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深遠、跨時代的大歷史啟蒙

一代歷史學者黃仁宇經典之作

萬曆十五年，西元1587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

卻呈現帝國走向喪敗的癥結，也是黃仁宇旋風的起點。

兼具文學性與大歷史觀的經典之作

《萬曆十五年》是史家黃仁宇最著名、流傳最廣的著作，也是他大歷史觀主張的宏觀展現，一面探討歷史，一面檢討近代中國的處境，見微知著，從零碎事件書寫起，再整合所有元素，建立開闊、長遠的視野。不同於其他史書，除了豐富史料，他的筆法通俗，極富戲劇性，生動探討人物內心所思所想，將冰冷的歷史事實生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何以細枝末節的數件小事，卻顯露了中華帝國的衰頹？

　　黃仁宇以前所未見的獨特視角，開啟書寫中國史的新風貌。他探問一個無關緊要的一年間所發生的數件微不足道之事，展示出中國傳統的禮教道德，如何綑綁思想制度的革新、箝制帝國腳步、消耗殆盡創新的能量，而當中國在僵化中走向衰亡，西方則在變動中進步神速。

跨世代、跨國界，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一本書出版後風靡中、英文世界，不被時代淘汰，必有其特殊之處與意義。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提出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乃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愛護，改變了人們對一個朝代的詮釋，啟發了多少歷史研究者、愛好者，其力量跨越世代與國界，迄今仍生生不息，持續影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本書中文繁體版於一九八五年首度在臺出版，如今在四十年後由黃仁宇兒子黃培樂（Jefferson Huang）授權聯經再度印行，經過重新排版校對，增補配圖，並列為聯經版「黃仁宇文集」之首，此書中黃仁宇對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獨到解析，將因此而繼續流傳。

▍【聯經出版．黃仁宇文集】

《萬曆十五年》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明代的漕運，1368-1644》

《中國大歷史》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放寬歷史的視界》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地北天南敘古今》

《關係千萬重》

《大歷史不會萎縮》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緬北之戰》

《長沙白茉莉》

《汴京殘夢》

《黃河青山》

名人推薦

「故事結構巧妙，並且有意呈現矛盾。如果說，長遠的來看，1587年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它仍充滿了事件，而每個事件都預示著未來戲劇性的發展。」

──史景遷，《紐約書評》

「作為歷史和文學作品，都非常出色。」
──楊聯陞

「《萬曆十五年》儘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卻有著如卡夫卡美麗而令人沮喪的故事《中國長城》一般，超現實的夢幻特質。」
──厄普代克（John Updike），《紐約客》

「這是一本傑出的書，它回答了許多中國過去與現在的問題。」
──普尼克（Srully Blotnick），《富比士》雜誌

「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値的事物。據此猜想，今後中國極需採取東西兩方的經驗。因之作歷史的人，務必將所有資料，全盤托出。」
──富路特（Dr. L. Carrington Goodrich）

「在整個中國歷史研究的領域中，無論哪種語言，都沒有像這樣的一本書。它最令人讚嘆的特質，在於傳達了生活的質地，使讀者彷彿置身於中國政治的環境中，直接而清晰地展現出另一個世界的複雜性。」
──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

「一位傑出的學者對明朝末期的政治風格進行了卓越的描述，並從多方面解析了主要人物的複雜動機。沒有其他書籍能如此生動地展現傳統中國政府的氛圍。」
──約翰．麥斯基爾（John Meskill）

作者

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0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陸軍少尉排長、中尉參謀、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少校參謀、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
黃仁宇主要研究領域為明史，並提倡「大歷史觀」而為人所知。「大歷史觀」不對單一歷史人物或事件作評價，而是通過分析當時代政治、社會整體面貌，進而掌握歷史的特點。主要著作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

目錄

《萬曆十五年》聯經版出版說明／林載爵
自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府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參考書目
附錄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一十九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二十五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關於《萬曆十五年》的三數事
　萬曆皇帝：長期荒廢政事與消極對抗／厄普代克（John Updike）

序／導讀

《萬曆十五年》聯經版出版說明

聯經出版發行人　林載爵

一九七一年春天黃仁宇終於將費時七年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定稿，但要三年半後（一九七四年）才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一年他又完成了題為《中國並不神袐》（China Is Not a Mystery）這本具有「望遠鏡般的視野」的著作，希望成為合適的中國歷史輔助教材，然而卻被出版社拒絕出版（本書要到一九八八年才由美國M.E. Sharpe 出版社以《中國大歷史》〔China: A Macro History〕之名出版）。受挫之後，他獲得了古根漢基金會（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一筆研究經費，從一九七五年春天開始寫作另一本書：《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他的構想是，《萬曆十五年》與《中國並不神袐》相輔相成，一是探討中國歷史的縱切面，一是橫切面。《中國並不神袐》是以直線描繪歷史輪廓，以概論的方式顯示兩千年歷史中的高峰與低谷。《萬曆十五年》是帝制晚期的橫切面，引用詳細、完整的資料，敘述傳統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內在運作狀況。《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花了七年，這本書卻不到一年就完成了，「因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後研究之基礎。」

《萬曆十五年》的寫作過程在他的自傳《黃河靑山》（聯經，二○○一）中有淸楚的說明。一九七六年三月他在多倫多的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中首先公開了這個寫作計畫，他說：「這作品最有趣的部分可能在於綜合。重新組合不同的元素時，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欣賞全景。」這種興奮感來自於他發現歷史乍看之下顯得瑣碎，但是毫不相干的事物，如果全加在一起，也能展示出他們的重要功用。所以，寫作的樂趣在於綜合所有資料的過程，就像溪流之水全都匯集成大川，建立出壯闊的視野，帶給他美學的滿足感和特別的成就感。

按照黃仁宇的計畫，《萬曆十五年》不只是普通的傳記集結而已，它還打算將一個時代幾位人物的平生行誼全部整合在一起，它會是綜合傳記，或說是一個時代的傳記。書中除了一位皇帝（明神宗）、兩位內閣大學士（申時行、張居正）、一名地方官員（海瑞）、一名將軍（戚繼光）和一位學者兼哲學家（李贄）以外，他原本還打算再加進王世貞的弟弟王世懋。他是地方官員、書法家和作家，但是由於缺乏思想的深度，最後決定捨棄不用。他還認為這本書有雙重目的，「一是將現代中國的底線往後推移，事實上是移到鴉片戰爭前兩百五十三年，歷史顯示，當代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早在當時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證明，我的大歷史理論既不是教條，也不粗糙或無聊。」

《萬曆十五年》在一九七六年夏天完成了初稿，但是出版的過程也歷經波折。學術出版社認為應該遵照學術的格式，商業出版社則認為應該讓主題更為輕鬆有趣，內容要重新安排，不要有註釋。最後終於在一九八一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獲得極大的好評，美國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主動在《紐約客》雜誌發表了題為「萬曆皇帝：長期荒廢政事與消極對抗」（The New Yorker, October 5,1981, pp.182-191）的長篇書評，他特別指出：「《萬曆十五年》儘管是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卻有著卡夫卡超現實的夢幻特質」針對這點，黃仁宇認為厄普代克「獨具慧眼」：「檢核傳統中國官僚組織，以禮儀代行政，有時強黑為白，只要在本身組織之內邏輯上講得過去可以對外不負責，此情景構成他所說超現實的幻影色彩。在我看來中國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肇源於此。及至二十世紀整個國家與社會組織免不了一段整個破壞之後重造，亦溯源於是。」《萬曆十五年》分別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進入「美國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s）歷史類的最後三本決選名單，一九八二年是精裝本，一九八三年是平裝本。最後雖然都沒有得獎，但對黃仁宇來說已經是一個殊榮。

本書的中文簡體版於一九八二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全書由他親自翻譯兼又些許改寫，實際上就是他本人的中文著作，而非單純的中文譯本。中文繁體版於一九八五年由臺北食貨出版社出版，如今在四十年後由黃仁宇兒子黃培樂（Jefferson Huang）授權聯經再度印行，並列為聯經版「黃仁宇文集」之首，此書中黃仁宇對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獨到解析，將因此而繼續流傳。

自序

《萬曆十五年》一書雖說只敘述明末一個短時間的事蹟，在設計上講卻屬於「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範疇。大歷史與「小歷史」（micro-history）不同，則是作者及讀者，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蹟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日社會輪廓，盡量勾畫，庶幾不致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

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需要一百零一年才可通過。我們的生命最長也無逾九十九年。以短衡長，我們對歷史局部的反應，不足成為大歷史。讀者若想要高瞻遠矚，首先必將歷史背景推後三、四百年。「萬曆十五年」旨意於是，因之我們才可以確切看到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等有它們的結構與節奏，也有它們牢不可拔的特點，與新時代應有的條件一比，距離過大。一到必須改革創造之際，不可能避免一個地覆天翻的局面。

這種波瀾之大，也不自中國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英國十七世紀，人口不過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曾經發生解散議會，內戰，弒君，行民主制，改獨裁制，復辟及第二次革命的事蹟。也有淸敎徒的醖釀，英皇受外國津貼，成立袐密協定，行暗殺，發傳單，束縛異敎徒的人身自由等等糾葛及黑幕，前後超過半個世紀。直到國內低層機構徹底改造之後，得因一六八九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才漸漸有條理。當年赫爾特（John Holt）為首席法官，他命令行普通法（common law）的法庭，接受與商業有關的案件時，照商人習慣辦理。茲後農業與工商業對流，全國經濟併為一元，成為該國十八世紀後富強的基礎。

其他國家也無不經過這種磨折。美國為得天獨厚的國家。開國時已有了英國法治的經驗，又在一個空曠的地區發育成長，仍因南北制度之不同，發生內戰。又因為銀行貨幣、工會組織、聯邦商業管制、反托拉斯（anti-trust）等問題，發生無數糾紛。所以一個農業國家要蛻變成為工商業國家，不可能避免改造期間的痛苦。我們小時候讀書，總以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短時間把一切弄得頭頭是道，使中國相形見絀。殊不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經有了諸藩間的「藏元」以及「問屋」、「諸仲間」、「迴船」等等組織，其社會已在逐步商業化。況且明治維新進步過猛，其內部不健全的地方仍要經過炮火的洗禮，於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忍痛改造。這就是說，在長期上歷史總是有它的合理性，同時看來，世界各國對國際貿易的潮流，作內部的調整，也是一般趨勢。

萬曆十五年，公元為一五八七年，去鴉片戰爭，尙有兩個半世紀，可是其時以儀禮代替行政，以無可認眞的道德當作法律，是為傳統政治的根蒂，在大歷史的眼光上講，已牽連明淸；又因中央集權，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低級技術作一般準則，若從大歷史的角度檢討，即使相去二百五十三年，也不過大同小異。如果我們不把這些背景放在心上，一味責備琦善、耆英及道光帝，可謂過度重視小歷史，忽視事實的根源，脫離現實。

此書初出英文本，書名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曾請富路特先生（Dr. L. Carrington Goodrich）作序。富先生現年九十歲，他父母在中國傳敎，葬於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國靑年會工作，也曾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領導赴法華工，又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敎多年。他常對我說，不要因中國一時偃蹇，忽視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英文版序內他也強調將東方的好壞與西方的好壞全盤托出，以作研究改造的根據。研究大歷史，應當有富先生這樣的胸襟與抱負。

《萬曆十五年》除英文本外已有法文本，日譯、德譯也預計於年內出書。既為通盤歷史，則不能避免政治，但是以長期間歷史作題材，不批判目前政治。所以給大陸同胞看，給臺灣親友看，旨意相同，否則也不會有這些外文版本。

一九八五年二月於美國

試閱

公元一五八七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萬曆十五年》題作書名來寫這樣一本專著呢？

一五八七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由於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

這一年陽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尙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將近一哩，抵達時喘息未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

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也就以為確係舉行大典，因而未加詢問。進大明門即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城樓上下也無朝會的跡象，既無几案，站隊點名的御史和御前侍衛「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不免心中揣測，互相詢問：所謂午朝是否訛傳？
近侍宦官宣布了確切消息，皇帝陛下並未召集午朝，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驚魂既定，這空穴來風的午朝事件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這謠傳從何而來，全體官員數以千計而均受騙上當，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對於這一頗帶戲劇性的事件，萬曆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但一經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他就決定不能等閑視之。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一道聖旨已由執掌文書的宦官傳到內閣，大意是：今日午間之事，實與禮部及鴻臚寺職責攸關。禮部掌擬具儀注，鴻臚寺掌領督演習。該二衙門明知午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絕無在儀注未備之時，倉卒傳喚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門既已以訛傳誤，該二衙門自當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係玩忽職守，著從尙書、寺卿以下官員各罰俸兩月，並仍須査究係何人首先訛傳具奏。

禮部的調查毫無結果，於是只能回奏：當時衆口相傳，首先訛傳者無法査明。為了使這些昏昏然的官員知所儆戒，皇帝把罰俸的範圍由禮部、鴻臚寺擴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職的官員。

由於工作不能盡職或者奏事言辭不妥，觸怒聖心，對幾個官員作罰俸的處分，本來是極為平常的事。但這次處罰竟及於全部京官，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嚴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級官員的豪華生活，絕非區區法定的俸銀所能維持。如各部尙書的官階為正二品，全年的俸銀只有一百五十二兩。他們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饋贈、各省的總督巡撫所送的禮金或禮品，往往一次即可相當於十倍的年俸。

這種情況自然早在聖明的洞鑒之中，傳旨罰俸，或許正是考慮到此輩並不賴官俸為生而以示薄懲。但對多數低級官員來說，被罰俸兩月，就會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開支了。

按照傳統觀念，皇帝的意旨總是絕對公允的，聖旨既下，就不再允許有任何非議。這一事件，也難怪萬曆皇帝聖心震怒，因為從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頭萬緒，而其要點則不出於禮儀和人事兩項。僅以禮儀而言，它體現了尊卑等級並維護了國家體制。

我們的帝國，以文人管理為數至千萬、萬萬的農民，如果對全部實際問題都要在朝廷上和盤托出，拿來檢討分析，自然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的祖先就抓住了禮這個要點，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現在全體京官自相驚擾，狼奔豕突，實在是不成體統。

萬曆皇帝是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一五八七年三月，他已年滿二十四，進入二十五，登上皇帝的寶座也有十五年了。他自然會淸楚記得，在他十歲那年的冬天，他的父親隆慶皇帝為他舉行了象徵成為成人的冠禮。他被引導進入殿前特設的帷帳裡，按照禮儀的規定更換衣冠服飾，前後三次都以不同的裝束出現於大庭廣衆之中。既出帷帳，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導行禮，並用特設的酒杯飮酒。全部節目都有禮官的唱導和音樂伴奏，所需的時間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導出來坐在殿前，以最莊重的姿態接受了百官的慶賀。

幾個月之後，隆慶皇帝龍馭上賓。這位剛剛十一歲的皇太子，就穿著喪服接見臣僚。按照傳統的「勸進」程序，全部官員以最懇切的辭藻請求皇太子即皇帝位。頭兩次的請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絕，因為父皇剛剛駕崩，自己的哀慟無法節制，哪裡有心情去想到個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說的應當以社稷為重作為理由，勉如所請。這一番推辭和接受的過程，有條不紊，有如經過預習。

既然登上皇帝的寶座，他就必須對各種禮儀照章辦理。在過去的十五年，他曾經祭天地、祀祖廟、慶元旦、賞端陽。他接見外國使臣、解職退休和著有勛勞的官員耆老。他還曾檢閱軍隊，頒發戰旗，並在一次戰役獲得勝利以後接受「獻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