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邢義田

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秦漢史、古代中外交流史、羅馬史。出版有《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一：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二：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三：簡牘、畫像與傳世文獻互證》、《秦漢史論稿》、《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一)》、《古羅馬的榮光》、《天下一家》、《地不愛寶》、《治國安邦》、《畫為心聲》、《立體的歷史》、《畫外之意》等。

目錄

自序　為歷史稍稍上色
原序
卷一　漢代的簡牘
簡牘研究
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居延出土的漢代刻辭箭桿
「秦胡」、「中國」、「秦人」與「漢國」小議——讀新出居延漢簡札記
漢簡、漢印與《急就》人名互證
讀居延漢簡札記——物故、小家子、寺廷里、都試、治園條
尹灣漢墓木牘文書的名稱和性質——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簡牘讀記之一
漢長安未央宮前殿遺址出土木簡的性質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
一種前所未見的別券——讀《額濟納漢簡》札記之一
羅馬帝國的「居延」與「敦煌」——英國雯都蘭達出土的駐軍木牘文書
從金關、懸泉置漢簡和羅馬史料再探所謂羅馬人建驪靬城的問題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明代木牘試釋
述舊、資料整理與調查
勞榦院士訪問記
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勞榦先生的漢簡因緣
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臺
夏鼐發現敦煌漢簡和晉泰始石刻的經過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
對近代簡牘著錄方式的回顧和期望
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1988-1993）
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整理近況簡報（1998-2000）
《居延漢簡補編》序
《居延漢簡》第一冊前言（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第二冊前言（簡牘整理小組）
《居延漢簡》第三冊前言（簡牘整理小組）

序／導讀

自序
為歷史稍稍上色

《古月集》四卷是聯經版《今塵集》（2021）的姊妹篇。這又是一套難脫硬邦邦嫌疑的秦漢史研究論文集。這類古史論文集通常只有文字，沒有圖畫，更沒有黑白以外的顏色。長期以來，依據傳世和出土文獻而書寫的史學論文，基本上並不考慮歷史上人物和人世間原本存在的色彩。這兩套書但願稍稍有點例外。
　　真實的世界原本多彩多姿，有聲有色，猶如我們每一天睜眼所見。如果我們稍稍挖掘一下自己的記憶，也許會赫然發現記憶中的人和事常常如同一張張黑白照片，並沒有人物或場景該有的顏色。怎會這樣呢？大家也許曾注意，也許像我一樣根本沒想過。
　　依據當代認知與知覺神經生理學的一大發現，在神經通路上視覺神經對圖形和色彩訊息的傳遞是先拆開圖形和色彩，而後於較高階的腦區組合。圖形與色彩組合成功以後，進一步做記憶、語意分析並賦予意義。如果視覺神經接收到的訊息不包括有色光譜中的色彩，則腦中存檔的記憶也就沒有色彩。
　　為什麼視覺神經接收的訊息常沒有色彩呢？除了視覺先天性缺陷或後天的病變，一大原因是我們習慣閱讀文字，經由文字形成我們對當下世界和歷史的認知和記憶。對視覺神經而言，文字是圖形。文字不論手寫、鉛印或電腦打字，如同黑白圖形，也就是非光譜色中灰階式的黑到白。原本多彩的歷史現場一旦化為文字，經閱讀，腦「記憶檔」儲存了僅有黑到白非光譜色的圖形。如果我們想從「記憶檔」搜尋和重建某些畫面，或許能組合出若干影像，影像必成黑到白不同灰階的狀態，也就像一張張黑白照片了。
　　自人類發明文字，文字成為傳遞訊息和記憶主要的載具以來，長期累積的經驗使我們很自然也不自覺地以為凡過去的一切都會隨時間而褪色。可是彩色攝影出現以後，不論照片、電影或電視，歷史現場的顏色得以保留。有趣的是從此影視導演常用影像色彩單一化的手法，不論是黑白或泛黃，去倒溯故事情節，引導觀眾進入一段過去的故事場景。當導演恢復銀幕上的五光十色，觀眾立即明白倒溯已經結束，回到了情節的當下。導演可以用「有色和失色」引領觀眾出入故事情節的當下和過去，正是因為導演和觀眾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和經驗—當下多彩，進入過去就等於進入一個色彩消褪、單一或失色的世界。
　　我們的視覺習慣其實是面對充滿色彩的當下世界。顏色幫助我們辨別和認識世上的種種，誘發我們的情緒，也激起我們觀看的興趣。過去的人和事會褪色，這無形中造成我們對過去一切相當的距離感，甚至隔閡。越古老的似乎越蒼白模糊，也越難引發我們的興趣。對今天許多人來說，兩千多年前的秦漢中國正是遙遠模糊，一張張蒼白乏味的老照片……這相當不幸。
　　長期以來人們對秦漢歷史文化的記憶主要建築在《史記》、《漢書》等四史的文字性材料上。文字或因司馬遷的生花妙筆，令今人仍樂於閱讀，可是讀史書畢竟像看一部黑白電影或一張張黑白照片，從視覺經驗來說，仍然存在難以跨越的距離。
　　彩色影視出現以後，影視導演用彩色攝影消除了視覺上有色和無色的隔閡感，恢復了歷史現場的絢麗。現在樂於觀賞七彩影視劇的人無疑遠多於喜歡閱讀二十五史的。影視劇裡趙飛燕、楊貴妃身穿華服，滿頭珠翠，或雙頰貼著花鈿，眉心點染胭脂，豔紅的嘴唇微微輕啟，激活了今人對漢、唐宮中風流的想像。其中原因當然非常非常多。我覺得最少有一部分是因為今天的攝影重現了歷史現場該有的五光十色。今天如何能去重現兩千年前秦漢的五光十色？又如何去想像古人的風采呢？靠出土文物。
　　近百年來，考古出土了大量秦漢時代的文物。織物、飾品、陶銅金銀玉器、壁畫和畫像石刻等等的色彩得以重現在世人的眼前，使我們有機會捉捕到兩千年前若干原本的絢麗光影。陝西漢景帝陵出土的帶彩女陶俑和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漢墓出土的彩色壁畫都讓我們瞥見漢世貴婦和婢僕的花容月貌。歷史現場的絢麗雖然只可能部分恢復，用想像卻可從殘痕去填補失色的部分，再現歷史的風華。
　　就人世間繽紛多彩而言，古今本沒有什麼不同。顏色更是古今中外建立人間秩序的重要工具。遺憾的是今天的歷史研究和書寫者有很多忽略顏色，仍然習慣性地專注在文字材料上。這不是他們對顏色無感，而是文字本身無形中造成了無意識的習慣和局限，不自覺地將色彩一事排除在思考和關注以外。
　　這幾十年來我有幸接觸不少秦漢考古出土的原始文物和圖畫。它們的繽紛絢麗和鮮活生動讓我感覺到兩千年前的世界離我似乎不再那麼遙遠和冰冷。因此每每企圖將它們納入死硬的研究論述，一方面為文字論述作證，一方面也希望多少拉進今天讀者和秦漢的距離。讀者也許會發現，《古月集》和《今塵集》附有比一般為多的彩色圖版。利用古文物和圖像資料為秦漢歷史稍稍上色是我長久以來的願望。
　　因此我要特別感謝聯經出版公司不計成本，同意用全彩印刷這兩個集子。《古月集》和《今塵集》既然是先後出版的姊妹篇，為什麼開本大小不一致？這也必須感謝聯經慷慨同意我任性的要求。主要是因為《今塵集》出版以後，我希望《古月集》能有較大的版面，清楚呈現彩圖的細節。不少彩圖出自我幾十年中的走訪拍攝，當年親見的感動，希望能更好地傳遞給讀者，讓我們共同見證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
　　《古月集》論文的寫作年代在《今塵集》之前。《古月集》所收文字十一年前大部分曾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限於當時的條件，印成黑白。現在調整編排，增刪篇目和內容，換補彩圖，希望彩圖帶給讀者較為鮮活的想像。為了鮮活性，《古月集》增添了幾篇當年在聯經《歷史月刊》上刊登的文字，例如〈趙高與秦的終結〉、〈漢武帝生命中的幾個女人〉、〈蕭何、田蚡、衛青、楊震—關說在漢代〉……希望讀者能感覺到「人」才是歷史的主角。有人，才有情緒、溫度和人世間的多彩多姿。
　　《古月集》較中華書局版《秦漢史論著系列》（2011）有增有刪。例如〈中國古代的天下觀與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一文刪去，是因為已移入《Google 地球與秦漢長城》（2022）一書。所增則達十餘篇。另有若干篇因增補內容以致改動篇題。其餘也無不有或多或少的刪修和增補，所補多者至數百或數千言。小小心得當以新版為準。
　　個人精力十分有限，近年考古出土排山倒海，相關研究和出版大增，有太多太多來不及吸收。舊文又多失誤，現在不敢說修補完善。數十篇論文書寫在幾十年之中，如今無力完全統一體例，也是一個遺憾。有些是我刻意保留早期的體例，以見證論文寫作要求的時代變化。這都是須要向讀者說明或致歉的。
　　幾十年中幫助我的師長、朋友和學生太多，令我感恩難忘。尤其大學老同學黃榮村不久前贈送我他翻譯的諾貝爾獎得主艾力克．肯德爾（Eric Kandel）關於視覺神經和認知的經典大書，使我得以重新思考「歷史失色」的問題。他們的幫助帶給我治學莫大的快樂，使我明白知識的浩瀚和自己的渺小。謝謝他們。
　　最後要謝謝長期默默支持我的妻維紅和一雙兒女。


原序（節錄）
秦漢以皇帝為核心的官僚體制如何出現？又如何運作？是我長久關注的主要課題。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較，這套體制以及背後的價值觀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經驗中的一大特色。
　　學者討論秦漢帝制的形成，每每從春秋戰國這「天地間一大變局」的角度出發，強調從周代封建制沒落到秦漢郡縣官僚制出現，中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鉅變。這幾百年間確實有極大的變化。然而注意變化，有時不免會忽略了其中的不變，或變化不是那麼劇烈的部分。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更根本的「底色」。
　　以春秋戰國至秦漢社會最底層的農村聚落來說，在定居式農業、族人聚居、聚葬和職業世代相襲的基本生活形態上都表現出頑強的延續性。聚落內部尊老尚齒的倫理，歷經春秋戰國的鉅變也延續不絕。這是兩千年傳統中國農村一層重要的底色。春秋戰國以來，列國以鄉里什伍之制將鄉野聚落編組起來，加強控制。這並沒有破壞聚落的結構，甚至強化了原有的秩序和權力支配關係。此後，象徵國家徵兵、徵稅和司法的有秩、嗇夫、里正和代表鄉里聚落本身利益的父老，共同成為基層聚落的領袖。這本集子中的〈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再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和〈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四篇都和探討這個主題有關。
　　這樣的社會又會產生出怎樣的統治體制和相應的價值觀？過去二十多年的探討主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注意社會特質和統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因此寫了〈從安土重遷看漢代的徙民和遷徙刑〉，指出不論就農民本身或統治者的角度，都不會也不希望農民輕易離開土地。漢代政府為了實邊或救荒，遷移人口每每須要提出鼓勵措施，而遷徙刑造成遷者離鄉背井，不得返葬，也往往會被認為是「更甚於死」的重刑。由於想到農民不輕意也不可能年年離開鄉里，因而寫成〈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一文，分析農民日常可能活動的範圍、旅行的條件、地方行政的能力以及漢代縣、鄉面積等等因素，指出漢代每年八月案比，只可能在鄉里，而不可能在縣城舉行。
　　另外利用漢代居延和敦煌邊塞出土的大量習字簡、急就篇和九九術殘簡等，寫〈漢代邊塞士卒的軍中教育〉一文，指出由內郡各地徵調到邊塞守邊的士卒，原本不通文墨，即所謂「不知尺籍伍符」，在服役期間有機會學習文字、算術和國家法令，退伍後返回鄉里，即成為地方官員以外，較底層的知識文化群體，也成為帝國重要的一部分支柱。
　　〈月令和西漢政治〉是依據秦代武公時期更修〈為田律〉木牘、西漢東海郡功曹史墓出土簡牘和敦煌懸泉出土王莽月令詔條五十條，配合傳世文獻寫成。本文指出月令早已存在，系統多樣，漢以後逐漸統一，但漢朝自有「漢家月令」和經書月令不完全一致。王莽即使尊經泥古，也只能摘其可行者行之。王莽月令詔條清楚反映傳統政治不能違背，而且只能順應一個定居農業社會的生活秩序。這樣的原則自《夏小正》出現以來大概就不曾改變過。
　　〈從尹灣出土簡牘看漢代的「種樹」與「養老」〉一文則指出秦漢政府如何積極維護一個自古以來鄉里「尚齒」的傳統。〈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奏讞書》簡 180-196 考論〉一文從秦或漢初的一件和姦案辯論案例，指出以秦地風俗為背景的秦律有著和關東六國倫理上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在漢代的意義。以五服制為核心的儒家倫理禮制雖經漢代循吏大力提倡，真正變成國家法律遵循的原則，並在中國社會生根，要等到晉代泰始律出現以後。由於服制成為法律的準則，借法律的力量強制推行，中國社會的儒教化從晉代以後向前大步邁進。
　　二是注意官僚人才的來源與訓練。前後寫了〈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論漢代的以貌舉人〉和〈秦漢的律令學〉等文，探討不同背景的地方精英，以什麼條件，通過怎樣的管道進入全國性的官僚體系。秦漢官僚大體上都是在以吏為師的傳統下，接受以律令為主的文吏訓練；如要升遷，就須進一步通曉儒經。漢代經師無論公私，幾乎都是在朝或退隱的官員，拜他們為師可以說也是以吏為師。章學誠早已指出，以吏為師是政教不分的封建老傳統，秦漢承之，足證秦漢去古之未遠。漢末王粲曾指出「吏服馴雅，儒通文法」是漢代官員品質的一大特色。這個特色到漢末魏晉才隨著士族的貴族化而漸漸消褪。
　　三是注意官僚體制運作的特色。〈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一文從漢代「如故事」和「便宜從事」這兩個公文套語，探討漢代官僚運作的基本依據和特質，指出祖宗故事、經義和律令是官僚行政的三大依據。官僚行政有因循保守的傾向，又因允許某種程度的便宜行事，而能保持彈性，不致僵化。為求了解秦漢行政的特色，曾注意秦漢地方公文書的形成方式、行文程序和保存。因此寫了〈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候粟君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等論文。
　　談官僚體制運作不能不說官僚頂端，權力來源的皇帝以及皇帝制背後的思想觀念。這一部分離完成尚早，目前僅寫了〈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秦漢皇帝與聖人〉、〈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東漢光武帝與封禪〉、〈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等文。
　　四是注意官僚士人的價值觀。過去有學者指出從戰國以後，封建時代的武士蛻化為文士，漢代儒家興起，變得重文輕武，或者說沒有了「兵的文化」。但我認為封建時代的某些價值觀，如《詩經》裡所說的「允文允武」，並沒有隨郡縣官僚制的建立而煙消雲散。〈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一文從兩漢官吏的養成教育、仕宦過程、仕宦中的實際經歷、文官武吏都佩刀帶劍的服飾特色、墓葬畫像和碑志的讚頌、魏晉南北朝士人對當代及漢代的評論，指出秦漢官吏雖分文武，實則分際不嚴。一般官吏習騎射、知兵法，出入文武兩途。兩漢薦書每以「才兼文武」為言，漢末墓葬祠堂畫像充滿狩獵和戰爭圖，墓碑經常以文武雙全表揚死者。這些都反映出封建貴族的基本價值，一直到漢末沒有根本的變化。
　　以上相關論文共三十八篇，收入本書卷三、卷四。這些可以說是我思考中國古史發展的若干切片。思考的主軸如同前文提到，是有意在王夫之所說「戰國者，天地一大變革之會」或趙翼所謂「天地間一大變局」之外，揭示自周至漢變局中較為少變或不變的一面，也企圖說明所謂變革或變局的特色，也許可從封建貴族制向社會下層擴大和延伸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詮釋。今後還有多少機會說清全部的故事，不可知。以下再簡單說說這三十八個「切片」所源自的思考主軸。

試閱

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自簡牘帛書的研究成「學」以來，簡牘的重量和體積似乎是一個還不曾被討論過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無關宏旨，其實關係不小。以下不妨從一個東方朔的故事說起：
　　朔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漢書．滑稽列傳》東方朔條）
　　東方朔上書，用牘三千，公車令二人勉強搬動，進呈武帝。三千奏牘堆疊起來體積龐然，奏牘起首的部分顯然堆在上層；武帝從上方讀起，兩個月才讀完。班固在〈東方朔傳〉贊裡說，世上傳言東方朔的滑稽故事多不可信，須特別花功夫甄別，可信的才入傳。三千奏牘一事不論是否可信，無意中透露竹木簡牘的重量和體積，不論在搬動或閱讀上，可以造成習於用紙的今人難以想像的問題。學者早已利用這個故事中「乙其處」之語，說明古人閱讀時的注記習慣，卻忽略了這三千奏牘重量和體積的意義。重量和體積如何左右文書的形式、存放和管理，就「簡牘文書學」或古代文書檔案管理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基本課題。
一、史語所藏簡牘重量和體積的測量
　　近數十年來，湖北、湖南等地區出土很多戰國或秦漢簡牘，出土時多泡水，為保存不得不脫水和用藥劑處理。重量和體積都因而發生變化。居延和敦煌出土的簡牘情況不同。這些木質為主的簡牘保存於沙土之中，因長期乾燥，重量變輕，形體或稍收縮，絕大多數大致保持原狀。例如漢一尺約 23 公分，現在一標準尺寸的簡仍多長 23 公分左右，可知收縮有限。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 1930 年代發掘的一萬餘枚居延漢簡。其中十餘枚為竹簡，餘為木簡。史語所漢簡整理小組過去曾全面整理，測量了簡的長寬厚，唯未留意重量。目前整理小組已經解散，一時無法再進行全面測重。去年（2005）底和今年初，我利用機會抽樣測量了少數簡。現在將測量數據公布（附表一～三），供大家參考。
　　測量樣本中較重要的是兩件完整的簡冊。史語所珍藏編繩和編簡都完整的簡冊兩件，一件是由三簡編聯而成的 57.1 號簡冊，另一件是 128.1 號由七十七枚簡編成，迄今最長的漢代簡冊，也就是通稱的永元器物簿。這兩個簡冊除了編聯簡數和長度不同，基本形制一致：第一，使用的簡都是長約 23 公分或漢一尺，寬約 1 公分，厚約 0.2-0.3 公分的典型木簡；第二，編法上都使用兩道編繩，簡側都沒有契口。漢代文書的重量，除了簡本身，還有編繩。絕大部分漢簡都失去了編繩，即使簡冊得以復原，整冊的重量仍不易準確估計。因此這兩件帶編繩簡冊就特別有意義了。
　　兩件簡冊在史語所陳列館中長期展示。2005 年 12 月 26 日因調整展櫃，展件暫時送回考古庫房。我得到庫房林玉雲小姐的協助，於 27 日上午在倉庫第一次對這七十七枚組成的文書冊進行測重。測重工具是一台專供實驗室使用，靈敏度極高，美國 Denver Instrument 公司生產的 XJ-2100 型電子磅秤。秤得重量為 243.63 公克。這包括七十七簡和所有的原編繩。
　　為了安排攝影，到 2006 年 1 月 3 日上午才又測量 128.1 簡冊體積。單簡一枚長 23.3-23.5 公分，寬 0.7-1.3 公分，厚 0.2-0.3 公分。簡冊的簡體部分（不包括一側多出的編繩）全長 90 公分。原簡冊上附有一條紮繩，一頭打有兩個結。我們沒有解開結，現有紮繩長度展開後長 57 公分。

　　因為想知道簡冊捲起後的體積，林玉雲和我曾將 128.1 號簡冊捲起來。我們從文書開頭的一端開始。這是考慮到整組簡冊是由三組不連續的編繩編聯在一起，尾端有相當長多餘出來的編繩，可供繼續編聯之用；簡冊捲起時，留有多餘編繩的尾端原應在簡冊的外層較為合理。當然不論從那頭開始捲，都不影響重量和體積的測量。捲好後，整個成捲的簡冊從一頭看，有些扁塌，呈橢圓形。上下直徑為 7.5 公分，左右直徑為 9 公分，平均 8.25 公分。有了長度和直徑，這一捲簡冊的體積即可大致估算出來，在 1250 立方公分左右。
　　57.1 號簡冊由楊德禎小姐於 2006 年 1 月 9 日測重，三簡加編繩共重 11.38 公克。如果拿這三枚簡的簡冊和 128.1 簡冊的重量比較，可以發現 128.1 號簡冊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 3.16 公克，而 57.1 號簡冊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 3.79 公克。如果將兩件簡冊共八十簡（77＋3）加編繩的重量平均計算，則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 3.19 公克。木簡重量因質材、厚薄、長短、寬窄頗有差異。我們曾任取形式一致，簡體完整，各書寫一行字的八枚簡作為抽樣樣本，測量結果長度在 22.6 至 23.7 公分之間，寬在 0.9 至 1.4 公分之間，厚在 0.24 至 0.53 公分之間，平均重量為 4.035 公克（附表三）。換言之，這八枚簡的平均重量反而在上述兩簡冊帶編繩各簡的平均重量之上。影響重量差別的一項因素是木材種類；種類不同，木材重量差異頗大（附表四）。
　　此外，同樣大小的竹簡和木簡，重量並不一樣。這有兩點必須考慮：第一，不同的竹木材質原含水分比例應有不同，分析竹木簡重量應考慮竹木的品種；第二，目前掌握的樣本經過二千多年乾燥，早已脫去不同比例的水分。除非經由實驗，找出不同品種竹、木的脫水比例常數，否則難以完全準確地復原原重量。我們現在測重，其重量必較漢代使用時為輕，這是使用本文數據時，必須放在心上的。
　　史語所藏居延漢簡中有少數為竹質，我們挑選了形式一致，基本完整的漢尺一尺的竹簡十二枚測重。每枚重量輕則 1.59 公克，重則 5.03 公克，差別不小；十二枚平均約重 2.616 公克（附表二），而木簡則平均重 4.035 公克（附表三），木簡明顯較寬、較厚，也較重。一枚木簡之重約是竹簡的 1.54 倍。不過這並不表示新製好的竹木簡在重量上有這麼大的差別。可惜我們沒有設備和人力作進一步更精細的測定。
　　為了能作些初步實驗，2006 年 7、8 月間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的考察隊到居延漢簡出土的額濟納河沿岸考察，我刻意尋找了漢簡主要的木料來源—胡楊和紅柳。在額濟納河沿岸仍生長著成片的胡楊林或零星聳立在大片黃沙中的胡楊樹，在戈壁上和遺址旁則不時見到零散分布的紅柳叢。我採集了木料標本，注意到胡楊枝榦雖較粗較高，木質遠較屬灌木類的紅柳疏鬆。紅柳枝榦質地極為細密堅實，相對重量要比胡楊重得多（附表四）。同樣大小的木簡如果用胡楊或紅柳製成，即使經過乾燥，重量相差很多。額濟納河一帶目前已見不到松樹。居延漢簡有不少松木製的。考察時在漢代遺址中拾得一些松木標本。松木木紋清晰，色澤和胡楊、紅柳也不同，不難辨別。松木質地較接近胡楊，不如紅柳堅實，重量也明顯較輕。
　　回臺後，請人將胡楊、紅柳和松木標本依漢簡的一般長寬厚切割成簡（23.13×1.18×0.34 公分）。紅柳標本是我用小鋸自紅柳樹上鋸下。胡楊標本因胡楊樹太高，最低的樹枝都在一人伸手所及的高度之外，只能撿拾地上斷落的枯枝。松木標本是自遺址中撿拾而來。因額濟納河當地已無竹子，我用臺灣所產新鮮未脫水的竹子作成同樣長寬厚度的簡。這些標本簡因本身材料性質不盡一致，乾燥程度不同，由此得來的數據並不能符合嚴格的實驗要求。這必須先聲明。此外，還有一點必須說明，切割竹木簡時雖用了較精準的雷射刀鋸，希望切成的長寬厚度盡可能一致。事實上，因為材料的軟硬和紋理，切出來的每一簡在長寬厚上仍有些微差異（附表四）。因此，重量和體積僅能以平均值作相對性的比較。也由於這一番切割的經驗，才知道古人沒有近代工具，要製作出光滑平整，大小厚薄一致的木簡，尤其如果是紅柳木，很不容易。當時應僅能做到大致相近的長寬厚。以竹木簡的切割相比較，由於紋理性質不同，相對而言，切削竹簡要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