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以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民主也將隨之發展出來。然而真實情況卻十分複雜，與這樣樂觀的期待相距甚遠。中國與新加坡是特別明顯的例子：儘管經濟有驚人的發展，政治上卻並非民主。

然而，原本是威權體制的臺灣與南韓，卻在經濟起飛之後踏上民主轉型之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儘管在一九八○年代，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者遭遇美國施加的壓力以及臺灣內部追求民主的呼聲，但它的統治權力仍舊非常穩固，是什麼樣的因素讓它願意進入另一種政治架構，來應對上述的壓力？

本書作者認為，原因並非政權即將崩潰所以不得不妥協，也不是威權統治者善心大發，反而正是因為統治基礎十分穩固，讓威權政黨有信心在全面開放選舉之後，仍然可以穩操勝券，贏得選舉。

這個相當特別的解釋角度十分具有啟發性，讓我們對「為什麼有些國家邁向民主，有些卻沒有」這個政治經濟領域的重大謎團有進一步的理解。兩位作者深入比較亞洲十二個國家的經濟與政治發展路徑，解釋他們從這樣的視角如何看待這些國家的民主發展，包括日本、南韓、臺灣、中國、新加坡、泰國、香港、越南、柬埔寨、緬甸、印尼、馬來西亞。

共同推薦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副教授

李宗榮／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陳方隅／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陳翠蓮／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黃長玲／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依姓名筆畫排列）

作者

丹．史萊特Dan Slater

研究專長為民主與獨裁的政治與歷史，特別專注於東南亞地區。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及社會系，擔任該校國際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為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擔任幾個國際組織的顧問，例如自由之家、經合組織與世界銀行。著有《建立秩序的權力：東南亞的抗爭政治與威權體制》（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黃一莊Joseph Wong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國際副校長，曾任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涵蓋比較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學，對亞洲民主轉型有深入研究。著有《生技賭注：亞洲發展型國家的創新與限制》（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健康的民主國家：臺灣與南韓的社會福利政治》（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譯者簡介

閻紀宇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長期從事翻譯與國際新聞報導。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主任、《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重要譯作包括《中國即將崩潰》、《遮蔽的伊斯蘭》、《魔鬼詩篇》、《非理性的魅惑》、《紙醉金迷哈瓦那》、《別對我撒謊》、《SQ：I-You共融的社會智能》、《強國論》、《決斷2秒間》、《價格戰爭》、《永不屈服》、《向法西斯靠攏：從尼采到後現代主義》、《石頭之屋：家園、家族與消逝中東的回憶》、《美國夢的悲劇》、《新疆再教育營》、《亞洲海洋大歷史》等書。

目錄

序言與致謝

1 憑藉實力轉向民主
2 形塑發展亞洲
3 日本：亞洲第一個發展型國家
4 臺灣：憑藉實力轉向民主的範例
5 南韓：走走停停的民主之路
6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過於衰弱，無從讓步
7 發展型軍國主義：離開又回頭
8 發展型不列顛群聚：痛苦的威權主義
9 發展型社會主義：支配與迴避民主
結論：民主的普遍性與脆弱性

注釋
書目

序／導讀

序

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有緊密關聯，然而經濟發展未必能夠帶來民主。對此我們已有充分理解，《從經濟發展到民主》一書也無意提出異議。較富裕的國家是否會成為較民主的國家，兩者之間並沒有無可避免或自動自發的歷史軌跡。但是本書的書名至少透露了三道線索，讓讀者預知開卷之後將有何收穫。

首先，「從經濟發展到民主」展現了本書的視野。每一章開宗明義都是先探討席捲現代亞洲各地的卓越經濟發展歷程；對於我們所謂的「發展亞洲」（developmental Asia），想要分析任何可能出現的結果，經濟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本書試圖解釋的結果，就是發展亞洲參差不齊的民主化歷程。我們希望能夠說服讀者，對於探討為何有些亞洲威權政權會嘗試民主改革並獲致成功、有些政權雖然嘗試但終歸失敗、有些則至今不願承擔民主化的風險，理解此一地區多樣化型態的經濟發展會是很有幫助的起點。

其次，「從經濟發展到民主」觸及一個共通的歷史順序。發展亞洲的政治菁英從來不曾在費時數十年推動快速經濟發展之前，就先試行民主化。民主體制有時會跟隨經濟發展出現，有時不會。儘管如此，對一個持續進行現代化、要求水漲船高的社會而言，民主的問題不可能永遠擱置，政治改革的壓力不可能永遠遏阻。

在本書探討的十二個亞洲國家之中，威權統治者全都面臨一項兩難：是否要以大手筆的民主化改革，來回應伴隨快速經濟發展而來的社會變革？不同於傳統的研究取向，我們並不認定民主必然誕生於威權政權崩壞的灰燼之中（亦即因為衰弱引發民主〔democracy through weakness〕）。我們主張並具體說明強大的威權政權如果在推動經濟發展之後容許民主改革，不必承認失敗也可以催生出穩定、堅實的民主體制（亦即憑藉實力轉向民主〔democracy through strength〕）。

我們的理論解釋了為什麼發展亞洲的某些國家確實走上「從經濟發展到民主」之路，其他國家卻始終抗拒這個現代化理論長期預言的順序。從許多案例可以看出，威權政權的菁英如果選擇民主，那是因為他們認為在經濟發展之後，憑藉政權實力轉向民主會是最好的出路。

在這個重要的面向上，對於探討發展與民主化的古典現代化研究，我們的「憑藉實力轉向民主」理論表彰其結構性特質。但我們同時也擴充了現代化理論：首先是探索在亞洲多樣化的「發展群聚」（developmental clusters）之中，不同型態的經濟發展如何塑造出不同的民主化展望；其次是強調菁英階層推動民主化的決策，以及菁英的信心（亦即勝利信心〔victory confidence〕與穩定信心〔stability confidence〕）如何深刻地影響這樣的決策。民主並不是在一個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就這麼順理成章發生了」，這當中要有具體真實的人做出頗具風險的決定，而這些決定對於民主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從經濟發展到民主」反映了兩位作者個人生活與職業生涯的經歷。一九九○年代中期我們還在讀大學、剛開始鑽研亞洲政治的時候，人盡皆知哪一個面向最為重要。亞洲政治就等於亞洲政治經濟體系，「亞洲」與「經濟發展」是同義詞。當時亞洲的經濟發展如火如荼，對發展研究有興趣的學者趨之若鶩。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尚未在地平線浮現。因此當我們開始以學者的身分觀照亞洲，發展便是我們的首要目標。我們研究所時期初試啼聲的研究與寫作主題，幾乎完全聚焦在東亞與東南亞的經濟發展軌跡。

當時亞洲的民主轉型被視為次要議題，並不是一種有待系統性研究的轉型模式。東亞的巨人中國與東南亞最富裕的國家新加坡堅守威權政體，讓我們的學術關注忽略了這個地區民主化的展望、能量與成功。然而當我們開始深入檢視，我們發現更多的民主，也發現民主對於發展亞洲非常重要，程度超出我們的預期。

對兩位作者而言，這種觀點重新定向──從嘗試解釋亞洲的經濟發展轉移為嘗試理解亞洲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同時觀照兩者──是從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開始：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Madison）。在經常冰封的貝斯康山（Bascom Hill）坡地上，傅禮門（Edward Friedman）幫助我們從全新的角度觀照世界，促使我們以更為嚴謹、更不受限、更為熱情的方式來思考亞洲的貧窮與專制獨裁問題。他藉由例證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同時研究普世原則與特定地區，而且不致顧此失彼。傅禮門激勵我們思考：民主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最終型態，而是一場不完美的實驗，需要不斷的修正與調整。就如同專制獨裁政體都會帶有個別獨裁者的印記，民主也是由一位又一位政治改革者打造。傅禮門教導我們：民主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可能出現，然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必然會出現民主。

正因如此，我們將《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獻給亦師亦友的傅禮門。說實話，想要寫一本能夠獻給傅禮門的書，正是我們進行這項研究計畫的主要原因。

[……]

最後，我們要感謝過去三十年來結識與訪談的學者、運動人士、異議人士、政府官員與政治領袖，他們的洞見對這本書影響深遠。無論是對選擇接受民主的統治菁英，或者堅決要求民主的公民，民主從來不會是什麼穩當順利的計畫。對於每一位曾經做出這種高風險抉擇的人，我們要為你的勇氣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