頭是啟示錄般的場景。被夷為平地的城市、綿延數畝的瓦礫、遭到焚毀的村莊、曾是房屋但如今已焦黑冒煙的廢墟。糾結的鐵絲網，集中營、勞改營、戰俘營的遺址。荒蕪的田野、坦克碾壓的痕跡，毫無農業、畜牧業或任何生活的跡象。在剛被擊潰的城裡，空氣中總瀰漫著屍體的味道。亂葬崗隨處可見，人們小心翼翼穿越街道，彷彿走在墓園裡。
生還者有時候會陷入一種奇異的歡快感之中。能活下來令人如釋重負；悲傷與喜悅交雜，而貿易來往與重建工作轉瞬便自動開始了。1945 年夏天的華沙熱鬧有如蜂巢，作家基謝萊斯基如此寫道：「在廢墟般的街道上，湧現了前所未見的騷動。蓬勃發展的商業、忙進忙出的人們、隨處可聞的談笑聲，誰能想到這群人是巨大災禍的受害者，是幾乎沒能從災難中生還的的人，他們如今仍生活在嚴苛而不人道的環境中……」桑多．馬芮在同時期的一部小說中如此描述布達佩斯：

無論這座城市、這個社會還剩下什麼，所剩之物都憑著一股熱情、憤怒、純粹的意志力而萌發著生機，挾著強大的力道、態度堅毅、身段靈活。看起來似乎什麼都沒發生過⋯⋯大街上，通道旁冒出攤販，兜售各式美食與高檔商品：衣服、鞋子，什麼都有，甚至可見法國金幣、嗎啡和豬油。生還的猶太人從塗著黃色星號的房子內踉蹌走了出來，一兩個星期後，他們便開始在買賣中殺價了，他們的身旁甚至還躺著人和馬的死屍⋯⋯瓦礫堆中，人們為了英國布料、法國香水、荷蘭的白蘭地和瑞士的手錶討價還價……

這種對於工作與重建的熱情將會持續多年。英國社會學家亞瑟．馬威克曾推測，可能是國家失敗的經驗帶給了西德人重建的動力，他們想找回民族自豪感。他認為，德國所經歷的大規模崩潰可能促進了戰後的繁榮發展：在經濟災難與個人生活的災難之後，德國人欣然投入重建行動之中。但德國（東德與西德皆然）並不是唯一一個渴望復原與「重回正軌」的國家。在回憶錄與回顧戰後時期的談話裡，波蘭人和匈牙利人也都重複提及自己是多麽迫切地重回學校、拾起工作、追求沒有暴力干擾的生活。而共產黨已充分準備好利用人們對於和平的渴望。
東歐所承受的暴力之規模遠大於西方所能想像的。二戰期間，東歐經歷的是史達林和希特勒的意識形態中最瘋狂的部分。到了 1945 年時，西邊的波茲南與東邊的斯摩棱斯克之間的這片土地，大多曾落入各方佔領軍之手不只一兩次，有些地區甚至高達三次之多。1939 年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希特勒由西部入侵此地，佔領波蘭西半部。而史達林則由東部進犯，佔領波蘭東半部、波羅的海三國與比薩拉比亞地區。1941 年，換希特勒由西邊佔領上述地區。1943 年，局勢再度生變，紅軍從東面進軍，這塊土地又一次易主。也就是說，到了 1945 年時，已經曾有兩個極權國家的致命軍隊與兇惡秘密警察在這塊土地上來回逡巡，在東歐的民族與政治層面留下深遠的影響。
歐洲境內出自政治動機的殺戮行動大多發生在東歐、烏克蘭與波羅的海國家。提摩希．史奈德在《血色大地》中如此寫道：「希特勒和史達林雖分別崛起於柏林與莫斯科，但兩人實現改革大業的地點主要是位於這兩者之間的區域。」對於任一東歐民族擁有國家主權這樣的概念，史達林和希特勒嗤之以鼻，他們致力於消滅東歐菁英。德國人認為斯拉夫人是低等人類，地位不比猶太人高多少；在薩克森豪森與娘子谷之間的大地上，他們毫不猶豫便下令在街頭任意殺戮、執行大規模公開處決，僅為了替一名死去的納粹士兵復仇便燒毀整個村莊。於此同時，蘇聯則認為東歐諸鄰是資本主義與反蘇聯的根據地，其存在是對於蘇聯的挑戰。1939 年、1944 年與 1945 年，紅軍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這塊新佔的土地上逮捕的不只是納粹和與納粹合作者，他們也逮捕所有理論上可能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人，這些人與納粹所針對的族群大幅重疊。雖然西歐也有平民死傷，英軍與美軍也有偷竊、品行不端、暴虐事件，但在大多數情況下，英美軍隊的目標是消滅納粹，而非消滅被解放國家內部的潛在領袖。此外，他們大都對反抗軍領袖尊重以待，而非飽含疑慮。
東歐也是納粹盡情施行大屠殺之處，多數的猶太隔離區、集中營和屠殺處決地都位於東歐。史奈德指出，希特勒於 1933 年上台時，猶太人占德國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其中有許多人設法逃亡。希特勒希望打造「無猶」歐洲，若要實現此願景，國防軍就必須征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最終直抵匈牙利和巴爾幹地區——歐洲大多數的猶太人都以此地為家。死於大屠殺的五百四十萬名猶太人大部分以東歐為家，而其他地方的猶太人大多也都被遣送至東歐殺害。納粹對於東歐人的鄙視與他們決定以東歐為猶太人處刑場一事密切相關。低等人類的土地，適合執行低等殘忍的行動。
最重要的是，東歐是納粹主義與蘇維埃共產主義交會碰撞之處。雖然兩方在戰爭初始時是盟友，但希特勒一直都想對蘇聯發動毀滅性的戰爭；而在希特勒進犯之後，史達林也誓言要還以顏色。所以比起西邊地區，紅軍和德國國防軍之間的戰鬥在東歐要來得更激烈而血淋淋。德軍相當害怕所謂的布爾什維克蠻軍，他們曾聽聞過許多關於這群人的恐怖傳說；二戰打到最後，他們更是不顧一切地和紅軍拼命。他們特別看不起東歐平民，對當地的文化和建設毫無尊重可言。德國的某位將領出於對巴黎的柔情與尊重違抗了希特勒的命令，保全了巴黎。但其他德國將領則毫不猶豫地將華沙夷為平地，並且摧毀大半個布達佩斯。西方空軍並不在意東歐的古建築，盟軍的轟炸機也在此地殺戮破壞；他們不只轟炸柏林和德勒斯登，也轟炸了但澤和柯尼斯堡——即今日的格但斯克和加里寧格勒——還有其他許多地方。
隨著東邊戰線延燒至德國本土，戰爭也越趨激烈。紅軍像是著了魔似的不斷向柏林推進。史達林拼了命想在「其他盟國」抵達柏林前搶先攻下此地，他麾下的將領明白這點，美軍也心知肚明。艾森豪將軍知道柏林的德軍寧死不屈，他不願美軍平白喪命，決定把柏林留給史達林。英美聯軍緩慢向東推。與此同時，紅軍則直直開向德國首都，所經之處寸草不生。
從數字統計便可得知事態有多嚴重。在英國，有三十六萬人死於二戰；在法國，有五十九萬人死於二戰。這樣的傷亡人數相當可怕，但仍不到這兩國人口的 1.5%。相較之下，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則推估波蘭大約有五百五十萬人死於二戰，其中約三百萬人是猶太人。也就是說，波蘭失去了約 20% 的人口，每五個波蘭人就有一個沒能活下來。即便在戰爭不那麼慘烈的東歐國家，死亡人口的比例也比西歐國家高。南斯拉夫死了一百五十萬人，總人口的 10%。匈牙利的死亡人數是總人口的 6.2%，而捷克的死亡人數則是戰前總人口的 3.7%。至於德國本土，死亡人數介於六百萬與九百萬之間——取決於「德國人」的定義為何，因當時的德國國界常有變化——這是德國總人口數的 10%。在 1945 年的東歐，幾乎找不到哪個沒受重創的家庭。

戰後的塵埃逐漸落定，我們開始看見許多人即便生還也早已遠離家園。1945 年時，東歐有許多國家的人口統計、人口分布與民族構成已與 1938 年時大不相同。納粹佔領東歐後有好幾波遣送和重新安置的行動，導致東歐人口分佈出現劇烈變化，其影響之重大，西歐人至今未能充分理解。
在二戰所造成的各式損傷之中，最難以量化的是心理和情感上的損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造就出一整代的法西斯領袖、理想主義知識份子、表現主義藝術家，他們將人的形象扭曲成非人的形狀與顏色，試圖表達心中的迷惘。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許多地區被佔領、許多人被遣送、大群的平民或參戰或流離失所，這場戰爭深深滲進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持續而日常的暴力以各種方式形塑人們的心靈，其運作方式並不總是容易描述。
這點也與西方國家——英美兩國尤甚——的情況相當不同。波蘭詩人米沃什曾試圖解釋戰後的歐洲人與美國人在心理上的差異，他寫到戰爭如何打破一個人對於事物的自然秩序感：「曾幾何時，如果他在街上發現屍體，他會打電話給警察。民眾會在旁聚集，隨之而來的是議論紛紛。但是現在他知道他得避開躺在水溝裡發黑的屍體，然後管好自己，別問不必要的問題。」
米沃什寫道，在佔領期間，即便是誠實可敬的人也不再視搶劫為犯罪行為——至少，如果是為地下組織而搶便不算犯罪。出身於可敬、守法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年輕男孩成了冷酷的罪犯：「殺人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道德問題。」捏造自己的姓名與職業、用假證件旅行、背誦虛構的身份背景、看著自己的錢一夜之間貶值成廢紙、看到有人在街上像是圍捕牛群般地圍捕民眾，這些事在佔領期間都變得正常。
私人財物的禁忌被打破了，偷竊成了稀鬆平常之事，甚至成了愛國之舉。人們透過偷竊來幫助自身所屬的游擊隊維生、提供抵抗組織糧食、餵飽自己的孩子。他們帶著怨恨看其他人伸手偷竊——納粹、罪犯、游擊隊。在戰爭末期，偷竊的現象變得更加猖獗。在桑多．馬芮的小說《偽裝成獨白的愛情》（Portraits of a Marriage）中，有個角色對於那些在建築廢墟中搜索的小偷表示讚嘆，認為這群人深具創業精神：「他們覺得如果自己手腳夠快的話，就有足夠的時間搶救那些尚未被納粹、當地法西斯分子、俄國人或那些設法偷溜回國的共產黨人偷走的物品。他們認為自己對於國家的責任是盡可能搜刮一切，所以開始了他們的『搶救』行動。」
道德崩潰後，隨之而來的是體制崩潰。波蘭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在 1939 年便已停止運作。匈牙利的體制在 1944 年停止運作，德國的體制則是在 1945 年停止運作。這場災難令人對於自身成長於其中的社會及社會所教導他們的價值觀抱以深刻的嘲諷。這也難怪，他們的社會向來並不強盛，而其中的價值觀又是如此輕易就被推翻。國家吃敗仗的經歷——無論是 1939 年的納粹入侵佔領或是 1945 年的盟軍入侵佔領，或許兩者皆然——對那些身在其中的人來說是異常艱難的經歷。
許多人從那時起便試著描述，看著自身所屬的文明整個解體是什麼感覺——看著童年熟悉的建築與景觀崩毀，了解到父母師長所建構起的道德世界已不復存在，而曾經尊敬的國家領袖已兵敗如山倒。但對於那些不曾親身經歷的人而言，這樣的事仍不容易理解。「真空」和「空洞」等詞根本不足以形容這場宛若外星人佔領般的國家級災難——這兩個詞彙無法表達出人們對於戰前領袖、戰時領袖、失敗的政治制度、自身「天真」的愛國主義、對於父母師長心中一廂情願的想法有多憤怒。範圍廣大的破壞——家園、家庭、學校的崩毀——令數百萬人陷入一種全然的孤絕之中。東歐各地在不同時期經歷了這場崩壞，各地的經歷不完全相同，但無論何時何地，國家的失敗一事都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在年輕世代身上尤其如此。有許多年輕人直接得出了這個結論：他們曾視為真確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此外，戰爭令他們失去了社會網路，也摧毀了歷史脈絡。許多人的處境確實像是漢娜．鄂蘭所說的「極權主義人格」養成的環境，全然孤立、未與家人、朋友、同袍，甚至是點頭之交有任何社會聯繫，能使這些人感到自己在世間仍有一個位置的只剩下他的黨員身份，他對政治運動的歸屬感。
戰爭的記憶無法抹消，過往的歷史也無法輕易向局外人解釋明白，因為他們並未經歷過同樣程度的毀壞，也不曾目睹人類對其他受苦的人類所表現出來的冷漠。米沃什寫道：「東歐人無法信任美國人（或其他的西方人），因為他們不曾經歷過這些事，因而缺乏想像力，欠缺的程度令人吃驚。」米沃什沒提到的是反之亦然：東歐人對於西方的鄰居也懷抱著不切實際的期待。
這一點在 1943 年 11 月的德黑蘭會議和 1945 年 2 月的雅爾達會議中最為明顯。在這兩場會議上，史達林、羅斯福和邱吉爾以驚人的漫不經心態度決定了整個歐洲的命運。三大盟國第一次於德黑蘭聚首時，波蘭的疆界問題出現在會議中；當時邱吉爾告訴史達林，他可以保留他在 1939 年併吞的那塊波蘭東部的土地，而作為補償，波蘭很可能會整個「向西移動，就像士兵向左靠兩步一樣」。然後，邱吉爾「在三根火柴的輔助下展演了這個將波蘭向西移動的概念」。會議記錄寫著，「史達林對此感到滿意」。在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不怎麼熱衷地建議將波蘭國界東緣延伸至利沃夫與其周圍的油田。史達林似乎接受了，但沒有人催促他執行此計畫，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幾十萬人的國籍身份就這樣定案了。
這些事並不代表西方對東歐懷抱惡意，他們只是有其他事項得優先處理。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上關心的主要是新聯合國的形式，在他的設想中，這是一個能夠防止未來戰爭的國際組織，而他需要蘇聯的合作才能建立。他還希望蘇聯在美國向滿洲進攻時能助美軍一臂之力，也想使用俄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基地。還有從義大利皇室到中東石油，各個都是利害攸關的議題。對羅斯福來說，這些問題顯然比波蘭或捷克斯洛伐克的命運更重要。雖然東歐是史達林戰後計畫的重心，但美國總統對此地的興趣實在是微乎其微。
與此同時，邱吉爾清楚意識到英國的弱點。他知道紅軍一旦進入波蘭、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英國就絕無可能迫使他們離開。邱吉爾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在雅爾達會議前便告訴羅斯福：「我們應該盡可能多占領奧地利國土，因為我們『不會希望俄國人在不必要的情況下拿走更多西歐土地』。」我們不清楚邱吉爾是根據什麼標準，但比起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對他來說當時的奧地利更屬於「西歐」一部分。邱吉爾抱持著相當明確的宿命論：一旦紅軍抵達，便不會再離開。
英美兩國的領導人也知道，隨著戰爭告一段落，選民就會急著要丈夫、兄弟與兒子回家，屆時將難以說服人民接受美蘇間將開啟一場新衝突。戰時的政治宣傳將史達林描繪成好脾氣的「喬叔」，帶著草莽氣息，與勞動階級為友。邱吉爾和羅斯福都曾在公開聲明中稱讚史達林。滿懷同情的倫敦人為蘇聯舉辦了募款音樂會，並在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昔日的倫敦小居外豎立了一座列寧雕像。在美國，商會主席也曾宣布：「戰爭結束後，俄國即便不是我們最大的客戶，也會是最熱衷與我們往來的客戶。」要突然轉過頭來告訴厭戰的英國人和美國人，說他們得留在歐洲與蘇聯作戰，這在政治上會極為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
正如米沃什所抱怨的那樣，西方確實有太過天真之處：羅斯福常說他確信史達林的意圖是良善的，在其生命最末幾年更是反覆如此表示。「別擔心，」一九四四年時他對波蘭流亡政府總理米科瓦伊奇克說：「史達林並不打算奪走波蘭人的自由。他不敢這麼做，因為他知道你有美國政府的堅定支持。」一年多後，英美兩國的談判代表同意將布達佩斯盟國管制委員會的指揮權交給蘇聯（該委員會的成立目的是為了在戰後管理匈牙利），條件是蘇聯在指揮匈牙利政府做任何事之前都必須與盟國協商──但蘇聯甚至連喬裝協商的樣子都沒有。
這也許令人感到困惑，但整個冷戰期間情況都是如此。即便西方在言論上開始積極反蘇，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觸發另一場歐陸衝突。英美兩國都不希望與蘇聯開戰，無論是在當下或未來。1953 年史達林過世後，東柏林爆發動亂與罷工潮，當時西柏林的盟軍仍十分克制，甚至警告西德人不要越界支持罷工。當年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是著名的冷戰支持者，但當1956年匈牙利爆發革命時，就連他也極力否認美國與該事件有關。杜勒斯甚至告訴蘇聯：「我們不把這些國家視為可能的軍事盟友。」
事實是，東歐人天真的程度更甚西方盟國。匈牙利國內親英的政治家堅信英國會解放他們的國家。若引述歷史學家拉茲洛．波西之言，許多人「深信匈牙利具備所謂的地緣政治重要性，並被這種不理性的信念所推動。」他們直到1944年都還預期英國會進軍巴爾幹半島。有鑑於匈牙利當年在與鄂圖曼帝國的鬥爭中始終是西方基督教的堅固堡壘，因此匈牙利人也認為自己將在二十世紀中繼續扮演此一角色。匈牙利一位外交官滿懷信心地宣布：「西方大國無法忍受俄國接手統治這塊重要地理區域（匈牙利）。」至於波蘭，該國政治的未來確實是盟國領袖熱切討論的事。波蘭同樣相信英國不會放棄這個他們最初以其為名向德國宣戰的國家，而美國也不可能會放棄他們，因為他們在美國的遊說團體會阻止此事：如果放棄波蘭，就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東德人後來始終很難相信西方國家竟然會同意加固東西德邊界，難道西方人有辦法承受德國分裂的代價嗎？
西方人其實可以承受，也願意接受，正如他們已開始接受歐洲分裂的事實。無論是在華盛頓、倫敦或巴黎，西方國家沒有任何人曾預見紅軍將會為其所占領的國家帶來多大的物質、心理與政治變化，即便有，他們也幾乎沒有付出什麼努力去阻止這些變化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