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婉窈

嘉義大林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專治臺灣史，著有《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歷史圖說》、《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少年臺灣史》、《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等書。譯有《史家的技藝》，主編《臺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古典日文解讀法》，以及《高一生獄中家書》。史學論著之外，另著有散文集《面向過去而生》、《島嶼的愛和向望》，人物傳記《臺灣史開拓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路》等。《臺灣歷史圖說》有韓文、日文與英文版。

作者致力於臺灣史知識的普及與臺灣話的復振，同時關心公共事務與時局，長期持續在網路社群媒體發表文章和看法。參與創立並經營網站「台灣放送」。

目錄

序
總論：山、海、平原：臺灣島史的成立與展望
第一章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
第二章　一五八二年美麗島船難餘生記
第三章　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臺灣西南平原的實地調查報告
第四章　明清文獻中「臺灣非明版圖」例證
第五章　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
第六章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
第七章　「進步由教育 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
第八章　光，遮蔽，及其再現：臺灣文化協會創立一百年回顧與省思
第九章　想像的民族風：試論江文也文字作品中的臺灣與中國
第十章　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一九二八—一九六○）第十一章　臺北帝國大學教師與戰後臺灣的學知傳承及師生深緣：以岩生成一為中心
第十二章　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
附錄：楊英《先王實錄》所記「如新善開感等里」之我見
索引：
一、人名（含人格神）
二、地理名稱（含原住民聚落、洋面、島嶼、河流、地域、行政區劃、名勝古蹟等）
三、事物（含事件、史事、機構、國名、國際組織等）
四、人群及相關概念
五、作品（含文獻、著作、音樂、繪畫、電影等）

序／導讀

序

一九九四年我從加拿大返回臺灣，開始研究和教學的生涯，明年（二○二四）十一月剛好滿三十年。我因為取得博士學位比較晚，其後有兩年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比起許多「早慧」的學者，從事研究的時間不是很長，加上我在二○○六年離開中央研究院到臺灣大學全職教書，雖然從來沒放棄研究工作，但既然選擇到大學教書，教學就是第一要務，優先於其他，於是乎變成「暑假學者」—只有暑假才能做研究。此外，我花很多心力撰寫臺灣史的普及書和文章，而我也不是象牙塔中的學者，我關心時局，以民間身分參與當代公共事務，因此，無法像我的許多同仁可以全力「經營學術」。有時看到學長、學弟妹們的著作目錄動輒以百篇、二百篇計，說羨慕嗎，也不是，自己的路是自己的選擇，只不過當然也會覺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就量而言，實在很不突出。

這次因緣際會，有機會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我的論文集，深感榮幸。在規劃上，這是一套二本的論文集，分為兩大主題，也是標題，第一本是「山、海、平原的歷史」，第二本是「海行兮的年代」。後者是允晨文化二○○三年出版我的第一本論文集的書名，聯經出版公司在二○一二年出版我的第二本論文集《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由於允晨文化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已經絕版，因此起了整合過去的研究重新出版的念頭。這套書收入上述兩本論文集的文章，加上五篇新寫的論文，以及一篇今年四月剛刊在日本集英社大套書「亞洲人物史」（アジア人物史）第十一卷的文章，經改寫增補為中文版。

原本聯經編輯部門預定這套二本的論文集同時出版，但由於我個人事情實在太多（今年是我記憶以來最忙的），在校對上跟不上時程，最後決定先出第一本，也就是《臺灣史論集一：山、海、平原的歷史》，第二本之後再出版。在此先說明，《臺灣史論集二：海行兮的年代》不是允晨文化論文集的重刊，而是迻錄了聯經論文集中四篇相關的論文，就主題而言，比較齊全。理想上，應該兩本一起出，只能向編輯和讀者道歉了。

最後想談一下我對歷史的看法，以及我和臺灣歷史的關係。我剛回臺灣時，確實認為也想望可以做個「純學者」，但我關心的議題，如臺籍日本兵，就讓我無法把自己關在象牙塔中，外於臺灣社會。我的很多看法是在過去約三十年間逐漸成形，逐漸清晰起來。「山、海、平原」作為臺灣史三大元素，是掌握臺灣歷史大圖景不可或缺的元素，這樣的概念也是摸索出來的，提出後很高興看到它的擴散和影響。

我以民間身分參與公共事務，雖然影響了作為學院學者的「產能」，但這樣的參與，對我了解何謂歷史，以及臺灣歷史本身，起了重大的作用。我曾和一位研究臺灣史卓然有成的日本學者說（大意如此）：我們最艱難的工作（task）是，要證明作為一個臺灣國民國家主義者，也能是一位好學者。這是早在明治維新就完成建國工程的日本人的後代學者，所無從想像的處境吧？

我觀察到「歷史」對一些臺大歷史系的新生而言，不是閱讀大量的論文，他們期待的是「故事」。這我可以了解，我少年時代也是因為喜歡歷史故事而選擇讀歷史。我雖然可以講很多故事，但我更關心人和結構的關係。研究歷史很難直接講結構（不然就成為社會學者或政治學者了），但如何呈現人所面對的結構很重要。我從十八歲參與臺大校園的黨外運動，深深體認到結構的巨大和牢不可破，但也見證到「人」的努力和能量（通常很小就是）。最近看了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教授二○二二年九月一日在耶魯大學上烏克蘭歷史的第一堂課錄影，深有同感。他用「structure(s) vs. human agency」的概念，提醒同學要能看到歷史過程中客觀的結構與主觀的人的能動性的交互作用。史奈德教授是歷史研究者，涉入了他所研究的歷史。這讓我們看到學術研究者和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s）的身分並非互斥。

研究歷史是我自己選擇的路，我無法想像不是研究歷史的我；在每天每天都在認識臺灣的過程中，臺灣歷史形成了今天的我。最後的最後，很感謝聯經出版公司讓這樣一個歷史人能夠出版一套兩本的論文集，也期待這套書能增進讀者對臺灣歷史的掌握與了解。


總論（節錄）
山、海、平原：臺灣島史的成立與展望

戰後臺灣史的研究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有些議題是禁忌。不只研究，即使在大學開課，臺灣史也是禁忌。王世慶先生指出：臺灣大學是全臺灣最早設立臺灣史課程的大學，一九四七年秋起由楊雲萍教授（一九○六—二○○○）講授，後來成功大學同樣開設臺灣史的課，卻不敢以「臺灣史」為課名，而稱為「臺灣省志」。根據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資料，「臺灣省志」（上下）課程由黃典權先生於一九七三年秋之上學期開始開設，一九七九年改「志」為「誌」，至一九八九年秋（七八上）為止，其後由其他老師接手，至一九九三年春之下學期為止，一九九三年秋之上學期改稱「臺灣史」（上下）。這種小心翼翼，戒慎恐懼的心理，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很難想像了。楊雲萍教授之所以能在臺大開設臺灣史的課程，不是臺大學風特別「自由」，可能楊雲萍教授個人的因素高於其他。

那麼，楊雲萍教授的臺灣史教學如何？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修過楊雲萍教授大學部一學年的「臺灣史」，研究所也修過他講授的「臺灣史專題研究」的討論課（一九七八年九月—一九七九年六月；當時的課幾乎都是一學年）。楊雲萍教授雖然後來受到臺灣史學界位居高位的學者極力讚揚，究實而言，他的課程內容稀薄，授課方式文人風格相當顯著。他的研究取徑和日本時代引進臺灣（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的近代學術無關。研究戰後初期臺大校史的李東華指出：楊雲萍有傳統中國舊學根基，又具濃厚詩人氣息，與日本史學之傳承關係並不密切，主要以其傳統史學之造詣研究歷史，於歷史系長期擔任臺灣史與南明史之教學。誠是的論。

回頭看臺大的臺灣史教學，實有可惜之處。鄭欽仁畢業於東海大學，一九六○年就讀臺大歷史學系碩士班，因研究生不能修大學部的課，特別申請獲准選修楊雲萍教授的臺灣史，他回憶：「上課的時候，楊先生說主要是講書目，卻往往講他自己的詩和故事，上到後來，楊老師講的故事，我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基本上，楊先生的臺灣史，講完書目，講了一部分考古，就算結束了。」這樣的上課情況，和我自己修課的印象差不多。楊雲萍教授在那樣的時代，在那樣的位置上，對臺灣史的推廣並沒發揮大作用，反而因個性不大方，讓原本想研究臺灣史的鄭欽仁卻步，改而研究中國歷史。與鄭欽仁同班的張國興也有類似的批評，他說：「上一年課，抄黑板只抄到鄭成功登陸鹿耳門，太令人失望了。」又說：「楊雲萍教授有台灣意識，但沒有認真教台灣史。」一九六一年臺大歷史系畢業的毛清芬回憶說，楊雲萍的課從開始到結束都沒講到臺灣歷史，都在講志書中哪裡有出現「臺灣」這個名稱。民間學者洪敏麟則曾在霧社事件關於花岡一郎是否抗日的爭議上，受到楊雲萍打壓；楊雲萍站在官方的立場主張花岡一郎抗日說。

在臺灣史嚴重被 KMT/ROC 黨國壓抑時，民間的臺灣史知識幾乎是靠黨外運動的口傳，以及一九七五年開始出現的黨外雜誌在傳布。若以研究而言，民間刊物《臺灣風物》貢獻很大，該刊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創刊，到現在仍持續發行，今年（二○二三）十二月就滿七十二年。在戒嚴時期臺灣社會和學校教育以中國史為主、沒有臺灣史，一九八七年臺灣解除戒嚴，一九九二年走向自由民主化，社會的一部分人（臺灣是個高度分裂的社會）對近半世紀被壓抑的臺灣史具有強烈的渴求。以此為背景，一九九三年六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標示臺灣史正式成為臺灣學術界的一個研究領域。若以此為起點，到今年（二○二三）六月滿三十年，在這段期間內臺灣史研究本身有很大的變化，我個人於一九九四年從加拿大回到臺灣工作，見證到它的變化，看到進步，也看到欠缺，但這不是這篇導論要處理的問題。

有研究指出，從一九九○年以後「主體」、「主體性」的字詞大量出現在臺灣社會。在我們繼續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問：何謂「主體」？何謂「主體性」？這兩個中文詞彙，都來自西文，若以英文來說，主體是「subject」，主體性是「subjectivity」。這原本是哲學用詞，在這裡我無意進入哲學的討論，那也非我所長。歷史研究者很難像學哲學的人一樣，從康德、黑格爾談起，不過，就如同維根斯坦所主張的，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裡的用法。本著這樣的原則，我試著提出「主體」和「主體性」的定義。

「主體」主要是指個人或群體具有「自我」（self），這個自我是獨立自主的，相對於他人或其他群體；他／他們能為自己立法並遵守之，且以自身的意識為出發點，對外在事物／世界做出認識、理解，以及判斷，而同時能對自我予以內省。「主體性」指的就是具有這樣的性質或狀態。

就歷史而言，主體就是個人及其所屬之群體的自我。「以作為主體的臺灣」來看臺灣的歷史，就是從臺灣這個自我（土地、人群及其過去）出發，也就是站在臺灣的立場來看臺灣的過去。對臺灣來說，「主體」、「主體性」在過去是不曾擁有的，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期臺灣自由民主化之後，才逐漸一點一滴地建立起這樣的觀念，所以「主體」、「主體性」才會成為過去三十年來密集被使用的名詞，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若真的建立了主體，大家就會視為理所當然，不用特地強調，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

三十餘年來，臺灣社會已經建立起以臺灣為主體的國家構造嗎？這當然是個大疑問。臺灣歷史的研究，就某個層次來說，也可以說是社會（仍然是「部分社會」）試圖建立主體、強調主體性的一個反映。當然，任何學術領域都有它自我生成與不斷複製的「純研究」，與社會鮮少干係，也不必有關係，這是我們必須蓄於心的。

在這裡，我想從「主體性」的觀點，將時間拉到戰後初期，然後拉出一個主軸，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一個方向，可以看到我們能夠做什麼？能夠將臺灣史研究提升到怎樣的一個層次？

試閱

（節錄）
第一章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

引子
稱海上的島為山，是沿襲甚久的習慣。讀過中國詩詞的人，大都記得白居易〈長恨歌〉的詩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這裡的仙山指海上神仙居住的島嶼。然而，不是神仙居住的島嶼才叫做山，舉凡海上諸島都可以稱山。我們或可推測，當人們搭船浮沉於茫茫大海中，遠遠望見島嶼時，不管大小，它的樣子總像是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山。
我們不知道稱海島為山，起源於何時，可以確定的是，明代海上行船人約定俗成稱島為山。例如，明嘉靖十一年（一五三二）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奉命出使琉球（沖繩，今屬日本），經過兩年的準備，他和隨員在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陰曆）從福建福州長樂縣廣石出海。由於逆風，船隻航行速度很慢，三天後（五月八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他從船艙出來觀望，「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第二天（五月十日），「南風甚速，舟行如飛」，他們「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得知明嘉靖年間，海上通稱島嶼為山，有時也稱為嶼。當船駛近島嶼，人們說「山將近矣」、「山近矣」。
陳侃出海後不久，看到的「小山」小琉球，如果按照第二天他們即經過平嘉山（彭佳嶼）、釣魚嶼等島嶼來看，他所望見的「小山」是臺灣島的一部分，從方位來看是北臺灣。這個時候的臺灣，還是「鮮為人知」，人們似乎還不清楚它是一個大島嶼，還是分成幾個小山。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臺灣的「身影」如何慢慢浮現在明人的視野中，由遠而近，由不熟悉而逐漸熟悉，由幾個島逐漸「合成」一個大島。然而，明朝之前，文獻上一直有讓後人爭論不休的疑似臺灣的記載。三國時代的夷洲、隋代的流求、宋朝的流求、元代的瑠求、琉球，都是難解之謎。讓我們先回顧這些說法吧。
一、夷洲與流求之謎
要談中國對臺灣的認識，一般總是從《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孫權傳）和《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談起，這是中文文獻中疑似臺灣的記載。已故的人類學家凌純聲先生甚至主張應該從《史記》〈東越列傳〉談起，認為臺灣可能是東越人所移殖的地方。這可能又太遙遠了。
關於《三國志》中的夷洲和《隋書》中的流求是否為臺灣，學者之間看法不同，說法時斷時續，算是個百年以上的爭論。我們先不去談爭論的內容，讓我們看看文獻本身的記載。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云：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孫權「求」夷洲、亶洲的動機不清楚，或許仿秦始皇故事也未可知。其結果是，大軍無法抵達亶洲，卻到達夷洲，虜了數千人回來。亶洲傳言是秦始皇派徐福浮海求神山、仙藥最後所抵達的地方，這地方的人民常到會稽買布；會稽人出海也有遭風漂流到此地，這在在令人想起日本。我們知道後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是從長江口附近登陸，以此，日本人到會稽買布，也算合理。根據這份文獻，夷洲、亶洲一開始並舉，可見在人們的認知上，相距不遠。但是，實際浮海訪尋，亶洲又顯得遙不可及，大軍以抵達夷洲作結。
從以上如此簡短的文獻，要判斷夷洲是否為臺灣，其實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倒是《三國志》其他兩個地方也提及「夷州」（此處「州」字無三點水，然根據文脈應即為上引之「夷洲」），這兩條都在列傳，與孫權想「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珠崖）」而遭到大臣勸阻有關，勸阻遣分軍遠征夷州分別為陸遜和全琮。據此，夷州和珠崖應有地理上的親近性（〈全琮傳〉云：「權將圍珠崖及夷州。」）。三國時的珠崖郡即海南島，孫權的夷州之役「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得不補失」，「權深悔之」。除了地理可能鄰近海南島之外，文獻遠不足以讓我們具體指夷州即臺灣。
如果《三國志》關於夷洲的記載過於簡略，《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所記該國情況則相當詳盡。〈流求國〉起頭云：「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以下是很長的一大段文字，描寫流求國的風土人情，包羅甚廣，不遜同書對日本的描寫，若全文迻錄，恐過於冗贅，在此僅引最後一段。文末云：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這是個「屢勸不聽」的故事。流求至少兩度拒絕隋的招撫，最後隋煬帝派大軍遠征，予以痛擊，帶回男女數千人。

　　孫權遣將浮海求夷洲、亶洲在黃龍二年（二三○），隋煬帝遣將浮海痛擊流求國，事在大業四年（六○八），前後相隔三百七十八年。三國時代的「夷洲」是不是隋代的「流求國」，本身就是個問題。在這裡我們不能不討論沈瑩《臨海水土志》中的「夷洲」。《臨海水土志》已佚，我們知道該書關於夷洲的記載，是因為《後漢書．東夷列傳》唐章懷太子注中引用該書：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髠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鬭，摩礪青石以作（弓）矢〔鏃〕。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所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沈瑩是三國時代吳國人，孫亮於太平二年（二五七）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今天的會稽市約當北緯三十度，從地圖上來看，琉球群島在其東南方，臺灣在其南方。雖然沈瑩是三國時代的人，這段關於「夷洲」的記載，並未被採入《三國志》。《三國志》作者陳壽（二三三—二九七）以近乎當代人的身分撰寫三國歷史，可以說「去古未遠」。陳壽在《三國志》中提到夷洲時，未採用沈瑩《臨海水土志》，原因不明，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一、陳壽編撰《三國志》時，未得見《臨海水土志》；二、陳壽得見此書，但不認為沈瑩的「夷洲」就是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遠征的「夷洲」，因而未予採用。總之，我們是否可以拿沈瑩筆下的「夷洲」來「實化」孫權派兵攻打的「夷洲」，還是個問題。
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也收入北宋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見於卷七八○「叙東夷」條，內容遠較《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詳盡。由於《太平御覽》全文較長，茲迻錄註中，以供參考（惟請注意此一版本中「夷洲」作「夷州」）。如果我們比對沈瑩《臨海水土志》的夷洲以及《隋書》〈流求國〉，可以獲致這樣一個結論：夷洲和流求國鮮少共通之處，雖然兩處居民都分別具有東南亞古文化的某些特徵。換句話說，我們很難說沈瑩的夷洲和《隋書》流求國必然是關於同一地理空間的紀錄，兩者在文化上未必具有相承的關係；至於《三國志》的夷洲，則因為記載過於簡略，無法和《隋書》作有意義的比對。
《隋書》關於流求國的記載，相對於當時關於其他「東夷」的記載，不能不說頗為詳盡，連該地動植物都有所描述。然而，如上所述，問題出在〈流求國〉似乎是個孤立的民族誌文獻，缺乏可資比對、輔證的其他材料，孤伶伶地懸在史書裡，無法進一步攷查，不像高麗、新羅、百濟，以及倭國（日本）有其他的史料可資參照。這份孤懸的文獻本身是個謎，流求國到底是臺灣、沖繩，實難獲得確論。以下幾個面向，是我們可以加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