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最重用的新加坡外交官之一
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唯一官方自傳
憑藉苦讀，他走出童年逆境
穿越歷史的多事之秋
記錄下寶貴的人生體驗及非凡的職涯軌跡
見證「彈丸小國」新加坡如何奇蹟崛起。
《見證亞洲世紀》是一本充滿智慧與洞見的回憶錄，馬凱碩以親身經歷和豐富的外交閱歷，細緻勾勒出亞洲崛起的關鍵時刻。他不僅揭示了新加坡的驚人轉變，也深刻剖析了全球政治格局的變遷。透過他的獨特視角，讀者將能深入理解亞洲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任何關心國際事務與亞洲未來的人，都不能錯過這樣一本佳作。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
在這本發人深省的回憶錄中，傑出的政治家與外交家馬凱碩回顧了新加坡從貧困的殖民地轉變為亞洲強國的歷程。
馬凱碩在《見證亞洲世紀》一書中，生動地記述了他的生命軌跡。從多民族社區的貧困童年，一路走向輝煌的外交生涯。這段旅程從新加坡、柬埔寨、澳洲、馬來西亞到美國，並進入聯合國，甚至成為安理會主席。
他遠離了自己熟悉的故土，以堅毅和勇氣迎向這個世界、開拓自己的視野，並收穫地緣政治的智慧。在此過程中，他憑藉獨特的視角，成為亞洲富有盛名的評論家之一，提出橫跨印度、中國與西方的論述。
【各界推薦】
《活在亞洲世紀》是馬凱碩引人入勝的新著作，記錄了他在令人驚異和好奇的一生中所經歷的高低起伏。他以出奇開放和率直的態度描述個人的危機與職業生涯，讓許多只從他的書籍和文章窺見其政治與戰略思想的讀者感到驚訝。這是一個關於憑藉樂觀以奮力求存和保持堅毅的故事。馬凱碩在描述各國的雙邊外交和在聯合國與安理會的多邊外交親身經歷的國際權力運作與談判中，巧妙地融入他對現實政治和地緣政治動態的分析。公職人員和外交官可以從這本回憶錄汲取許多精闢的見解，以增進他們面對外交政策挑戰時的應對能力。
――陳慶珠（Chan Heng Chee），前新加坡駐美大使（1996-2012）和外交部無任所大使
經歷「貧窮到富裕」，並生活在歷史上的多事之秋，將賦予任何人的生活豐富的複雜性。馬凱碩在亞洲世紀的歷程，從童年的貧困到成年的顯赫，反映出他勇敢、無畏無懼的精神。他以一個萬花筒般的視角，呈現了他在美國擔任外交官期間所經歷的世界政治激烈交鋒，以及他對新加坡本地的政治鬥爭及其開國元勛的近距離觀察，尤其是針對無與倫比的李光耀先生。這是一本令人著迷的回憶錄，以毫無保留的誠實把人們從各個全球危機帶入令人動容的個人生活與艱辛。閱讀它既是樂趣，也是教育。
――梅拉．錢德（Meira Chand），新加坡文化獎得主和《不同的天空》（A Different Sky）作者
馬凱碩的回憶錄訴說了他從貧困中崛起，進而在外交與學術界達成傑出成就的非凡故事。這本深刻的個人記述也如實描繪了新加坡和東南亞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這是一則激勵人心的故事，優美的文筆令我愛不釋手。一本必讀佳作。
――盧英德（Indra Nooyi），前百事公司（PepsiCo）董事長兼執行長
馬凱碩非凡的一生和事業軌跡記錄了新加坡做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誕生和崛起。透過充滿洞識和趣味的故事，這位傑出的外交官和公共知識份子以一貫的坦率風格激發我們認真思考「亞洲世紀」。
――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新美國基金會（New America）執行長
我認識馬凱碩五十九年了，原本沒有期待會在他的回憶錄裡發現什麼新鮮事。但令我驚訝的是，他在這本毫無保留的自述中透露了生活中的許多細節，讓我忍不住在一天內讀完它。他迷人的寫作技巧和卓越的說故事能力，讓本書成為我讀過的有關新加坡公務員的最佳回憶錄之一。
――張贊成（Eddie Teo），新加坡總統顧問理事會主席
我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見到馬凱碩時，他是新加坡外交部的一名中級官員，留著大鬍子，相當好鬥，但無可否認地才華洋溢。此後，我有幸見證了他的崛起，成為傑出的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院院長，以及一位具有睿智和洞見並在地緣政治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公共知識份子。他的回憶錄引人入勝地帶我們窺見他從卑微的出身到國際外交最高殿堂的迷人旅程。本書穿插了他在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軼聞，並充滿馬凱碩溫暖而親切的個人風格，對所有熱中外交職涯和渴望從中學到人生教訓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的書。
――夏希．塔魯爾（Shashi Tharoor），作家、國會議員、前聯合國副祕書長、前印度政府部長
亞洲的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經濟和政治故事。沒有人的人生故事比馬凱碩――他擁有印度血統，成長於多種族的新加坡，並對西方思想和成就有著深刻的了解――更能說明這個轉變是如何以及為何發生。因此，本書不只是當今不斷變化的全球秩序中一位亞洲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引人入勝的自傳，也是他做為學生、外交官和評論家的畢生經歷與成就為西方人所提供的重要教訓。同樣重要的是，本書將有助於西方人了解一個熟悉情況且友善的局外人，如何評價他們的歷史成就和近來的愚蠢行為。
――馬丁．沃夫（Martin Wolf），《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首席經濟評論家
有一次我對一位資深歐洲記者說，馬凱碩一定是國際上最知名的新加坡人，她欣然同意。除了李光耀，沒有其他新加坡人能透過著作和演講獲得更廣泛的回響。馬凱碩在簡短但饒富興味的回憶錄中，讓讀者深入了解驅使他前進的力量。出身於不同文化的他，對新亞洲重新崛起於全球舞臺感到高興。馬凱碩看待中國的非華人觀點，迥異於西方普遍認為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穩定帶來某種威脅的看法。馬凱碩對全球政治中原始權力所扮演角色的分析發人深省。他近距離觀察並親身體驗。馬凱碩坦率承認他在新加坡和國外都有批評者，並試圖了解他們對他的批評。人們可以感覺到他寫這些段落時一定感到痛苦。身為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創院院長，馬凱碩對該學院的卓越成就功不可沒，但即使在該學院，他也遭受許多批評。令人慶幸的是，在遭遇每一次人生挑戰後，他都能變得更強大、更充滿活力。他的經歷和成就非一般人可以比擬。馬凱碩的回憶錄不只與外交事務有關，它也記敘他在新加坡的故事中未被不幸或艱難擊倒的個人生活。他的故事將激勵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
――楊榮文（George Yeo），前新加坡外交部長 作者
馬凱碩
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傑出研究員。曾任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聯合國安理會主席、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祕書。從事外交工作長達33年（1971-2004），並於200年卸下外交官職務後，從事學術研究迄今。
經常應邀在世界各國發表演講和文章，曾並在許多知名刊物發表文章，如《外交政策》、《金融時報》、《紐約時報》等。著作包括《中國贏了嗎？》（Has China Won?）、《亞洲的21世紀》（The Asian 21st Century）等。
2005年9月獲《外交政策》和《前景》推選為「世界上100名最有權威的公共知識份子」。2009年3月被《金融時報》列為「關於資本主義未來的辨論中最具影響力的50位人物」。2010年與2011年《外交政策》推舉為「全球頂級思想家」。2011年被稱為「亞洲世紀的沉思者」。2014年被《前景》選為「50位世界級思想家」。
譯者
吳國卿
臺北市人，1959年生，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從事翻譯工作二十餘年。主要譯作有《絕不讓步》、《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疫苗戰爭》、《刻意領導的八大修練》、《貨櫃與航運》、《下一波全球經濟浩劫》、《跛腳的巨人》等。
目錄
第一章 出身貧寒
第二章 仍然貧窮
第三章 放鞭炮
第四章 爆炸性的地緣政治教訓
第五章 在酷寒中學習哲學
第六章 吉隆坡
第七章 二十世紀的羅馬
第八章 紐約，紐約
第九章 執行長的快意生活
第十章 聯合國安理會
第十一章 回到學校
第十二章 快樂的結局
謝詞
試閱
出身貧寒
一切都要怪該死的英國人。
在毫不費力地殖民印度次大陸一個多世紀後，英國人在一九四七年徹底搞砸了他們的撤離。把英屬印度分割成穆斯林占多數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占多數的印度，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移民，其中，穆斯林逃離印度前往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則逃離巴基斯坦前往印度。這些出逃伴隨著騷亂和可怕的社群暴力，導致一波大殺戮浪潮。多達一千八百萬人流離失所，兩、三百萬人在試圖逃離巴基斯坦和印度時死亡。我母親原本很可能是其中之一。
做為一名年輕的印度教女性，她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出生於信德省（Sind）的海德拉巴（Hyderabad），並在那裡長大。印巴分治時，她二十二歲。像許多印度教徒一樣，她不得不逃離巴基斯坦。
一九四八年八月，她僥倖逃出巴基斯坦後，首先來到孟買（Mumbai；當時被稱為Bombay），因為她在那裡有很多親戚。在這些親戚的協助安排下，她搭船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前往新加坡，因為當時我父親已經搬回那裡，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新加坡被孕育，並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那裡出生。因此，我出生在新加坡純屬偶然。我原本很可能出生於大英帝國的任何角落，而一九四八年的大英帝國可是一個日不落帝國。
隨著一九四○年代印度次大陸獨立的日子接近，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間的衝突愈演愈烈（部分原因是英國分而治之的政策），我在信德的印度教族人紛紛逃離海德拉巴和喀拉蚩（Karachi），因為他們在那裡是身處險境的少數族群。屠殺在分治前就已經開始，我的親戚四散逃往全球各地尋求安居樂業也就不足為奇了。
關於信德人有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他們非常有創業精神。一九四七年，印度教信德人開始逃離巴基斯坦前往世界各個角落（通常是信德商人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就已開始經商的城市），而且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在許多不同的環境中都能獲得成功。我可以很有自信地這麼說，是因為我的堂兄弟姊妹遍布世界各地：南美的蓋亞那（Guyana）和蘇利南（Suriname）、非洲的奈及利亞和迦納（Ghana）、東亞的香港和東京，當然還有孟買和加爾各答（Calcutta）。我很可能出生在這些地方當中的任何一個。
我人生的第一個好運就是出生在新加坡。我非常確信，如果我沒有出生在新加坡，就不會擁有現在所享有的生活。導致我出生在新加坡的偶然事件，是我父親莫罕達斯．馬布巴尼（Mohandas Mahbubani）在一九二○年出生後不久就成為孤兒。他是由姊姊們撫養長大，但因為她們有自己的小孩，無法分出時間來照顧他。這就是為什麼他的姊姊們在他十三歲時就把他從信德送到「狂野西部」的新加坡，讓他在那裡一家信德人的紡織店當苦工。結果，我父親在新加坡長大，成為一個無人管教的青少年。無可避免地，他養成許多壞習慣。他開始抽菸、喝酒、賭博。在這麼差的先天條件下，他最終過著坎坷的生活。我在成年後才發現這些事實。因此，儘管我和我的姊妹們在年輕時討厭（有時甚至憎恨）我們的父親，但了解生活對他很不容易後，我開始原諒他。
我父親的生活肯定也受到東南亞的動盪影響。幸運的是，他在二戰爆發前離開了新加坡，因此沒有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生活在日本嚴酷的占領下。他返回信德與親戚住在一起。當時，他的親戚按照傳統印度教信德族的習俗安排了他與我母親的婚姻。我母親並不知道她要嫁給一個已經養成許多自我毀滅習慣的年輕人。
我母親在一個穩定而保守的家庭長大，完全沒料到與我父親結婚後等著她的是動盪的生活。來到新加坡後，她就遠離了兄弟姊妹的支持。儘管她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動盪，但她沒有可以求助的近親。
我們很窮。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我六歲那年，剛入學的我被安排加入一個特殊供食計畫。所有小學一年級男生在進入塞拉雅學校（Seraya School）時都要量體重，我們當中有大約十幾個人被認為體重過輕。課間休息時，我們會在校長室集合，那裡有一大桶牛奶和一只杓子在等著我們。我們每個人都用那只杓子喝牛奶，快樂地分享彼此的細菌，無意中增強了我們的免疫系統。體重過輕顯然不是一種好狀態，但我很幸運在六歲時還活著。
我們的貧窮是父親無法長期維持工作的直接結果。有些時候，他的壞習慣會成為阻礙，尤其是酗酒和賭博。他還會變得暴力，酗酒後會打架。
雖然我父親經常捲入暴力事件，他在家裡並不暴力。如果他生氣，他會把氣發洩在物品上，而不是人。我和我的三個姊妹都清楚記得一件事。對印度教家庭來說，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慶（類似聖誕節）是排燈節（Diwali）。那是我們打掃房子、買新衣服、吃很多甜食的時候。有一年，排燈節即將到來，而父親賺了許多錢，所以他買了很多新衣服給我們。他甚至買了一臺肯定有五英尺寬的大電視機。
遺憾的是，他在排燈節前夕又捲入一場慣常的酒後爭吵，並且生著氣回家。他在酒後的怒氣下，把買給我們的新衣服全拿走，還把電視機搬出門外。他把所有新買的奢侈品堆放在家門前，點燃它們，製造出熊熊的大火堆，吸引了整個鄰里的注意。
我父親會欠債主要是因為賭博，尤其是賽馬。愚蠢的是，他會拿到錢（以他雇主的名義收來的）就用來賭博，希望能立即發大財。但他從未發財過。他花掉公司的錢，並因此失去工作，一個又一個的信德人雇主因為損失金錢而解雇他。儘管如此，那些信德人雇主還是很友善和慷慨：他們只是解雇他。我父親犯下的一個大錯是接受一家受人推崇的英國公司――中國工程（China Engineers）――的工作。剛開始一切很順利。他從這家生意更興隆的英國公司賺到了更多錢。然後無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他賭輸了他代表公司收取的一些錢。
英國人就是英國人，一切照規矩來，他們向警察報告了這起盜竊事件，警察逮捕了我父親。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也就是我十四歲生日過後六天，他因為刑事背信罪被判處九個月監禁，被關進英國人一八四七年建造的歐南監獄（Outram Prison）。
父親入獄時，我母親勇敢地前往政府法律援助局（Legal Aid Bureau；成立於幾年前，也就是一九五八年），提出與我父親合法分居的法律程序。這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她沒有法律經驗，也沒有了解這類知識的朋友來幫助她。幸運的是，她在蘇利南和蓋亞那的兄弟生意興隆，在我父親身無分文時寄錢來維持我們的生活。不過，我母親在新加坡沒有親戚可以協助她處理實際的日常事務或提供心理支持。因此，在我十四歲那年，我成了家裡第二年長的成人。我陪著媽媽到法律援助局領取分居文件。
結果證明合法分居是一件幸事。我父親出獄後租了一個房間，賺的錢只夠維持自己的生計。我們靠國家的福利金以及我母親在蓋亞那和蘇利南的兄弟寄來的支票才得以生活。
我的家人和我們的馬來人鄰居所經歷過的貧困生活，為我們帶來許多挑戰，並在許多方面阻礙了我們。它阻礙我的姊妹們接受充分的教育。我們所有的馬來人鄰居也都在中學畢業前輟學。
我相信孫合記和我是我們奧南路那一區唯二最終考上大學的孩子。為什麼我們是這些貧窮街坊裡的例外？當時上大學並不被認為是許多職業必要、甚至有用的準備。我們兩人都有堅強的母親來保護和養育我們。我們都在童年時偶然發現如切公共圖書館（Joo Chiat Public Library），並從小就成為飢渴的讀者。事實上，我們童年的同伴都嘲笑孫合記和我花在閱讀上的時間。
雖然這些個人因素很重要，但也有更大的國家力量在運作。如果孫合記和我在英國殖民地之一長大，而這個殖民地變成一個落後或失敗的第三世界國家，我們就無法完成學業。我們小時候不知道的是，新加坡奇蹟般地開始擁有相對良好的治理（以第三世界的標準來看），這創造了一個有利的生態系，使我們得以成長和發展。從六歲時每天在校長室喝牛奶，到訓練有素的老師總是在乾淨有序的教室裡迎接我們、身為貧困學生的我不斷收到助學金，以及一九六七年高中畢業後獲得的總統獎學金，我的生活因為置身良性發展的國家環境而獲得改善。
回顧我的童年，我可以清楚看到一個治理良好的國家如何影響了我的生活。由於我父母的幾個兄弟姊妹在一九四七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後分散到世界各地，我能夠把我的成長和發展與蓋亞那和蘇利南、奈及利亞和迦納、孟買和加爾各答、香港和日本的許多堂表兄弟姊妹做比較。因為我父親入不敷出，與我所有堂表兄弟姊妹比起來，我的家庭顯然是最貧窮的，而他們的父母有些還成為百萬富翁。但除了我在蘇利南的兩個表兄弟（他們的父親賈馬特．基爾帕拉尼［Jhamat Kirpalani］不管以什麼標準衡量，在商業上都十分出色），我的表兄弟中沒有一個人完成大學教育。
因此，新加坡在我得以擺脫貧困並享受豐富的外交和學習生活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節錄自本書第一章內容）
