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黃寬重

1949年生，臺灣宜蘭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成長於政治社會變動的環境，發願結合多元議題，重塑南宋歷史的樣貌；雖年逾古稀，仍眷戀南宋，興致盎然地墾地、播種。近期著力探索南宋低階士人官僚的生命世界與對鄉里的經營，及其展現士大夫的家國情懷，著有《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居鄉懷國：南宋鄉居士人劉宰的家國理念與實踐》，編有《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

目錄

修訂再版序
緒　言

第一章 宋代朝臣論政的背景
第二章 晚宋朝臣對和戰的爭議
第一節　南宋和戰大勢
第二節　晚宋對金和戰的爭議
第三節　宋金對峙時期聯蒙的爭議
第四節　端平元年入洛的爭議
第五節　端平以後對蒙古和戰的爭議
第六節　小結
第三章 晚宋朝臣對邊防的爭議
第一節　南宋與金、蒙的邊界及爭議的背景
第二節　淮防與江防的爭議
第三節　堅壁清野政策的爭議
第四節　海防的爭執和帥權的爭議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晚宋朝臣對流民問題的爭議
第一節　晚宋流民產生的背景
第二節　對歸正人拒納的爭議
第三節　對流民處理的爭議
第四節　小結：對宋季區處流民問題得失之檢討
第五章 結論

史源及參考書目

序／導讀

修訂再版序

南宋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代，但過去常被漠視，甚至歧視，早年鮮少研究。追溯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晚清以來中國積弱政局的影響導致的偏見。為擺脫衰敗，執政者宣揚富強，諱言分裂；特別是兩岸對峙以後，更視在江南重建政權的南宋為偏安的小朝廷，對時代與人物的評議多所禁抑，最有名的是一九六三年查禁劉鄂公《說南宋》一書，及一九七二年林瑞翰評岳飛之死引發的效應。 其次是資料的蕪雜與零散。雕版印刷興於北宋，到南宋發展更為蓬勃，加上數量眾多的士人，勤於記錄所涉事務，並刊刻流傳，出版大量的文集與筆記，但除了《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外，並未見編年完整的史籍，相較於有《續資治通鑑長編》的北宋，要理清事件的確切時間，需耗費很大的工夫，特別是中期以後，內外政局變動頻繁，涉及的事務紛雜，梳理更加困難。同時，南宋的典籍文獻雖然豐富，但版本殊異，更沒有標點，既不易蒐集，句讀更費精神，需要耐心梳理，仔細閱讀，才能掌握內容。時代風氣與資料難度，對初學者是一大挑戰，也限縮了研究成果。
南宋政權長期面對金、蒙的壓力。宋廷的對應與決策既影響政局發展，也牽動整個東亞形勢的變化，是國政中最重要的國是議題。南宋的朝臣基於對國政的關切，自建政以來即繼承北宋議政的傳統，到寧宗繼位後更為顯著。當時朝內有皇位繼承掀起黨爭，外因蒙古興起，促發與金和戰的爭議。然而宋與金、蒙關係複雜多變，和戰更迭頻繁，內政與外交互相連動，對外政策的調整的同時，政局也隨之變動，繼而引發人事的調整，導致執政群體的更易。眾多追求仕途的朝臣，相繼捲入不斷翻騰的政治漩渦中，個人的進退榮枯，與國家的發展大計緊密相連，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爭。但由於時序變動，各方立場和意見不同，眾多言論與資訊雜陳，若只透過《宋史》或個人傳記去探索，僅能得到片段而零碎的訊息，難以對南宋中晚期的朝政有完整且真切的認識。
南宋朝臣關切的議題，多見於士人文集。南宋傳世的文集雖多；但類目繁多、內容複雜，要從中爬梳史料，有如披沙掏金，兼有版本源流與差異問題，對習於從史籍中擷取史料的史學工作者而言，要利用並不容易。
個人在大學時，有緣獲孫克寬教授的教導，對利用文集探討歷史議題相對熟悉。孫教授是擅長以詩證史，兼通文史的宋金元史專家，特別對眾多士人與豪傑之士，在宋金元三個政權遞嬗之際的境遇與進退抉擇，用力甚深，獨具卓見；而利用、解析文集中記載的資料，正是他提出具創見的所在。我詳讀他所有著作，對如何利用文集探討史事頗有領會，也養成在閒暇時，披讀系館新購《四庫全書》初輯中部分宋元文集的習慣，從中約略窺知晚宋政局發展梗概。進入研究所後，又受嫻熟宋代典籍的王德毅教授的指導，因此敢於選擇冷僻的議題，利用當時同學覺得陌生的文集進行研究。
在我讀研究所時，宋人文集多收入成套的叢書中，外借不易。於是我花了大量的時間待在台大研究圖書館及文學院聯合圖書館以研讀文集，同時披覽收藏家的藏書目錄，以掌握典籍源流。在比較不同版本的過程中，逐漸對探討典籍版本產生興趣，兼亦發現《四庫全書》所採用的底本。這種透過批覽典籍、考校版本、爬梳史料、探索史事的治學方法，頗有乾嘉遺風。
在當時，社會經濟史研究已是台灣史學界的主流，西方各種理論觀點在台大盛行；像我這樣醉心於搜尋史料及探討軍政議題者，誠屬少數的異類。雖然如此，長期以來待在圖書館，以一盞明燈面對數帙古卷，從研讀中享受發現問題的雀躍，仍感到樂趣無窮。
以理宗朝初期朝政為研究範疇，是一項大膽的嘗試。從後見之明的眼光看，理宗一朝內外政務、人事的變動既繁雜，又急驟，更是南宋政權存亡危急的轉折時期，為探討南宋政局變動的重要關鍵。不過當初對此理解並不深刻，只循著自己先前研究的路徑，由宋亡之際上溯其源，並打算在孫克寬老師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擴大議題的視野而已。後來從王德毅老師利用文集資料，撰寫年譜的經驗，寫了二位與此一時局關係密切的文武重臣程珌和孟珙的年譜，從中學到在廣泛資料中，將個別人物與時事相繫，依序掌握個人、群體與政局的關係，分年敘述，從中發掘具有研究意義的資料，由少而多，形成議題。並且在隱晦的資料中，析辨宋蒙聯軍滅金涉及的邊界問題，及逐漸發現輿論在當時的重要性，於是透過奏議，彙整朝臣對不同時期、事件的意見，形成論述的主軸，進一步結合政務運作與人事調整的關係，探討輿論在實際執行的調整與變化。
經過不斷閱讀、爬梳與整理資料，我深刻體認到和戰與南宋國運的緊密關係，是南宋國是的焦點，也是影響政局變動的關鍵要素，是前輩未曾關注，卻具學術意義的議題。於是以「和戰」出發，結合「邊防」與「流民」，形成具時代意涵的國是議題，作為探討碩士論文的題目。
這篇論文，打開了我探索南宋歷史的門徑。此後在利用文集探討議題的基礎上，我廣泛利用文集及筆記小說、編年史籍等典籍文獻，從晚宋上溯，試圖貫穿南宋；唯仍聚焦於政治及人事相關的政治軍事議題。在社會經濟乃至思想史研究成為主流的時代，只有少數人仍關注如武人、義軍、地方武力等冷僻的議題，從學界不少人稱我是軍事史專家，明顯反映出同道對我學術路徑的認知。此後，我也拓展了一些不同的領域，但基於對研究資料、方法和議題的偏執，兼於所關懷的南宋，都不容易吸引學界的興趣，因此，在很長的時間裡踽踽獨行，少有共鳴。幸好一直有前輩、師友的支持和肯定，讓我的學術道路，雖然走得孤獨卻並不辛苦，反而引發持續精進的動力。而利用文集等各類資源討論議題成為我的強項，也變成我的標幟。
如今南宋研究逐漸受重視，在研究視野和方法、工具日益多樣的現在，典籍文獻資料豐富的南宋，其價值再度被發掘並廣泛運用。不僅南宋的時代特色與歷史意義重新被認識，其在中國社會文化傳承與歷史轉折的角色，更受肯定。在此轉變下，曾被漠視的政治議題也受到關注，過去評價不高的南宋中晚期政治與人物又重新進入人們視野。
這二十年來，南宋史研究逐漸擺脫陰霾。不論研究廣度與深度，及資料運用都長足進展，尤其在士人家族、地域發展、基層社會，及歷史轉折期等研究議題，迭有新見與佳作。其中由數位人文所帶動人際網絡研究，更是異軍突起，展現新興的研究氣象。甚至連與政治議題的相關研究也迭有新作，不過，迄今仍未見以輿論為主題的研究。從這個角度看，這本舊作雖無新奇之見，但也許對學界了解南宋朝臣、士大夫對軍國大事的關切，及其牽動的政局與人事的實質關係有所助益，同時也可以看出南宋士大夫關切朝政、嘗試扭轉政局的胸懷，與北宋士大夫相較，並無軒輊，亦非如學界所論，南宋士人疏離中央，專致地方鄉里建設一途而已；士大夫關懷國政的心志，兩宋是一脈相承的。在這個趨勢下，也許本書不論從研究議題，或兩宋的脈絡上，或仍有參考的價值。因此敢於將五十年前刊行的舊作，重新修訂，向同道請教。而有此機緣，特別要向聯經出版公司，致上萬分的謝意。
五十年來關於南宋，乃至晚宋研究，已有不少值得參考的著作、及新刊印或經整理點校的珍善典籍，其論點與版本均已超出本書撰述時的範圍。如今實無體力與精力重新梳理撰述，對既有文字表述、觀點與脈絡均依舊保留，只按照新式的體例進行小幅的增刪修訂，並利用再版機會，將書名調整為「和戰、邊防與流民：南宋晚期的朝臣與國是爭議」，以突顯爭議的主題性，同時追述這段開啟我邁向南宋研究初始，利用文集資料，建構論題的心路歷程，以為補白。本書雖經修訂，但遺漏、不足、失誤之處仍多，祈請海內外同道見諒，並請不吝指教。


緒言
宋代是國史上的轉捩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到宋朝達到最高峰，宋代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中就說：「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學衡雜誌》十三期）
中華文化的強韌性，在宋代長期抗禦外侮的過程中也發揮得淋漓盡致，而南宋晚期抗禦蒙古時，最能表現這種強韌性。蒙古自成吉思汗統一後，就像一陣凜冽的狂風，以空前的速度，橫掃了當時舊世界的大半，鐵騎所向，無不披靡，然而國勢不振的宋朝，在抗拒女真百餘年之後，仍能抵抗蒙古達四十五年之久，是全世界抵抗蒙古最成功的國家，使中國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以及史學得以繼續發揚光大。可惜《宋史》倉促成書，於晚宋史實，疏於搜補，致使這段歷史隱晦不明。除宋史外，傳世的史書雖有《宋季三朝政要》等，然不足以與有關北宋或南宋初期的著作如《續資治通鑑長編》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相比。近年來，學人始注意晚宋軍國政事之研究，如張蔭麟先生的〈南宋亡國史補〉，姚從吾先生的〈余玠評傳〉等，可為代表作，然繼此而有待努力研究者仍多，因此如何重新整理晚宋歷史，是當前宋史研究的要務。
宋代士大夫論政的風氣最盛，北宋朝臣因關心朝政，先後對外患、變法諸問題展開激論，甚至引起政爭，透過這些爭議，可以概括地了解北宋政情的演變。南宋國脈與和戰問題相始終，士人的議論也以和戰及所衍生的邊防、流民問題為主。透過朝臣對這些問題的爭議和政策的決定與執行，來檢討晚宋政治，或許能夠把握晚宋政情的遞變和政策成敗的重心。因此，筆者試以「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為題，作為研究晚宋政情的基礎。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透過宋朝政治制度、士風及施政過程來說明宋代朝臣論政的背景。第二、三、四章是本論文的重心，分別就朝臣對和戰、邊防、流民若干重要問題的爭議，加以剖析，並從政策的施行來檢討晚宋的若干問題。除第二章依時間次序敘述外，三、四章都以爭論的問題為重點。第五章則試圖就議論對政策實行的影響力及影響晚宋成敗的因素略予檢討作為結論。全文雖以理宗一朝為主，為追溯問題的起源，對寧宗一朝也予以詳述，如和戰問題就從嘉定四年談起。而且，全文既以爭議為主，對理宗後期，爭議停止以後，政事的發展，則略而不談。
本文所討論的問題，由於史料的不完備與分散而不易把握，史料的應用方面，除史書外，大量利用現存晚宋人的文集，兼及元初文集，並輔以後人研究成果。但晚宋、元初的史料極為豐富，未能一一遍讀，尚待來日修改補充。
本文得以完成，受陶師晉生、王師德毅的教誨甚多，特此致謝。其他師友幫忙提供史料或潤飾文字，尤為銘感。

試閱

第一章　宋代朝臣論政的背景

宋代政治的特點是士人政治，對五代武人專政而言，是一個極大的反動。五代是中國史上的動亂時期，五十三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僭竊相仍，戰鬥不息，士大夫尤其寡廉而鮮恥。宋太祖趙匡胤承五代廉恥道喪之後，為了矯正這種風氣，以強國本，厚國基，在即位以後，就積極地推行強幹弱枝的國策—藉杯酒解除諸將的兵權，以文人知州事，漸次的削奪武臣的行政權、司法權和財政權。更為了與士大夫共天下，又有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誓碑和宰相當用讀書人的規定，作為後世帝王遵行的原則。此後積極提倡教育3，勸勉君臣大義，表彰忠臣義士，均著實效。太宗繼之，對士人尤其尊崇，並詔修《太平御覽》，創秘閣收藏圖書，更積極地以文治取代以往的軍人統治。經過太祖、太宗努力培壅，五代的頹風，都在潛移默化中無形的消失了。士大夫的地位大為提高，士人不僅成了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是政治上的基幹；士大夫的榮譽既高，責任感隨之加重，抱著「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胸懷，積極地參與國政，無怪乎顧炎武贊揚這種士人政治，乃是宋朝能維持三百多年國脈的要素之一。
北宋初期，朝廷上議論時政的風氣並不太盛，但從真宗以後，由於外有遼、夏之侵迫，內有四川之軍亂，加以朝廷優禮士人，寬容言官，時時向內外臣僚徵詢致治之道，作為施政的指標。其時經過考試制度的發展和儒學新見解的成長，自覺精神與革新運動，都在醞釀之中，因此自宰相、台諫、文武百官、太學生，以及布衣之士，不論是抱有「天下為己任」宏大抱負的士大夫也好，或者務為高名，好持苛論之士也好，在政府寬容和鼓勵下，對國事—從軍國大事到帝王私德—都表達了他們的意見，提出了他們的政治主張，於是蓬勃的議政風氣遂告展開。我們從現存宋人文集所保留下來的奏劄、檄文、講義、策論和經筵進講故事，乃至各人傳記中的記載，都可以看到宋人關切國事，拳拳以國計民瘼為念的襟懷。由於政治見解的不同，所本立場的互異，難免有所爭執，思想言論容或偏激，而忠君愛國則初無二致。這些都是士人關心國是最具體的表現，也是士人政治的成就。
宋朝制度本身就具有導發朝臣議政的功能，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諫合一制度的形成。宋承唐制，以御史台掌糾察，肅正紀綱，大事則廷爭，小事則彈奏。真宗時，更置諫院，把唐代原隸屬宰相，糾繩天子的諫官，脫離宰相，直屬天子，使諫官糾繩的對象，除了天子之外，還包括宰相及朝臣，與御史台同以列論朝政得失為職責。到神宗元豐八年（西元一○八五年），台諫合一制度正式形成，論政的範圍與糾察的對象比唐朝大而且多。加以宋朝為防止大臣專擅，畀台諫以聞風言事之權，得隨時彈劾執政，即有不實，亦不加罪譴。於是台諫放言無忌，批評時政，從仁宗廢后之爭起，台諫即發揮了強大的批評力量。此等朝論，對宰相施政牽制尤大，北宋一百六十八年間，就有二十三位宰相因台諫的論劾而罷免，難怪蘇軾說：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除以諫諍為職責的台諫外，負責實際政務推行的宰相也有諫諍權。宰執既職在佐天子，理庶政，若天子德行或做法有所偏失，理應進言規正。同時兩府及其所屬官司，若認為皇帝手降的御旨，有不當處，也可以執以奏聞，以收拾遺補闕之功。
實際上，整個宋朝政務施行的過程中，也是最利於議論的產生。照理論，皇帝既集權於一身，而且「其言即法也」，應有權直接指揮一切，但一個人智慧和能力都極有限，必須有宰執大臣輔佐以共策國是。所有政事先由宰執議定，然後進呈取旨，經皇帝決定劃可，才頒下施行。宋代採多相制，政事的籌畫，必須所有宰執先在都堂集議，取得一致的意見，才可進呈取旨，「若一人議論不同，則無由進擬于上。」因此，任何宰執對事情都有表示意見的權利。推行政事時，為了互相牽制，還規定「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台諫得以論列。」而且，每逢軍國大事，還得召百官集議以定大計，如端平入洛前，宋廷就曾下令「侍從、兩省、給舍、台諫、卿監、郎官、經筵官赴尚書省集議和戰攻守事宜，在外執政、從官、沿邊帥守，並實封奏聞。」在平時，也允許一般朝臣隨時條具利害，以盡人情而通下情。議論政事既成了仕宦者的職責，甚至還是進身的機會，議政當然便成了時代的風尚。
太學生也是宋代議論國政的主要力量。太學士論政的風氣起於東漢，盛行於兩宋。仁宗慶曆間，何群建議變更科舉制，是宋代太學生上書論國是的開始，接著太學生基於愛國熱忱，或以詩文諷政，或伏闕上書，對時政頗有重大影響，但這都還是私自的活動，到政宣以後，外敵侵陵，國是日非，太學生為溝通家鄉消息，組織以路為單位的茶會，漸漸地掀起太學生集體清議國政甚至干政的風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欽宗、高宗時代，陳東率太學生伏闕上書的行動。南渡以後，太學生的氣焰更盛，清議所歸，幾如風行草偃。周密即說：
天下公論，不歸于上之人，多歸于兩學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謁之過，涉于國家盛衰之計，公論一鳴，兩學雷動，天子虛己以聽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傾心而尊之，由是四方萬里，或聞兩學建議，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師告其徒，必得其說互相歆艷，謂不負所學，豈不取重于當世哉！
因此，對國家大事舉凡和戰的決策，朝臣的進退，都積極的表示了他們的意見。
宋朝由於強幹弱枝和重文輕武政策的實行，加上強鄰覬覦，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北宋時，先後受到遼、夏、金的欺凌，導致徽欽蒙塵，王室南渡的慘局。南渡以後，和戰與國運息息相關。到金衰蒙興之際，宋更面臨和戰的難題，朝臣本著關心國事的傳統，對和戰以及由和戰所衍生的邊防和流民問題，遂展開了激烈的爭議。昔人評宋儒者議論多於事功，不同意見往往被雙方所堅執，使上之為君者亦莫知所從。晚宋群臣的議論，對政府決策固有影響，然每一決策均未能堅持到底。結果是：和則苟且偷安，戰則毫無勝算，宋代的國運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