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呂苡榕

《鏡週刊》文化組記者。曾任《台灣立報》、《新新聞》、端傳媒和《今周刊》記者，關注社政、環境和勞工等議題。二〇二〇年報導高齡經濟弱勢者的租屋困境議題，開始關心臺灣超高齡社會降臨後，伴隨而來的老齡貧窮問題。

目錄

序
第一章：阿健打官司
第二章：福利的局外人
第三章：臺北車站的日與夜
第四章：罪與罰，與窮
第五章：酸臭之屋
第六章：三個女人
第七章：女人，及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第八章：做事人
第九章：死亡的重量
後記

序／導讀

【作者序】

二○二○年我站在阿生租屋處的巷弄—從巷口看不見阿生住的那幢破屋，得走進巷子， 再繞上幾個彎，才能瞧見巷底深處通往阿生委身的洞口——猶豫著要怎麼和第一眼見著的陌生人搭訕，開啟一段訪問。插在口袋裡的手正在冒汗。這是老齡貧窮這個系列主題的第一步。

隨著踏進巷子的腳步，越靠近阿生的租屋處，氣味越加濃烈，那是一般日常生活中不曾遭遇過的味道：尿騷味混雜廚餘和菸味，還有死老鼠屍體的腐味。第一次踏足此地，我還無法習慣這混濁且縈繞不去的氣息，走出巷子後忍不住大口呼吸，即便馬路上充滿車輛廢氣，也比阿生的雅房好聞許多。嗅覺在鼻腔停留許久，象徵的不僅僅是破屋的頹敗，更反映了整體生活的艱難，「如果可以選，誰要住在這？」阿生曾這樣跟我說。

沒得選的人，在這裡怎麼活——這搖搖欲墜的爛屋引起我的好奇，隨著採訪次數增加，我認識了阿生、阿生的二房東坤伯，以及這棟房子裡的其他租客。他們帶我熟悉圍繞著老齡貧窮者的社會支持系統，包括民間團體提供的居家清潔、喪葬服務。讓我理解，貧窮並不只是「一個狀態」，還有以此為核心而生的社會關係；更重要的是，老齡貧窮並不只有「可憐」這單一面向，更多是困窘中的韌性，以及處處限制的環境裡，彼此的相互協作。

生活裡滿是屏障，讓他們宛若陷在「軟禁」狀態，總是「沒得選」。這些屏障源於他們手中的資源與選項有限，導致這些人被框限在破敗空間裡，喪失對各種生活瑣事的自主權。面對人生難題時，只能在少數幾個解決方案裡猶豫，想方設法在諸多限制裡活下去。而不管選了哪個選項，都難以讓生活好轉。

選擇變少，一是因為邁入老齡，不可避免碰上生理機能下降，無法負擔過多勞動，若再搭配貧窮這一變項，沒有足夠的退休金或儲蓄支撐老年生活，就必須持續勞動才能勉力維持生活。這時他們只能靠著都市對低階勞動力的需求，做一些例如舉牌、出陣頭、抬棺等工作，來換取收入。底層勞動市場只有高勞力密集、高工時和低工資、低保障的選擇。但這殘酷裡兼具寬容，它們同時也是生理限制最少的工作，容許老早被勞動力市場拋棄的高齡者在此工作，藉以換取收入。

八十歲、喉嚨因病開刀無法正常說話的阿健，流落街頭前還在做舉牌工，靠著比手畫腳和工頭互動；中風過的志學無法再當貨車司機，透過安置中心的室友介紹，每天拖著腳步，讓冷風推著他的背，蹣跚走到派報公司，再由老闆載他到定點舉牌。一天十小時的工作，將時間變成金錢，換取一日八百塊的薪資， 和接下來的兩餐溫飽。

他們站在街頭如隱形人一般，被城市漠視，被來往人潮忽略，安靜地融入街景成為空間的點綴，讓人忘記街角正有個生命在為生存而努力。但底層勞動市場就和老齡貧窮一樣極其脆弱， 當世界颳起颶風，它們首當其衝。

二是逃離無止境低階勞動的方式同樣有限，幾乎只剩請求國家伸出援手一途。在此，國家為主體的社政體系扮演了翻江倒海的角色，它規範了資源該如何輸送，以及怎樣的人才能獲得政府協助，夠老、夠窮、夠孤獨……條件之嚴苛，讓臺灣的低收入戶人口數二○二三年在帳面上僅有二十八萬八千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二五。和其他國家的貧窮率相比，鄰近日本和韓國的貧窮率約為百分之十五，而臺灣卻看似只有百分之一．三，不到日韓的十分之一。

在老齡貧窮者和社會福利間，擋著希臘神話裡的魔物史芬克斯，為企圖申請社會福利的人提出幾道難題，那些無法通過考驗的人，淪為福利制度的局外人。第一道難題是年紀，街頭上最常聽到的魔幻數字是「六十五」，因為所有十六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的人，在國家的眼中都是一個勞動力—除非正在就學，或是身心障礙，否則就應該獻出你的勞動力—既然是勞動力，就會有勞動所得，因此未滿六十五歲的人，不論實質就業與否，都會被國家認定有一筆「虛擬所得」，以各職類每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或基本工資核算。這筆不存在的收入，大大限制了取得社福資源的機會。只有跨過六十五歲，才能卸下作為一個勞動力這巨大的包袱， 拿到申請社會福利的入場券。

「六十五歲生日，也是他們重生的日子。」一個社工笑著跟我說。只要跨過這年齡門檻， 個案才終於有機會多出一個選項——申請社福身分，攀著這細如蜘蛛絲的機會之繩，過上稍微穩固的生活。

史芬克斯的第二道難題是家庭，傳統的家庭互助網被看作每個人都有的標準配備，除非這道安全網蕩然無存，否則國家不會輕易出手。因此想要得到社會福利資源，必須透過司法途徑閹割掉個人的人際網絡，證明自己足夠孤苦無依，才有資格被救濟。於是協助老齡貧窮者的社工，其中一項業務便是陪著個案打官司告自己的子女。

街頭每每出現一張新面孔，老張哥首先要問的是年齡，若是到了可以申請福利身分的歲數，再來問的便是有沒有子女？要不要走給付扶養費的訴訟？一列清單在他的腦海中，逐一打勾的選項最後通達的是社會福利的康莊大道，待國家接手，將人帶離街頭。

第三個關卡與居住有關。一個人得先擁有住處和戶籍，才能申請該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 偏偏臺灣的租屋市場明目張膽的歧視就擺在檯面上，有些房東連四十五歲以上的房客都嫌年紀大，更何況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一不小心在屋裡過世，豈不影響房價。

和勞動力市場一樣，老齡貧窮者最終只能揀一些安全與環境皆不佳，但不嫌棄老齡者的出租物件—像是阿生租的那幢爛屋。年紀和經濟成為兩道鎖，再次把人軟禁在無從選擇的處境裡，用最少的資源承擔最高的生存風險。

他們經歷的日常看似遙遠，其實與一般人十分接近。尤其在白領中產向下流動，過去十年薪資成長停滯和老年退休保障不足等因素夾殺下，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運找上， 一不小心就落入經濟困境。

和老張哥走在臺北車站外頭人行道上，他會抬抬下巴示意我看向某處，告訴我窩在路邊的一位無家者曾是公務員，還有個剛來的新面孔，曾經是護理人員。甚至還有幾個曾經呼風喚雨的大老闆，如今也都在街上。

即使是穩定工作到屆臨退休，也可能因為長期低薪，生活成本卻越來越高，房貸、子女教養費的支出占去九成以上的收入，不斷勞動卻只剩貧窮，導致退休後沒有足夠的存款維持老年生活開銷，老不起的未來，只得持續工作換取生活所需。社工和我分享月薪逼近六萬的白領， 都會因為無力將老父送去養護機構，只能先把老父放在騎樓邊的輪椅上，「我覺得那簡直是以後的我。」社工聲線裡有顫抖。

看著他們臉孔，時常讓人感覺到，我與他們的距離，不過就差在「運氣」。越是了解他們的人生故事，越讓我背脊發涼，也越發理解大時代的浪潮、整體產業經濟局勢，以及薪資結構變動等巨觀的背景因素，隨時能將一個人碾壓過去，吞噬掉平靜的日常，讓人從一帆風順落入萬丈深淵。而幾乎沒有人能躲得過。

二○二五年，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占比超過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十。政策隨人口結構改變而調整，公共資源的分配開始往長照、中高齡二度就業獎勵等項目流去。這些轉變在在提醒著高齡時代，人們該如何兼顧尊嚴與優雅地老去。然而，高齡人口增加統計數字裡也反映出老齡貧窮現象正蔓延：六十五歲以上低收入戶人數從二○一一年的二萬五千二百七十七人，上升至二○二二年的四萬五千六百七十八人，翻倍成長。

數字描繪的是抽象的概念，站在人口結構變動的震央，老齡貧窮者只偶爾現出微微佝僂的身影，卻鮮少被具體描繪出他們落魄的暮年。但那模糊的影子像是預言，可能是每個人都將遭遇的有朝一日。

這片土地看似富裕，其上的痛苦與貧困仍一望無際，但他們也不盡然只剩悲情。穿梭其間的人際網絡，脆弱卻又強韌地擔負起支持作用。固定到車站附近送餐的善心人士，在老張哥的安排下，井然有序地訂出送餐排程，分散到週間各日，維持著最基本的溫飽。二○二三年，老張哥熟識的社工、醫師，組成街頭家醫，固定在街頭巡迴，為無家者做簡單的醫療處置，降低延誤治療的風險。

貧窮如此不堪，但身處其中，卻能窺見人的堅強超乎想像。生活窘迫，他們仍然咬牙走著漫漫長路，奮力把日子過下去。文字所能描繪的，不過是他們日常的十分之一，本書試圖記錄下這些人的日常，捕捉他們拒絕屈服於困苦的身影，呈現他們如何活著，為他們空白的臉孔添加血肉與生命軌跡。

試閱

老張哥頂著一頭亂糟糟的白髮，身上是熟悉的暗色排汗衫、運動外套和靛藍色厚棉褲，肩上斜掛著腰包，九點未到便出現在臺北車站。
臺北的春天像是沒能打定主意，有時冷冽如冬日尚未走遠，有時又像夏季太早出現，這天是個近似嚴冬的春天，寒峭穿透外衣。老張哥手裡習慣性地握著一杯便利商店熱咖啡—他每天只吃兩餐，早餐總要配一杯咖啡，直到了傍晚才吃第二頓。
雖然已年過七十，還動過幾次心臟手術、裝了支架，老張哥咖啡總愛加糖，日日抽掉一包菸。每回被問到健康問題，他總一臉滿不在乎的樣，撇了撇頭：「哎呀，死就死了，我不管那些。」
他曾在北側大門與路旁公車站之間的花圃邊露宿，當了幾個月無家者。如今有了租屋處， 仍掛心不下這裡，每日到車站兜兜轉轉，週末也不缺席。他說人老了會怕寂寞，待在家不如來這兒。
老張哥像是「盯著臺北車站的一雙眼」，睡在東南西北四方位、約莫一百五十名的無家者， 他全叫得出名字，知道誰在哪打工、誰有家人子女，誰又無依無根。每逢有新來的「同學」，老張哥總會坐在路邊觀察個三、四天，再慢慢地和對方攀談，問他來自何方、姓啥名誰，要不要便當或睡袋，等熟了起來，老張哥心裡判斷「是時候了」，便會請對方掏出身分證件讓他拍張照，接著把蒐羅到的資訊和證件照都傳給臺北市社會局的社工，讓社工去查查新同學的相關
背景，再看看下一步能提供什麼資源。
跟著他繞行臺北車站一圈，別人十幾分鐘便能走完的路程，他得走上半小時。走沒幾步路就得停下腳步，問問斜倚在牆邊的人要不要新的褲子？晚點拿一件給他；或是告誡一下公車站候車長椅上的人，身側的手推車不要放太多東西，被路人看見又要遭到檢舉，搞得大家都不好過。
此時他身邊站著一名同樣握著咖啡的臺北市萬華區社會福利中心社工，身著方便行動的運動風長褲，聳著肩把脖子藏進外套領口內。老張哥朝我點個頭，匆匆介紹一下身邊的社工。
我和老張哥已在車站見過好幾次，他是我採訪老齡貧窮議題時碰到的第一個受訪者，我們在臺北市社福中心的辦公室碰面，窩在塞著舊沙發的小會議室裡聊了一下午，他談著自己的故事：如何一帆風順，又如何跌到谷底，「老天要你倒下，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就垮了。」
那天下午他提起自己也曾流浪，如今會在臺北車站幫著無家者們處理大小事。這句話讓採訪者眼睛一亮，我們總需要個引路人，帶領採訪者走入田野。老張哥適時擔任起這個角色，我不時到臺北車站周邊找他，我們總坐在車站周邊四通八達的各路出口外閒扯，從他身邊幅射出的人際網絡中尋覓下一個受訪對象。
二○二一年春天，是我頭次跟他出任務。那天早晨老張哥和社工疾步往車站東側走去，預備去探望勇伯，看看他即將啟程前往榮民之家的文件是否備齊，需不需要幫忙代墊車錢。
一路上老張哥跟社工簡短說明勇伯的概況：七十幾歲的老人，退伍軍人。有三個子女，在街頭浪跡一陣。勇伯曾經因酒駕被取消公職人員的退休福利，現在子女會按月匯給勇伯一點零用錢過日子。
勇伯常喝醉了就倒在車站附近的客運候車室外，他身上有錢買酒，只要謹慎地算計每日花費，也總能撐得半醉半飽，比起許多無家者算過得奢侈，因此身邊常圍繞著一群人，吆喝著讓他請客。
社工和老張哥都不清楚勇伯為何沒和子女同住，「他不想講，我也不會多問。」老張哥頓了頓又補上一句：「我跟你說，會來這裡的喔，都是人生遇到某種困難的人。有家不一定歸得。像我自己，就是還沒做好心理準備（回家）。」
勇伯尚未起身，橫躺在地臉朝牆面，被社工搖醒後，抖著手從擺在後腦勺附近的大布包裡掏出一疊塞在透明資料夾裡的紙片，上頭有他的身分文件與各種資料。社工和老張哥翻了幾頁， 猜想勇伯應該能順利「脫遊」——脫離遊民生活。
社工從那疊文件裡抬起眼，問勇伯缺不缺到榮家的路費，勇伯晃了晃腦袋，大約是不用的意思。社工鬆口氣，拍了拍勇伯的肩，叫他少喝兩杯。辦完勇伯的事，社工和老張哥踱到路旁扯幾句閒話。老張哥一邊熟練地從腰包裡抽出菸遞給社工，一邊談起另一個睡在離車站稍遠處的無家者——一天早晨被人發現僵死在報紙和棉被堆成的臥鋪裡。
「前一天我還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看起來就很糟的樣子。」老張哥深深地吸了一口菸， 再緩緩吐出一大片白。菸抽得很快，一下只剩半截。「隔天再去看，他就死了。」幾個第一時間發現死者的人報了警，跟著去警局做筆錄，折騰了一整天。
社工點點頭，沒多說什麼，生死在街頭並不罕見。而今晨，勇伯的事讓社工心滿意足，死亡也不能打擾這份欣慰。
只是到了下禮拜，他們會發現勇伯仍在原地沒走，依舊醉醺醺地躺在路邊。細細一查才發現，勇伯根本沒申請榮民之家。這是路上常見的輪迴—計畫著要離開，卻怎麼也沒走成，或總算有了去處，沒多久人又回到街邊。但這天，他們都相信勇伯能到一個頭頂有屋瓦的地方， 過另一種晚年。
■
這天處理完勇伯的事，社工揮揮手先行離開，老張哥放慢腳步踱至車站外的廣場邊上，氣溫隨著時間升高許多，往來的通勤人潮、拖著行李東張西望的旅客在車站前交錯。一夥無家者往老張哥身邊聚了上來，七嘴八舌地閒聊一陣。背著小布包，一頭短髮的朱姨蹙著眉悄悄地靠了過來，大夥瞥見朱姨，逐個安靜下來，老張哥抬頭望了朱姨一眼，問她找到阿健沒？
個頭本就不高的朱姨，一臉愁苦讓她看起來更嬌小。朱姨帶著問事的表情和老張哥聊了起來，原本瞎扯淡的氛圍瞬間轉為凝重沉悶，老張哥周邊那群男性無家者們讀懂空氣裡「談事情」 的符號，識趣地各自散開。
朱姨口中的「阿健」，是最近剛來到車站的新手住戶，阿健剛到北車的時候，老張哥就注意到這人，突出的身高頂著滿頭白髮，喉嚨上有個黑濁的小窟窿。窟窿是阿健早年開刀留下的痕跡，這傷疤讓他聲帶受損，表達困難，只能透過單音節的氣音搭配上手勢與人溝通。
雖已八十歲，阿健依舊會每天買一罐米酒，倒進寶特瓶裡兌水喝，因此常被朱姨和老張哥叨念。老張哥不喜歡有人飲酒，在路上流浪，喝酒是毫無益處的行為，既浪費錢，還影響勞動能力，又容易猝死，搞得身邊的人得報警做筆錄，耗上一整天。但每每被兩人責罵，阿健只是面無表情地望向他方。
阿健年輕時念工程，設計過水上樂園的雲霄飛車。談起過往，阿健會舉起手掌做出飛車爬升俯衝的模樣跟我解釋他的工作內容，喉頭的窟窿跟著發出咻咻的氣音。
雖然退休時領了幾百萬退休金，但六十歲左右生病開了刀，積蓄全花在醫療，還有喝酒、賭博，早已用罄。
他的大兒子已有自己的家庭，過得並不如意，早早就和阿健斷了聯繫。本來阿健和二兒子一起住，四、五年前二兒子因為毒品問題入監服刑，阿健只能一個人租屋，週末去舉牌打工。
上工前雇主會把阿健載到定點，將房地產廣告的牌子綁在路邊電線竿上，阿健就守著廣告牌一整天，一次賺八百元。這工作並不輕鬆，得整日頂著烈日或風雨，但這卻是高齡者少數能進入的勞動，既不需要技術、也幾乎沒有生理上的限制。
不少街頭的無家者，沒有任何福利補助，因此落在社會安全網之外。舉牌這類的零工多少給了他們一點收入。阿健的手頭還算寬裕，他有舉牌工作的收入，再加上身心障礙補助，勉強打平生活支出。但這零工同時也異常脆弱，外界的風吹草動，都能影響這份工作。
二○一九年十二月，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隔年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三月十一日，福島核災十週年，世界衛生正式將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定調為全球大流行，到了六月，全球總病例數突破五百萬。各國為了防止病毒傳播，紛紛祭出社交距離規範，邊境管制也趨於嚴格，跨國移動幾乎停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稱，全世界可能會面臨自一九三○年代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新冠肺炎爆發的頭兩年，世界的日常被打亂，舉牌工作漸漸變少，加上阿健年紀大，身體也不好，老闆怕他上工時出意外，不敢再聘他。少了零工收入，阿健沒錢付房租，社工原本安排阿健去安置中心，只是人都走到安置中心門口，但阿健朝裡頭看了一眼，害怕住進去後不能隨心喝酒、外出，搖頭不願待著，社工只能作罷。
做無家者服務多年，社工對阿健的選擇倒是十分理解，「阿健有身心障礙補助，一個月幾千塊，但如果要公費安置，現金補助就會取消，因為福利不能重複領取。」當一個人手中可分配的資產就只有一點點，自由或許比屋簷更重要。「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法去質疑別人的選擇，你覺得有得住比較好，但對有些人來說，睡在街頭自在許多，有錢買酒喝、能抽菸，他可能覺得這樣更好。」社工說得委婉。
但自由有價。阿健沒錢付房租，被房東趕出來，無處可去。二○二一年春天，阿健拖著塞滿家當的行李箱，開始住到車站外頭。
朱姨和阿健非親非故，兩人是因小孩而熟識。朱姨也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與阿健的二兒子是國中同學。朱姨的兒子念書時曾被欺負，阿健的二兒子出手相助，多年以後兩人的兒子還是好友。
朱姨的兒子現在都各自成家，一個在北部、一個在中部。住中部的兒子，便是阿健次子的同窗，得知好友入獄，父親還流落街頭，便請住在臺北的媽媽幫忙照看阿健。朱姨受兒子所託，在臺北街頭尋人，她先是到萬華尋阿健，「找了好幾天沒找到，後來才到臺北車站，一下便找到了。」
兩個孩子不在身邊，如今阿健反而像朱姨第三個孩子似的，朱姨一個禮拜會來臺北車站三、四次，從她新北市的租屋處搭公車悠晃到車站來尋阿健，找不到人時，朱姨會坐在車站大廳和無家者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等著阿健出現。
她還會把阿健的髒衣服帶回去洗乾淨，幫收著阿健的藥包，傍晚時蹭到他身畔提醒阿健服藥。阿健有時騎著那臺幾乎快解體的破機車亂跑，有次出車禍。朱姨大嘆一口氣，一邊跟我埋怨阿健都一把年紀了、身體又不好，還自己騎車到處亂竄，萬一發生意外怎麼辦？
但朱姨還是幫阿健付了修車費，「我威脅他要把證件壓在我這邊，我才要幫他付錢。」朱姨神祕地從隨身小包裡抽出阿健的身分證給我看，接著說扣押證件只是為了讓阿健不會亂跑，才不會讓人找不著。阿健雖然像個叛逆期的孩子，有時一臉漠然地應對朱姨，但在大事上，阿健倒是都聽朱姨的。
也有人狐疑過朱姨是不是圖阿健什麼，不信朱姨只是受兒子之託來照顧故友的老父才這麼盡心。但日子一久，周圍的人發現朱姨的目的的確單純，閒言停歇，臺北車站的無家者們漸漸習慣朱姨和阿健這對組合，有些打零工下班回到車站的無家者，也會邊捧著便當邊坐在朱姨身側和她閒聊，兩人面前如果再擺上一臺電視，那光景簡直就像一般人家的晚餐時刻。
阿健無故消失了幾日。朱姨急得天天在車站周邊徘徊尋人。老張哥後來告訴我，原來阿健窩在速食店裡打發白日的時間，這才讓朱姨找不著。
朱姨會這麼急著尋阿健，是因為阿健準備告自己的兒子，卻又沒錢找律師。朱姨趕著要帶阿健去申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扶助律師，來幫阿健打官司。
■
母告子女像吃飯喝水一樣稀鬆平常，老張哥隨手一指，「那個也正在跟女兒打官司」、「那個最近判決該出來了」，訴訟的目的，為的是後續申請「福利身分」。
老齡貧窮的個案，就像拿到一手爛牌的賭徒，在名為生存的牌桌上隨時都能一敗塗地，社工得幫忙細細檢視無家者手上能用的選項，計算哪些條件經過縝密的排列組合，最終出手後才能讓個案得到最多的資源。阿健不願去安置中心，社工思忖，以阿健的年紀，或許可以試試福利身分這一途。因此社工建議他申請低收入戶身分，藉此得到生活扶助。這是老齡貧窮者的最後一個機會。
但社會福利必須避免經濟能力尚可的人濫用資源，資格評核有嚴格的財產限制，申請過程會把個人資產以及有無扶養親屬等資料翻了個遍，確認當事人既無財產也沒有人扶養，的確是非得由國家出手相助不可的人，這才有機會擠進社會福利的窄門。
直到此時，一個人才會驚覺自己的「過去」有多大程度能影響「未來」，那些被遺忘的陳年爛帳如今都是負累，非得直面這些名為資產的包袱，否則無法往前。
社工協助個案處理冤親債主的過程被視為一場破關遊戲，每個前線社工都有一肚子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故事：尋人、尋物、尋證件，只為證明服務個案是個貨真價實的老齡貧窮，除了國家，再沒有誰能夠依靠。「我曾遇過一個個案，因為二十年前買了一輛車，車子後來失竊，他沒辦法報廢。結果要申請低收入戶身分時，被查到名下有這輛車。」在新北市和臺北市政府服務過超過十年的社工主任說，當時承辦福利身分申請的人員上網查了下車型和價格，發現那款車輛在二手市場仍有銷路，可視為有價資產，因此算在個案的不動產清單裡，導致個案的財產超過福利申請的門檻。為了這臺根本不在他手上的車，他因此不符合申請資格。
但總不能一碰壁就放棄任何可能性，彼時還是菜鳥的主任一咬牙，轉而請警方協尋這臺車， 準備先處理掉車子，再處理社福身分。「說來也是幸運，有天巡邏員警在路上看到相似的車子， 通報後發現真是那輛失竊的車。」連社工都驚奇怎麼能有這樣的好運氣。
找到車以後，還得先把積欠多年的牌照稅、燃料稅繳清，才能逕行報廢。「還好個案因為精神障礙而被醫生判定失能，可以申請免付欠稅。」社工鬆一口氣，終於順利把車子報廢，讓服務個案拿到低收身分。
若是孑然一身的個案，大多處理到這地步，便能順利取得低收入戶資格，在政府的保護傘下過活；但個案若有家人，除了得先釐清對方是否真的一窮二白，接下來還得看看他的「家戶所得」。
「家戶所得」可就身不由己了。根據《民法》規定，直系血親互負扶養義務，是為法定義務扶養人。父母有養育子女的責任，子女長大後也得奉養父母。在法定扶養關係下，「家戶所得」 的計算範圍不僅有個人收入、資產，還涵蓋了個案的配偶、子女等互相有扶養義務的人。
一個人只要「帳面上」有兒有女—不論有沒有「扶養」事實、關係淡薄成有名無實、不具備任何支持功能，義務扶養人甚至不一定同住在一屋簷下—就會被認定仍存有家庭支持， 也會將兒女的收入列計在家庭所得之中。
以「家庭」為單位，由血緣和婚姻建構出的不可分割關係，被視為個人的支撐系統，必須直到這套支持系統崩解，且個人沒有辦法透過消費市場取得其他支援服務，終於被國家認定為「窮途末路」，此時政府才會有限度地介入。
國家有限介入，「巧妙地」抑制了公部門投注在福利上的支出和涵蓋幅度：二○二二年臺灣低收入戶人數僅占總人口百分之一．二五，讓臺灣的社會福利被民間稱為「殘補式」（residual）社福。
阿健名下有兩個兒子作為扶養人，二兒子目前在監執行，因此被排除，但還剩下一個大兒子。即便阿健早沒和大兒子往來，計算家戶人口及其財產時仍會把大兒子列計，導致阿健不符合《社會救助法》的財產上限標準，無法申請福利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